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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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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评传

李敖著作3周前更新 f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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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 《蒋介石评传》序(汪荣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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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蒋介石评传》序(李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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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章、发迹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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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节、溪口盐铺之子
  • 第二节、与日本士官无缘
  • 第三节、革命神话举例
  • 第四节、大哥陈其美
  • 第五节、枪杀陶同志
  • 第六节、反袁掠人之美
  • 第七节、拜老头子炒股票
  • 第八节、爱上陈洁如
    *
  • 第二章、粤海波澜多
    *
  • 第一节、向孙中山讨价还价
  • 第二节、原定黄埔校长不是他
  • 第三节、用暴力铲除广东的反对势力
  • 第四节、中山舰浪里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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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三章、枪杆子出政权
    *
  • 第一节、绑鸭子上架的北伐
  • 第二节、抗命中央
  • 第三节、喊着革命反革命
  • 第四节、下野为晋身之本
    *
  • 第四章、内斗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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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节、蒋宋政治婚姻
  • 第二节、有名无实的统一
  • 第三节、比旧军阀更黩武
  • 第四节、中原大战谁之过
    *
  • 第五章、金陵梦魇
    *
  • 第一节、大搞特务
  • 第二节、也是五省联军总司令
  • 第三节、蒋介石与一二八
  • 第四节、胡汉民讨蒋抗日
  • 第五节、黄金十年云乎哉
  • 第六节、星星之火逐渐燎原
    *
  • 第六章、被迫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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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节、为何迟迟不抗日
  • 第二节、被张学良逼上梁山
  • 第三节、如何领导抗战
  • 第四节、失掉最好的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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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七章、蜀中无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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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节、蒋汪双簧之谜
  • 第二节、国共阋墙之故
  • 第三节、蒋美关系之奇
  • 第四节、夫人魅力之大
  • 第五节、毁灭种子之根
    *
  • 第八章、还都前后
    *
  • 第一节、吃掉龙云
  • 第二节、判冈村宁次无罪
  • 第三节、谁废除不平等条约
  • 第四节、出卖外蒙古
  • 第五节、国共和谈因何破裂
    *
  • 第九章、打不过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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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节、自知之明在哪里
  • 第二节、老本愈打愈小
  • 第三节、搞假民主的恶果
  • 第四节、文胆陈布雷之死
  • 第五节、杜鲁门不肯出兵保蒋
    *
  • 第十章、作弄李宗仁
    *
  • 第一节、我打败,你悔祸
  • 第二节、怎样谋杀杨虎城
  • 第三节、从巧取黄金到豪夺黄金
  • 第四节、非法复职
    *
  • 第十一章、孤岛上的父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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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节、亡命又亡国
  • 第二节、老美又来帮忙了
  • 第三节、思想冰河文化沙漠
  • 第四节、屈辱的对日和约
  • 第五节、挡不住的经济起飞
    *
  • 第十二章、朝代的终结
    *
  • 第一节、不能兑现的时间表
  • 第二节、希望渐灭油尽灯枯
  • 第三节、论定蒋经国
  • 第四节、扶不起的蒋三世
    *
  • 历史天平上的蒋介石(汪荣祖)

《蒋介石评传》序(汪荣祖)

李敖和我合写《蒋介石评传》,既属偶然,又有其必然性。

李敖早年第一部传记作品是《胡适评传》,原计划十册,只出了一册,不是写不下去,而是不愿意再把精力花在一个人身上。我自己写完《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一书稿后,也不想再写人物传记。两个人都不想,却又联手,同做冯妇,岂非偶然?

不过,偶然的背后有其必然,如箭在弦,不得不发。天下皆知李敖是蒋家在台湾极盛时期的“异己分子”,因而备受白色恐怖之害、牢狱之灾,自然恨蒋入骨。不过,李之恨蒋有异于蒋之恨共。蒋氏父子痛恨共产党,不仅自己忌讳不谈,而且查禁“匪书”,也不准别人看、别人想、别人谈,完全是避之若吉的态度。而李敖痛恨蒋介石则在牢底读穿《蒋总统言论全集》四十大本,密密眉批,标签犹在。出狱之后,更广事搜罗有关文献,不放过片言只语,将中国大陆出版的全国以及各省文史资料中有关蒋介石的篇章,网罗殆尽。完全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态度。

李敖以一人敌一党,全台湾没有第二个,其勇气已经可嘉,当然不能期盼他以文字打倒蒋政权。然而自然规律请走了蒋氏父子,终结了一个朝代。李敖在剃刀边缘批蒋的时代也一去不返,胜利感之余,不无毋须批蒋的遗憾。但是遗憾之余,却又发现无心栽柳柳成荫。那无心之柳乃是为了批蒋而累积下来的大量研究成果,他的“知彼”功夫,早已使他成为研究蒋介石的“学术权威”,对蒋了解之深,已臻显微镜观察的程度,使蒋介石在李敖的研究里,骨肉袒裎,毛发毕举。这种“成果”如果与“朝代”一起随风而逝,未免是学术上的损失。是我主动向李敖提出,何不把这些成果综合起来,写一部评传,亦可谓功不唐捐。李敖甚以为然,但是他于血战玄黄之后,颇有厌倦之感,更不愿独力任此“艰巨”,要我做他的“战友”,我既提议在先,岂能临阵逃却,多年酝酿后,我们终于1994年的3月里动笔,洋洋洒洒到同年9月已写下四十余万字左右的初稿。

我们合写得很顺利,在朝代结束以后,大有隔代修史的感受。当我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由史料与证据来做裁判与论断。我们虽远隔大洋(李敖住在太平洋之滨,我住大西洋之滨),但由于现代电话、电传通讯的便利,确实是天涯若比邻。1994至1995年时序交替之际,我又飞回台北,在李敖的“金兰大厦”里,夜以继日地并肩工作,做最后的增补与定稿。我们从“故纸堆里”外出散步,呼吸不太新鲜的空气之时,午酌晚餐品尝确实鲜美的佳肴之际,曾分别扮演“魔鬼辩护师”的角色,为蒋试着辩护,但是成绩并不理想,我们只好实事求是,效南董之笔,直叙其事。蒋介石虽一再想以其权势抹杀历史,甚至想把黄埔学生称之为蒋师母的陈洁如,从历史中剔除,成为“无此人”(non-person),以及用“不立文字”、“专立文字”种种手段,迷惑后人。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人纵能篡改历史于一时,终难以得逞于久远,毕竟会有人“写如其人”的。

李敖公开宣称,这部评传由汪执笔,他自己只提供资料。这是向来不谦虚的李敖,对老友兼好友的谦虚。有心的读者不难在白纸黑字的字里行间,看到那来自白山黑水间的磅礴气势与深邃的内涵。所谓“执笔”,实系“顺稿”,因为我们两人文体有异。李敖说我“失之雅驯”,我说他“失之恣肆”,为了读者的利益,在二“失”之间,须求一“得”,如此而已。事实上,西方有声誉的出版社对于任何稿件,虽名家巨笔亦不例外,都须经过“定稿编辑”(copyeditor)之一“顺”。李敖最忌别人改动他的文字,却主动要我“顺稿”,又见他对老友兼好友的特别“照顾”与“慷慨”了。

我们自知这部《蒋介石评传》必定有其瑕疵、有其缺点,更有挂一漏万之处,但我们自信,就历史求真而言,亦必定较所有已出版的蒋传,更上层楼,有其特色。通俗地说,蒋介石的真面目从来没有这样全面地展示过。我们称之为“评传”,不仅对传主特具批评的眼光,而且意在力求史料的完备、考证的详尽、解释的圆融以及叙事的明晰。全书共分十二章,以时间为序,每章分若干节,以专题为主。我们愿将此书献给下一世纪的中华儿女,于世代交替之后,仍能悉其人、知其事。蒋介石曾在金门太武山巨石上刻有“毋忘在莒”四个大字,其实他刻石之时,人仍在莒,不知如何忘法?今兹书出,恰逢蒋介石成“鬼”二十年,宁波话“鬼”与“莒”同音;此书之出,无乃有毋忘此“莒”之效欤!

1995年1月20日清晨写于弗州柏堡

《蒋介石评传》序(李敖)

1975年4月6日的清早,我在蒋介石的黑狱里朝高窗外望,看到禁子牢头——所谓“班长”们——臂戴黑纱,我心里纳闷:“不知哪个外国元首死了?”那时候我已近五年不准看报,消息闭塞,对外面发生的事,所知有限。偶然听到点新闻,也只能瞎猜,不得其详。两三个小时后,牢门打开,“放风”十分钟,我问秦姓班长:“你们戴黑纱干什么呀?”他面露悲戚,偷偷告诉我:“老总统死了。”我闻之窃喜。回到独居房后,即唱暗号歌告诉难友刘辰旦:“老王八蛋死了!”

我生在1935年,今年六十岁。六十年间的一半岁月,都在蒋介石的统治之下,而这一半岁月,又正是人生中的大好岁月。不幸的是,我却被蒋介石拦住,只能落荒而走,难以大道之行。四十岁生日前夜,我在牢房里,躺在蜈蚣与白蚁出没的地板上,构思我的小说——《北京法源寺》,就想到小说中的主角康有为,正该影射我自己;而另一主角西太后,正该影射蒋介石。《北京法源寺》后来分别在台北、北京出版,其中李十力对康有为的一段话,正是借古讽今的样板:

人们谈西太后的罪恶和她这个集团的罪恶,都犯了一个毛病,就是只谈他们当政后他们自己做的,而不谈他们当政后自己做不出来却拦住别人不许别人做的。……因他们拦路所造成中国的损失,我觉得反倒更值得研究。这就是说,不必从正面来看,而该从反面来看;无须从已成的来看,不妨从假设的来看。这样一看,人们会惊讶地发现,根本的问题已经不在他们为中国做了多少,而在他们拦住别人,拦别人路,不许别人做的有多少。

西太后的集团的另一个罪恶,是他们除了耽误中国现代化的时间以外,又拆下了大烂污,使别人在他们当政时和当政后,要费很多很多的血汗与时间去清场、去补救、去翻做、去追认、去洗刷、去清扫、去还债、去平反冤假错。这就是说,他们祸国的现遗症和后遗症非常严重,说粗俗点,就是你要替他们做过的“擦屁股”。他们做拦路虎于先,又到处拉大便于后。……你正好为这一局面做了证人。

这也许是宿业,你命中有这么毒辣的敌人挡住你,她专制、她毒辣、她手段高、她有小集团拥护、她运气一好再好、她长寿、她……一辈子罩住你。……你的整个青春都用来同她斗法,但你一直不能得手。好容易,熬了多少年后,她死了,但你青春已去,你老了。……

西太后统治中国四十七年,蒋介石和她一样,也统治了四十七年(最后二十六年在台湾),他们的祸国殃民,既长且久,但就深度广度而言,蒋介石实凌驾西太后。蒋介石活了八十九岁,寿比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独裁者,他躬逢现代新旧交替之盛,集旧式帮会实务和新式科技统治于一身,为患中国,也就更烈。对这样一个人,理应有像样的专题研究,以至一部好的传记来写他坏的一生。糟糕的是,在他的生前死后,我们都看不到有这样的传记出现。原因在对蒋介石的看法,长久以来,已陷二分,不入于杨,则入于墨,捧之者誉为“民族救星”,并不实史料以褒之;骂之者斥为“窃国大盗”,并想当然耳史料以贬之。蒋介石固然十足“窃国大盗”,但不断以想当然耳史料来对付他,却是违反求真法则与证据法则的。从六十年前左派言论对他的丑诋造谣,到六天前台湾报刊说他二二八时下过“格杀勿论”的手令,都犯了想当然耳的毛病。这样子骂蒋介石,其实骂不到要害。

一年半前,蒋介石的孙子章孝慈,礼贤下士、亲来我家,请我去东吴大学教书,并隐约表示我是蒋家统治时代的受难者、被害人。我听了,对他直说你也是受难者、你也是被害人,甚至比我还有严重的部分。——至少我的母亲还健在,而你的母亲却死得不明不白。我虽然受难、被害,但我手写我口,我还说得出来;但你不能“干父之蛊”,一切就只好“为亲者讳”了。章孝慈坦白表示:他一直对记者否认他是蒋家后代,直到他哥哥章孝严先承认了,他才只好承认。这种有苦说不出,岂不是受难之首、被害之尤吗?

我虽然又受难又被害,但我会“自力报复”,报复的方法就是专题研究我的敌人,并且一波又一波的写出真相。十年来,我写了《蒋介石研究》《蒋介石研究续集》《蒋介石研究三集》《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石研究五集》《蒋介石研究六集》六本专题研究的书,编了《拆穿蒋介石》《清算蒋介石》《蒋介石张学良秘闻》《侍卫官谈蒋介石》四本专题研究的书,又策划出版了几十种批蒋的书,历来研究蒋介石的人和中外学者,在这一专题上的成绩,自然无出李敖之右者。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尽管在专题研究上如此辉煌,但在一部好的传记来写他坏的一生上,我却始终未能着手,思念起来,不无遗憾。

这一遗憾,终于由好友汪荣祖的倡议、合作,最后得以解决。

汪荣祖比我小五岁,在台大历史系比我晚两班。我在台大毕业后做预备军官一年半,退伍考研究所,与荣祖的太太陆善仪同班。他们后来都去了美国。他们同班四年,止于同学,没有料到在域外缔为佳偶,三十年来恩爱不衰,在学业上更是相得益彰。荣祖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得博士,现在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柏堡)做资深教授,曾任师大历史研究所客座教授、美中学术交流会访问学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研究员、上海复旦大学访问教授等职。他在文史领域内博学驰骋、著作宽广,《史家陈寅恪传》《史传通说》《康章合论》《章太炎研究》《晚清变法思想论丛》、《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SearchforModernNationalism:ZhangBinglinandRevolutionaryChina《学林漫步》等著作,都是他学贯中西古今的文证。五年前,我在《汪荣祖〈章太炎研究〉序》里说:“台大历史系老同学汪荣祖是我最佩服的历史学者。在我眼中,成为历史学者除了历史在行外,还得有伟大的正义感。环顾中国,两者兼具的,荣祖要列前茅。”正因为荣祖有这些高迈的品质,当他提议与我合写一部《蒋介石评传》,我就欣然追随。

由于我希望在蒋介石死掉二十周年之日出版,借以雷霆万钧之势做盖棺后的定论,因此写作时间,不过一年。而这一年之间,荣祖课余之暇,搁下其他研究工作,全力以赴,本来约好从旁襄助的我,却闪在一旁,看似偷懒,私下的理由也有一二:理由之一是我要荣祖放手去人尽其才,把他推到第一线,榨取出他私下研究蒋介石的全部家当,他多年前曾有写作THEGEMOUNMASKED:ChiangKai-shek,1887-1975一稿的计划,对蒋介石的论定,原亦有成竹在胸;理由之二是本书正文由荣祖执笔,我的主要工作是配图、配史料,但一年下来,正文已近五十万字,已满预定字数,我的配史料工作,决定另成《蒋介石评传补注、引用与主要参考书目及索引》一册,将来并于书后,以期完整。所以,可以这么说:本书论定蒋介石虽已“围标”功成、“钻勘”备至,但在配史料方面,尤其在配新出史料方面,自有待与日俱新。我曾跟荣祖说:“我们的评传出来,完全可做到每一事件都论定出结论的境界,纵使新史料出来,也只能更印证我们结论的正确,而不能推翻我们的结论。”荣祖和我能达到这种境界,也正显示了两人的功力所在。

本书的完成,陆善仪始终其事,功成不居;张锦郎、刘显叔寻访秘本,嘉惠良多;吕佳真独任编校,躬亲细务,荣祖和我特别感谢他们。

最后要特别申明的是,以李敖对蒋介石的憎恨,立论是否客观,或启人疑窦,我的答复是我在《〈蒋介石研究〉自序》中的一段话:

虽然在情绪上,我对蒋介石深恶痛绝——我是伍子胥;但在行文上,我却有历史家的谨严,全凭证据来“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我是沙尔非米尼(GaetanoSalvemini)。沙尔非米尼是意大利历史学家,他因反对大独裁者墨索里尼(BenitoMussolini)的法西斯政权入狱,但他日后下笔写墨索里尼,却凭证据来说话,教人心服口服。

正因为我有这种情理分明的自信,我才敢与荣祖联手,写这样一部学术著作;正因为我有这种深恶痛绝,我才愿在垂老之年仍不放过蒋介石,写这样一部复仇之作。我在《北京法源寺》里写李十力对康有为说:

你的不幸,是你一生都跟这死老太婆密不可分。你同她好像是一块硬币,两人各占一面。……

你们被命运硬铸在一起,这就是说,尽管你们相反,有荣有枯,但你们属于同一个时代,也象征同一个时代、也构成同一个时代,如今她那一面没有了,你这一面,代表的只是断代,不是延续;只是结束,不是开始。

对我说来,这本书的完成,象征的,的确是个全面的结束。——我终于结束了蒋介石,同时也结束了我一生中最快意恩仇的一页。——他死了,但我青春已去,我老了。

1995年3月12日,在中国台湾

第一章、发迹以前

第一节、溪口盐铺之子

蒋介石飞黄腾达之后,日理万机,仍不能忘怀传统宗法意识,对寻根认祖,兴趣极浓,以至于一再修谱,甚至于1948年,国共内战已打得不可开交、蒋政权已摇摇欲坠时,仍要循例大修特修,聘吴敬恒为修谱总裁,陈布雷为总编纂。此次修谱在宁波找到一个祖宗头,并一直追到公元前12世纪的周公。毛思诚主编,陈布雷校订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便说明蒋介石“其先出自周公第三子伯龄”。蒋介石颇感高兴,然而如此家谱,不过是后人的“创造”,何异李唐自比陇西望族,以及章炳麟为杜月笙写《高桥杜氏祠堂记》上比望族?其实英雄不怕出身低,蒋介石的列祖列宗里,哪里出过像蒋介石那样天字第一号人物?又何必要从祖宗里去找光显呢?

比较相干的,可从蒋介石的祖父蒋斯千说起,蒋斯千字玉表,生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到中年时,太平天国起事金田,攻占南京,江浙一带兵荒马乱,蒋斯千勉强苟活,直到晚年才能在浙江奉化溪口镇(亦名锦溪村)上开了一家玉泰盐店,以酿酒卖盐为业,生意不错,营业因而扩大,兼售大米、菜饼、石灰等货色,奠定了家业。

这份家业由蒋斯千的次子蒋肇聪继承,蒋肇聪字肃庵,生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此人更能经商,玉泰盐店的规模因而益大,于溪口镇上占有三间店面,并设有作坊,雇用经理、账房、伙计、学徒以及临时性长工多人,资本不下二三千银元。经商得意使蒋肇聪赢得“埠头黄鳝”的绰号,意谓其人灵活,旁人占不到他的便宜,俨然是乡里名人。他人既外向,喜欢管闲事,乡人也喜欢他管闲事,无疑是当地一个活跃分子。他的元配徐氏,光绪八年(1882)去世,继配孙氏,光绪十二年(1886)去世。三娶王氏,名采玉,就是蒋介石的妈妈。蒋妈妈的父亲王有则(1820-1882)于蒋介石出生前五年就已亡故,但后来却把他形容成同情太平天国的革命先驱,并说蒋介石的“爱国主义”是继承他外祖父的(见熊式一英文蒋传,第15页),未免挂钩得离奇。外祖母姚氏倒是至蒋介石十八岁时才去世,与寡母相依为命。

蒋介石一生中一再颂扬他的妈妈,却很少提到他的爸爸,因他爸爸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逝世时,他仅九虚岁,完全由母亲扶养成人。蒋母固然是蒋父的第三任妻子,蒋父也是蒋母的第二任丈夫。原来她先嫁溪口曹家田村俞姓为妻,但丈夫不到三十六岁就死了,遂返嵊县葛溪乡娘家,一度曾至乡里尼庵守寡,因堂兄王贤棣在玉泰盐铺当账房,乃介绍给蒋肇聪做填房。后来,蒋介石请人写了一篇墓志铭,称赞印象不深刻的父亲。

王采玉再嫁时只有二十二岁,翌年(1887)10月31日就生下蒋介石,族名蒋周泰,小名瑞元。后来又生了两个妹妹瑞莲与瑞菊,瑞菊不到几个月就夭折,大妹生于1890年,嫁给后竺村的竺芝珊为妻。另有一弟弟名周传,小名瑞青,生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死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只活了四岁。

蒋周传死的时候,蒋介石只十一岁,从“亡弟瑞青哀状”可知,他妈妈死了小儿子的时候,比死了丈夫更痛苦,痛苦之余,做了两件事:一是硬破“吾家族规”要蒋介石把儿子蒋经国做蒋周传的后人;一是“为配王氏女合葬之,且为之立嗣”。这两件大手笔,都是违反正统中国文化的。

所谓“为配王氏女合葬之,且为之立嗣”,就是找到一位王家的早夭女儿,给蒋周传“冥婚”,“冥婚”之后,死人蒋周传就有了被继承人资格、就可以立蒋经国为后,蒋周传这一支就不绝后了。

“冥婚”是中国文化,但却不是正统的。例如曹操的小儿子曹冲死了,因为死时只有十三岁,曹操怜其少子,就想来一次“冥婚”。正好邴原有一个女儿早死了,曹操找到邴原,要把两个孩子合葬。不料邴原却不买账,邴原说:“原之所以自容于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训典而不易也!若听明公之命,则是凡庸也!明公焉以为哉?”邴原为什么拒绝曹操呢?他的理论根据是这样做不合于“训典”,他所指的“训典”,显然是指《周礼》这部经书而言。在《周礼》的“地官”(媒氏)一节,有这样的话:“禁迁葬者与嫁殇者。”再按注解,“迁葬”是指“生时非夫归,死而迁葬之,使相从”;“嫁殇”是指“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谓嫁死人也”。两者统而言之,都是“冥婚”。而这种“冥婚”,不管死者成年没成年,按诸传统经典,都是违背的,在中国正统思想中,对这些是完完全全明明白白禁止的。

从反面角度推测,中国经典中对“冥婚”的禁止,正暴露了“冥婚”的流行。《周礼》这部书,专家结论是战国的作品,所以,书中禁止“冥婚”的话,足以反证当时这一现象的普遍。前面所引曹操的例子,显然曹操是有所本的,只不过他本的,是民俗中的传统文化,而不是经典中的传统文化。这种民俗中的传统文化,走火入魔以后,是很邪门儿的,邪门儿到有这样的怪事:——《元史》(列女传)记有一位杨氏,丈夫死后,公公为了给儿子“冥婚”,甚至置在世的儿媳归于不顾,硬要先给讨个鬼婆!

曹冲的冥婚是中国史上第一件最有名的“冥婚”,在曹冲以后,历朝各代都不乏显例,换句话说,历朝各代都不乏有违背经典的人出来,主持仪式,大结其鬼婚。王太夫人为小儿子“冥婚”,并给蒋经国另来一个爸爸,显然属于这一派。有趣的是,她自己不跟合法的丈夫合葬,却把小儿子跟不合法的太太合葬,她大脑中的中国文化,可真是矛盾乱来的了。

中国正统思想是长子继承制,长子是“大宗”,“大宗”一支没有儿子,要找人过继,叫做立后,但这乃指成人而言,不指殇而言。殇是十九岁以下早死了的人,按规矩,殇不立后,除非他是战死的。孔夫子说:“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虽欲无殇,不亦可乎?”就是指此。

薛蕙《为人后解》说:“礼之所以立法,曰重大宗也;小宗无子,以为可以绝者也,故不为之立后,大宗无子,不可以绝,故立后以继之。”正因为中国正统思想如此,所以,“大宗”的长支长子都不准过继给他支,要自己留着。1923年《中华民国民事习惯大全》记湖南永顺县“长支长子不得出继他支”,就说:“永顺县人民,泥于古来大宗小宗之义,对于长支长子,均不准出继他支,盖恐乱宗法也。”就是显例。不但“大宗”有儿子不得过继给人,“大宗”(长房)没儿子还得把弟弟(次房)的儿子过继过来,这叫“大宗不可绝”。但是,弟弟这边,如果只有一个儿子,过继给“大宗”,自己反倒绝了后,总未免伤感情。于是,聪明人发明出”一门两不绝“的规矩,一个儿子,干脆给两头做儿子,既承长房,又兼承次房,叫做兼祧。祧是继承为后嗣的意思,兼祧就是给两房做儿子。

蒋母王采玉不知道她不该为殇立后,也不该为次房立后。纵使立,也要“大宗不可绝”,至多只能搞“一门两不绝”的兼祧,而不该直接把蒋经国全盘搬到老二家里,这样太危险了,因为极可能使长子蒋介石这一支绝了后!但王太夫人不管这么多,她偏爱死去的小儿子,硬逼蒋介石这样做!

蒋介石文中说“己未岁,吾母为配王氏女合葬之,且为之立嗣”。“己未岁”是1919年,已在蒋周传死后二十一年,也就是这四岁亡童冥岁二十五岁之年,王太夫人在小儿子死后二十一年还大搞这一套,显然颇使蒋介石头痛。但蒋介石为了“不忍重违母命,以伤骨肉之至情,不获已,仍以长子经国嗣之”。蒋经国过继这年,蒋纬国只有三岁,蒋纬国的生父不是蒋介石,是戴传贤,他被蒋介石收为次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与王太夫人一直施压力把蒋经国给蒋周传有关。蒋介石头脑很旧,他怕自己长房这支绝后,故抱来蒋纬国垫底,这样在形式上,至少不太难堪。蒋介石在文中故意用“今吾‘生’有二子,以母命长孙经国为吾弟后”的语气,更可印证这一假设。

蒋介石在母爱上,争不过夭折的小弟,印象深刻,甚至形诸笔墨,很可以解释他两方面的强烈反应。一方面蒋介石从小顽皮,自称“六岁就学,顽劣益甚”,害得他妈妈“训迪不倦”。这是在下意识中对母亲偏爱的一种“抗议”,以及为了引起母亲注意或争夺母爱的表现。而这种顽劣又演变成一种“无赖”的性格,蒋介石小名瑞元,“瑞元无赖”久已闻名溪口乡里间,有好几则“口说历史”,为此提供了一些具体的例子。如奉化有旧历新正参拜宗祠后分芝麻糖的习俗,但蒋介石小时候不肯按次序领糖,要抢先。经别人阻止后,竟倒地弄得满身污泥,然后往人群中乱钻,别人只好让他先领。又据蒋介石同学蒋周兰的女儿玉英说,蒋介石在私塾读书,不守规矩,遭塾师打手心,但还未打着,就已倒地打滚哭闹(参阅汪日章、唐瑞福《蒋介石的故乡》,第27页;毛炳岳《蒋介石的外婆家——葛竹》,第41页;陈志坚《我与蒋家婆媳曾生活在一起》,第73页)。

这种无赖性格,在其童年时期已定型,然其表现却不限于青少年。即使其飞黄腾达之后,屡次下野作为以退为进的要挟,五十岁后的西安事变,被孙铭九捉住,坐在地上耍赖,以及六十岁以后对付李宗仁代总统的种种政治手腕,都可在他的“无赖性格”上找到渊源。至于他一生之中,有计划有系统的捏造历史以及掠美,以自光显,更与此一性格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另一方面,蒋介石下意识中争取母爱的强烈愿望,表现于他毕生对他妈妈不寻常的景仰、表扬与怀念。当王太夫人于1921年6月14日去世时,蒋介石葬之于溪口之北的白岩山。夫妻死后要“同穴”,就是要合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项目之一。不但合葬,甚至有的还要同一口棺材呢!古代有一位汴梁儒士孟志刚的夫人衣氏,丈夫死后,她吩咐棺材店老板说,我先生殉葬的衣服很多,请把棺材做个特大号的。结果棺材做好,她说:“吾夫既死,与之同棺共穴可也。”就自杀了。自杀的目的之一,显然图个同棺共穴的方便。

蒋介石没把父母合葬,显然与中国文化不合,也显然是不孝。但是,照国民党的宣传,蒋介石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人,也是史所罕见的大孝子,既然如此,为什么他要这样呢?

这种邪门儿,蒋介石自己在1922年10月写《慈庵记》时,提出了解释:

岁次癸丑,吾兄锡侯与中正既安葬先考肃庵公于县北之桃坑,时先慈王太夫人健在,谆嘱吾兄与中正曰:余百年后,不必因袭俗礼同穴,以余墓之工事,重惊尔父之灵,当为余营别圹。每中正归省,无不以此见责,且自置墓碑,以示其意志之坚决。易箦时,又以是为遗嘱于吾兄弟二人者。中正既未能尽色养于生前,复何敢违先人治命,滋厥咎戾!因于辛酉岁,卜吉鱼鳞岙中垄,为先慈安灶穸。呜呼!四明屏列,望之巍然,而母仪壶范,已可仰而不可接矣!淅沥萧飒,泫然泣然,令人入于耳而不忍闻者,其唯墓前潺潺之漪流:而堂上之梵声、庭前之徽音,则邈然不可复闻。永怀鞠育,昊天罔极,触景伤心,徒令孤哀增陟屺之感已,循兆域而东,有蹊介然,可达白崖西祠庙,蜿蜒陂陀,曲折如羊肠,蹑足下行,可百余武,势忽坦夷,仰瞻茔墓。睾如也。用复辟地二亩,鸠工筑墓庐三椽,吾兄锡侯董其事,姐婿式仓宋先生襄成之。癸亥冬月工竣,值先慈六秩诞辰,中正适于是日自西欧倦游归,展墓毕,因得升堂尽礼,以告服阕。翌日,乃奉曾祖析增公以下至季弟周传之神主于堂之中,标额曰慈庵,以成先慈建庵供佛未竟之志,而又配祀先考肃庵公,权合古人拊庙之义也。中正幼秉懿训,长劳倚闾,曾几何时,星沉露冷,从此白云孤庵,但有悽望心恻而已。呼呼!悲夫!

这篇文章中最重要的一段,是说他妈妈生前,曾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嘱咐过他哥哥和他,死后“不必因袭俗礼同穴”,这是公然违反礼俗的。而违反的原因,只不过是同穴要重新启墓,这样会“重惊尔父之灵”。这种说法,未免太牵强了。事实上,自古至今,夫妻除非同时死的,否则后死的下葬,总未免要把先死的“重惊”一下,纵“惊”也不过只此一次,以后是万年相伴,怎么可以怕“重惊”为理由,严嘱不得夫妻合葬呢?

这个真相,在我们读1921年6月25日蒋介石《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中,首先得到了脉络。蒋介石写道:

先妣自幼即以智慧称于里闬,课读女红,他姐妹均弗及,故外王父母钟爱特甚。来归吾先考也,乃继先妣徐、孙两太夫人之后。徐太夫人生吾姊瑞春与兄锡侯,先妣教诲鞠育,视之无异己出,婚嫁之事,一身任之。自产中正后三年,而瑞莲妹生,又三年而生三妹瑞菊,菊妹不幸而夭,亡弟瑞青则又后菊妹三年生,其居吾弟兄行为最末,而天赋殊姿,兄辈均莫能及,以故先妣爱之尤笃。先考既弃养,先妣为吾弟兄三人析产,以兄为前母所生,独厚予之。分爨未及二年,而瑞青弟殇。先妣悲痛深至,精神与躯体因之乃大衰耗;而其期望中正自立之心,亦于是益切矣。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用文字道出,在他妈妈嫁他爸爸以前,他爸爸有过太太徐夫人与孙夫人。

现在,一个画面出现了。他爸爸既有亡妻徐夫人、孙夫人,则在“同穴”的排名规矩下,丈夫埋在正中,左右自为徐夫人与孙夫人,蒋介石的生母王夫人若埋在一起,也得靠边站了。不论埋在丈夫左边是右边,中间都隔了一个女人。这大概是王太夫人不愿意合葬的真正原因吧!

这个想法,当年受命在蒋介石家乡办武岭学校的校长张明镐,在近年写《蒋介石在溪口》一文里,有了权威性的调查与记述。张明镐说:

王氏在生前曾对蒋介石谈起自己百年后的坟地。因为蒋介石的父亲和前妻徐氏、孙氏的坟墓合葬在溪口镇北一里许的桃坑山,如果将王氏棺柩与他父亲合葬,王氏就得屈居徐、孙之下,这是王氏所不愿的。蒋介石当初曾向他的生母建议,将桃坑山父坟迁葬,单独与王氏合穴,但王氏亦不愿这样做。她态度坚决地说:“瑞元(蒋的小名),你千万要记住,我将来坟墓不要与父亲合葬。”蒋介石是个满脑子封建迷信的人,他请了广东和江西走红的风水先生在溪口附近到处找寻“龙潭虎穴”、子孙兴旺的好坟地,最后选定在白岩山山岙,作为他母亲的墓穴。

是以蒋介石只是善体母命,不愿与先夫以及二个前妇合葬,位居第三。而特别营建的蒋母之墓又别具风光——位于半山间风景绝佳处,还请孙中山亲题墓碑。1921年落成。此后又在墓址另建洋房三间,号称“慈庵”。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大权独揽,形同天子,更扩建“慈庵”,营建坟庄,外门题额“墓庐”,入墓庐大门,即见“慈庵”石碑,然后至山峦间的“蒋母之墓”。另有中西合璧式的住宅。“慈庵”中石碑林立,无非讴歌母子二人的伟大,表示母因子显的光耀。然而文化大革命时,蒋墓被红卫兵砸掉,母又因子得祸。蒋介石闻知后“无限悲痛”,于复次孙蒋孝武函中有谓:

近日因故乡慈庵为毛匪炸毁,无限悲痛,此乃余一生最大不孝之罪孽,望你们亦应永记此一仇恨不忘,为家为国建立大业,光先裕后,以雪此一家仇国耻也。(亲笔复印本)

他把母墓被毁的“家仇”等同“国耻”,要他的子孙永铭不忘。

蒋介石这种自称“无限悲痛”的情况,蒋经国在《守父灵一月记》4月27日条亦曾提到:

此身居台湾之慈湖,此心则以故乡祖母之慈庵为念。当年父亲闻红卫兵毁祖墓之讯,苦痛万分,曾来慈湖角板山小住数日,父亲名此小筑为慈湖,其意即在纪念祖母也。

此则把“蒋母之墓”等同“祖墓”,道出只以“慈庵为念”。他又在台小筑慈湖,其意只在纪念王太夫人。凡此可见蒋介石对他母亲的特殊感情,然而他把自己的妈妈描绘成一个愿意让儿子为国牺牲性命的伟大女性,未免把一个村妇夸张得太厉害,难以符合实际情况。

第二节、与日本士官无缘

蒋介石去日本之前,先于五六岁时在家延师启蒙,后来又进私塾,读四书五经,接受科举式教育,并于1902年到县城奉化应童子试,考中童子试以后,才能报考秀才,结果连童子试都未考取。黎东方于《蒋公介石序传》中说:“他见到试场中种种不合理与腐败的现象,下决心再也不去参加这种考试了”(第16页),是明显的曲笔。其实义和团之乱以后,1901年订立《辛丑条约》,清廷有鉴于国耻与国祸之逼上眉睫,乃决心办新式学堂,派送留学生出洋,并于1905年取消科举考试。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这种考试”可以“参加”了。蒋介石不过是顺从时尚,不再考试而进了新式学堂。进洋学堂是当时的新出路,并不一定表示要“追求革新精神”。

蒋介石于1903年进的洋学堂是奉化的凤麓学堂,筑有楼房教室与操场,大约有一百名学生,总教习(教长)姓竺名麐祥,当过前清翰林。学堂的课程虽包括英文、算术等西学,但经史旧学仍占很大的比重,几乎是新瓶旧酒,引起学生们的不满,蒋介石参与其中,并被推为代表向校方交涉,由于“情态激烈”,几乎被开除学籍。“情态激烈”正符合蒋介石被同学取的绰号——“红脸将军”,动不动涨红脸孔,与人吵架。此一事件很可能促使蒋介石于翌年转学到同一县城的龙津学堂。过了一年,再转学到宁波的箭金学堂,不到一年又回到奉化的龙津学堂。龙津学堂有两个日本教师,很可能在日本人的影响下,十九岁的蒋介石渴望到东洋去留学。留学在当时早已成为风潮,并不特殊。许多传记作者认为,蒋介石到日本去为了革命,并且说于出洋前在宁波剪了辫子,托人送回溪口老家。这是事后聪明。请看张群的回忆:

到日本留学是我生命史中值得值得纪念的一章。因为我不但在那儿认识了蒋先生,而且遇见了许多后来共倡革命的同志。我本来准备学步兵的,可是与蒋先生一见如故,于是不学步兵而学炮兵,以期与蒋先生朝夕相处,共同切磨。我们当年都是留发(带辫子)出国的。到了日本就把辫子剪掉,这也是从事革命的第一个表示。(陈香梅《张岳公闲话往事》)

到日本才剪辫,不一定是革命示决,也很可能入境问俗。最可注意的是,此已是蒋介石第二次出洋,仍带辫子,可见在宁波剪辫托人带回溪口,都是虚构。

蒋介石第一次到日本1906年的4月,年底前就已回国,原因是他想学军事,但清廷已与日本政府有协议,不准中国学生自费学习军事,只收国家保送的学生。蒋介石遂于回国后进入段祺瑞任督办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校前身)。后来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包括1949年以后的台湾),小学课本中有一则沿用毛思诚所记(见《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一册第三编,第9-10页)有关蒋介石的爱国故事,说是日本教官在中国学生面前把四亿中国人比做微生虫,蒋介石反唇相讥,说是日本有五千万人,也像五千万只寄生细菌,日本医官羞愤之余,见到蒋介石没有辫子,指着秃顶就咆哮说:“你是否革命党?”最后一句露出了马脚,张群明明说,他与蒋出国时都是带辫子的。这种故事,与华盛顿砍断樱桃树的故事一样,都是政治神话。而北大历史系出身的王俯民在洋洋洒洒的《蒋介石详传》中,仍将此神话当做信史来转述呢!(见上册,第22页)

蒋介石与陆军速成学堂的六十二名学生,一起于1908年的春天,到东北的陆军部集合,自大连乘轮船赴神户,然后转往东京,进入振武学校。

振武学校是什么样的学校呢?话说自庚子义和团大乱后,中国统治者脑袋开了点窍、乐见留学了。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到三十三年(1907),几年之间,中国留日学生数目就冒出了一万多。这种数目,后来一直增加,但增加归增加,素质却大有问题,因为跟不上日本的正式学校课程。于是,专为中国人设立的补习班式学校,便益形必要。这种学校很多,在法政方面,有法政大学;在普通补习与师范方面,有宏文学院;在陆军方面,有成城学校、振武学校。

在振武学校之前,中国留学生学陆军的,都先入成城学校。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成城停收中国学生,改由振武学校接手。振武学校成立于这年7月,地点在东京牛込区河田町(现在是东京女子医科大学所在)。受训期为三年,毕业后分发日本国内各联队实习。所以,这个学校并非如黎东方等人所说,是日本士官的预备学校,而是帮助中国学生学军事的预校,与士官根本无关。蒋介石在振武学校,时间是1908年(光绪三十三年)到1909年(宣统元年),所受教育,还不到三年。

根据1904年(光绪三十年)阴历四月的练兵处《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当时所选学生要“年在十八岁以上,二十二岁以下者”,蒋介石进振武学校已二十一岁,年纪不算小了。据振武学校编《振武学校沿革志》,改三年制后,上课总时数如下:

一、军事课程:学科265小时,术科615小时,共880小时

二、普通学课程:日本语言1734小时,史地246小时,数学(包括算术代数几何三角解析几何)912小时,理化300小时,博物(包括动物植物人体生理矿物)104小时,图画(偏重于军事绘图)189小时,共3485小时

二者合计:4365小时

对照起振武学校创办时期的《课程概要》(实藤惠秀著《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三年制的课程,日本语文方面多了1212小时,比起没改成三年制以前,改了半天,重点不外在加强日本语文训练而已。综合观察起来,三年期间,除了军事课程外,蒋介石所学的,远在今天高中生的课目以下,甚至是初中生以下(注意课目中有算术,就是初中生的程度!)足见他的教育程度,只是相当于初高中程度而已。再说,蒋介石入校在1908,按说已是三年制,但从钦定年表核算,他的修业年限,至为可疑,因为明明不足三年。据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说:“中国武备学生接受预备教育的期限,因学校、时期而有所不同。成城学校时代概为十六个月,而振武学校则有数次变更。创立之初为十五个月,1905年10月,改为十八个月,次年,再改为两年,旋改为三年,直至该校废止,未再有更动。”蒋介石似是“旋改为三年”时期的三年制,故虽说三年,实在成分不足也。

蒋介石当时叫蒋志清,于1910年冬天,自振武学校毕业,时年二十三岁,遂即分配到北海道新潟县高田镇的十三野炮联队实习,此时他身高169.4公分,体重59.2公斤。(据高田市史记载,见《蒋总统秘录》第二册,第213页)实习生是二等兵,生活十分艰苦。至于军事训练,主要是喂马,以及替军马“擦热”,使马在严寒中血液流通,并没有真正学到军事科技。据毛思诚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说,十三联队的师团长长冈外史与联队长飞松宽吾,对二等兵蒋志清“甚优遇”。(见第一册第三编,第14页)但事实上师团长对蒋全无印象,直到1927年蒋至日本送照片并赠“不负师教”题词,长冈才知曾有这样一个二等兵。(见坂部护郎《将军长冈外史》,第278页)既不知,何来“优遇”!

但是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主席的钦定履历中,赫然有“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最高学历。(见民国十八年《中国国民党年鉴》)1937年5月出版的《蒋介石全集》,于《传略》中也赫然有“初入日本振武学堂,继入日本士官学校”字样。(见上册,正文第1页)比后宣传顺流而下,公私各家莫不视为事实。邓文仪编著的《蒋主席》,说得最神龙活现:

到了日本,起初是进东京的士官预备学校,那是我国政府专为我国留学生升入士官学校的准备而设的。后来考入士官学校。在士官学校的时候,专心求学,正因为求学心切,谢绝一切游乐,因而无形中和一般娇生惯养、徒事游荡的留日同学隔离开来,竟被人误会为高傲。这是不曾了解他;与其说高傲,不如说他率直。(第8页)

邓文仪偷天换日,居然把名不见经传的振武学校换作赫赫有名的日本士官学校了。当然有不少中国学生自振武学校毕业,经实习后考入士官,像士官四期的蒋作宾、第六期的孙传芳、阎锡山、第十期的张群等等,但蒋介石并没有进士官,更无从毕业。从昭和十五年十月兴亚院出版的《日本留学中华民国人名调》中,可知自第四期至第十期,每期毕业生名单中都没有蒋介石。第十一期以后,是何应钦、谷正伦、贺耀组他们了,名单已近“晚辈”,当然更没有蒋介石了。附带一提的是:以上各期中,全部姓蒋的只有四人。其中第四期蒋作宾是湖北人、蒋隆棻是湖南人;第五期蒋国经是湖南人;第六期蒋荫曾是湖北人,都不是浙江人,自然也没有是蒋介石化名的可能。蒋介石早年学名蒋志清,自然也没有另有学名的可能。所以,从士校各期名单中,蒋介石不列名籍,已经证据确凿矣!

其实英雄不怕出身低,士官不士官并无关系,但是蒋介石却是十分在意的,李宗仁有一段有趣的回忆:

蒋先生原名志清,弱冠时曾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因不守堂规而被开除。后往日本进陆军振武学校,接受军士教育程度的训练。回国后,却说他是日本士官第六期毕业生。此次到了北京,乃派曾一度任其副官长的陈铭阁(河南人)到米市胡同南兵马司和士官学生同学总会负责人刘宗纪(士官第六期,曾充孙传芳的参谋长)接洽,并捐五万元,作为同学会经费。那时有些人,像四期的蒋作宾、雷寿荣,六期的杨文凯、卢香亭等,就向刘宗纪质问,哪里出来这个叱咤风云的大同学呢?刘说,捐巨款还不好吗,何必深究呢?(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第570-571页)

这种在意,多少透露蒋介石性格中的自卑感与不安全感。亦由于这种在意,使许多文学侍从,不惜把士官的衔头套在他身上,或尽量把他与士官挂钩。实际上,蒋介石的最高学历是而且仅是振武学校出身,“直接送进联队”的阶段而已,距离士官毕业,还十分遥远。总之,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所得学历只是军士教育程度的训练,阶级只是上等兵。如此而已。

第三节、革命神话举例

在辛亥革命之前,蒋介石并无明显的革命动作。蒋介石于第一次出洋前就剪辫示决,完全是后人的伪造。蒋生于清朝光绪年间,理论上和习惯上,凡是当时大清子民,男的都要留辫子。留辫子本是满清入关时,检定汉人人心向背的一个形式条件,相习成风后,相对的,日后剪辫子也就变成“革命排满”的一个形式条件,所以,谁先在清廷没倒前剪辫子,谁就值得佩服。不过那时剪辫子,多是在外国的留学生或是在洋人租界的中国前进分子干的事,在满清统治地区,剪辫子可就不可思议、大成问题了。据董显光《蒋总统传》说:蒋自日本回来进保定军校,“校中一切学生除蒋总统外皆有辫发”,这一说法,历来蒋介石传记都是众口一辞,直到1985年出书的《蒋介石传》(国民党军方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德籍远东问题专栏作家施德曼与费德林史坦夫妇合著,国立编译馆主编、辛达谟博士译),还都这样一路宣传、相沿不断呢!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真的在严格的军校管理中,人人有辫子,唯独蒋介石可以“唯公无辫”(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中语)而不受“制裁”吗?这种逸出常识的说法,真令我们难以相信!

一张蒋介石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同学合照的相片,照中蒋之发型,赫然是留发辫子式的正面发型,可见“唯公无辫”之说,根本是捏造的神话!何况同学张群回忆,一再说当年一起带辫子出国的。所以,蒋于民国前六年(1906)就“自剪辫发”,表示革命反满的决心,绝非历史真相。

蒋介石到日本入振武学校读书,从1908年8月到10月里,学生抗议校方实施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闹学潮,要退学。日方档案对此事有记录,然闹事的学生中有张群,而没有蒋介石,可见他并不很积极。

蒋介石在留日期间,亦并没有加入一个叫“丈夫团”的秘密团体。日本记者古屋奎二写的《蒋总统秘录》中说,蒋与张群一起加入,又说“和黄郛一同创办《武学杂志》,这个杂志,也是留学军事的革命青年们的重要言论机关”,以证蒋当年确实加入了“丈夫团”,掩遮了历史真相!不可不辨。

据《李烈钧自传》稿本所述,可知“丈夫团”为士官学校里中国学生的小组织,由李和黄郛(字膺白)等人发起。

郛学测量,当时颇激昂,常谓众人曰,满洲政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国人应起而推翻之,古人尝谓“当仁不让”,又曰,本校人数甚多,良莠不齐,应有严密组织小团体之必要。当时赞同其说者颇众,于是商议命名,众皆默然,郛笑谓众人曰,孟子不云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我辈既以推翻满清为责任,必须且有不屈不挠之精神,不移不淫之毅力,革命乃克有济。众皆服其说,遂命为丈夫团,而推郛为首,召开成立大会;初本秘密组织,嗣为留东同学同志所知,咸要求参加,团中有持异议者,以我等乃士官学校,所习者武功,若辈所习者文事,文武殊途不宜加入,而成城学校之会员,要求者再,于是选其优秀及诚恳可靠者若干人请其参加,遂改名曰“丈夫成城团”,复开成立大会,故此一组织,有两次成立会,亦佳话耳。

于此可知,“丈夫团”紧接同盟会而成立,应在1905年,为同盟会中学军事同志们的盟中加盟,团员人数极少。据《黄膺白先生家传》说“合同志中之尤坚贞者,得二十五人”,阎锡山的《回忆录》则说是二十八人,沈云龙撰《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谓一共三十二人,又据黄郛的太太沈亦云写的《亦云回忆》,团员有三十四人。另一方面,阎锡山提到的二十八人中,有五人不见于沈云龙的笔下,如统统算入,团员可达四十三人,但其中并没有姓蒋的(丈夫团成员表可见于李敖《蒋介石研究续集》)。

张群是和蒋介石同船在1908年春天去日本的,“丈夫团”有他的名字,却没有蒋介石的名字,自然反证了“丈夫团”没有吸收蒋介石。因此,所谓蒋介石是“丈夫团”团员之说,不但文献无征,甚至不见于他早期“钦定”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这书只承认他加入同盟会)。可见《蒋总统秘录》扑人而来的蒋介石“并且和张群都加入了在同盟会会员中的军事留学生们所组成的一个秘密团体‘丈夫团’”之说,完全是七十年后的追加。

直到1911年辛亥年的夏天,因四川保路风潮激荡,蒋介石应陈其美之召回沪,“密商举义计划”(见《陈英士先生年谱》,第19页),寻因假满返日,重回十三联队。未久,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又得陈其美电催返国,即向日本师团长请假,然师团长与清廷陆军部有约,非得清方许可,不能擅自回国,遂向联队长请假四十八小时,明知不可能于期限回营,实借此乔装返国,有如逃兵,事实上亦一去不复返营。然而史学家黎东方却把此一仓皇归国,根据靠不住的道听途说,逭染得像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荆轲入秦:

蒋公在日本听到消息,立刻约集了在高田野炮兵第十三联队的十几位中国同学,积极准备回国。联队长飞松宽吾与师团长长冈外史知道了他们的志愿,不仅不加以拦阻,而且置宴为他们饯行,席间按照武士道的礼节,以冷水代酒,表示永别。盛冷水的杯子,叫做“武士誓不生还的辞别杯”。

在蒋公的号召之下,第十三联队以外的很多中国留学生,也都愿意一齐回国,参加革命。他们一共为一百二十人左右,有文有武;他们避开了日本宪兵警察与清廷侦探的监视,顺利搭上轮船,在上海登陆。

这一百二十多位同志,成了陈先烈的一支生力军。他们帮助陈先烈于阴历九月十四日(阳历11月3日)光复上海。(《蒋公介石序传》,第30页)

此何异写历史小说?师团长根本不准回国,联队长只照例准四十八小时假,逾期即以逃兵论处,何来置宴饯行?还要“按照武士道的礼节,以冷水代酒,表示永别”,更是尽情想象的能事。事实上,与蒋介石结伴回国的仅张群和陈星枢两人。其他有二十余名学军事的留日学生大约于此时辍学回国,但并不同行,所谓“一百二十人左右”云云,毫无根据。而这些学生由于擅自回国,都被学校开除了。

第四节、大哥陈其美

1906年5月间,蒋介石首次东渡日本,虽未能入学,却初识了陈其美(参阅Loh,TheEarlyChiangKai-shek,p.121-122),于其生平关系至大。蒋氏家谱以及陈布雷编蒋介石年表,都说他于光绪三十三年由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是错误的,因该年系丁未年,是1907年的2月3日到1908年的2月1日。整个1907年,蒋都在国内,不可能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即使1908年之春,蒋第二次踏上日本国土,但陈其美已自日本回国(见姚辉《辛亥革命时期的陈其美》,第29页),失之交臂,不可能于此时在日本相见,更不可能于此时由陈介绍入同盟会。陈介绍蒋入会,很可能在上海,因蒋在日留学,于假期经常回国。设于东京的同盟会,自孙中山离日后,已形同分裂,多系反孙一派,而陈其美是属于孙派。说蒋介石参加同盟会,不如说参加孙、陈一派,较为实际。当时加入同盟会的手续很简单,很可能蒋在上海填表由陈其美监誓加入同盟会的。总之,蒋是陈其美的人马,为陈驱驰。蒋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活动,都由陈主动决定,主要于辛亥年参与杭州举事。陈给了蒋三千六百元和一百名“先锋敢死队”,到杭州后于11月4日攻打浙江巡抚衙门,当时清吏早已风声鹤唳,全无斗志,不攻而下,5日即已控制市区,6日抵抗结束。蒋自杭返沪,当时上海亦已光复,宣布独立,陈其美利用上海商团的捐款,组成沪军第五团,任命蒋介石为团长,隶属黄郛的第二师。陈、黄、蒋三人遂换帖拜把,结为兄弟。这是蒋介石生平多次结拜的第一遭。

蒋介石在辛亥革命史上的业绩,不过如此,如果他于杭州举事阵亡,历史名声不会高过王金发。

辛亥革命之后,他为大哥陈其美暗杀了革命元勋陶成章;1914年孙中山讨袁,他在上海奉陈命办事;同年7月赴东北,也是奉陈之命。直到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刺身亡,蒋一直是陈其美的人,与孙中山的关系是间接的。

陈其美之死当然使将介石悲痛万分,他以义弟的名义写了一篇情见乎辞的《祭陈英士文》,劈头就是:“呜呼!自今以往,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乎!”后来他更爱屋及乌,发迹之后,重用陈其美的两个侄子——陈果夫与陈立夫,以至于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

陈其美死后,蒋与孙逐渐建立起比较直接的关系。但是后来国民党官方又“事后聪明”,总想渲染孙蒋关系,提早孙蒋初识的时间,如黎东方在《蒋公介石序传》中说:

蒋公在光绪三十四年加入同盟会,到了宣统二年六月中旬才有机会与国父在日本见面。原因是,国父在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七日,便已经被日本政府强迫出境,到了宣统二年六月才能够再来。在光绪三十四年介绍蒋公加入同盟会的是先烈陈其美。在宣统二年六月间介绍他谒见国父的,也是先烈陈其美。国父看到蒋公,十分欣慰;当时在同盟会同志之中,军事专门人才极少。国父和蒋公谈了很久,谈到具体的革命方略与军事计划。其后,陈先烈告诉国父说,蒋公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学者,而且言语踏实,见解透辟,一定能成为“革命实行家”,是同盟会“真正需要的人物”。(第27页)

黎东方的“国父”,就是孙中山。孙于1907年被日本政府强迫出境,那是光绪三十三年,不是三十二年。至于宣统年(1910)六月,蒋经陈介绍,与孙在东京初识,以及孙慧眼识蒋等等,都是照录国民党官方的说法,目的为使两雄愈早相见愈好,以便建立革命法统相继。黎东方的说法还算含蓄的,贝华主编的《蒋介石全集》中的《蒋介石先生传略》中,竟谓陈在孙面前,盛称蒋,以至于孙在东京,“欣然欲往晤”,最后总算陈其美说他是晚辈,还是请他去看孙中山,于是蒋介石“衣士官学校制服”(按:蒋介石并没进过士官学校,详见李敖在《千秋评论》第四十九期所写的《蒋介石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吗?》一文),“意态雄越,垂手于总理前”,孙中山“瞪目注视者良久”,乃大喜赞叹,“相与畅论时政,夜深不忍别。”后来任何计划,都要先问蒋介石云云。董显光的英文本《蒋介石传》,更说“两雄相见”场面,恨无艺术家在场传真,而孙居然说出蒋介石是“我们革命的英雄”(theheroofourrevolution)(第13页)之言。邓文仪的《蒋主席》一书,更加锦上添花,于“两雄”东京相见一幕,花样又翻新,借孙中山之口,说出“这个士官学生,将来一定是党里了不得的人才”,不知蒋介石根本没有进过日本士官学校。

其实蒋介石绝对不可能于1910年或1909年见到孙中山。关于1909年说法(就是吴敬恒、陈布雷两人的说法),其实不攻自破,因为1909年全年,照《国父年谱》(增订本),孙中山根本没到过日本,既然没到过日本,则蒋介石在日本见了孙中山之说,自然无法成立!至于1910年说法,照《国父年谱》(增订本),这一年孙中山在6月10日虽到过日本,但是同月25日就被日本人花钱送走,去了新加坡,来去匆匆,十五天中,“行动尤为缜密,即同盟会员亦少晤见”,只见了黄兴、赵声、宋教仁、谭人凤。根本无从见陈其美,更遑论陈其美介绍来的无名之辈矣!照徐咏平《民国陈英士先生其美年谱》,1910年全年,陈其美并不在日本。陈其美既不在日本,则陈带蒋见孙之事,也就根本不能成立矣!

再从蒋介石自己的说法中,可见严重矛盾与破绽。蒋于1935年8月13日,在峨嵋军训团升旗典礼讲《革命军的基本要素》,说“十八岁追随总理”,但是在《三十九年(1950)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则说“追随国父”,始于“幼年”。既云“幼年”,则再宽限的说,恐怕也在十岁以下。十岁以下年纪,即“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自然与史实不合。另一方面,1975年3月29日,他在“遗嘱”里又说:

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

“束发”是古人男孩成童,将头发束成一髻,用以象征成童。这一叙述,或可相当于1950年“幼年追随国父”的说法。但是“纪年”也好、“束发”也罢,无奈都与史实不合。即使是“十八岁追随总理”的说法,也是完全失实无据的。因为照任何一种蒋介石年表,他十八岁那年是1904年,那年他仍在家乡凤麓学堂念旧书,距离所谓“两雄相见”的1909年或1910年,还隔五六年之久。既然如此,又从何“追随国父,参加革命”呢?

蒋介石初见孙中山的正确日期,无意间自己提供了线索,他在《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二周年纪念告全国青年书》中,明明说他见孙中山的日期,并不在民国前二年(1910),而是在民国后二年(1913),乃“余二十七岁,即民国二年讨袁之役初起之时期”!另外于1963年,又一次无意间透露他见孙中山的日期,并不在民国前二年(1910),而是在民国后二年(1913),乃“直到二十七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旅美学者陆培湧也认为“二人之初见,该在1913年3月底到6月中,当孙先生在上海的时候”。(氏撰《蒋介石先生参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载《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二册,第85页)足见官方钦定传记中的“两雄相见”,虽然一篇篇写得神龙活现,却篇篇都是神话。

第五节、枪杀陶同志

中华民国成立不过两周,发生了一件惊人之举,蒋介石暗杀了革命元勋、光复会首领、革命老同志陶成章。

那是1912年1月14日深夜2时,蒋介石由光复会叛徒王竹卿陪同,潜入上海广慈医院内陶成章住的病房,将陶枪杀身亡。

这件谋杀案,有心人当然要为蒋介石讳,蒋死后出版的《总统蒋公哀思录》中有一篇《总统蒋公年表初稿》,于1912年条下仍记道:

中华民国元年(壬子,公元1912年)公二十六岁

总理就任临时大总统,旋举袁世凯自代。陶成章谋刺陈其美,破坏革命,公怒之。遂辞沪军第五团团长,东渡日本,习德文。

所谓“公怒之”,显然讳了杀字。吴敬恒于1964年出版的《蒋总统年表》大本线装,并不讳言“公怒杀之”。再对照之下,原来1964本乃1975本的底本,仅仅是把“杀”字讳掉了。原来“总统蒋公”并非为了一生气就辞了职、去了日本的,而是因为一生气就暗杀了人,才辞了职、去了日本的。其实,毛思诚编写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早已不讳言杀陶。今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中正自述事略》残稿,先于1908年条下,谓徐“锡麟之死,实为陶成章之逼成”,又谓陶于徐死后,“诋毁先烈”,再谓“自此即甚鄙陶之为人”,诋陶“无光明正大态度,无革命人格”。更谓陶诋毁孙中山,“英士告余曰:陶为少数经费关系,掀起党内风潮……乃知陶实为自私自利之小人”云云,先为杀陶下伏笔,然后转入“正题”,谓辛亥革命后,“陶亲来运动余反对同盟会,推章炳麟为领袖,并欲置英士于死地,余闻之甚骇,且怨陶之丧心病狂,已无救药,若不除之,无以保革命之精神”,于是“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更为杀陶找莫须有的借口。如果说“除陶”一语还有点含糊,不够明确,则蒋介石的学生,并且做了八年侍从秘书的邓文仪,在所写《蒋主席》一书,第八章标题赫然就是“枪杀陶成章”五个大字。邓文仪来头颇大,他曾是蒋的政工头子和特工头子,而《蒋主席》一书还由蒋氏师保吴敬恒谨题,潘公展背书“主编者”,无疑是蒋介石一方面最肯定的自白。

蒋介石亲手杀了陶成章,已是无可怀疑的史实。但蒋介石并不是主谋,只不过是主谋人的杀手。诬陶成章欲置陈英士于死地,显然是为陈杀陶找理由,蒋于自述事略中也无意中透露,“余因此自承其罪,不愿牵累英士,乃辞职东游”,为陈代罪,已呼之欲出。……(编者略)陶陈之间固然自辛亥七月以来,已有冲突,如陶拒绝陈的“协饷”要求、陶不满陈在沪军都督任内的作风,以及陶在沪练兵等等,但归根结底,并非二人私下的冲突,而是以孙黄为首一派与光复会一派的冲突。两派争夺浙督,无疑是刺陶的近因。事由原汤寿潜出任南京政府交通总长后,陶最为浙江各界支持继任浙督,呼声最高,浙东名流更驰电谓:“吾浙倚先生如长城,经理浙事,非先生其谁任?”自然招敌派之忌。此电见报之同日,陶已被蒋介石枪杀于医院。

其实陶本人并不愿就浙督,只是他个人以及光复会在浙江的声望与实力,使孙黄一派难以抗衡,非除之而不快。知此再看邓文仪《蒋主席》中一段,便更有会心。

这时候,有个假革命,阴谋夺取浙江都督的陶成章,因为阴谋不能成功,准备暗杀陈英士先生,主席知道了这件事后,心想:假使陶成章的阴谋成功,那么江、浙再入混乱状态,势将影响到革命基础的动摇。经过公私利害的慎重考虑以后,便决心先除陶成章。

所谓“假革命”,因陶不属孙黄一系,在孙黄一系看来,“革命”唯此一家,别无分店。你要开分店,当然是“假革命”。陶成章明明推辞浙督不就,偏偏要说“阴谋夺取浙江都督”。倒是“阴谋”地把人家杀死在医院里了!因怕陶成章“阴谋”成功,江浙成为光复会的天下,动摇的不是革命的基础,而是孙黄的基础。陶成章一死,光复会果然是一蹶不振,从同盟会的眼光来看,可说是杀对了人。

陶成章之死既然是为了孙黄一系同盟会的利益,同盟会的“最高当局”不是枪手蒋介石,也不是派遣枪手的沪军都督陈其美,而是临时大总统孙文和陆军总长黄兴。更何况孙陶早自1907年以来就已交恶,必为陈所深知。陈于此时此刻,要“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而要“教训”陶成章,岂非意料中事?事实上,与陶过从甚密,而知孙、黄甚深的当时人章太炎,曾在刺陶后一日,做了一次谈话,由寂照笔述,刊于《神州日报》(1912年10月10日三版),其中透露二件事,其一是:

南京既破,黄兴遽被举为大元帅,浙军不平,反对甚烈,卒以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外人颇有疑陶君嗾动军队为此者。沪都督陈其美尝与浙军参谋吕公望言,谓致意焕卿勿再多事,多事即以陶骏保为例。

陶骏保是被同盟会枪杀的光复会军官,在刺陶之前,已对陶有所警告。太炎述此时,吕公望尚在,绝不可能是空穴之风。何况在魏兰的《陶焕卿先生行述》中也提到:

当其时,上海谣传已有陈其美欲刺先生之说,先生不以为真。王文庆在南京致书先生,谓得确实消息,先生在沪大不利,先生始避之于客利旅馆。(第436页)

可见杀陶已酝酿多时,而且“确实消息”来自南京!太炎透露的另一件事是:

孙文归,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就任后,即与陶君书,请问从前宣布罪状之理由(按即《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谓予非以大总统资地与汝交涉,乃以个人资地与汝交涉。书到之日,阴历十一月二十三日也。其后三日,陶即于广慈医院被人刺死。

……(编者略)

陶成章也知道危险,所以才移居到广慈医院,即使给他的妻子写信,也十分隐秘。现存一封十一月十一日(阴历)的短笺,成为绝笔:

弟现移居金神父路,在南徐家汇路相近,广慈医院,头等房间第六号。此地僻静,晚间来看不便。如来看视弟,可在上午八九点钟后,下午四点钟前,此上小云姊鉴

从弟东生白十一月十一日

小云即孙晓云,陶成章的太太,1909年在日本结婚。东生为陶成章的化名,曾用起东笔名故。成章死后,有遗腹子,即陶珍(本生)。

……(编者略)

为了将“刺陶”合理化、合法化,一口咬定陶是“叛徒”、是“假革命”,然而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于刺陶之翌日(元月15日),即致电陈其美:

万急,沪军陈都督鉴:阅报载光复军司令陶成章君,于元月14号上午两点钟,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被人暗刺,枪中颈、腹部,凶手逃走,陶君遂于是日身死,不胜骇异。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法界咫尺在沪,岂容不轨横行,贼我良士。即由沪督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切切。总统孙文。(初见1912年1月17日上海《民立报》,收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3页)

孙中山明言,陶成章于革命有“巨功”,谓刺陶乃“不胜骇异”、“贼我良士”,并“即由沪督严速究缉”,结果如何呢?不了了之!陈其美与蒋介石原是凶手,孙竟要犯人陈其美去查案,哪会有结果呢?蒋介石逃到日本,孙中山总该知道谁是凶手了吧,但凶徒根本没有缉获归案,明正其罪,反而成为帮手。后来蒋介石还加入“中华革命党”,宣誓效忠孙中山。陈其美至死也一直是孙的死党。……(编者略)

临时大总统致电陈其美之后,陆军总长黄兴又于1912年元月17日也拍一电报到上海,载于同月20日的《民立报》上:

上海陈都督鉴:闻陶君焕卿被刺,据报云是满探,请照会法领事根缉严究,以慰死友,并设法保护章太炎君为幸。黄兴叩。覆。(另见《黄兴集》,第103页)

黄兴更故布疑阵,“云是满探”,但又说要“设法保护章太炎”。为什么满洲的侦探只想杀光复会的领袖们呢?为什么不必保护同盟会的领袖们呢?说到保护章太炎,更有趣的还在后头,因章太炎不断批评南京的临时政府,黄兴又想要杀章。太炎在与黄季刚书中透露此事:

昨闻述黄克强语云:章太炎反对同盟会,同盟会人欲暗杀焉。以其所反对者,乃国利民福也,赖我抑止之耳!咄哉克强,所善者独有恫疑虚愒耶?往者,陶焕卿死,彼即电陈其美保护,今又以斯言见恬,如是伎俩,但可于南洋土生间行之,何能施诸扬子江流域耶?暗杀本与盗贼同科,假令同盟会人诚有此志,则始终不脱鼠窃狗偷之域。克强以此恐人,而反令己党陷于下流卑污之名,亦当戒之,令慎于语言也。

此函未署日期,但曾发表于1912年4月14日的《大共和日报》上,故不可能晚于4月14日。后又收入《太炎最近文录》。太炎除借此痛骂黄兴外,更立此存照,使黄兴不敢下手。章太炎虽幸免于难,但却不能挽救光复会在江浙一带的惨败。……(编者略)而陶成章之死,实为光复会倾覆的先声。

在辛亥革命史上,蒋介石枪杀革命元勋之罪,已不可能湮灭,然而其罪并不能放得太大,当时二十六岁的他,还没有资格“怒而杀之”。他只不过是奉命行事的枪手与杀手。他因杀陶而摧毁光复会之功,亦不能高估,因为他不过是扮演了一个小角色,为大哥陈其美尽的把小兄弟的职责而已。

第六节、反袁掠人之美

二十六岁的蒋介石谋杀陶成章之后,亡命日本,办了一份《军声》杂志。……(编者略)

蒋介石在日本不到一年就回国,虽避过风头,但仍难以在沪立足,遂返溪口老家,暂时闲居。然而不久发生反袁的二次革命,孙、黄、陈等革命党人积极准备武装活动,不再避陶案之嫌,蒋介石遂于1913年的7月里,再度参加了“革命”,帮大哥陈其美反袁。但二次革命并不得人心,陈蒋等在上海作战亦甚不利,败退闸北,被英军缴械,于8月13日彻底失败,孙中山再度避难于日本,陈其美与蒋介石则躲入租界,寻因袁政府追捕甚急,亦相继逃往日本。蒋于9月1日抵达长崎。

孙中山在日本,召集流亡党人,重组中华革命党,要求入党者按指印、立誓约,并宣誓服从孙中山个人。其目的显然有鉴于过去党纪的不够严密,但是这种对个人的效忠,以及秘密社会的作风,难被稍有自尊心与独立人格的革命党人所接受,黄兴就拒不参加。但是陈其美久已是孙中山的死党,当然是欣然加入。由于陈其美极力拥孙,并对反孙者进行攻击,大获孙心,自然被任命为新设中华革命党的总务部长。蒋介石则于1913年的10月29日,由陈其美的结拜兄弟张人杰(静江)做监誓人,填写誓约,加入中华革命党的。

就在孙中山最倒霉的时刻、许多老同志纷纷求去的时刻,蒋介石才第一次单独与孙中山见了面,那是民国二年(1913)的10月里。蒋孙关系,得力于陈其美的伏线。翌年,蒋受孙、陈之命出任务,从上海到哈尔滨,奔波甚力。固然孙对蒋早有印象,因系其亲信陈其美的爱将,蒋刺陶一案,印象必更深刻,但是毕竟蒋参加中华革命党之后,始与孙直接搭上线。陈其美死后,蒋介石说孙中山“期我以继英士之业”(1925年3月30日蒋《祭总理文》中语),可以道出孙、陈、蒋之间的关系。

中华革命党成立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反袁,1914年夏天,蒋抵沪从事进攻上海的军事行动,但事机不密,被淞沪镇守使郑汝成侦破,并遭追缉。至于说蒋遭同志王金发出卖,幸而逃脱之说,是不确实的。不过事出有因,王金发企图利用袁世凯招降的投诚令,征得谢飞麟与陈其美的同意,前往北京假投降,但到北京后才知道“免缉的条件,要(王)金发限期拿获韩恢、詹大悲、蒋介石、夏之麟、夏尔玙、陆惠生、姚勇忱等人以自赎”。因此王金发在北京仅逗留一周即返回上海,继续与革命党人来往,这些事实在袁世凯枪杀王金发的电令中,完全可以加以验证。电令说:“去年冬间,为弭乱起见,暂准免缉,以责后效,并派员赴沪监察,讵竟延宕数月,迄未捕获一匪,反与乱党随时往来。陆惠生等由日回沪,匿居其家;迭次饬缉之暗杀犯姚勇忱,亦与朝夕聚处;陈其美亦常通讯,计议乱事。”由此可见,王金发没有出卖同志,也没有出卖革命。(参阅章念驰《蒋介石的早年与王金发》)然而古屋奎二的《蒋总统秘录》依然以讹传说,说袁世凯“收买了了解革命军内情的王金发”。如果王金发真被收买,恐怕蒋介石脱不了身。

此次军事行动失败后,蒋介石又奉陈其美之召,再往日本,当时风闻东北有军队倾向革命,遂派蒋介石由日本赴东北,但在长春、哈尔滨一带混了两个月,无功而返,闲居无事。直到1915年秋,陈其美被孙中山任命为淞沪司令长官,再从事反袁军事行动,才召蒋介石到上海滩帮忙。这一次行动,后来最为国民党乐道的是所谓“肇和起义”。

在台湾国民中学的历史课本里,有这样一段话:

民国四年袁世凯接受帝制以后,国父命陈其美在上海策动肇和军舰起义,发难讨袁,虽不幸失败,但确已唤起了革命精神。

紧接在后面,便是云南起义。在衔接上,好像云南起义是被肇和起义“唤醒”似的,熊式一的英文蒋传亦如是说,然而肇和起义和云南起义都是1915年12月间的事,11月间云南起义的领导人蔡锷潜离北京的时候,肇和起义还完全没决定呢!因为照蒋介石1916年《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一文中追忆:肇和起义原定日期是“年杪举事”,由于忽然听说12月3日肇和军舰要开拔广东,乃提前在5日举事。否则既是“年杪举事”,日期当然在12月25日云南起义之后了,又何从“唤醒”云南起义呢?

肇和起义在历史定位上,显然已被国民党带入两个错误:第一、它的历史已被放大,放大到“唤醒”云南起义的程度,事实上,它的地位在比例上实在没这么大(高级中学的历史课本就编得比国民中学的稍胜,它说:“四年12月5日,陈其美在上海举义,虽未成功,但革命声威为之一振,各地继之而起。”根本不提肇和起义的名字,并且把这件事放在云南“护国军起义”的项目之下,在比例上,就误导得少一点了)。第二、它的人物也被放大,放大到首从颠倒的程度,事实上,有些人的地位在比例上实在没这么大。

例如国民党出版的《国父图像墨迹集珍》,在图片说明中,“讨袁时代的蒋公中正”旁边,又有“在上海追随蒋公并肩奋斗的吴忠信”,吴忠信字礼卿,是安徽合肥人。1884年生,十七岁时候,入江南武备学校。二十二岁(1905)毕业后,做到管带(营长)级的军官。二十三岁(1906)时候,由杨卓林介绍,秘密加入同盟会,搞革命。第二年(1907),杨卓林谋刺清朝两江总督端方不成,被杀,吴忠信密谋日亟,被端方怀疑,不准他再带部队,改任标(团)司令部正执法官。1911年武昌起义,吴忠信参与光复南京,任总司令部总执法官,兼兵站总监。1912年孙文任临时大总统,吴忠信任首都警察总监。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1915年12月4日,参加肇和起义。1917年到1918年间,在陈炯明任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任第二军军长时候,吴忠信任第七支队司令兼汀州绥靖主任,当时蒋介石是第二支队司令官。从这些吴忠信的记录看,他早年的风光,显然在蒋介石之上,蒋介石所有的参加肇和起义等事迹,吴忠信都有,而吴忠信早在民国元年就做上首都的警察总监,其革命历史之悠久,更是先声夺人了。肇和起义,据邵元冲《肇和战役实纪》,司令长官是陈英士、参谋长是吴忠信,吴忠信位在蒋介石之上。从1916年杨庶堪等联名信上的排名,仍可证实到这一点。如今国民党改写历史,变成了上司“追随”起属下来了。(参阅邵元冲《沪军都督陈公英士行状》与邵元冲《肇和战役实纪》)

更可注意的是,邵元冲所述“战争发动及攻击计划”之中,在十一行负责人名单中,提到的人名是陈英士、吴忠信、黄鸣球、杨虎、孙祥夫、夏尔玙、薄子明、阚钧、沈侠民、朱霞、谭斌、陆学文、姜汇清、曹叔实、杨靖波、余建光、杨沧白、周淡游、邵元冲十九人,却独独不见蒋介石。

事实上,蒋介石的重要性,只是在“策动”、在提出计划而已。可是,细看他所拟定的计划书原文,却发现肇和起义的实行,和计划书根本南辕北辙。计划书中明明有这样的结论:

昨日计划以海军为根据地,再三思虑,终非完全之策。以后海军戒严,及敌军注意防备海军以前比较,不啻数倍已也。且黄浦戒严,其两岸行动不胜其难;况运动水上警察,亦非数日间可以见效也。吾军若注全力于海军,其事甚难,其效非易。为今之计,不如舍此而他图,或不偏重海军而与陆军并重,或先图陆军而以海军为从也。兹以各计划缮述如下:

海军不能防护制造局不过壮制造局之声势而已,而其所持者陆上炮队也,防御工事也。吾军所缺者,炮队也。以无炮队故不能破坏其防御工事,即不能陷落其制造局之要塞也。若有炮台为之根据,则制造局无不下之理,而海军亦所壮其威也。唯制造局附近炮队营野炮无几,且敌军防备严重,而地势又在敌军包围之中,即或占领,亦难久持,况无步兵为之掩护,必易为敌军所扑灭也。鄙意以为占领其沪上附近各炮队三分之二,即占领其驻扎炮队地点二处,虽无海军为之补助,亦必可以横行淞沪也。……

但是事实上呢?肇和起义却明明是从先拿海军着手。可见《蒋总统秘录》所说,“计划为陈其美所采纳。在后来被称为‘肇和起义’的一页史迹,就是依据这个计划进行”的话,是完全没有根据的。邵元冲《肇和战役实纪》述及“战役真相及失败情形”,两次提到蒋介石,但都排名在吴忠信、杨沧白之后,并且完全没提肇和起义是照蒋介石计划执行的。

邵元冲又透露,肇和起义真正的元勋是杨虎。他说杨虎才是真正上第一线、攻下肇和军舰的人。最后因为其他原因配合不上,“杨君知已无可为,不得已易装泅水而遁。”杨虎在肇和起义后,1918年在孙中山手下做大本营参军,后来任湖北军总司令。1922年又做孙中山总统府参军。这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逃到军舰上,杨虎一直是护卫者。孙中山由楚豫舰上转到永丰舰是6月23日,直到29日,蒋介石才到。

杨虎在无情的政坛上出局,竟因而在历史上也出了局,真不可说也,必须要还其历史上的原位。肇和起义的真相是:杨虎是主角,蒋介石只是配角。

1916年4月,蒋介石又协助杨虎攻打江阴要寒。《蒋总统秘录》第四册有“总统领导袭取江阴要塞”一节,写“以江苏省为活动重点的中华革命党,在陈其美指挥之下,正争取着发难的机会”。“被列为第一目标的,是在距离上海西北约一百三十公里的‘江阴要塞’。江阴居于长江东流入海、江面陡然宽阔的地理位置;将雄踞在那里的要塞夺取过来,是扼死袁世凯海军活动的战略。”《秘录》所引乃根据1933年8月27日蒋介石对庐山军官训练营第二期学员的演讲——《革命军官必具的要素》,其中说袭取江阴要塞之役,袭到最后,同志“都纷纷逃跑了,只留我自己一个人在江阴炮台上”,此一说法,跟毛思诚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中所记不合,亦与杨虎在《肇和兵舰起义事纪》一文所述有异。杨虎明言与蒋介石一道儿离开江阴要塞,并且于离开前还救了蒋介石一命。杨虎在文章最后,殷殷以人当以“义气热情”、“宁稍重感情”为期许,似乎是别有深意的。他说革命党在成功后,“投机分子,力思羼入”,显然是有感而发的。

第七节、拜老头子炒股票

袁世凯于1916年的6月6日去世,孙中山及其党羽已无袁可反,但政权仍在北洋手中。中华革命党停止了军事行动,孙中山虽公开声明“恢复约法,尊重国会”,但政治大局上却插不上手,北洋掌实权者根本不理他。在这种局面下,他的党羽蒋介石再次来到上海滩,感到在政治上殊乏出路,决定另谋生计了。

从1916年到1922年的六年中,蒋介石一直与孙中山保持联系,并且时有来往。在大哥陈其美被袁世凯干掉后,蒋介石虽已直接投靠大哥大孙中山,但孙中山本人也如丧家之犬,无所施展,一时之间,亦难有作为。

要在上海滩混,不能不结交头号闻人黄金荣,黄以法租界巡捕,包揽鸦片销售,成为黑社会的头子,杜月笙即出其门下。自民国成立以后的二十年间,正是黄金荣的黄金时代,据黄氏管家程锡文的回忆,蒋介石风闻这位大亨的势力,曾托虞洽卿介绍,拜黄金荣为先生,亦就是投了门生帖子。蒋介石北伐后,以总司令身份回到上海,黄金荣虽退还了门生帖子,但蒋仍亲自登门拜访,以示尊礼,黄亦为蒋军提供十万元慰劳金。到1947年,黄金荣八十大寿,蒋介石以总统之尊,在军书旁午之际,于农历十一月初五亲自到黄家花园拜寿,还磕了头,黄金荣急忙起立搀扶。(据程锡文《我当黄金荣管家的回忆》)足见黄蒋师徒关系,绝非虚传,不惜以国君之尊,履行江湖规矩。

大哥大孙中山搞革命,知道没钱不行,他很早就把念头动到开号子、炒股票上面,这一眼光,确比傻乎乎其他革命狂或北洋军阀高杆。杨荫溥在《中国交易所论》第一编《交易所总论》中就指出:“我国之证券交易法,颁布于国民三年。……民国五年冬,虞洽卿与孙前总理鉴于上海有设立交易所之必要,因有组织上海交易所之动议。拟具章程及说明书,呈请农商部核准,而当时部批,仅准证券一项,因未举办。”由此可见,开号子、炒股票,孙中山于此道乃是先知先觉,……(编者略)只是他时运不济,申请经营的证券、花纱、金银、杂粮、皮毛等五种项目,被北洋政府只准了证券一项而已。

照魏伯桢《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蒋介石》一文的说法,孙中山想开号子、炒股票,“筹措革命经费”,乃是“采纳了日本某政党的建议”而来,这是1916年的事。魏伯桢回忆:

过了一年半载,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因为经济非常拮据,共谋生财之道,乃利用前案,进一步与日本某政党所介绍的某企业代表协商关于开办交易所的具体办法以后,即着手进行。首先,他们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叫“协进社”的秘密社团谋划其事;其次是拉拢虞洽卿、赵家艺、盛丕华、洪承祁等为社员,以扩大力量;最后又由虞洽卿等再拉拢当时上海工商界中所谓知名人士如温宗尧、闻兰亭、李云书、张澹如、沈润挹、吴耀庭、顾文耀等共任发起人,具呈向农商部申请创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这是1920年7月的事。

魏伯桢又回忆: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为虞洽卿,常务理事为郭外峰、闻兰亭、赵林士、盛丕华、沈润挹、周佩箴等六人。理事十七人,我是其中之一。监察人是周骏彦等。陈果夫当时是第五十四号经纪人,他的老板就是蒋介石。经纪人头上戴白布帽子,帽上各编有号码,以资识别。经纪人卖出买进不拘若干次,成交须经拍板员拍板,以拍定之价格为计算标准,全场均须遵守,不得异议。

当年交易所的理事之一魏伯桢只知道经纪人是陈果夫和陈果夫的老板蒋介石,却不晓得其中内幕。陈果夫曾写了一篇《商业场中》,死后收入《陈果夫先生全集》第五册,文中泄底如下:

在民国九年的秋天,总理命令本党同志在上海筹设证券物品交易所。蒋先生把这件事告知了我,并且要我研究这问题,我因此特地到日本人办的上海取引所去参观了两次。不久,蒋先生就要我和朱守梅(孔杨)兄,及周枕琴(骏彦)先生、赵林士先生等商量,组织第五十四号经纪人号,名茂新,做棉花证券两种生意。

可见幕后老板不是别人,就是蒋介石的大哥大孙中山!

开号子、炒股票,资金哪儿来的?据魏伯桢透露,是“协进社代表戴季陶与日商某企业代表商定办法”而来,戴季陶是蒋纬国的真爸爸、是蒋介石的把兄弟,他们炒作的外援,原来秘密来自日本!

比较起来,“张荣发模式”其实早就被“戴季陶(蒋介石)模式”着其先鞭了,勾结日本人赚中国人钱,张荣发又算老几呢?

魏伯桢说“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共谋生财之道”,当时这群人中,以张静江最有钱,他因贩卖中国古董致富,在上海滩的外国人都知道此一诡计多端的商人,称之为“古董张”(CurioChang)。日本人石丸藤太在《蒋介石评传》中,述及此一时期“一时被同志认为潦倒的蒋氏,竟在投机事业上成功,做了他将来出世的开端”,说得并不正确。

所谓潦倒,自指袁世凯死后,大小革命党人百般无聊与无奈,经济上也十分拮据,蒋介石并不例外而已。所谓投机事业,乃指由于无聊与无奈,蒋介石与张静江、戴季陶组织“协进社”的秘密社团来牟利。戴季陶的家里原本经商,自小就耳濡目染,亦颇有贱买贵卖的取巧手腕,一人交易所,颇能左右逢源。蒋介石本是盐商之子,也有家传,但此时并无本钱,在交易所里担任经纪人,牌号“恒泰号”,资本三万五千元,每千元一股,共三十五股,由张静江代他认四股。蒋介石很感激,在信中说:“代认恒泰股份,甚感!请为签字。”(《自反录》第一集第三卷)

以张静江的狡猾、戴季陶的慧黠,加上蒋介石潜在的赌性,三人联手,在投机的股票市场上,大发利市。据魏伯桢回忆,“协进社”开始时,股票仅值三十元左右,然而到1920年的春天,每股涨到五十多元,到同年底,再涨到一百二十元。协进社拥有的三万股,张、戴、蒋三人将一万五千股分给其他重要社员,其余一半再卖到市场,另将日商押款七万股赎出,并卖掉三万股。最后每股市价涨到一百二十元,三人的股票一共值四百八十万元,发了大财。

投机生意发得快,大家趋之若骛,交易所相率而起,如雨后春笋,及至1921年夏秋之际,竟有一百四十余家之多,市场既已失控,益之以买空卖空,酿成1921年的大风潮,各交易所遂于1922年3月宣布停市。蒋介石他们自亦无以幸免,从大富翁一下子变成穷光蛋。

陈果夫回忆这段号子生涯,“好比一场春梦”:

茂新的股本,由一万加至一万五千元,慢慢的又增到三万元。每天开支不到三十元,而每天生意,在最差的时候,佣金收入总在三十元以上,最好则有二千余元,生意的兴隆可想而知。后来我和朱守梅兄又集合了许多朋友,组织一家做棉纱与金银生意的经纪人,号名鼎新,排在第四号,由守梅兄做经理,我做协理。这一来,一门之内,可做花纱金银证券四种大生意,营业更畅旺了。从开始到交易所失败为止,大约做了数万万元的交易,佣金收入总在二十余万元。可惜到第三年,交易所风潮一起,所有盈余全都倒了,几乎连本钱也赔蚀进去,好比一场春梦。

至于开号子开到春梦一场,显然因过分贪心、经营不当之故。据《虞洽卿事略》(收入《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二辑)所述:

1918年,虞洽卿筹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1920年2月开业。虞任理事长,周佩箴、郭外峰、闻兰亭等为常务理事,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国民党人都参加,当经纪人,设恒泰经纪号。交易所本身只居中间人地位,不论买方卖方,都得向交易所缴付佣金,不负担任何风险。孙中山当时因革命经费十分困难,令戴季陶等参加交易所工作,原望以交易所营业所得的一部分,接济东南的国民党人,做活动经费。当时交易所每月支付他们一两万元,倒是尚能如期支付。但后因国民党人想立致巨富,经纪人自己也下手投机,结果失败了,负债二百四十万元,只得放弃了。蒋介石因与虞洽卿是宁波同乡,开始也在交易所做事,这时也负了债,得虞洽卿之助,还清了债务,赴粤投奔孙中山。

陆丹林在《蒋介石、张静江等做交易所经纪的物证》(《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九辑)一文中指出:

张静江、蒋介石等人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牌号是“恒泰号”。恒泰号只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之一,张、蒋等人也不是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东,而是该交易所经纪人恒泰号的股东(或者恒泰号的股东中也有些人是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东、监事等,但是蒋介石、陈果夫、戴季陶之流,则只是恒泰号的股东)。他们所干的是这种在交易所的市场上直接做“抢帽子”的投机买卖,纠伙联群、操纵市场的勾当。

陆丹林并寻访出这一票人做投机买卖的合伙契约,上有“蒋伟记”,下签“中正”,就是蒋介石那一股的铁证。

蒋介石蚀光老本之后,从虞洽卿那里取得四万元,跑到广东去,从此以后才死心塌地跟随孙中山。所以,事实上,蒋介石由于投机事业上的失败,才“做了他将来出世的开端”,日本人传记所说的,适得其反。另一方面,这一四万元的取得,也充满了“瑞元无赖”的过程,活像侦探小说,值得大特写。魏伯桢回忆细节如下:

物品交易所监察人周骏彦(奉化人,是我的同学和老友,也是蒋介石的老师)因套利而欠债二十万元,到处被逼受困,再三说情,非二万元不能过门,急得两次跳黄浦被救。某夜,周由陈纪铭(奉化人,大包作头)陪同到我处来,要我设法救他。我自已也是走投无路,只能劝他慢慢想办法。当时大家都穷得叫救命。移时,日本又汇来一百万元,交易所的负责人打算开股东会讨论复业。我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就在这一百万元身上转念头。我的打算是把我所持有的股票先在交易所股东名薄上过了一百个新户头,然后叫庄之盘(字莘墅,奉化人,和我在日本同学)雇一百个人作为股东,在交易所股东开会时到地场去质问交易所负责人,关于交易所五百万元资金和各经纪人保证金及各种交易所缴的证据金到哪里去了等等问题,他们如果俛人出来和我谈判,我就有文章可做了。我把这个打算告诉了周骏彦,以免他再去跳黄浦,哪知他当晚就去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也过不了门,第二天就跑来找我,说他经济上实在没有办法,愿意同我合作。我问他希望得多少,他说希望得二十万元。我一听就当场回绝了。因为日本汇来一共只有一百万元,现在周骏彦想要二万元救他一命还没有把握,蒋介石跑来一句话就要二十万元,这怎么能与他合作呢?不料蒋介石对我来了一手“釜底抽薪”,他暗地贿送了庄之盘一千元,向他拉拢。这样,庄之盘对我的口气就变了。他说:“瑞元(即蒋介石)到你这里来表示合作,你怎么回绝他?”又说:“你初到上海,还不懂上海规矩。虞洽卿不是弱者,在租界上闹起事来,巡捕房不能不管,这就一定要通过法租界的黄金荣。瑞元同黄金荣有交情,你不同他合作,恐怕不容易成事。”我听了这番话,表示同意考虑。庄之盘接着就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说:如果事情搞成功,拿到的钱先救周骏彦的命,其次给蒋介石做川资去广东之用,然后给我。我同意这个办法。第二天,蒋介石在大东旅馆六楼开了六七个房间,约我去谈。我去后,庄之盘又提出:对这次“战役”,由魏任总司令,蒋任参谋长,庄任前敌总指挥,一切要听魏的命令行事。大家都同意这个提议。交易所股东会开会那一天,庄之盘所雇的一百个人集合起来,我照约定交六十元给庄,蒋介石再给一百元,又加发了每人二角的酒钱。让他们酒醉饭饱后,由庄之盘领进交易所股东会会场,坐满了前几排。虞洽卿一看苗头不对,心知有异,就宣布延会一天。他们当晚请李征五(李在辛亥革命时任沪东光复军统领,他的部下有张宗昌,以后在法租界当“大亨”)商量对付办法,交易所送他五千元。李征五当场拍胸,也找了一百个人来对付。蒋介石看到情况有变,就叫庄之盘“先行退兵”,庄不同意,两个人闹到大东旅馆来。经过谈判,我认为应从长考虑,李征五是熟人,不要紧。而蒋介石却另找了叶琢堂(叶是流氓出身的金融界大亨,他在开赌场时与蒋有交情),由叶琢堂出面去找虞洽卿,说蒋介石没有法子去广东,要虞帮个忙。开始时虞说蒋搞垮了交易所,还要捣蛋,不能同意。最后谈判结果,虞答应可由交易所拿出六万元,但是在蒋离开上海的那一天才能给钱。事情已经定局,不料蒋介石想独吞这笔钱,又叫庄之盘退兵。庄气得大骂,骂蒋忘记了在大东旅馆说过的话,质问他事情办好为什么不征魏某的意见,又说:“若无魏的命令,我照前约是不退兵的。”这样一来,蒋又不得不到大东旅馆来把他同庄之盘龃龉情形告诉我。我以事既办妥,应请庄退兵。庄到大东后,蒋说预备给周骏彦万把块钱,同时给庄之盘几千块钱。正在这时,邵力子为了《民国日报》也到大东旅馆来分了几千元。其余四万多元的钱都在蒋手,不仅对我什么也不提,而且蒋趁送客之便,一溜就离开了大东。第二天,庄来告我说,蒋介石已密同周骏彦等去广东了。

看了这段文字,蒋介石“瑞元无赖”的流氓性格,可真跃然纸上。

魏伯桢回忆中提到的叶琢堂,是蒋介石的奉化同乡,据祝世康《关于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所述:“叶琢堂不仅是蒋介石的奉化同乡,蒋在上海交易所里跑进跑出,也是通过他的关系。蒋在交易所里失败时,生活一度穷困潦倒,常常向叶琢堂告贷。每当交易所散场后,总可在叶家看到蒋。叶同朋友打牌时,蒋老是毕恭毕敬地站在背后,有时还替端茶拿烟,伺候客人。叶也以对待学徒的态度对蒋。使唤蒋时就叫‘阿端’(蒋的乳名)。蒋到广东投奔孙中山先生时,叶还赠送了三百元旅费。由于蒋叶有这一段历史,蒋就把叶看成一个生死患难的恩人。”可见蒋介石在去广东前颇为狼狈。

可怪的是,在流出的这一时期钦定史料中,对蒋介石开号子、炒股票之事,都讳莫如深,《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在1921年1月10日条下收入《与张人杰书》,原文在“七日教言,领悉一是”与“关于弟以后之处世行事,请兄随时指教”之间,加上删节号,经查原文删去的,正是“代认恒泰股价,甚感!请为签字”十二个字!显然居心隐瞒炒股票这一段历史,显然认为“伟大领袖”有此洋场逐利行径,实在不够体面也。这种钦定的书,固然页页都是救国救民的革命大业,但不经意间,仍可找出蒋介石怠于革命的成分。例如该书同年同月12日条下《附节戴传贤书》中,就泄露了当戴季陶劝他南下时候,他不但盛怒,还说出“促我出去做事,是促我之寿命”之言,可见他在上海牟利心切、乐不思粤,什么孙中山、什么革命,在号子股票当前,又算什么啊?直到最后玩票成空,才不得已投奔老孙、革他一命去也。

至于开号子、炒股票这两三年的大量贏余怎么朋分的,也是天知道。据单行本《陈果夫年谱》1920年“先生二十九岁”条下:

秋,国父为筹措革命经费,策动创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参与筹划者,有蒋公及张静江(人杰)、戴季陶(传贤)诸先生。蒋公嘱先生组织茂新号,担任五十四号经纪人,以其赢余为救济革命先烈遗族之用。

事实上,有否“救济革命先烈遗族”,也无从征信。据与先烈之一林觉民遗族相识的王翼樟(小痴)面告李敖:林觉民的遗族,竟有饿死的惨剧发生!先烈又算老几啊?

《伊索寓言》中有一体例,就是故事讲完了,加上尾巴为读者上一课、加上一条“教训”。蒋介石从开号子、炒股票到搞革命的故事,给人们的“教训”是:人大可以去开号子、炒股票:成功了,可做资本家;失败了,可做政治家。成功了,可做商场大亨;失败了,可做“民族救星”。——成败之妙,原来如此哟!

第八节、爱上陈洁如

1919年的夏天,仍在上海做投机生意的蒋介石,在张静江家里初识一个十三岁的小女生陈凤,而一见钟情。由于《陈洁如回忆录》的出版,我们得知这一段恋爱的详情。近人黄仁宇指出这本回忆录中有最基本的资料都不能掌握,“此书之可靠性可而知”。(见《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25页)黄氏似不知陈洁如既未直接参与党国大事,间接道听途说以及事后追忆,当然可能有误,岂能遽疑为伪作?最近陈立夫出版的回忆录《成败之鉴》,未能掌握基本资料处多矣,何况陈洁如?陈女这部回忆录最可信赖的部分,应该是她与蒋介石之间的儿女私情,以及两人之间的房第间事。这些私事陈洁如不仅亲身经历,而且刻骨铭心,不但事实上不会出错,而且最具权威性。

陈洁如原名陈凤,与蒋介石第一次见面时,在场的还有孙中山与戴季陶。蒋介石当时已三十岁出头,见到十三岁的小女生,即坠入情网,除了异性相吸的原因外,显然由于那天在张静江家中的客厅,孙中山特别夸奖了这位小女生,使蒋介石对“我们总理嘉勉的女孩”,别具青眼,乃穷追不舍。

陈凤之所以会在张家出现,乃因比她大五岁的好友朱逸民嫁给张老头子做续弦。与张静江有密切关系,以及被孙中山看上的女孩,在蒋介石心目中当然会有很高的分量。于是表面看来甚是严肃的蒋介石,居然亦会嘻皮笑脸,追起小女生来,并且故意制造狭路相逢,逼女孩子表态的镜头。甚至于约会时,骗不太懂事的陈凤,到上海颇有名望的“沧州饭店”,英文名称叫“布林顿旅馆”(BurlingtonHotel),幸而尚能自制,想要强奸而未遂。(参阅《陈洁如回忆录》上册,第23-28页)

陈凤惊魂初定,避不见面,蒋介石展开情书攻势,表示拜倒裙边的决心。当陈凤的父亲因心脏病骤发,于1921年9月7日逝世,蒋介石穿孝服来吊祭,再由朱逸民从中拉线,最后由张静江正式说媒,使陈凤的母亲感到为难。有趣的是,陈母仍不放心,雇佣了上海私家侦探调查蒋介石。调查报告乃发迹以前的蒋介石,乏善可陈,更何况此时蒋介石已有一妻一妾,乃决定谢绝,哪知张静江亲自登门拜访,说明蒋妻毛氏已皈佛门,与世绝缘,蒋妾姚氏已同意离异,并强调蒋介石追求的坚定心意。在张静江的大力说合之下,陈母才答允婚事,再劝说女儿下嫁蒋介石。两人订婚后,蒋介石为陈凤改名陈洁如。结婚时,张静江为证婚人,戴季陶则为蒋介石主婚,婚礼半西式半旧式,毫无疑问是明媒正娶。

结婚以后,陈洁如才发现,蒋介石在婚前醇酒美人,常逛窑子,生活十分荒唐,并且得了性病,还把性病传染给她,以至于此后两人都无法生育。蒋介石为之悔悟,发誓愿终生只喝白开水,不喝其他饮料,以自我惩罚,陈洁如也只好原谅了他。(参阅《陈洁如回忆录》之记载)蒋介石与陈洁如结婚前,确实是他一生中最荒唐堕落的时期。

蒋介石的元配毛福梅,奉化岩头村商人毛鼎秋之女,生于1882年,比蒋介石大五岁。1901年结婚时,她十九岁,他只有十四岁,仍然是个顽童,这种奉父母之命的婚姻,当然谈不上什么感情,不过婆媳之间倒处得相当不错。1904年春,十七岁的蒋介石带着妻子毛福梅到宁波读书,开始独立的家庭生活,但不久蒋介石要到东洋去,又把妻子送回娘家,再度失去培养感情的机会。1908年,蒋介石从日本上海度假时,毛福梅也来沪团聚,但却嫌乡下老婆土气,无法对答应酬,常大发雷霆,只过了一个暑假,又劳燕分飞。然而毛福梅回到家乡,即有了孕,生下蒋经国。生了儿子,该是毛福梅对蒋介石的最大意义,而毛福梅有了儿子,亦有了寄托,对丈夫的冷漠也日趋淡泊。

辛亥革命那年,蒋介石纳出身寒微而容貌出众的苏州女人姚冶诚为妾。姚氏的身世可见之于1927年10月18日天津《益世报》的记载:“女出身寒微,当南北和议告成时,蒋随陈英士居沪,陈每过北里,蒋亦偕往,在筵席间见蒋氏,刻意奉迎,终至以身相托。”则所谓“寒微”者,实系出身北里的妓女。蒋介石公然把小妾带回老家,长久以来空闺独守,以及深受传统影响的毛福梅也不以为意,认为男人娶小老婆,早已见怪不怪,甚至待姚氏如姐妹。很多人称赞毛氏的宽宏大量,但毛氏不大度又如何?只是说明毛氏还聪明和识相而已。蒋介石也乐得在家有妻之外,尚有一妾相侍。

毛福梅生了蒋经国之后,1916年10月6日又出现了一个蒋纬国,纬国既非毛氏所生,亦非姚氏所出,是哪里来的呢?原来王采玉一定要把经国承祧已故的小儿子,蒋介石得了梅毒不能再生,于是把戴季陶的儿子抱来,取名纬国,又名建镐,与经国的别名建丰相对,自小就当做自己的儿子,我们又何必不把蒋介石视为蒋纬国的父亲呢?不过,纬国虽然有父,仍然无母,蒋介石遂要纬国认姚冶诚为母,由姚氏扶养。纬国原非蒋姓似难确定,然观乎《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30年10月31日记毛氏常提及营救经国自俄回国事,引蒋介石日记曰:“余为国何能顾家……宁牺牲一切,虽至灭种,亦誓不承认也。”(见第二卷,第335页)可知牺牲经国即“灭种”,否则尚有纬国,何至于“灭种”?

另外,我们看到孙淡宁记录的蒋纬国谈话录原稿,更确定纬国与经国原“非血统关系”,并得知纬国系日妇所出,曾于抗战后“独自一人悄然赴日”,见到八十岁的山田纯一郎,找到“青田公墓”,在荒凉的墓园里,向母坟“就地跪拜、默祷念诵之后,才黯然离开”(最后一段引文似由蒋纬国亲笔在原稿上增写)。至少以纬国而言,他早已自知身世。事实上,他在谈话中亦已透露,他自德返国,蒋介石曾亲口告诉他,他不是蒋家的孩子。他的生父乃是他称作“亲伯”的戴季陶。他也不讳言自己有两位父亲。

毛氏为蒋介石侍奉老母,教养经国;姚氏为他抚养纬国,一妻一妾皆职有专守,然而蒋介石于1920与1921年之间的日记,不时抱怨一妻一妾,如民国十年4月3日记道:“余于毛氏,平日人影步声皆足以剌激神经……决计离婚,以蠲痛苦”,又如民国九年元旦日记道:“甚恨冶诚不知治家法,痛骂一场,娶妾之为害,实不胜言!”大有出妻休妾之态。(参阅《蒋介石日记中有关陈洁如及家事的记载》,《传记文学》第六十二卷第六期,第24-29页)按诸时间,此时蒋介石正在上海狂恋陈洁如,可见事出有因。陈洁如毕竟是身家清白而且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子,不可能做第二个小老婆,免不了明媒正娶。北里出身的姚氏,原是侍妾之身,容易打发。但是元配毛氏,既是他唯一儿子的娘,又得蒋母欢心,难以狠下心来。然而1921年6月14日,蒋母王采玉死了,年仅五十八岁。蒋介石于办完母丧后,在同年11月28日的晚上,当着经国、纬国,宣读事前写好的文书,与妻妾脱离家庭关系,全文如下:

余葬母既毕,为人子者一生之大事已尽,此后乃可一心致力于革命,更无其他之挂系。余今与尔等生母之离异,余以后之成败生死,家庭自不致因我而再有波累。余十八岁立志革命以来,本已早置生死荣辱于度外;唯每念老母在堂,总不使以余不肖之罪戾,牵连家中之老少,故每于革命临难决死之前,必托友好代致留母遗禀,以冀余死后聊解亲心于万一。今后可无此念,而望尔兄弟二人,亲亲和爱,承志继先,以报尔祖母在生抚育之深恩,亦即所以代余慰藉慈亲在天之灵也。余此去何日与尔等重叙天伦,实不可知。余所望于尔等者,唯此而已。特此条示经、炜两儿,谨志毋忘,并留为永久纪念。父泐。

说穿了,蒋母死了,蒋介石已无顾忌与毛福梅离异,与相爱的陈洁如正式结婚。蒋介石献身革命,需要一个新女性做老婆,毛、姚两氏实在也上不了台面,他休妻出妾自然也就理直气壮了。

然而几年之后,蒋介石的场面更大,爱上了更新而又更出众的女性宋美龄,又要与陈洁如离婚,也更理直气壮了。奇怪的是,他不向陈洁如提出离婚要求,而骗她出国,然后不承认跟她结过婚。蒋陈之间的明媒正娶既可否认,则因蒋陈婚约而与元配毛氏离异一事也不存在,于是1927年蒋宋聊姻,又必须兴师动众与发妻毛福梅再离婚一次。土里土气又是小脚的乡下人毛氏,除了让风风光光的总司令任意摆布之外,又能做什么呢?

第二章、粤海波澜多

第一节、向孙中山讨价还价

史家常易受“事后聪明”(anachronism)的干扰,导致意识上的时代错误。蒋介石后来因孙中山的提拔而走运,更一再把自己与孙挂钩,俨然是孙中山最合法、最自然的接班人。史家从事后看往事,受到“后事”的蒙蔽,看不到“前事”的真相,不免误解以及渲染了孙蒋关系。

从孙中山的观点看,蒋介石当然是“自家人”,是他亲信陈其美的小兄弟,是肯打指模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忠诚党徒,但是表示忠诚的党徒不止蒋一个,更何况还有一大帮亲信的“广东帮”,于是在芸芸“自家人”之中,蒋介石不过是一个可资传呼的年轻军人,绝不可能“三千宠爱在一身”。后来国民党剪接照片,凸显孙蒋一对一的形象,只是一厢情愿的“反历史”(A-historical)做法。

再从蒋介石看来,自陈其美死后,他已直属孙中山。孙之地位虽远高于陈,但陈其美那种同乡大哥的亲密关系,绝对无法取代。既然无法在孙中山心目中取得主导地位,蒋介石自1916年陈其美遇刺身亡到1924年正式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八年之中,对孙态度是欲迎还拒的。他对孙中山交给他的任务,很不热心,经常开小差,甚至在电催之下,仍然游山玩水,姗姗来迟。这种行为自可解释为一种以退为进的心术,甚至意含要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同时也可洞察到,在这八年革命消沉的岁月中、在孙中山并不得意的时期中,蒋介石的“势利眼”行径。在紧要关头,他情愿回上海玩股票,或登宁波天童寺去散心。让我们来摆史实,以明真相。

1917年,北洋“督军团”造黎元洪的反,孙中山乘机南下护法,同行的有章太炎、朱执信、陈炯明等人,并没有蒋介石。孙到广州去筹组军政府、称大元帅,但他是个空头大元帅,除少数卫队外,没有一兵一卒。所依靠的广西军头陆荣廷、云南军头唐继尧并不买大元帅的账,最后气得孙中山又跑回上海,痛斥南方的军阀与北方军阀,都是一丘之貉!

唯一的收获是陈炯明从广东省长朱庆澜收回于反袁战争结束后交出接管的三十个营。(朱氏改编为省长警卫队二十营,见陈定炎《怎样为陈炯明在民国史上定位》,《传记文学》第三七八期,第123-126页)由此一支武力成立了“援闽粤军”,由陈炯明做总司令。这是孙中山手中唯一的枪杆子,也有意将这支军队扩大,在广东建立根据地,于是又派许崇智做第二支队司令,带四个营,邓铿做参谋长。第二年(1918),在总司令部还来了个三十二岁的作战科主任(一称中校参谋),不是别人,蒋介石也!

当时陈炯明为了培育孙中山唯一的枪杆子,艰苦备尝。虽然如此,陈炯明还是苦撑下来。相对的,许崇智、蒋介石、邓铿等人,在苦撑待变之际,反倒不无动摇。孙中山1918年12月13日写信给许崇智、蒋介石,勉以“不可遽怀退志”,同一天写信给邓铿,认为“闻兄颇有离去之意,文意以为不然。……若兄行,则竞兄(指陈炯明)失有力之臂助,将来愈形困难”,就是证明。

“援闽粤军”于1920年8月16日漳州誓师,全军回粤,替孙中山抢广东做根据地。四天以后(8月20日),就进入了汕头。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这唯一的主力进军广州之际,蒋介石本人并不在军中。8月16日,陈炯明在漳州誓师之日,蒋介石本人正在家乡游山玩水!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明载这天行踪说:

薄暮,公在飞雪亭畔,倚崖侧乔松,鸟瞰千丈岩瀑布。会大雨,树杪重泉,溅珠喷玉,光色甚奇。登妙高台,南向突出,三面凌空,唯见众山之小、诸流之细,亭下(村名)屋舍俨然。(第三册,第5页)

8月18日,陈炯明在大埔、潮州、梅县作战攻下汕头前,蒋介石本人仍在家乡游山玩水!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明载这天行踪说:

公探隐潭。第一潭黝暗,在峡谷,圆径不过丈余,而深度莫测。潭前涓流一脉,经第二三潭而入大溪。第三潭为一大岩穴,宽约二丈。上有覆盖。峭壁回合,前面騞开,高可百米突,右有激湍冲泻。叹为观止。(第三册,第6页)

别人在前方作战的时候,蒋介石在后方游山玩水,直到8月29日才回家。8月的作战他都没参加,9月的作战也没参加,直到10月11日,他才到了老隆前线总部,距离攻下广州(10月29日),只差十八天耳!换句话说,蒋介石在这次两个半月的战役中,他只参加了最后的十八天,并且,最后十八天中,他在最后十三天(10月16日)才赶上本军,最后九天(10月20日),因许崇智“病假”,才“以个人关系代许军长统率第二军作战”,过了一天多(10月22日),就拿下了惠州。

由于蒋介石有过上面这种“紧要关头就回家”的作风,引起我们彻查一下他与孙中山关系的种种,结果发现,他这种作风,倒也值得统计统计。

第一次——1918年3月15日,蒋介石就任“援闽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但是干了四个半月,他就在前方作战之时,留书(7月31日)出走了。8月2日,邓铿派人到汕头留他,留不住;8月8日,孙中山打电报阻止他,也无效果。8月18日,他回到上海。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明载这天行踪说:

归沪,轮行稳疾。入夜,公对月华吐朗,追忆少时奉母游招宝山及天童育王诸胜光景。(第二册,第52页)

到了9月5日,蒋介石才停止出走,离上海。9月13日回到汕头。9月18日到了漳州总司令部。

第二次——9月26日,蒋介石升任第二支队司令官,司令部设在长泰。12月15日,吃了败仗,他“只身冲围而出”。(第二册,第65页)1919年3月5日,他又离开了部队,说是“请假归沪”。(第二册,第7页)5月2日,返长泰。7月4日,他写信给邓铿,说:“弟自去年怫然而去,赧然而归。……”(第二册,第77页)表示不想干了。9月2日、9月5日,他又游山玩水。10月28日,他去了日本。

第三次——1920年4月11日,他又回到漳州。4月13日,在总司令部议事。4月14日,筹定作战计划。可是到了4月16日,他又出走,到了鼓浪屿。4月22日,他又回到上海。6月28日起,他游山玩水,从普陀游玩起,直到7月2日,才回宁波。7月4日,再来上海。

第四次——7月16日,他又回到漳州总司令部。8月7日,他又回上海。8月13日起,游雪窦。8月16日,“援闽粤军”在漳州誓师了,蒋介石却还在游山玩水中!10月11日,他回到前线。11月6日,他又留书出走,信中说:“弟既不见信于总座,又不见谅于军长,而受欺于〔张〕国桢,是诚怀疑于上、受辱于下之时,能不自反而缩、见机而作乎?”(第三册,第26-27页)11月12日,他回到上海。11月22日,回到奉化。11月23日,就上雪窦山游山玩水了。

第五次——1920年11月29日,孙中山到了广州,恢复军政府。1921年1月12日,孙中山电蒋介石,说:

介石兄鉴:援桂克日出师,请兄速来臂助。兄本允赴粵追随,勿再迟延为幸。盼复。孙文。阳。(第三册,第54-55页)

但是蒋介石显然仍在“迟延”中。1月12日,杨庶堪也有信给他,字里行间,颇能看出内情:

介石兄台鉴:……颇闻前日(2月29日)兄来沪,以读某函不快而归,方欲作书婉劝。……中山先生政治兴趣欲衰。……尤欲持以勉兄,共襄其业。且见兄之关涉重要,过于一般同志。中山先生从事创造,自当仗兄为前驱。然则先生撒手则已耳,如犹奋斗,吾辈安忍作壁上观?故无论如何拂逆,皆当含忍而为之。兄此时固万万不能遽息。……何时来粤?先示极幸。弟庶堪手启1月12日。(第三册,第55页)

1月15日,邵元冲也有信给他,字里行间,也能看出内情:

介石我兄惠鉴:……现时先生(指孙中山)既力促兄赴粤,则亦不能过拂其意。盖先生处能真心办事之人,实亦太少。吾人万不能不尽心以助之。……兄既谓中国宜大改革,宜彻底改革,则兄必已自任为负改革责任之一人。……故不能不自己努力、不能不为社会努力。否则一齐撒手,中国不成其为国家矣!真厌恶社会者,只厌世派隐士自杀者而已。故弟愿兄易厌恶中国社会之心理为爱社会,如慈母对于不肖之子,仍尽心力以谋感化之。此吾人应有之态度也。兄意以为何如?……弟元冲顿。1月15夕。(第三册,第55-56页)

蒋介石在函电交催之下,才在2月6日到了广州。可是,只一个星期后(2月14日),他就“径归”而去。(见第三册,第62页)2月17日,又上普陀山游山玩水去了。(见第三册,第69页)

第六次——到了3月29日,孙中山电蒋介石,说:

介石兄鉴:……西征关系重要,一切须在事前筹划,兄来更速进行,幸即趣装。孙文。艳。(第三册,第69页)

4月4日,蒋介石回电,说:

动员无期,来亦何益,且反多阻碍,暂为缓行,特复。中正叩。支。(第三册,第70页)

4月8日,孙中山又来电,说:

介石、静江、季陶、展堂、仲恺诸兄鉴:昨开大会,以外交紧急,不可无政府应付,已决议设立建国政府,并通过克日北伐案。万端待理,务恳诸兄速来,商筹大计,精卫兄如可分身,亦望一临,无任企盼!文。歌。(第三册,第71页)

4月21日,孙中山又电蒋介石,说:

密转介石兄:军事紧急,昨已下动员令,汝为(指许崇智)病新愈,非兄来计划助理一切不可,接电速来。文。巧。(第三册,第72页)

在孙中山这封电报前(4月14日),陈炯明也电蒋介石,说:“克日将各军调赴前线……战事在即,望兄速来。”(第72页)4月22日,许崇智电张静江,说:“介兄来粤,吾军之幸,亦吾党之幸。”(第72页)4月24日,胡汉民电张静江,说:“今日开始攻击,先生(指孙中山)盼介兄来,欲将警卫团扩充训练,改国军以属介石。”(第72页)5月3日,胡汉民又电蒋介石,说:“望兄深念国事党事之艰难,积极负责,束装即来。”(第73页)但是,就在孙中山4月18日来电之日,蒋介石却又在游山玩水呢!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明载这天行踪说:

是日,携次公子纬国,复为天童之游。薄暮,由江东三眼桥放船,少焉,月出震方,波平如镜,攒峰倒映,人在画中。夜憩小白天童中院。刚逢佛节,香客扰人。翌晨,避往育王寺。登小磐山,再谒摩诃祖师墓。又历大磐山,回寺稍憩。复出山门眺瞩,公称天童全景,为四明诸名胜之冠。又次晨,探古天童及八指头陀冷香塔院。凡阅四日,归邑城寓舍。(第三册,第73-74页)

蒋介石在5月10日总算成行,可是,他一到了广州,据许玉麟《革命北伐纪略》,1921年孙中山北伐之师,困于桂林,“出湘不能,黔军又回黔”当儿,乃“改任李烈钧为北伐前敌总指挥,大总统亲统随身之滇、赣、粤、福诸军北伐”。当时陆荣廷分兵三路打广东,孙中山归路将断,情势危急,“李烈钧与讨贼粤军第二军长许崇智、讨贼福军司令李福林、讨贼滇军总司令朱培德、讨贼赣军总司令彭程万、讨贼赣军第一梯团司令李明扬、讨贼赣军第二梯团司令赖世璜等急由湘边回桂林,星夜水陆兼程,赶至梧州,留讨贼桂军师长刘震寰守桂林一隅之地,广西省长马君武亦急离桂林返粤,途中遇匪,伏于船底免死,财物劫尽,其妻子与随员,均被匪杀尽。”大家都在赴难援孙之时,而“时第二军少将参谋长蒋中正已回上海”!据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1年5月10日条下,这天蒋介石从家乡“启程赴粤,越旬日抵广州”(第三册,第74页),时间当是5月15日。可是到了24日,他做了一个梦,梦到“雪满山原,一白无际。惊醒后,身犹寒战。默念此必母病凶兆,因不自安,遽返沪归里”。(第三册,第74页)——他又走了!

第七次——蒋介石这一“雪满山原,一白无际”的梦,直到二十天后才巧合式兑现。6月14日,他母亲死了。可是,丧事办得却重于国事。6月23日,孙中山电蒋介石,说:

竞存、汝为已赴前敌,军事吃紧,望即来粵,墨绖从戎。孙文。梗。(第三册,第83页)

7月20日,孙中山又来电,说:

西寇击破易、收拾难,须多一月始得凯旋,我军经入邕宁,明后日,余当驰往巡察。速来相劝。孙文。歌。(第三册,第85页)

在孙中山来电前后,其他同志也函电交催。6月21日杨庶堪致蒋介石:

介石吾兄:……吾子至孝性成,幸有以节哀顺变,勿过摧毁。粵桂战役,今日已起,墨绖从戎,古贤不废。安厝若毕,尚望有以慰国人及同志之望也。……弟庶堪再顿。6月21日。(第三册,第83页)

7月27日,邵元冲致蒋介石:

介石吾兄惠鉴:……顷于《国民日报》读讣告,惊悉老伯母前月弃养,岂胜哀悼。兄连年奔走四方,承欢之日无多,今当国事未定之秋,遘此大故,哀毁之状,可以想见。唯吾人既以身许国,只能留此身以济国难,一以体先人遗志,一以完个人未完之责。诸希强自节哀为幸。近闻桂孽次第扫清。孙先生方有事于中原,倚赖于兄者甚深。一俟丧务就绪,万望仍往佐理。现在可靠同志,只有此数人。吾人务宜谅先生办事之困难,而切实负责也。弟元冲顿。7月27日。(第三册,第84页)

丧事办到8月10日,蒋介石决定又去广州了。可是他路过上海,逗留了十多天,碰到了“大风雨”。他又做了梦,于是又不去广州而回奉化看母柩。直拖到9月13日,他才去了广州。但是到了9月下旬,却又“回沪还乡”(第92页)了。10月底,他“取道北溪,探四明石窗,蹑鼠尾山巅,向西北驰下”(第三册,第95页),又在家乡游山玩水了。

第八次——11月9日,孙中山电蒋介石,说:

介石兄鉴:余拟于15日与汝为往桂林,请节哀速来,臂助一切。孙文。麻。(第三册,第94页)

1922年1月18日,蒋介石到了桂林。可是,到了4月,他又要走了。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2年4月23日条下,有这样一段:

23日,公抵省城。总理闻其有去志,特驾行馆挽留。言“此时你若走,则我与汝为机能全失,人无灵魂,躯壳何用?”云云。公感其语,凄然泣下。乃即中止。其后,卒以受某方刺激与嫉视不已,又决计辞归。是晚离广州。(第四册,第10-11页)

4月28日,蒋介石又回到了奉化。

这时孙中山正与陈炯明关系恶化,蒋介石一走了之后,孙中山处境益形困难。6月2日,孙中山电蒋介石,说:

立转介石兄: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即来助我。千钧一发,有船即来。至盼!文。冬。(第四册,第21页)

但是蒋介石置之不理。6月7日,张继写信给蒋介石,忧虑说:“我兄应速出山,设法将粤局巩固。先生(指孙中山)既到广州,是否无危险?同人殊为悬念也!”(第四册,第21页)可是,蒋介石不为所动。6月15日深夜,终于发生了所谓“陈炯明叛变”事件。

董显光《蒋总统传》中说:

就是在这样的混乱政治局势中,陈炯明乃实现其长久准备而未敢实行的政变。民国十一年(1922)6月16日,他下令驻扎于广州近郊之白云观音两山的军队,向总统府进攻。他认为国父定然在出其不意的袭击中丧失生命;但或者是由于天意,国父的几位忠实信徒竟把他救出了乱军的包围线,而安全到达于停泊黄埔附近的永丰炮舰,该炮舰乃效忠于国父者。……

蒋总统获悉其领袖所遭遇的危险,立即由上海启行,个人冒了很大的险,卒到达黄埔,追随国父于永丰舰上。国父和他的亲信随从者在该炮舰上忍受了五十六日等于禁闭的痛苦。(第48-49页)

事实上,蒋介石是在接到孙中山电报后,才启程的。他6月25日离开上海,29日到了永丰舰。此后四十二天,他如孙中山在《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序》中所说,“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死生。”但是,这位共死生四十二天的固然可歌可记,那些共死生五十六天的,也不该抹杀。

第九次——“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在8月9日从永丰舰改登英国船摩汉号,在外人保护下去香港,转赴上海,蒋介石一直跟着。8月23日,蒋介石又回家乡游山玩水。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2年8月23日条下,有这样一段:

23日,公至甬。即乘慈北轮往普陀,养疴天福庵。南天门探胜、般陀庵观鱼。静息时塑坐看经。凡六日归甬。(第四册,第28页)

这时孙中山已开始走联俄路线。8月30日,孙中山致蒋介石,说:

介石兄鉴:函悉,季仲函亦得读。日来变局愈速,非兄早来同谋不可,军事进行,湘闽似已有不谋而合,日在进行中,湘较闽尤急而有望,似日内便可解决者。今闻昨日已行,或有分道而驰先急回滇也。某事近已由其代表专人带函来问远东大局问题及解决之法。予已一一答之。从此彼此已通问讯,凡事当易商量矣。彼有一军事随员同行,已请彼先派此员来沪,以备详询军事情形,想不久可到也。望兄稍愈即当早来备筹一切。幸甚。此候近祉。孙文。(第四册,第39-40页)

同一天,廖仲恺也致蒋介石,说:“现时各方情形,已有多少变更。兄非常住此间策划不可。盖时事瞬息万状,而尤以军队情形为然。非日夕与各方消息接触,恐少逊随机应变之妙用。此间待商之事正多,请即命驾来沪。”(第四册,第38页)“先生(指孙中山)决定计划之时或变更计划之时,无兄在左右,如何而可?弟意兄宜急来此,专掌军机,一切应酬,尽可不经意。政治问题等等,兄如懒理,当由弟等撮要报告,共同商决。否则军事无人参划,若决定计划或变更计划有误,悔之已晚矣。”(第四册,第38-39页)可见“某事”(走联俄路线)倚仗蒋介石“同谋”之殷。到了9月12日,孙中山再致蒋介石:

介石兄鉴:日来事冗客多,欠睡头痛,至今早始完全清快,方约兄来详商今后各方进行办法,而急闻兄已回乡,不胜怅怅。日内仲恺、汉民、精卫将分途出发,往日本、奉天、天津等处活动。寓内闲静,请兄来居旬日,得以详筹种种为荷。此候大安。孙文。(第四册,第41页)

两天以后(9月14日),廖仲恺又致蒋介石,说:“兄到沪之翌日,弟偕许志澄至大东访之,而兄与启民皆不在。后晤见静江,始知兄在彼处。而弟则并静江来沪,亦不知也。又翌日偕展堂再访,启民在,而兄已忽然归。使弟爽然若有所失。昨奉惠缄,言居沪心绪不佳,亦无所事,故决计还乡。弟则以为兄在此间,待商待决之事正多,若避去乡居,则事无从谋,人人如此,则先生(指孙中山)左右可无一人矣!其说通乎?……日夕思维,非兄常在此间不可,故恳兄无论如何,仍再命驾来沪。家事悟当嘱启民为兄料理妥当,毋须兄焦虑。兄固当留此精神,为中国为先生(指孙中山)为吾党出力,不可消耗于不必消耗之事,以伤身体。弟知兄必不我弃,故敢强以相劝,望兄垂听。”(第四册,第42页)字里行间,充分看出蒋介石在同他们“捉迷藏”、在向他们“拿乔”。在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2年10月4日条下,我们还可看到蒋介石这时怎样在游山玩水:

4日,至沪,即乘车往无锡游太湖。坐万顷堂,见波屿苍茫。顺道访梅园,结构天成。陟惠泉山,揽起云楼之风景,辄为旷恰。归途转苏州,访玄妙观、留园、西园。仍由沪返甬。(第四册,第47-48页)

第十次——10月18日,孙中山电令入闽各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讨贼军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蒋介石为参谋长、黄大伟为第一军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军长。10月20日,蒋介石总算动身赴任。不料不到一个月,他又要走了。孙中山听说,遂在11月19日急电给他,说:

介石兄鉴:接函甚愕,我以回粵讨贼重任,托汝为与兄,无论如何困难,总须完此任务,方能释肩,万勿轻去,以致偾事。如有阻力,当随时与兄解除,仲恺即来相助。孙文。皓。(第四册,第55页)

11月24日,孙中山又有长信致蒋介石,说:

介石兄鉴:顷见兄致展堂季新书,有十日内毫无进步,则无可如何等语。吁,是何言也!吾不能亲身来闽,而托兄以讨贼之任,兄何能遽萌退志如此!夫天下之事,其不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总在能坚忍耐烦,劳怨不避,乃能期于有成。若十日无进步则不愿干,则直无事可成也!就如来信云云,子荫当来沪,此事已不成问题,即内部之大难题已得解决,则进步为极大矣!其他纷繁小故,何足介怀?纵我无进步,而敌则日日退步,如敌军将士之日有觉悟也、敌人团体日形瓦解也、百粤人心之恨彼日甚也、思我日甚也,此即日日之无形进步也。由此以观,我能坚持,便等进步矣!故望兄切勿稍萌退志,必期达灭陈之目的,尔后乃能成一段落,非然者则必百事无成也!兄前有志于西图,我近日在沪,已代兄行之矣。现已大得其要领,然其中情形之复杂、事体之麻烦,较之福州情形当过百十倍。此无怪吾国之志士,乘兴而往彼都者,悉皆败兴而返;吾幸而得彼津梁,从此可日为接近。然根本之办法,必在吾人稍有凭借,乃能有所措施。若毫无所藉,则虽如吾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同矣,亦奚能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劝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者,职是故也。此可知非先得凭借不可,欲得凭借,则非恢复广东不可。此次广东一复,则西南必可统一,如是便可以西南数省为我凭借,则大有办法矣。此次土耳其革命党之成功者,此也。故兄前志之成否,则全在福州之一着也。能即进而灭广州之贼固善,如其不能,则保守福州而坚持,亦为一进步也。盖有一日福州,则我有一日凭借,外交内应则可以此为背景,倘并此而无之,则我不过为一租界之亡命客耳,奚足轻重?故兄能代我在军中多持一日,则我之信用可多加一日,故望兄为我而留,万勿以无进步而去,兄忘却在白鹅潭舟中之时乎?日唯睡食与望消息而已,当时何尝有一毫之进步?然其影响于世界者何如也?今则有我在外活动,而兄等在福州则为我之后盾也。有此后盾,则我之计划措施日日有进步,或者不必待兄等之恢复广州,我计划已达最后之成功亦未可知也。故兄无论如何艰苦烦劳,必当留在军中,与我在外之奋斗相终始,庶几有成。外间日日之进步,非纸墨所能尽,仲恺来当能略道一二。总之十余年来,在今日为绝好之机会,吾人当要分途奋斗,不可一时或息,庶不负先烈之牺牲、国人之期望也。千万识之!此候筹祺。孙文。(第四册,第56-60页)

在孙中山写这封信前一天(11月20日),汪精卫也致蒋介石,说:“……人生做事,绝无爽快干净之时。而兄之去留,关系于此军之存亡者又至大,只能以忍耐坚持相劝慰,万一兄竟撒手,则前途希望绝矣!”(第四册,第56页)虽然函电交催,蒋介石还是走了,不过这次理由是“感冒回里”。(第四册,第63页)12月10日,孙中山再电催“盼兄速来商议,并即返闽”。(第四册,第63页)12月18日,蒋介石才又回头。

第十一次——1923年到了。这年1月5日,正当援闽军吃了败仗时候,蒋介石又游山玩水了。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3年1月7日条下,有这样一段:

7日,又自总部往鼓山。见石壁新镌“天地正气”四字,乃足成联语,曰:“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少憩水云亭,指谓同游者,曰:“吾能于亭后小筑三椽,隐居自适,斯愿足矣!”其余如考亭、喝水岩诸胜,降龙、达摩、吕仙诸洞,再至三至,极瞻眺盘桓之乐。在涌泉寺,兴至濡毫,挥“其介如石”四字,付僧勒石。置更衣亭西,以留纪念。凡一星期才回。(第五册,第1-2页)

可见他可真好整以暇呢!游山玩水以后,他还是又走了,又回到了上海。1月24日,古应芬、李济深、陈可钰、邓演达又电催蒋介石,说:“江防会议,陡生变故,第一师出驻江门,虽转危为安,而整理进行,诸待承教。现粤局仍未稳固,公不即来则总理策划军事,有谁顾问?而芬等素所望之党军,亦无由实现。望即命驾,无任企感,并盼示示。”(第五册,第4页)但是蒋介石不但“不即来”,并且在1月27日,干脆又回奉化了。

2月9日,蒋介石写信给许崇智,自承为人“刚愎浮躁,善谋不足,败事有余。……今陈逆(陈炯明)既去,且屡出自试,愚拙日甚,以致无言不失、无事不乖,徒形己拙,无补党国。……”(第五册,第13页)1月13日,孙中山又电催蒋介石,说要去广州,“如兄赶不上,请乘他船速来为祷。”(第16页)但蒋介石不肯动。2月18日,孙中山把大本营参谋长职务给了蒋介石,并电催他说:“此间须兄助至切,万请速来勿延!并已发表兄参谋长,军事枢机,不可一日无人也!”(第17页)2月21日,孙中山先到了广州。2月27日,又电蒋介石,说:“各要事须兄相助,万望速来,并示行期。”(第19页)3月到了,孙中山又有“切催介石,不可再延”之电,又有“电上海,催蒋介石……速来”之电。同时3月1日杨庶堪也电蒋介石,说:“此间待兄来始能决之事至众且巨,幸速首途,以慰企望。”(第23页)3月3日古应芬也电蒋介石,说:“战端将启,孙先生非兄无与筹划,危难非吾人所能坐视,望即命驾来粤。”(第24页)可是蒋介石还是迟迟其行。直到3月15日,胡汉民、汪精卫、邹鲁、林业明、林直勉、胡毅生,大家来宁波劝驾,蒋介石还带他们游山玩水了三天,才肯启程到上海。可是一星期后(3月27日),他又回到宁波。直到4月9日,孙中山同意他不负“东路讨贼军”之责,他才在4月15日,由上海启程。

第十二次——6月15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可是,7月4日早上,蒋介石忽然又要“引退为安”了。到了7月12日,他终于“愤而辞职,避往香港”。(第40页)7月14日,又由香港转回宁波。孙中山于是安排了蒋介石“有志西图”的计划,决定派他到苏联去。8月16日,蒋介石由上海启程了。

第十三次——12月15日,蒋介石回到上海,但是,他却又迟迟其行,不肯到广州去。12月30日,孙中山等不及了,去电催蒋介石,说:

译转介石兄: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台意对于时局所有主张,皆非至粤面谈不可,并希约静江、季陶两兄同来,因有要务欲与商酌也。孙文。敬。(第五册,第76-77页)

于12月26日,汪精卫已有信致蒋介石,说:“今诸问题待兄至而决,兄迟迟不来,党事无形停顿,所关甚大。军官学校由兄负完全责任,办理一切,条件不得兄提议,无从进行。诸如此类,非兄来不可。……”(第77-78页)再过两天后,廖仲恺也有信致蒋介石,两日后,说:“请兄最迟明正四日船,偕精卫、鲍君等同行,万不能再延,否则事近儿戏。党务改组后,而可乘此惰气乎?……”(第78页)简直是责备蒋介石行事已近“儿戏”了。可是,尽管函电交催,蒋介石却照样游山玩水。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3年12月条下明写:

公半月来,息影慈庵。拂案焚香,绕茔抚树。入夜,闲躅山门外。岭上寒风,松间明月,清景耐人寻思。与次公子纬国相伴守,穆如也。一日,读武侯出师表,乃感忠孝同源,其性光照千古,自喜素所为文,多与此旨符合。(第79页)

直到第二年(1924)1月16日,他才动身去了广州。

第十四次——1月24日,孙中山派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2月3日,孙中山又任蒋介石为中国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会委员。当时孙中山的本意,并不是把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给蒋介石做,而是要给许崇智做。蒋介石心存不满,就在刀口上突然一走了之,回到奉化。他是2月21日“拂然而行”,径自出走的,2月23日,孙中山只好派廖仲恺代理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2月25日,邓演达衔孙中山之命,到奉化拉蒋介石回广州,蒋介石不肯。2月26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致函蒋介石,说:

径复者;顷准执事函开:“前蒙总理委办陆军军官学校,自维愚陋,不克胜任,请另选贤能接替,所有该校筹备处,已交廖仲恺同志代为交卸,以免贻误党事”等由,经面呈总理,奉批:“该委员长务须任劳任怨,勉为其难,从艰苦中去奋斗,百折不回,以贯彻革命党牺牲之主张,所请辞职,碍难照准”等因。奉此,相应函复,即希查照为荷。此复蒋介石同志。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启。(第六册,第6页)

三天以后(2月29日),孙中山亲电蒋介石,说:

沪执行部转介石兄:军官学校,以兄担任,故遂开办。现在筹备既着手进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数百人,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不应使热诚倾向者失望而去。且兄在职,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孙文。艳。(第六册,第7-8页)

到了3月7日,廖仲恺电胡汉民,略述蒋介石走后,使军校陷入“势成骑虎”的苦况,说:“介(蒋介石)不来,学生、学校皆不了,只有迫弟自杀谢人,务请催介行,勿延。”可是,蒋介石还是在乡不动。2月21日,廖仲恺再电蒋介石,说:“先生(指孙中山)将顺兄意,不为不至,兄当有以慰之。兄可敝屣尊荣,不能敝屣道义也。“(第六册,第33页)3月31日,许崇智由上海到奉化劝驾。蒋介石又“拿乔”了半个月,才在4月19日从上海启程。4月21日,回到广州,见孙中山。孙中山在5月3日发表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从此以后,军权逐步由蒋介石取得,当然再也不出走了。

关于这一层孙蒋关系的真相,历史家从来不追究;今把真相排比结果,发现蒋介石至少有十四次的脱队记录(包括“拂然而行”、留书而去、不告而别等等),而使孙中山直接间接“不胜感冒之至”!蒋介石自称是“追随”孙中山多年的忠实信徒,但在“追随”过程中,竟有这么多次的脱队记录,倒真令人大为惊叹也!也许蒋介石来去进退忒多,有“敝屣尊荣”的意味在内,但廖仲恺说得好:“兄可敝屣尊荣,不能敝屣道义!”

前后十四次脱队记录,到底是敝屣了什么呢?倒可以仔细分析一下。蒋介石虽一再向孙中山讨价还价,但技巧地保持管道畅通,不致因价钱谈不拢而破裂。从最浅显的道理也可看出,蒋介石的这种表现,对“革命”不忠,对孙中山不义。这种不忠不义的背后,浮现“瑞元无赖”的性格。蒋介石自小不如意时就会耍赖。不忠不义也就是耍赖的表现。他不如意,因他不愿意在别人手下当参谋,他在给邓铿(仲元)的私函里已说得很清楚,他不愿意“为他人做嫁衣裳”!因而,孙中山要他去帮陈炯明做事,就老大不高兴。不仅一再出走,还要在孙中山面前讲陈炯明的坏话,表演两面手法,以离间孙、陈关系。

蒋介石初奉孙中山之命投效粤军时,在致邓铿信中,恭维陈炯明,如谓:

弟留连于本军者已越一载,始以足下推毂之重,即以总座(指陈炯明)爱护之深,故敢竭尽驽钝,效其驱驰,以助总座者助本党,公义私情所由来也!(蒋中正《革命书简》,第16页)

但是蒋介石才不肯对陈炯明“效其驱驰”呢,即所谓言不由衷。当蒋介石出走时,陈炯明虽派人兼程挽留,并谓:“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蒋介石)一人。”如此诚意,而蒋介石竟不肯留下,当这一年(1918)8月,回到上海却向孙中山数说离开的理由,竟是“因为陈炯明纵容部下,诋毁孙中山”,才愤然去职!

从《陈洁如回忆录》中也可以看到,蒋介石向他新婚妻子透露他的“野心”,如谓:“他(蒋)对我说,我不以做一个普通的领导人为满足,以使你可以看重我。有了孙先生的影响力和关系,我的前途会顺利的”(上册,第129页),以及怨恨他上司陈炯明的痕迹。有一次闹翻,竟因陈炯明的手下戏称孙中山为“孙大炮”!(上册,第136页)这不仅是如陈炯明所说,蒋介石太没有幽默感,根本是借故生事,压根儿他不愿意在陈炯明手下做事。

然而在闹翻之前,陈炯明在孙中山心目中分量很重,绝不是蒋介石可以取代的。陈字竞存,是老广(广东海丰人),也是老革命,生于光绪年间的1878年。1909年冬天,他以广东谘议局议员的身份到上海参加联合会,与革命党取得直接联系,正式加入同盟会,可说是革命老同志。1910年参与倪映典广东新军起义失败,继又参加1911年3月29日的黄花岗之役,幸而生还。辛亥革命后曾任广东都督,以反袁失败而远走海外,但因不肯打指模,未加入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于1919年南下护法,与陈炯明合作,以筹组革命党自己的武力。陈炯明所组成的粤军,成为孙中山唯一的枪杆子,并在漳州一带建立根据地,替孙中山夺回广州。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10月29日,孙中山大喜,当天写信给蒋介石,表示了他对陈炯明的倚仗之殷:

……竞兄此番回粵,实举全身气力,以为党为国,吾人亦不惜全力,以为竞兄之助。同德同心,岂复寻常可拟。我望竞兄为民国元年前之克强(黄克强)、为民国二年后之英士(陈英士)。我即以当时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我所求者,唯期主义政策,与我一致,即我所谓服从我三十年来共和主义,而岂若专制之君主,以言莫予违为得意耶?兄与英士共事最久,亦知我所以待英士矣!兄不妨以我之意思尽告竞兄也。(毛思诚前引书第三册,第17页)

这封信,蒋介石看过后心里一定不是滋味。但是孙、陈关系不是蒋介石一时之间可以破坏得了的。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陈炯明且当了陆军总长兼内务总长。孙、陈终于闹翻,主要是因为两人政见不同。孙中山想要以广东为基地,打算武力统一中国。这种北伐的想法,与吴佩孚要南伐,虽主义不同,心态是一样的,所以章太炎斥之为“一丘之貉”,甚至叫孙中山是“南方的吴佩孚”。陈炯明则赞同章太炎等倡导的“联省自治”,他认为中国问题要走美国的联邦制才能解决,不能迷信武力统一,武力统一只能造成中国的更形糜烂、更形衰弱。他认为孙中山与其搞非法小朝廷,不如先完成广东一省的自治,广东站稳了,再徐图其他。这种政见当然不合孙中山的脾胃,一怒之下,妄责吴佩孚鼓动陈炯明叛变,与史实全不相符。

孙、陈意见相左,却给蒋介石制造大好机会。1922年3月,……(编者略),蒋介石更乘机大力主张讨伐陈炯明。……(编者略)陈炯明当然不会自己送上门来就死,只好辞职求去。孙、陈既已交恶,在《国父年谱》(增订本)4月20条下,更见明显:

先生以炯明拒不来晤,乃下令准陈炯明辞去粤军总司令暨广东省长职,仍任以陆军部长。令伍廷芳继任广东省长。寻即令诸军前进肇庆,直向三水。是晚陈炯明离广州,赴石龙,转赴惠州,其亲信部队悉退出广州,布防于石龙、虎门等处。蒋中正时为粤军第二军参谋长,建议北伐军宜留粤缓发,先清内患,再图中原。力主即时进攻石龙、惠州,消灭陈部,再行回师消灭在桂叶举等各部。先生以陈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并主张亲自督师北伐,两广仍交陈办理,给以殊恩,当能感奋。且奉直战争方炽,不可失此良机。若按兵不动,则与拥兵自卫者何异?遂未纳。

这里明说蒋介石力主“即时进攻石龙、惠州,消灭陈部”,可见蓄谋之坚。当时孙中山“以陈叛迹未彰”,又专意不可先失北伐“良机”,所以反对“先清内患,再图中原”。蒋介石大不高兴,于4月23日“决计辞归”。他在这天还写了一封信于“轮次”,收件人是陈炯明,信中自承:

此次改道攻赣,以致内部纷纠至此,皆由中正一人隐忍贻误之咎。然当时以为反对过甚,竟无从中维持之策,故不能不顺从一时,以为权宜之变,万不料有今日之现象也。中正罪过,诚万死不能赎矣!(《蒋介石年谱初稿》,第84-85页)

这信在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中被窜改,上面这些原文,全不见了。对照起《国父年谱》(增订本)中他“主张讨伐陈炯明”、“消灭陈部”的勇于内斗作风,这封信的写出,颇耐人寻味。蒋介石在信中后段说:“无论其结果如何,必致两败俱伤,否则败者自丧元气,徒坠令名,即胜者亦不免同室操戈,授人以残杀同志之口实,吾知其精神之痛苦,较诸败者更烈也。吾公如欲灭痕迹,免除内讧,其舍再出之外,尚有何妙法乎?”蒋介石怪陈炯明辞职不对,应该“再出”,但是陈炯明怎么“再出”呢?实际上,他是被孙中山免职了!

虽然陈炯明实际上被免职,表面上却是准他辞职的。孙中山复叶举等述准陈炯明辞职电文中却说“国家多事,非贤者高蹈之时”云云,并说文与竞存,始终动以至诚,而不肯稍参客气,以竞存生平大义,炳著中外,君子爱人以德,若操之过蹙,不任有回旋余地,殊非待士之道。”(《国父全集》第三册)漂亮的通电实不能掩盖重重的内幕。到了5月8日,问题来了。陈炯明的手下叶举等干脆要求恢复陈氏原职。孙中山6月1日回广州,同月16日,发生了史册上所谓的“陈炯明叛变,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孙大总统广州蒙难”的事件。其实这个六一六事件是孙中山先于6月12日,以“八英寸大炮毒气弹”相恐吓与威胁而引发的。(参阅陈定炎、高宗鲁《陈炯明联省自治的实行者》,载《传记文学》第三八一期,第130-131页)孙中山称之为“叛变”,但陈炯明称之为“酿变”,胡适称之为“革命”,明言:“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胡适《这一周》,载《努力周报》)陈炯明不相让,表示他对孙中山一直是服理不服人的。

不管如何,六一六事件导致孙中山与陈炯明公开的、全面的决裂,也给蒋介石制造了良机。蒋介石一开始就忌恨陈炯明,现在变成了知道陈是坏人的“先知”,而且是由沪奔粤与孙中山共患难的“英雄”,并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来宣传自己,还刻意恶化孙陈关系,经过一次又一次扭曲,蒋介石竟成为孙中山唯一的亲密战友,与孙共患难的唯一同志,为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唯一继承人造势。如董显光《蒋总统传》说到此事,有谓:

在这炮舰(永丰舰)上和国父相处的时日,划成蒋总统生涯的转捩点。在过去十年间,他曾为革命做重要的、却不很显著的表演。国父在许久以前已重视这位青年属员的才干;但唯有在患难相处的时日中,更使国父自觉前此还未能充分认识这位矢忠而富有训练的军人所具的才能,与其所做实际的判断。从此以后,蒋总统在革命集团中的地位较从前远为重要。他以流星的速度而兴起,不仅使其自身成为中国的主要人物,并以其声誉遍于全球。(第49-50页)

不知历史就里的人,看了这段文字,脑中浮起的印象,自然是一幅蒋介石“间关赴难”“生死与共”的图画,图画中有名有姓的孙中山、蒋介石外,只有“敌人”陈炯明,至于其他人,显然都不足道矣!

《蒋总统传》中说“国父和他的亲信随从者在该炮舰上忍受了五十六日等于禁闭的痛苦”,所谓五十六日,事实上蒋介石是除外的。因为陈炯明“围攻总统府”是6月16日,孙中山是15日深夜3点逃走的,最后转登永丰舰。在永丰舰上和他共患难的,据黄惠龙《中山先生亲征录》,有胡毅生、林直勉、林树巍、陈策、熊秉坤、马伯麟、谢心准、杨虎、杨熙绩、周仲良、陈群、陈煊、马湘、黄惠龙。并且,“至19日,派人秘密招集前守粤秀楼之卫士二十余人至舰,同任守卫。总理则命马湘往香港筹集军饷,余因令湘亲至海员联义社(此为革命海员团体之有最长历史者),召集联义同志,潜来永丰。不数日,联义同志之报到者,有数十人,患难中有此两种老同志,共任保卫,殊觉可喜。”照黄惠龙回忆,有名可稽者至少有十四人、无名可稽者至少有“守粤秀楼之卫士”二十余人和“海员联义社”同志数十人,再加上永丰舰上舰长欧阳格及原有的官兵,共患难的人数已极可观。另照陈肇英《八十自述》所说,他当时也登上永丰舰去“晋谒”;另照宋渊源“闽省参加革命经历纪要”所说,他当时也登上永丰舰去“谒见”。……足见在蒋介石“间关赴难”“生死与共”之前,早有大量人马去卫护孙中山了。当然,其中还包括了一位伟大的女性——宋庆龄。《宋庆龄自传及其言论》中透露她“终于在舰上见到中山先生,真如死别重逢”。那时候的蒋介石,人还在浙江家里呢!

孙中山于6月17日登上永丰舰,第二天蒋介石在宁波接到汪精卫从上海拍来的电报惊:“悉粤变,尤幸总理无恙”,同一天又收到孙中山拍来的电报:“事紧急!盼速来!”但蒋介石并没有“速来”,经过好几天考虑和准备,才于6月25日从上海取道广州,于29日登上永丰侍从孙中山,姗姗来迟。

孙中山在8月9日离永丰舰,照沈云龙所说,“乃于8月9日偕自沪奔粤与共患难之蒋中正离舰”(沈云龙《陈炯明叛变与联俄容共的由来》,《传记文学》第三十二卷第二期),好像没有别人似的!事实上,当时离舰的不止孙中山蒋介石二人。据黄惠龙《中山先生亲征录》,明说孙中山离舰时,“一齐离去”的除了蒋介石,还有陈策、陈煊、陈群和黄惠龙自己。沈云龙明知故隐,有曲笔之嫌。然而居然还有更加曲笔的,在蒋介石九九冥诞时,台北的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了一本五百多页的《蒋介石传》,其中“陈炯明叛变”一节,竟说陈炯明叛变时,蒋介石在现场救孙中山,这简直是更荒唐的捏造历史了!(施德曼与费德林史坦夫妇合著《蒋介石传》,台北国立编译馆主编)

不过,这次“共患难”确实加重了蒋介石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分量。除了前所未有的旦夕相处而生的情谊外,蒋介石一直讲陈炯明的坏话,而今陈果然是“坏人”,使蒋介石的“私心”,在孙中山眼里变成“远见”。再者,陈炯明翻脸之后,孙中山又没了枪杆子,身边的军人更无特别出色者,蒋介石自然成为孙大炮阵前的廖化。孙中山为蒋介石写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作序,有云:“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死生”,当然要比蒋母死后的谀墓之辞,所谓“昂昂千里之资”云云,要真实得多了。

然而,尽管如此,毫无迹象显示,孙中山已把蒋介石视为可能的接班人之一。事实上,孙中山始终视蒋为军人,即使在军人中,蒋的地位尚在许崇智之下,而蒋在孙去世之前的职务与活动亦限于军事,无论党与政,尚无一席之地。这也许是蒋于“六一六事件”之后仍有六次出走记录的缘故吧!我们可以断言,孙中山至死不知道蒋介石具有强烈的政治野心,更不会知道这个军人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完全不择手段的。

第二节、原定黄埔校长不是他

黄埔军校校长,并非特别显赫的位子,但对蒋介石来说,却是生平重大的转折点。他以黄埔校长为跳板,跃向权力的高峰,最后成为一国之君。此一飞黄腾达,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顺理成章,而是当事者处心积虑,玩弄不少权术而获致的。

俗称“黄埔军校”,显然是因地得名。1924年11月6日举行的第五十八次会议,列席委员林祖涵报告“陆军讲武学校情形案”,决议“委蒋中正为该校校长,廖仲恺为该校党代表”(李敖藏会议录原件),可见当时的名称是“陆军讲武学校”。至1925年第六十三次会议时已称“陆军军官学校”(李敖藏会议录原件)。不论何种名称,此一军校的来历,乃由于孙中山自民元让位于袁世凯之后,中华民国的法统也已让给北洋政府,但心有不甘,一直想在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重光”法统与河山,然而却屡次失败,无论大元帅或非常大总统,都坐不稳当,广东的地方武力既不可靠,找西方国家支持,怎奈谁也不理。最后苏共领袖列宁正好要利用中国来反帝,而孙中山正需外援,一拍即合。于是,在苏联的“人”“财”“枪”三援之下,孙中山“以俄为师”,成立了黄埔军校。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军校是民国十三年成立的“中国国民党”与苏联结交后,所生下的一个“爱情”结晶!黄埔军校的不少主任和教官是中国共产党人,也是国共合作的自然现象,如戴传贤是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是政治部副主任;王柏龄为教授部主任,叶剑英为教授部副主任等等。

黄埔军校既是苏联“人”“财”“枪”三援之下的产物,经调查所得,在“人”的方面,最初有军事教官四人,后来增到三十人。在第一次“东征”时,军中有苏联的布鲁辙即嘉伦将军(GeneralBliicher,Galen)所率领的二十名俄国军官参加,第二次“东征”时,有更多的俄国军官参加;在“财”的方面,苏联援助二百七十万元(三百万卢布),援助建立中央银行一千万元;在“枪”的方面,1924年10月7日第一次运抵黄埔的武器有大炮、机枪和八千余支(或一万二千支)步枪。同年12月,又运来飞机九架、步枪弹药五百万匣、机枪十二挺、大炮五十八门以及机枪弹及炮弹等。

回想黄埔建校之初,只有粤造七九毛瑟枪三十支,后来全靠苏联援助,才有了革命的“家伙”、“本钱”。王柏龄在《黄埔军校创始之回忆》中说:

在一天的下午,总理来了电谕,说苏俄补充我们的枪械船快到了,叫我们预备收。哈!哈!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长官以至于学生,无不兴高采烈,尤以一般要革命的学生,喜得无地自容,拍手打掌,说今后革命有家伙了,不愁了。眼望远航船之到来,日如望岁。然而不久就知道,明日下午可到。于是大家忙起来了,收拾储藏的地方,保管点收的人员,俄国兵船官兵的招待、绳子、杠子,真是忙得不亦乐乎。夕阳将向西了,炮台上的瞭望,报告快到了。我与多数人都跑到校门外码头上迎候。远远见白色三烟囱的兵船出现了,满船挂起旗饰,船尾上悬的一面红旗,角上有白的,是斧头镰刀。咦!这是我们与国的国旗。炮台礼炮响了,兵船的礼炮,一替一声的在答了,于礼炮一致一答的声中,渐渐靠近了学校江中。抛了锚。在这时将停未停之际,斜刺里尾巴上插着一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的小汽艇飞跃而出,浪花四溅。噗!噗!噗!飞向大船而去。却原来校长、校党代表及顾问先去慰访。这远途密航到来的珍客,自有一番接应酬答的礼,慰劳致谢的词。我未去,无从知道,想起来大概不错。〔未〕几辞返,跟着船主及二三位军官(海军)上岸来答拜。经过一番来往之后,船主下令靠黄埔码头,我们大码头上顿时现出活气。……如是过了夜。天明了,全体动员,学生做了码头小工,队上官长做了工头。……如是抬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告清楚。好像那时军械保管员是杨志春,我检查了一箱一箱,叫他们登记了。长枪八千支,还有小手枪十支,这小手枪,小得好玩,可以装在洋服上边小口袋里。当时就少了一支,并没有追出。是管理方面的疏忽,是与学生无干的。八千支完全有刺刀俄国式的步枪,每枪有五百发子弹,是一个很大的数量,无不欢天喜地。说道:“今后我们不愁了,革命有本钱了。”……我们不能不感谢我们革命的朋友苏联。也唯有革命的朋友,才有这样的帮助,然而这时的帝国主义者,却不能使他知道,不然要来个拦路抢劫。

这段回忆,正是“天不助、苏联助”的大特写。

蒋介石之被任命为黄埔校长,则绝不是非斯人不可的。刘峙所写的《我的回忆》指出:

起初孙中山先生想要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兼军官学校校长,负责筹备,但许崇智力不从心,一切委之于上校参谋陈翰誉,陈是我们保定的同期同学,目空一切,骄纵自私,处事多失公平,致为各方不满。蒋公介石原为粤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被调到大本营代理李烈钧的参谋长职务,后奉派到苏联考察军事,回国后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第20页)

可见黄埔军校的首任校长人选,孙中山原定是许崇智,而蒋介石得到此位,又与被派往苏联考察有关。派团赴苏考察,并就苏联援助中国革命问题进行磋商,是由第三国际代表马林首先于1919年提出的,孙中山接受了这个建议,并答应派遣最好的代表团前往。最好的人选,无过于廖仲恺。廖不仅是孙中山身边的红人,而且是对联俄容共政策最表拥护的国民党人,然而正因为太红、太忙,不克领团前往。其次该是朱执信,是孙中山身边最精湛的革命理论家,同时也是最脚踏实地的行动家,无论在学识上或经历上,都远超过蒋介石,蒋本人也自承不讳的。但是朱却于1920年的9月21日,为调解虎门民军与降军纠纷而遇难。于是,蒋介石又成了孙中山选择中的廖化。即使如此,蒋还施加了以退为进以及毛遂自荐的压力。

1923年的3月1日,孙中山自沪抵粤后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此为孙氏在粤开府的梅开三度,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即侍卫长,命其速来就任,但蒋照例姗姗来迟,于4月20日才抵达广州,因为不称心,又于7月12日“愤而辞职”,前往香港。然而当听到孙将派代表团赴苏,乃于7月13日自港写信给大元帅秘书长杨庶堪,希望向孙提出自己的要求:

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蒋介石1923年7月13日致杨庶堪书,见《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六卷,第92页)

不论是为了安抚蒋之情绪(此种情绪又多少含有瑞元无赖的性格),还是一时无人可派,孙中山最后决定派蒋介石、王登云、沈定一以及共产党人张太雷,组成“孙逸仙代表团”,前往报聘,并于1923年8月16日由上海启程赴俄,9月2日抵达莫斯科。

蒋介石一行在俄参观了军事学校和武器装备,还去拜会了红军之父托洛茨基(LeonTrotsky)、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Chicherin),以及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胡定斯基(G.N.Voitinsky)等人。最主要的任务则是于9月9日会晤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施克亮斯基(E.M.Sklyansky)和参谋长甘门涅夫(L.B.Kamenev)。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主任吴文津从俄文资料中得知,蒋曾代表孙中山向苏方寻求推翻北洋政府的一个新战略协议,即突破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地理上的孤立,把根据地转移到西北,以便苏方的军事支持。(详阅吴文载《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二册,第38-53页)其实孙致加拉罕(LeoKarakhan)英文函已经披露,有谓:“蒋将军将提交贵政府以及军事专家一份在北京以及更远地区的军事行动计划书。”(引自Whiting,SovietPoliciesinChina,p.243)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当然不会得到苏俄的支持。

同年11月29日循原路线回国。蒋介石于12月15日抵达上海,给孙中山寄了一份《游俄报告书》,却又迟不回粤。孙中山于12月30日电蒋有谓,“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也连发六电,催蒋南归,然而蒋仍在老家溪口住了两个多礼拜,直到1924年1月16日才回到广州报命,并被委派为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

然而奇怪的是,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又不告而别,留书请辞。当我们见到蒋出走后写给孙中山与廖仲恺的信,就不再奇怪,原来还是因为不如意、以退为进,而这一次更加情见乎辞,甚至语带责备与要挟。他于1924年3月2日致孙长函中,一再提到陈炯明叛变时与孙“同生死、共患难”、“无难不从、无患不共”,借此抱怨孙对他的耿耿忠心,回报不够。他又借当年与陈其美的交情之深,以暗指孙对他信之不专、爱之不切!竟谓:“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断!”再往下看,更知所谓“信不专、爱不切”,因孙中山仍然把他视为侍卫长看待,没让他“兼任他务”,也就是没让他管军事之外的党政大事(蒋致孙函见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六册,第8-20页),政治野心已呼之欲出。我们再看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一大,没有他扮演的角色。那次会议,孙中山继续出任党的总理,中央执行委员二十四人:胡汉民、汪精卫、张人杰、廖仲恺、李烈钧、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邹鲁、谭延闿、覃振、谭平山、石青阳、熊克武、李大钊、恩克巴图、王法勤、于右任、杨希闵、叶楚伧、于树德,没有蒋介石。候补中央委员十七人中,有林伯渠、沈定一、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等,也没有蒋介石的名字。蒋介石也不是浙江省的代表,浙江代表六人是沈定一、戴传贤、杭辛斋、戴仁、胡公冕、宣中华,前三人由孙中山指定,后三人则由该省党员选举而产生。蒋只是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在一百六十五位抵粤代表之中,其落寞寡欢可以想见。对孙中山心存不满,也就事出有因了。

蒋介石于3月14日致函廖仲恺,更加露骨。他显然不满意廖任军校的党代表,责备廖干预、侵夺他的权力,更进而批评廖“专意顺从”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若谓:

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唯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绝不信吾党可以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毛思诚前引书第六册,第28页)

蒋晚年写《苏俄在中国》,还提到这封致廖函,说是把“我的意见,坦率说明,并将这一函件,同时抄送各常务委员,以补充我《游俄报告》的意见”。据此可知,《游俄报告》可能是比较正面的意见,所以他要补充比较负面的意见,亦即是不赞同联俄容共的意见,于冷战期间写《苏俄在中国》,更加要表明其反共抗俄之“先知先觉”。但是这种先知,与先知陈炯明会“叛变”差不多,都是因为不愿意为别人做嫁衣裳。他此时似已看出,在俄国扶助下的中共,将是对他将来权力的严重威胁。联俄容共,在他看来,不啻为中共做嫁衣裳!

据我们的分析,不能把蒋介石的“意识形态”看得太认真,因为他本人没有一贯的主义信仰。他既是孙文与耶稣的信徒,同时也可以举证说他不是。他的反共抗俄言论,充塞党史委员会出版的《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但把这四十卷蒋介石定本书中收有的《陆军官校第三期同学录序》一文,和乔家才收藏当时发刊的原文对比,其中删减文字,可归纳出蒋介石当时亲共言论的重点如下:

一、共产党是总理“一线相传”在“国民党内”的“命脉”与“血统”。

二、我蒋介石愿为“国民革命”“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而死。

三、“直接”实行三民主义就是“间接”实行“国际之共产主义”。

四、“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

五、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中的一部”,世界革命不能无共产主义。

六、“实行三民主义,则共产主义即在其中”。

七、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无纷争的必要。

八、国民党共产党不可分,而应合。

九、“未有对共产主义以诚,而对三民主义不诚者也”。

十、信仰三民主义者对共产主义,“应以诚意相孚”。

十一、对“共产主义之同志”,“自信”我蒋介石“为最诚实同志之一人”。(详阅李敖《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石是共产党》一文,第97-112页)

任何人在蒋氏父子统治下的台湾,如果沾上这十一重点的任何一点,都会被当做共产党而横尸法场或坐穿牢底呢!

我们认为蒋介石对任何“信仰”都不认真,因为他是一个很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一个只相信权术的现实主义者。即以3月14日致廖函而言,不赞同联俄容共云云尚是较“理想”的,最“现实”的根本是忌恨廖仲恺,不愿意廖当军校的党代表,就像前几年忌恨陈炯明那样。这一点在他3月2日致孙中山函,也可见端愧。他在那封信里特别推崇胡汉民,认为胡“学术胆略并优而兼有道德”,要求孙“何不令(胡)追随左右”,并建议任命胡为广东省长、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他自己则可任许之参谋长。蒋介石想“联合”胡汉民与许崇智来“打倒”廖仲恺的意图,已呼之欲出。

蒋介石原以为他突然出走,可以使军校办不起来,所以处处暗示以去廖为要挟。据陆培湧的研究,蒋想以杨庶堪或张静江来替代廖仲恺。(见Loh,TheEarlyChiangKai-shek,p.89)但是廖的底子太硬了,廖最积极支持孙之联俄容共政策,亦因而最为孙依赖与信任,被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三常委之一,又兼任大本营秘书长,随时助孙处理政务,实为孙左右的核心人物。蒋出走后,孙即命廖代蒋职,继续筹备军校事宜。当孙与廖回信给蒋,略作安抚后,蒋仍无回音,廖乃寄去“哀的美敦书”:“转介石兄,归否?请即复,俾得自决!”至此,蒋知廖搞不倒,军校不会因他辞职而不办。事实上,军校学生聚集黄埔已好几百人,势在必办。遂即于同日复电:“函电敬悉,弟必来粤,勿念。”

不过,这次权术游戏之目的,虽未全部达成,廖仲恺的地位毫不因此而动摇,但蒋之收获亦已不少。讨价还价之余,终于获得孙、廖的允诺,给予他办军校在人事与财政上更多的权力。也许更重要的是,倒廖虽一时无成,联胡毕竟立见效果。胡汉民于1924年3月19日致蒋电有云:

(孙)不惜免杨西岩禁烟督办,不惮再招弟往,是尊重兄之意思。(毛思诚前引书第六册,第34页)

胡汉民因政见上有歧见离粤,他显然把孙中山重新召他回粤辅助之功,归之于蒋介石。

蒋介石终于1924年4月21日又回到广州,26日赴黄埔军校办公,5月3日,正式被孙中山任命为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廖仲恺亦于5月9日正式出任黄埔陆军学校的中国国民党党代表。蒋仍然未能避开廖的“阴影”。其实,廖只是亲共的国民党,共产党在黄埔军校里扮有重要的角色,周恩来原来是军校的政治部副主任,然于1925年3月升任政治部主任兼军法处处长,担任政治教官的共产党还有恽代英、萧楚女、包惠僧、高语罕等人,另外还有苏联教官数十人,而且整个制度根本是苏式的,无疑可称之为“红色的黄埔”,蒋介石亦获致不虞而誉的“红色将军”(TheRedGeneral)称号。他当时对共产主义绝无异议,甚至是极为赞同的,甚至公开说:“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见《黄埔丛书》第二集,第63页)他所关切的是权力,共党的权力发展对他说来是未来的“隐忧”,而当前军校的实际排名,由于孙中山兼军校总理,他在孙总理、廖代表之下,名列第三。直至孙、廖先后去世后,蒋介石才真正坐上黄埔军校的第一把交椅。

宋平撰《蒋介石生平》,描写孙中山亲临主持军校开学典礼,“五百多个学生一律穿着苏式黄军服,整齐严肃,精神焕发,军容极盛,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新型军队”,并不正确。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新型(西方式的)军队是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不过,黄埔可以说是第一支苏式党军,然而由于急需军事干部,只制定七个月为一期的“方便面”式的军事教育,同时为了加强“革命性”,还得学习三民主义、革命史、帝国主义侵略史等政治课程。国共二党人士中,肚子里有点墨水的,如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邵元冲、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等,都在军校讲过课,孙中山本人也来演讲。我们虽找不到蒋校长讲课的记录,但他的训话几乎天天有,实为日后训词等身的开始。他的训词要点,不外是“严守军纪”、“绝对服从他”、“不求升官”(没有野心),以及“不成功便成仁”(为他而死)等等。他此后治军未曾脱此范畴。当时军校第二团第二营的党代表回忆道:

1924年黄埔军校开始一个时期,蒋介石经常亲自检查教官、学员等的训练与生活情况,常常在早晨起床号吹过后即直闯教官、学员的卧室巡视。有些人以为校长(蒋)不在校而睡懒觉者,常被他集合起来训斥。他当时不吸烟不饮酒,据说与他在日本和上海时已判若两人。他在校时必到餐厅与教职员一起就餐,教职员必须等他动箸尔后动箸,大有严肃认真励精图治之概。当时他对国民党内的西山会议派也表示反对,常说他们反共,我们要反反共。在每次开校务会议时,大都由他一个人做训话般的交代,很少听到不同的意见,民主的空气是闻不到的。在对待人的态度方面,尽管有些人生活腐化,甚至阳奉阴违,但表面上唯命是听接受训斥者,反而可以得到他的信任,以后得到军事重任者此类人不少。但他对那些自觉自爱表里如一而有骨气的人,则尊而不亲,甚至敬而远之。他对共产党同志的态度固然如此,即对邓演达、严重等也是这样。(季方《我所接触到的蒋介石》,载李敖编著《清算蒋介石》,第19-20页)

其中提到蒋介石喜欢査勤务,后来变本加厉。当本书作者李敖、汪荣祖在台湾服预备军官时,蒋介石还要亲自检査厨房和厕所,为了他要来查,厕所清干净后不准使用,大家只好拉野屎,此亦多少反映了蒋氏本人军事教育的限度。他因未进陆军士官,所以没有受过完整的军官教育,他的军事训练止于洗马,也只能在“生活情况”上做文章了。

根据黄埔一期徐向前的回忆,蒋校长还有别种“鬼名堂”:

蒋介石这个人,有许多鬼名堂。黄埔军校开课后,他每个星期都到学校来,要找十个学生见面、谈上几句话,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和蒋介石单独见过面、谈过话。学生多是些刚刚走向社会的青年人,当然不可能懂蒋介石那一套笼络人心的手段。许多人对蒋介石亲自找去谈话,虽是一般地问几句,都觉得高兴和新奇。一些有见识的同学,说蒋介石有点装腔作势,但多数人对他还是满意的。蒋介石通过这种个别见面和谈话,认识了不少学生,也拉拢了不少人。后来,蒋介石嫡系部队里的许多将领,都是黄埔生。(徐向前《回顾黄埔军校》,载《蒋介石与黄埔三杰》,第6页)

这种“鬼名堂”,终蒋介石一生,屡试不爽,作为笼络人心,建立自己小圈子的不二法门。

第三节、用暴力铲除广东的反对势力

黄埔军校的设立就是要建立革命武装,一切反对势力自然被视为不共戴天的“反革命”。在广东的“反革命”势力亦就首当其冲。黄埔师生的第一仗,就是所谓“平定商团”。……(编者略)

不到三个月,蒋介石率领他的东征之师自潮州回广州,平定“杨刘叛变”。……(编者略)所谓“叛变”,黄埔学生军能打败杨刘,据美国领事的观察,“功在苏俄军事顾问”。(美国国务院编辑ForeignRelatiom,1925,1;p.742)

美国领事的观察可从国民党原始文件中得到印证。1925年4月6日,以廖仲恺为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十三次会议,决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团第二团第九连连长桂永清,此次获敌衣物不报,违犯军律,罪有应得,唯念该连长作战以来……奋勇出众,不无足录,应免处死,着仍在连长任内,带罪图功,予以自新之路。”(李敖藏会议录原件)谁要处死桂永清呢?蒋介石也,“校长以该连长不能表率全连官兵,恐贻恶风,将其判处死刑。”(李敖藏原件附录)只因获得敌人衣物不报,就要判处死刑,引起黄埔学生李之龙、酆悌、冯毅、薛文藻、黄杰等六十六人以“快邮代电”,急致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廖党代表,要求“速电校长,变更成案,从宽处治”。此前团党代表俄顾问亦“请予从宽处治”,“未蒙邀准”,只因在孙中山丧期,没有立即执行枪决,终得中执会决议宽恕。(见李敖藏原件附录)此一事件可以证实,俄国顾问至少到团的一级。当时中国的军队,包括军阀在内,外国军事顾问到这一级的,可能是绝无仅有,难怪陈炯明要抗议外国军事介入中国内战也。此一事件也透露了蒋介石的性格,对中执会的特赦决议,心有未甘,复函说:“特赦桂连长永清自当遵办,唯须处以无期徒刑”,于是1925年4月16日中执会第七十五次会议上复议,决议:“应免桂永清死罪,令蒋校长酌量减等处分。”(李敖藏会议录原件)幸亏那时蒋介石的权力尚未至上,被中执会诸公纠正了过来,否则桂永清早以连长身份魂归离恨天矣!

同年5月7日,中执会应蒋介石之请,因教导团改称党军,校长名义不能指挥党军,遂“任命蒋中正为党军司令官”。约略同时,东江肃清后,在汕头组织政治局,特派“许崇智、蒋中正、邵元冲、周恩来及市党部代表一人”为五委员,“监督指挥潮、梅、陆海丰各县行政事宜,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李敖藏第七十九次会议录原件)

1925年6月,党军克复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任命蒋介石身兼广州市卫戍司令。他的军权虽更上层楼,但是在孙中山死后的新政权中,他仍在核心之外。6月1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体大会。30日中执会第九十一次会议政治委员会临时提出推定汪精卫、胡汉民、张人杰、谭延闿、许崇智、廖仲恺等十人为国民政府委员,通过《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见李敖藏会议录原件),并于7月1日将大元帅府正式改为委员制的国民政府。周德伟回忆说:

最可注意者,此时的蒋介石尚未为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推汪精卫为主席、许崇智为军事部长、胡汉民为外交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胡代帅被绌为外交部长,久不任官的汪精卫反为主席,汉民大愤,因辞职走俄,以后若干年汪、胡成为生死敌人,蒋介石则时而联汪制胡,时而联胡制汪。李著谓胡之走俄系以后之廖案嫌疑,其实非是,志此以待考订。(《余之一生与国民党点滴》未刊手写本,第95页)

胡汉民涉廖案之说,因误以胡为右派,其实当时胡、汪、蒋都是左派。三人成为右派是后来的事。胡到海参崴后,于赴莫斯科途中,一再写信给“季兄”(汪精卫),盛道俄国同志关心“中国革命事业”,感激“俄同志之招待亲切周至”,赞佩新俄之建设,“唯有欢喜赞叹而已”(见李敖藏胡汉民10月11日致汪精卫函抄本)。从胡于途中频频驰函看来,此时胡汪尚未成为“生死敌人”,不过胡以代理元帅不愿屈就部长,自有可能,借此游历新俄,以广视听。但是周德伟所说,蒋介石在胡汪之间制造矛盾,的确成为事实。

从新成立国民政府的权力分配可知,蒋介石仍与党政无涉,即就军事而言,亦仍在军事部长许崇智之下。1925年为统一军事于7月3日中执会决议:“派汪兆铭、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智、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李敖藏会议录原件)蒋介石名列最后,汪精卫兼军委主席。蒋之策略是先联汪制许,于是许成为蒋之立即“斗争”对象。自汪于孙死后南归,蒋即刻意承欢,尊之为大哥,自称小弟,十分热络,汪亦乐得有蒋之助,信以为此老弟的崇敬为真。蒋遂以整顿军队为名,将军权集中到以汪为主席、蒋为委员的军事委员会。许崇智虽也是委员之一,无论权势均大大地被分割了。

军事委员会成立一个多月之后,8月20日的早晨,廖仲恺突然被刺身亡。凶手陈顺当场被抓,幕后嫌犯则为胡毅生(胡汉民之弟)、朱卓文、林直勉、林树巍等人,皆属右派分子。国民党右派谋害廖仲恺的政治动机十分明朗,而瘳案的最大得益者,却是当时被称为“左派将军”的蒋介石。国民党中央于廖案发生后的三人“全权应付时局”小组,即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许因有部下涉案被捕,十分被动,而蒋介石以左派的姿态,又身兼广州卫戍司令,在汪之允许下,最为积极。邵元冲在8月25日的日记便提到“现由介石分逮多人,将兴大狱”(第188页)。然而表面上的雷厉风行,捉拿凶犯,实际上则是雷大雨小。蒋以卫戍司令,于案发当日即全市戒严,特由何应钦的第一军第一师在市区警戒,并派兵把守市区制高点,居然所有嫌犯,除林直勉一人外,全部逃往香港,而林又因“査无实据”,被驱逐了事。以蒋当日姿态之左,无人会怀疑到他,但事实上却是左倾其表、右倾其实,他不喜欢廖仲恺早见之于就任黄埔校长之前。他若果真涉案刺廖,则由他缉凶,岂非犹同陈其美去追缉刺陶凶犯?蒋即使未直接或间接涉案,包庇之情状,已无法遮掩。更值得注意的是,蒋所考虑的不是什么左倾右倾的思想问题,而是权力的考量,所以他着重的不是嫌犯胡毅生,而是嫌犯的堂兄胡汉民。陈璧君在《自白书》中提到,廖死消息传出,“全市哗然,谓杀廖君者,必为胡汉民,工人集队,学生亦由黄埔来,请愿捕胡,全市震动。”陈璧君打电话找蒋介石,“蒋接电话曰:事很糟,君可先将胡君送东山我家,再商办法,我说你们不可太儿戏,蒋曰否否”,但当胡汉民一家到蒋宅,“蒋未几又来电话说,我家仍不妥,游行者亦将来东山,请即偕我家中卫兵,由君亲送胡至军校我住宅,必妥当。”其实蒋在幕后一手操纵,因此邵元冲特别驰书给蒋劝其慎重处事。”(《邵元冲日记》,第191页)

事实上,蒋介石并没有保护胡汉民。他把胡汉民押解到长洲要塞看管起来,且于9月22日,以“出使苏俄”为名,将胡驱逐出广东。这件事很容易说成是汪精卫想要搞掉胡汉民,然汪是国府主席,位已在胡之上,更何况胡出走后途中不时写信给汪。要搞掉胡的意愿,汪实不如蒋,而蒋显然是散布汪要搞掉胡谣言之人。证据是邵元冲在戴季陶家里听到来自广东的消息,有这样的一段记录:

适芦隐从粤归,为言此次之大狱,实系精卫欲掊去展堂,故罗织种种罪名而成之,以便自代,其阴贼险狠,振古所希。季陶痛人心之狡刻,为之大恸,同座相对,倶为唏嘘。(《邵元冲日记》,第193页)

芦隐姓刘,时为黄埔政治部副主任,他所带来的消息,若非出自蒋介石,尚有谁人?试看刺廖一案,廖死、胡去,汪精卫亦因绌胡而名誉受损,唯有蒋介石独获全胜,利益独占,权位亦随之上升。

廖案又为倒许提供了机会。许崇智一直是压在蒋介石上面的军头,久欲取而代之,许对其旧日上司陈炯明仍有和好共存之意,更遭蒋之忌,乃借许部下有涉廖案之嫌,对许扩大侦查,既指责纵容部下,具有叛国阴谋,更进而散布把持财政、私吞公款之罪,以资罗织。然后密令军校备战,广州戒严,乘机监视许宅与缴粤军第三师之械,并于1925年9月19日驰书许崇智,恶言谴责,迫其下野,甚至骗许,夺其兵柄,只是代管三月,俟“师出长江”后,不仅将部队“还归”,而且要恢复许之令名。函长,只录一段:

呜呼!吾兄内阻革命事业之进行,外联林、刘、杨、熊叛逆,以为歼除革命根本之计,各军为疑,所部为二,空谈革命,口是心非,信用已失,名誉扫地……今不唯吾军不平,气愤填膺,即兄之所部,亦欲食兄之肉以为快……此则吾兄行为反乎革命之常轨,弟所痛心疾首者也!……

如兄不以不材为不忠,且能反躬以自省,深知既往之非,不感宵小之言,毅然独断,保全名节,则兄不如暂离粤境,期以三月,师出长江,还归坐镇,恢复令名,既朗于公,更浃于私。如蒙赞同,当可为兄准备一切,安全登舰,则兄之所部,弟当负责维持,不负兄之初意。否则兄部激变,制止无方,地方纷扰,人民杌陧,是兄不能辞其咎也。(《陆军军官学校校史》第五册第七篇,第33页)

同日,蒋已将许之亲信广东财政厅长李基鸿、军需局长关道职等人,以侵吞公款、接济反革命军队之罪逮捕。当许崇智于20日清晨2时,收到蒋的谴责函时,已形同软禁的笼中鸟。就在同一天,“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准军事部长兼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卸职。当天晚上,蒋介石就派旅长陈铭枢监送许氏登轮赴沪。

许崇智到了上海,向朋友言及此事,犹愤愤不平,连邵元冲都感到“殊可惊诧”,在9月25日的日记中记道:

汝为(许崇智)出示介石致彼之掊击函件,历数其用人不当、财政不清、挠师出发等罪名,促其从速离粤。同时有精卫一函,亦表示赞同介石之主张,而促汝为速行者;又汝为复渠之函稿,对所攻击各点有所解释,而介石再复一函,仍不变初旨,而促其速行,故汝为遂行。其(蒋)态度突兀至是,殊可惊诧。汝为并言:介石有时或受人挑拨,盛气难回,然精卫不为之谅解,而反投井下石,殊非对友朋之道,言时慨然!(《邵元冲日记》,第198页)

此一“掊击函件”,不见于任何一种蒋介石集,有意隐其恶声,是显而易见的,只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竟录之于黄埔校史,被李敖发现。许崇智被人整到如此地步,还误将“处心积虑”想作“受人挑拨”。不过,若非汪支持蒋,计必不能得逞。汪并无驱许的必要,只是听从了蒋的要求,汪的确以国府主席及军委主席之尊,于9月18日授蒋以广州卫戍司令身份,“全权处置粤局”,不啻给予倒许的合法性。益知汪当时为蒋之殷勤所迷,以蒋为可以“倾谈”与“亲爱”的老弟,不惜左袒其作为。从事后看,汪显然被蒋利用了。

驱许未久,又来了熊克武及其川军。熊字锦帆,早年参加革命,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以军人身份被选为中央委员,可知受孙中山知遇之深。孙准备北伐,熊即率师自贵州欲经湖南入粤,然为赵恒惕所阻。当熊于1925年9月24日抵达广州,孙已逝世半年,但仍受到国民政府要员热烈欢迎。孰料广州卫戍司令蒋介石突于10月3日,将熊及川军将领余际唐、喻培棣、刘棱、熊晓岩、王子骞、吴庶咸等拘留,并送往黄埔,后来囚禁于虎门炮台。10月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一十一次会议,提出“熊克武私通敌人、危害政府”案,决议将熊“先解除本会执行委员职务,听候本会审判”。(李敖藏会议录原件)

所谓“私通敌人”,指与陈炯明勾结,所谓“人证俱获”,指有陈炯明手下张织万的供词,以及陈炯明给熊克武的亲笔信云云。但关了二年之后,蒋介石兵力抵达上海,致电李济深释放熊克武等人,说是由于“共产党人诬毁所致”。然而“人证俱获”的昭然罪状,却毫无共党诬毁的痕迹。至少熊本人不以共党诬毁为然,所以后来投了共,以民革中央副主席终。反而蒋介石诬毁老同志的政治动机,倒是十分昭然。熊是具有中央委员头衔的实力派军人,无论党、政、军以及革命背景,都在蒋之上,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蒋好不容易把许崇智请走,岂肯让熊克武再来插一脚?所以熊等一行,席未暇暖,蒋介石就迫不及待采取行动,诬毁熊等将领,导致已达粤北的川军北撤受损,再因失去领导而全军溃亡,削弱革命军的实力,在所不惜。蒋之得逞,再一次显示国府主席汪精卫犹未察蒋介石的野心,受其怂恿,任其所为。

蒋介石于拘捕川军将领之时,又大举东征,以周恩来为东征军政治部主任,欲彻底荡平陈炯明的武力。10月13日下午两点起,开始总攻惠州,14日下午四点半结束,整个攻城作业是俄国顾问加俄国大炮,象征陈炯明一生大业的最后据点——惠州,惠州夙称天险,有宋以来从未破城,就在外国现代大炮下击毁了。10月17日的《士蔑西报》(HongKongTelegraph)报道说,鲍罗廷于惠州攻下次日,专车抵达石龙,转赴前线视察,蒋介石亲迎之于车站。国民党创办的黄埔军校得自俄国的帮助,俄国顾问前来培训,并且俄舰运来大批枪炮,早在1924年10月7日,第一艘运械俄舰直抵黄埔,运来“山炮、野炮、长短枪枝、轻重机关枪及各种弹药”。(《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册,第2页)这次蒋介石借赤俄之刀,消灭了“革命老同志”陈炯明,达到了斩草除根的心愿。他并不讳言老毛子的功劳,甚至还要拍马屁,说是“我们今天能够消灭叛逆,达到这个目的,大半可以说是苏俄同志本其民族的精神、国际的实力与其革命的使命,起来以至诚与本党合作,帮助我们中国的效力”,更大言不惭地说,如果苏俄同志愿意指挥我们革命,我们亦愿意受他们的指挥;不但不足为耻,而且同列于世界革命党员的地位。(《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十三册,第20页;另参阅《蒋介石年谱初稿》第473页,未删改之原文)不足为耻吗?这种说法已经可耻,更可耻的是,蒋介石说此话实乃言不由衷的权术运用。

陈炯明失败下野后,整个广东的革命根据地好像是稳固了,其实第二次东征的捷报大大地稳固了蒋介石个人的权势。而适于此时,国民党准备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初在北京的中执会政治委员会电请各执委到京视孙中山病,并拟于五个月内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见李敖藏第六十四次会议录原件)然于1925年3月5日召开的第六十六次会议上,胡汉民提议“为自由安全讨论党务起见”,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应在粤开会,决议通过(见李敖藏原件),汪精卫又以政治委员会主席名义,于10月31日致函再度肯定广州为中执会以及国民政府所在地,会议须在广州召开,终于1925年12月4日发出231号通告,驳斥北京西山会议派“反革命”言论,强调“吾党之革命策略不出于联合苏俄”,并“决定第二次全国大会会期为明年1月1日”。(见李敖藏原件)

当大会于1926年元旦在广州召开时,蒋介石与谭延闿二人具名,继汪精卫的政治报告与宋子文的财政报告之后,做军事报告。毛泽东则以代宣传部长做工作报告,此为蒋、毛同列重要政治会议之始。(见李敖藏《出席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人员名单》原件)

元月6日那天下午,蒋介石以“东征英雄”,“身披斗篷大衣,足登高筒马靴,用浓重的浙江口音在会上做军事报告”(《张国焘回忆录》),极引人注目。报告完毕,由于东征胜利,全场欢呼,起立致敬(见《政治周报》第六、七期合刊本),在此声势下以高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仅比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少一票。汪蒋政军体制俨然形成。此前,蒋尚是一介武夫,党政地位在毛泽东之下,即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他亦非七人主席团之列,与权力核心还沾不上边。然而二大之后,蒋氏直线窜升,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但是抬轿子的大都是左派激烈分子,蒋是以“红色将军”的形象出线的。蒋与汪打得火热,口口声声“汪主席”、“汪党代表”,汪对蒋亦别具青眼,以“练成真正的革命军队”相期许。蒋之左倾言论,亦贏得苏俄顾问的好感,以为出现了革命反帝的军事强人,可以达成统一战线的任务。哪里料得到,强人“逼宫”之势,已迫在眉睫了。

第四节、中山舰浪里乾坤

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全大会上,出了风头,权力大增,但他并不踌躇满志,因为他是不做第二人想的。由于不做第二人想,一时的成功,更激发他更上层楼的野心与雄心。环顾当时的权力结构,国民党的右派,包括西山会议派在内,正处劣势,而其中人物颇与蒋有私谊,不会对他构成任何威胁。而国民党的左派,特别是汪精卫,正红得发紫,既有外援又有非蒋可及的党政资历,若要更上层楼,非向汪夺权不可。至于中共,既有组织与人才,又有俄共撑腰,断非蒋能控制。即使在军事上,他只是国民革命军的总监,上面还有军事部长谭延闿以及控制俄援物资的季山嘉,绝无法独断独行。他不满这种“现状”的心态早已显露,俄国人事后回忆,对蒋介石当时“追求独裁,反复无常,十分多疑”印象特别深刻。(参阅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366-367页)是以为了突破“受制于人的现状”,蒋虽表面上与汪打得火热,亲爱无比,在言论上十分左倾,事实上早已把汪精卫、季山嘉以及共产党作为假想敌,形成被迫害的幻想而伺机发动。令人惊奇的仅是,发动得那么快。1926年的3月20日就发生了震动一时的“中山舰事变”,或称“广州事变”。事变的结果是汪精卫黯然离国,共产党的权力大大地被削弱!

此一简单的夺权事件,竟变成错综复杂的历史之继,除了蒋介石本人故布疑阵外,斯大林的一厢情愿,以及汪精卫的有苦难言,导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害得历史学者们拼命猜谜。其实,就已出之史料,以公心分析,已足以解此案之玄。

我们不妨先看看当事人蒋介石于事后上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呈文,看他是如何交代的:

为呈报事。本(3)月18日酉正,忽有海军局所辖中山舰驶抵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向教育长邓演达声称:系奉校长命令,调遣该舰,特来守候等语。其时本校长因公在省,得此报告,深以为异。因事前并无调该舰之命令,中间亦无传达之误,而该舰露械升火,亘一昼夜,停泊校前。及19日晚,又深夜开回省城,无故升火达旦。中正防其有变乱之举,为党国计,不得不施行迅速之处置,一面令派海军学校副校长欧阳格暂行权理舰队事宜,并将该代理局长李之龙扣留严讯;一面派出军队于广州附近,紧急戒严,以防不测。幸赖政府声威,尚称安堵。唯此事起于仓卒,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但深夜之际,稍纵即逝,临机处决实非得已,应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谨将此次事变经过及自请处分之缘由,呈请察核。谨呈军事委员会。蒋中正。中华民国十五年3月23日。(见《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50页;另参阅广东省档案馆编《中山舰事件》)

此呈文写于事变后三日,去事未远,可视为第一当事人的最基本史料。我们可以据此展开来看。

呈文指控,李之龙矫命调动中山舰,升火达旦,有变乱之嫌,遂采断然措施。但是李之龙否认矫命(见《李之龙关于中山舰案报告书二则》,《黄埔军校史料》,第355-360页),而且已有档案资料证实。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办公室主任孔庆睿,于3月18日午后6时半因外洋轮船被劫,遂电请省办事处派舰保护。省办由交通股股员王学臣接的电话,并报告军校交通股长兼省办主任欧阳钟。欧阳主任即亲赴海军局交涉,因李之龙代局长外出,由作战科邹毅面允派舰前往黄埔,听候差遣,再由海军局值日官“传令带同该员面见李代局长,面商一切”。李之龙知悉后,即决定派中山、宝璧两舰前往。当时10时左右,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秘书季方接到欧阳钟电话,谓十二时将有一舰来,作为保护商船之用。翌日早晨军舰出口,海军局邹毅科长要欧阳钟补办调舰公函,欧阳钟立即照办,此公函尚存,内称:

顷接黎股员电话云:奉教育长谕,转奉校长命,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兵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迅速派兵舰两艘为要。(《办事处交通股长欧阳钟致函海军局函》原件,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438页)

李之龙的妻子于1926年3月30日提出的报告,今藏南京二档馆,亦谓来人亲口向她说,奉蒋校长命令,有急事须派舰赴黄埔,听候调遣。

由上引档案资料可知,李之龙绝未矫命,调舰程序清楚,而且调舰有因,为了保护商船。所谓擅自调舰意图变乱,便是空穴来风。而且当中山舰于19日上午九时驶抵黄埔后,章臣桐代舰长即赴军校报到,出示李之龙代局长命令,并请示任务,由校长办公厅秘书季方的副官黄珍吾代为接见。据黄副官说,他向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告,邓不知调舰事,但请转知舰长候命。

此时苏联使团正在广州考察,要求参观中山舰,李之龙乃以电话请示蒋介石调回中山舰。是以调回中山舰亦事出有因,中山舰既有“候命”的指示,调回自当请准而后行,然而蒋介石却觉得可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研究这一段曲折过程,认为李之龙既未“矫命”,“所谓蒋介石下令调舰而又反诬李之龙矫令说也不能成立”,“矫蒋介石之令的是欧阳钟”。(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439页)杨氏进而指出欧阳钟的背景,曾于1925年5月任军校代理辎重队长,寻改任少校教官,再改任军校交通股长兼省办主任,系右派“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海军官校副校长欧阳格之侄。换言之,欧阳钟的“矫命”乃揭示了国民党右派的阴谋,或用杨氏的话说,乃“西山会议派与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的把戏”!(同书,第446页)

但是杨氏没有注意到,调舰的命令初出自蒋介石办公厅的孔庆睿主任。孔主任为了保护商船调舰,有何理由不报告他的顶头上司?事前不禀告,已难以置信;即使事后蒋问起再报告,亦足以释疑。诚然,包括欧阳叔侄以及西山会议派与孙文主义学派等右派分子,固然有借故生事之事实,诸如散布谣言,图谋“拆散广州的局面”“想促使共产党和蒋分家”,但是假如蒋介石不因其个人野心,袒护右派分子,一秉公调查,调舰程序与人员一问便明,欧阳钟又何从“矫命”?“把戏”便会揭穿。如果欧阳钟果真“矫命”,难道蒋介石始终蒙在鼓里,否则何以全无痕迹?事实上,蒋介石为了夺权,意识形态并非主要的考虑,所以始终咬定是当权派汪精卫与俄国顾问的阴谋。即使3月18、19日因调舰误会,受谣言影响,蒋介石于3月20日采取断然措施,一个月之后,总该把误会与谣言搞清楚了吧,然而他于4月20日当众宣称此事“太离奇、太复杂了”,竟故弄玄虚,以至于此。其实,所谓“离奇”与“复杂”,不过是坚持左派想干他的阴谋,公然影射汪精卫与俄国顾问季山嘉合谋,指示李之龙以中山舰劫持蒋介石,送往海参崴。事实上,蒋于是年元月底,曾与季山嘉研究北方军事政治,并谓:“余若在北方觅得一革命根据地,所成就功业,其必十倍于此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33页)可见他自有北上之意图,而竟诬为汪、季之阴谋。

蒋介石有一则日记,颇为有趣:“恨共产党陷害,决赴汕避祸,午后五时行至半途,猛思我何为示人以弱?仍返东山,誓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但后来又修改原文,自觉不妥,将此段删去。(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47页)更有趣的是,陈立夫在回忆录中也提到此事,不过故事情节全异。蒋说自己决定去汕头避祸,而陈更直截了当说,汪精卫与俄国顾问通蒋搭船去海参崴,途中经陈劝说,而不是蒋本人“猛思”,才“决定留下来干了”,并自涵为“北伐前历史性的建言”,更画蛇添足地说:“这件事除了蒋先生和我二人知道以外,无第三人知道。”(陈立夫《成败之鉴》,第51、52页)没有第三人知道吗?非也!当时担任虎门要塞司令职务的陈肇英就说:

蒋校长即邀余等数人分乘小轿车二辆,专赴庐山丸停泊处。迨车抵长堤东亚酒店附近,蒋校长考虑至再,终觉放弃行动,后果殊难把握,亟命原车驰回东山官邸,重行商讨,终于采纳我的建议,部署反击。(陈肇英《八十自述》,第67页)

又是另一种故事情节。中途折返到底是蒋本人的“猛思”呢?或是陈在途中所做的“历史性建议”呢?还是回到东山后接纳陈肇英的建议呢?言人人殊。不仅此也,连到底是坐车、坐船,还是坐轿子,都是各有其“好”。乱编故事才会发生这种“罗生门”式的情况。显然蒋先有此说,作为其“反击”的借口,而二陈则各自附会、各自臭表功耳。果如他们所说,汪与季山嘉的阴谋已到逼蒋出走的地步,何以对蒋之“反击”竟全无预防而束手待擒?蒋介石本人后来删去这个“借口”,显然自知难以自圆其说。然而居然仍有人把抛弃的鸡毛当令箭呢。

我们再看蒋介石于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不久的宣称。他于事发后四日对第四期学生训话时强调:“(李之龙)如果有罪,也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不能牵涉到团体的身上”;事发后十日,他于《人民周刊》上发表《3月20日的戒严》一文,又说:“苏俄已成世界革命之中心,中国国民革命又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并说东山警戒“有防俄顾问出入,此亦余深致不安者”;事发后不到一月,于对全体党代表演说词中再度申说:“二年以来,我对于共产党同志亲爱的精神是不言而喻的,就是我对共产主义不但不反对,并且很赞成的。”(《中山舰事件》,第225-232页)但是他于事过境迁之后的历史定论却是:“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原为共产党徒),前日矫令中山舰由广州直驶黄埔,企图以武力加害于公,阻碍革命进行。旋公发觉逆谋,宣布广州戒严,逮捕李逆之龙及潜伏军中之共党分子。又令共党所操纵之省港罢工委员会缴械,并夺回中山舰,事变遂平。”(《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一卷,第117页)

两相对质,一亲共、一反共,完全矛盾,可知他的说词只代表一时的政治动机,原非真相。比较而言,愈接近事件发生的时间,愈为可靠。不过,他的亲共言论显然不是他的理念,正好说明当时他仍然需要中共,特别是俄共的合作与支援。他的目标是夺取更多的权力,而不是与共产党闹翻。俄国顾问在斯大林的指令下也不愿与蒋翻脸,遂使蒋计得逞。

总之,蒋指汪谋害他,既不公正,也与史实不符。蒋于事隔半年后犹狡猾地对陈公博说:“汪先生要谋害我,你不知道吗?汪先生是国民政府主席、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对我不满意,免我职好了,杀我也好了,不应该用阴谋害我!”血口喷人、咬住不放之余,还要说风凉话,直是“瑞元无赖”性格的另一种表现。陈公博应该回他,汪先生既可免你的职,甚至杀你,又何必搞什么阴谋,何况那时还在病中,要搞阴谋也非其时。今人若为“后见之明”所误,带着日后蒋汪斗争的有色眼光来看此事,对汪想干蒋的指控不以为疑。事实上,自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后到一年后发生中山舰事件,为汪蒋最亲密时期,蒋刻意奉承,汪视为亲信,甚至纵容、包庇,如对付许崇智诸事,一意袒蒋。陈公博于1928年反驳阴魂不散的“汪害蒋论”,十分有力,而且完全符合史实:

一、3月20以前,汪、蒋的亲交,谁也比不上。广东统一,虽是党的力量,但两次东江之役,黄埔之力为多。是时汪欲去蒋,无异自杀。乡愿不为,而谓贤者为之。

二、3月16以后,汪已病不能与,18夜自国府回家以后,即卧床不起。当时广州数经变乱,人才凋零,四方引进贤才之不暇,安有去蒋之理。

三、中山舰吨数不大,海行更难,而且中国海以北遍布北洋军舰,中山舰捕蒋以后而能谓可以直送海参崴,虽妇孺皆知为滑稽之事。

四、3月18下午,当军事委员会会议,汪提出撤换中山舰长李之龙而易以潘文治,后以无人和议,事遂暂搁。当时有会议笔录可查。即谭组安(延闿)亦与议,可以相问。虽无人和议,人皆以为李之龙为蒋之得意门生,李之龙之为中山舰长由蒋保荐,今撒换未得蒋之同意,人遂不敢附和。

五、3月20之后,共产党犹极力拥蒋。4月初旬北京俄使馆犹会议对蒋问题,蒋之顾问士板诺夫(切列潘诺夫Stepanoff)演说:无论蒋之为人如何,必须用之以完成国民革命。此事载之张作霖搜出俄使馆之文件(即《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现在上海南京路英国书店KellyandWalsh可以购买,当与臆造者不同。我绝非在今日犹为共产党说法(话),不过证明汪更无与。

再说,蒋介石于事发之当晚去汪府探视,留下一段日记:“傍晚,访汪病,见其怒气犹未息也。”但这一段还是经过修饰的,南京二档所藏原文则是:“傍晚,访季新兄病,见其怒气冲天,感情冲动,不可一世。因叹曰,政治势力恶劣,至于此极,尚何信义之可言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48页)留下一个有力的旁证。

试想一个阴谋害人之人,被害人来见,即使不窘态百出,哪可能“怒气冲天”、“不可一世”?接下去一句,更可玩味,无异蒋氏自承,为了“政治势力之恶劣”,可以不讲道义。汪之所以“怒气冲天,感情冲动”,岂不即因蒋之不讲道义乎?不过仍然使人难以充分理解的是,汪既理直气壮,何以躲避,最后更黯然离国?俄国人既知“三二〇事件是一次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国党代表的小型的半暴动”(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此伐》,第373页),为什么连平定“半暴动”的意愿都没有?蒋既于呈文中自请从严处分,何不将计就计,对蒋于3月20日擅自全城戒严、大肆捕人、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以及监视苏俄顾问与国府主席等妄举,做出制裁?蒋固然有军队,但只有第一军在他直接控制之下,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以及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与尚未成为小舅子的宋子文,都对蒋之“反革命”行为不满,提议“严厉反蒋之法”。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也看到,“这时,谭延闿、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不满”,“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周恩来选集》上册,第120页)在此种情况下,汪精卫以国府主席之尊兼军委主席理当联系各军,对蒋做武力制裁。事实上,汪于事变后,在群情激愤下,确有所行动。陈公博记得汪精卫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见《苦笑录》,第37页)据作家茅盾回忆,当时汪曾说:“二、三、四、五、六军联合起来,给我打这未经党代表副署、擅调军队、自由行动的反革命蒋介石。”(茅盾《我走过的道路》,第307页)毛泽东还去找陈延年与季山嘉,主张强硬,认为蒋介石是投机,如果示弱,他就会得寸进尺。(见茅盾《中山舰事件前后》,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三期)制裁蒋介石的“反蒋联盟”之所以迅即胎死腹中,关键在苏俄。苏俄与第三国际方面于三二〇事变爆发后,颇感吃惊与不解,最使他们不解的是“左派将军”蒋介石,怎么会做出右派反共反苏的事来?所谓左派、右派,最具体的划分,乃是国民党于1924年改组时,赞成联俄容共的是左派,反对者则为右派,在俄国人看来,蒋介石一直是左派,大为吃惊即在于此。但初步与蒋接触之后,认为蒋之“断然措施”,并非真正的反共反苏,而是人事上的不快,以及其虚荣心与权力狂在作祟,而蒋于事后,也有此种表示,诸如释放李之龙,逮捕欧阳格、吴铁城等,乃松了一口气。为了继续国共合作与维持反帝统一战线的大方针,决定尽量满足蒋介石的要求,撤换季山嘉等等。斯即陈公博所指出的,苏俄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即蒋介石所称的“史顾问”,于事变后,仍谓无论蒋之为人如何,必须用之以完成国民革命。但是此一对蒋妥协政策,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在广州的苏俄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或布勃诺夫的决定,而是斯大林的既定方针,他坚持中共尚无力单独完成革命,必须要联合国民党先完成资产阶级的国民革命。(参阅Brabdt,Stalin’sFailureinChina)托洛茨基不同意此一主张,反而更促使斯大林的坚持,蒋介石竟成为斯大林错误政策的受惠人。

由于决定对蒋妥协,苏俄与第三国际方面当然反对“反蒋同盟”,以为会造成国共破裂的“灾难性后果”。于是让“蒋介石对右派和左派轮番进行打击,从而把愈来愈大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393页)中共方面虽已有人确定蒋介石根本是反革命右派,主张决裂与反蒋,但是蒋于事后目的已达,展开雷厉风行的反右行动,再加上在第三国际大力影响下,亦只好继续与蒋合作。在此情况下,汪精卫变成光棍主席,若不负气出走,岂不要成了蒋介石的傀儡主席?而蒋于致张静江函中还要作态说风凉话:

静江先生大鉴:刻阅精卫先生致兄一书,其意不愿复出,殊堪骇惶,事既至此,弟亦只可休养以偿共同进退之约,请兄设法力促其出来任事,以安人心,否则弟必请兄出来,即以民国日报通讯。弟中正顿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原件影印)

还要“共进退”哩!这封信主要还是请他的老搭档出山。汪精卫当然不会让蒋介石任意摆布,在那种情况下,出走倒是上策。汪妻陈璧君更驰函骂蒋,蒋于4月9日复汪书,极尽矫情、狡猾与无赖之能事,不仅将责任推给别人,而且还要口口声声与汪拉兄弟之情,甚至说:“革命事业欲期其成,弟固不能离兄,而兄亦不可离弟”,还说:“弟自信与兄无论相隔至如何之久远,精神绝无贰注”,更假惺惺地说:“如有益于党国、有利于贵恙,即刎颈谢罪在所不计。”(长函原文见《自反录》第三卷,第44-49页)汪氏夫妇于4月初已离省赴港,于5月11日乘轮前往法国马赛,形同流放。在香港时,曾作了一首杂诗,很可见其怨愤的心情:

处事期以勇,持身期以廉。

责己既已周,贵人斯无嫌。

水清无大鱼,此言诚詹詹。

污渚蚊蚋聚,暗陬蛇蝎潜。

哀哉市宽大,徒以便群佥。

烛之以至明,律之以至严。

为善有必达,为恶有必歼。

由来狂与狷,二德常相兼。(汪精卫《双照楼诗词稿》,第59页)

汪精卫无疑是中山舰事变的最大牺牲者,被蒋介石的野心所牺牲、为俄共的政策所牺牲,还要被蒋介石反咬一口,认为出走是心虚,而有口难辩。然而青史有眼,汪毕竟于此事问心无愧,责己已周,责人无嫌。他终于深刻体会到政治的肮脏,污渚中“蚊蚋”杂聚,还有潜伏在他身边的“蛇蝎”,不幸遭其毒口。他抱怨俄共为了便于国共合作,向蒋介石市恩,亦呼之欲出,并为之悲哀。但是他深信是非终必明朗,且以善者必达、恶有必歼自慰。在台北曾任国民党关务署长的周德伟认为“国民党党史中所记之中山舰案内容均非实录,不过借以排汪而已”。(《余之一生与国民党点滴》手写稿本,第112页)汪精卫此次挫败于蒋介石之手以后,永难脱离蒋氏阴影,蒋之飞黄腾达,汪之身败名裂,恐未必善者必达,恶有必歼!抗战以后,汪精卫降日,蒋于1938年12月24日日记竟将“今日通敌图降”与昔日“投共卖友”挂上钩,重申汪“思诱我上中山舰运往海参崴”之谎言。(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四卷,第1325-1326页)

总之,汪精卫一走,蒋介石便成为国民党的老大,在俄共“妥协怀柔”以及中共的“忍辱负重”下,接受蒋事先拟好的“党务整理案”,共产党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均退出部长职位,使蒋更大权独揽,俨然是广州革命根据地的头号人物。不过,蒋介石知道要北伐,完成国民革命,必须要靠苏俄的军援、经援以及中共的协助,故于4月中被选为军委主席后,即向国民党右派开刀,于17日要求取消孙文主义学会,23日免去吴铁城公安局长职务,以及于5月9日再送走喜洋洋回国的胡汉民。这些举措,果然贏得苏俄的好感,以为蒋毕竟不是右派,只是个人英雄主义,仍可利用。鲍罗廷回到广州后,虽知蒋有严重缺点,但除蒋之外无人可有力打击右派反革命阴谋。实际上更愿意与蒋合作,接受其条件。至5月12日,蒋介石提出“党务整理办法”,规定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将参加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执会主席,不允许国民党参加共产党,以及共产党员任职国民党高级党部执行委员不能超过三分之一,以蒋介石为革命重心。(参阅WilburandHow,MissionariesofRevolution,p.719)至此,蒋不仅违背孙中山容共政策,而且已形成军事独裁,并向鲍罗廷直言:“革命不专制不能成功。”(《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1926年5月16日)鲍罗廷居然一一接受,并以蒋严重打击右派为慰,遂全力支持蒋。大陆学者一般认为俄国顾问与中共方面对蒋之退让,视为“右倾错误”(若见卢晃持《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历史原因和蒋介石两面策略》,第81页),殊不知此乃斯大林的既定政策,并非一时的错误。老毛子想利用蒋介石,竟不知被蒋介石耍了。《中国革命之悲剧》一书的作者艾萨克斯(HaroldR.Isaacs),将蒋介石譬作守地狱门的“三首犬”(cerberus),一首向右,实属戴季陶的头,第二首向左,乃蒋戴假面具的头,满口左倾与革命。第三首在左右之间,面向猜忌与野心(见氏著TheTragedyoftheChineseRevolution,p.90),可谓一针见血之论。

“左派将军”或“红色将军”蒋介石的脸谱,绝对是张假面具,只是老毛子被蒙在鼓里而已。斯人之内右外左,早可见之于自俄归国后写给廖仲恺的信,见之于与右派巨子戴季陶、张静江等的不寻常关系。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前,蒋介石日记处处可见对汪精卫与季山嘉的怨愤、疑惧和批评,觉得自己在左派设计的阴谋之中,以至于容易被认为“自1926年1月起,蒋介石和苏俄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以及汪精卫之间的矛盾急遽尖锐”。(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431页)然而这种急遽尖锐的矛盾,汪、季是感受不到的,因为他们一直是把蒋当做反右的左派同志看待的。一些具体的不同意见,原来并不尖锐,如北伐问题并无要不要北伐的政策性问题,而是到不到时机的策略性问题。由于季山嘉觉得北伐尚非其时,尔后有蒋北上与冯玉祥的国民军联系以及练兵的建议,汪精卫岂有反对之理?蒋本人亦一度甚为赞同,最后却作为季、汪要把他送往海参崴阴谋的“事实根据”!最根本的是,档案资料充分显示,无论汪精卫或俄共方面,对蒋绝无阴谋之可言。即以理据而言,俄共于事变之后还要支持他,有何理由要于事前搞掉他?然则,蒋介石于中山舰事件发生前三个月日记中所表现的心态,显然是把汪精卫、季山嘉以及左派势力当做假想敌,不断而剧烈地自制矛盾,把一些寻常的事刻意扩大与扭曲,把疑虑转化成阴谋,几成与风车作战的唐吉诃德,自然把自己心目中被激化的敌人,当做斗争的对象,并作为采取断然军事行动的借口与根据。此一心态实已见诸事变前一日蒋氏的日记:“19日上午往晤汪兆铭,回寓会客,痛恨共产党挑拨离间与其买空卖空之卑劣行动,其欲陷害本党,篡夺革命之心,早已路人皆知。若不于此当机立断,何以救党?何以自救?乃决心牺牲个人,不顾一切,誓报党国。竟夕与各干部密议,至四时,诣经理处,下定变各令。”(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47页)是以若认定国民党右派之挑拨和煽动为引发中山舰事变的主因,未免太忽略了蒋介石左派其表,右派其里,一贯以左派为敌的事实。

蒋介石以左派为敌,并不是思想上的原因,而是于其个人权力有碍,如果真诚合作下去,固然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却不免为他人做嫁衣裳,绝对建立不起蒋家王朝。国民党右派自1924年改组后即处劣势,可为己用,而不致受制于人。右派显然于中山舰事变前后兴风作浪,为虎作伥,然当老虎与北极熊谈妥条件,却又被虎鱼肉;后来老虎称王,卒成虎伥之下的虾兵蟹将。蒋介石左顾右盼而左右逢源,处处有利于个人权势的缔造、野心的满足!

中山舰事变可说是蒋介石生平的一场豪赌,虽一家独赢,然赢得险象环生,并不如一般强人强悍作风的印象。事发当晚何香凝曾向蒋责问,蒋“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443页)同日季山嘉亦派助手去对蒋“稍加责言”,蒋则“百方道歉”。(见《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第34页)只因斯大林一念之差,坚持国共合作,以期先完成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俄国顾问遂千方百计向蒋妥协,以为反蒋会导致国共合作的破裂,更阻止汪精卫已着手组织的“反蒋联盟”。设若“反蒋联盟”组成,获得中共与俄国顾问的支持,岂蒋介石及其第一军可敌?如果蒋因“中山舰事变”弄巧成拙而一败涂地,则其政治生命势必就此结束,更无论蒋家王朝之兴,亦云险矣!

第三章、枪杆子出政权

第一节、绑鸭子上架的北伐

孙中山晚年一直梦想北伐,曾身临粤北韶关督师,终末如愿。所谓北伐,就是自南向北的武力统一,与吴佩孚的自北而南的军事统一雄图,主义虽异,动武则一。由于连年战乱,民不聊生,许多地方上的领袖遂倡导自治,先由各省自治搞起,然后联省自治,最后达成邦联式的和平统一。陈炯明即因主张联省自治而与孙中山闹翻。

蒋介石绝非唯一继承孙中山北伐遗志之人,所有中山党徒,无论左右,都想北伐以统一中国,国共合作之目的,为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亦非北伐莫办。苏俄军援中国国民党,更是要加强北伐的军力。问题是有没有武力统一的实力。蒋介石与俄国顾问季山嘉的争论,也不是要不要北伐的问题。如果俄人反对北伐,则派军事顾问为了什么?送来大批俄制军火,又是为了什么?所以李云汉在《从容共到清党》一书中说,蒋介石屡次提北伐,但为“俄顾问及共产党徒迭次阻挠”,是岂有此理的。俄顾问不过是觉得大举北伐尚非其时,蒋以此与季山嘉争论,不过是制造中山舰事变诸多借口之一罢了。

事实上,蒋介石直到北伐前夕,对北伐仍是十分犹豫不定的。1926年5月,广西的军队已在衡阳一带打得炮火连天,李宗仁于10日抵达广州,劝蒋北伐,蒋居然说:“你初到广州,不知道广州的情形太复杂……现在如何能谈到北伐呢?”李跟蒋反复辩论很久,蒋的态度仍是十分踌躇。(见《李宗仁回忆录》,第200-201页)后来,李宗仁说动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始助长北伐的声势。同时二李明告蒋,推举他为北伐的总司令。其实最有力的荐蒋者,乃是俄国顾问鲍罗廷。

鲍顾问于中山舰事变后,为了“团结”,刻意姑息蒋介石。5月间,蒋逼走胡汉民,逮捕吴铁城、欧阳格,做替罪羊,将他们与熊克武等一起关押在虎门要塞的横挡炮台。(见《郭汝槐回忆录》,第17页)鲍罗廷当然十分欣慰,即向莫斯科报告:“右派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不得不放弃他们的阴谋。”(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469页)于是鲍罗廷大力动员蒋出任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惶愧力辞”!俄国老毛子不懂“惶愧力辞”的传统中国文化,竟然以去就力争,声言蒋如不就,他也不愿意担任顾问,大有同进退之意。(参阅《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6月3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虽于6月4日任命蒋介石为总司令,仍无北伐的迹象,直至7月1日才下北伐动员令;到7月9日才在广州举行大规模的誓师典礼,由孙科捧孙中山遗像,国府主席谭延闿授印,以及监察委员吴稚晖献旗;到1月下旬蒋介石才离开广州,鲍罗廷在欢送宴会上仍然号召“在蒋同志之下,共同前进,打倒敌人”。(见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7月20日)

当蒋介石在广州轰轰烈烈誓师之时,李宗仁已策反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已据有湘南。李之第七军遂人湘援唐,7月10日克复长沙。当李、唐于7月15日在衡阳会晤时,蒋介石还未离开广州呢。诚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当北伐攻势已取得成功后,才在广州誓师的。(见Jordan,TheNorthernExpedition,p.73)换言之,蒋介石还未出师,李宗仁的第七军、李济深的第四军,以及唐生智的第八军已在湖南打了胜仗,总司令无与焉。

当时李、唐主张一鼓而下武汉,蒋介石却要他们对鄂取守势,将主力转向江西,显然怕李、唐功高震主,所以想另辟战场,表显一下总司令别有妙计。但是在战术上,夺取武汉,截断长江中游,毕竟是上策;在战略上,转攻江西,势必进入孙传芳的地盘,把原持中立的孙传芳逼向吴佩孚,自是下策。蒋介石就任北伐军总司令时虽已三十九岁,但基本军事训练原极有限,作战经验也无多。只是为了想阻挡李、唐直取武汉,竟暴露了他在战术与战略上的低能。李宗仁还特别于8月9日再赴衡阳,欢迎北上的蒋总司令,并解释直捣武汉的必要。(参阅《李宗仁回忆录》,第230-231页)蒋介石于8月12日抵长沙开军事会议,在俄国军事顾问嘉伦将军的影响下,最后才决定李宗仁、唐生智攻打武汉的提案。(参阅《李宗仁回忆录》,第230-231、234-35页;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484页)

长沙军事会议结束后,各军正待命出发,蒋介石忽于8月14召集第七、八两军,在长沙东门外大校场举行阅兵典礼,显然要表示一下总司令的威风。不幸得很,显威风结果变成出洋相。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有生动的描述:

当总司令的座骑自第七军前头缓缓前进时,我紧随其后,但见他时时缓缓举手答礼,认真检阅,态度从容肃穆,颇有大将风度。七军检阅完毕,第八军排头的军乐队立时奏乐。各乐器金光闪闪,乐声大作,我在后看见总司令的座骑已有点不听调度的样子。军乐队后面便是号兵十余人,当总司令的座骑刚走过军乐队的行列,号兵队长一声口令,十余号兵立即举号吹奏。动作十分整齐,但见金光一闪,耀眼欲盲,接着号声大作,尖锐刺耳。蒋总司令的座马受此一惊,忽然大嘶一声,前蹄高举,立即向校场中心狂奔。大约蒋总司令平素不习骑马,故勒缰不住,瞬息之间便失掉重心,只见手足朝天,顿时翻鞍坠地。但是他的右脚仍套在脚踏镫里,被倒拖于地下。我在后睹状,为之大惊失色,不知所措。所幸蒋氏穿的不是皮鞋而是马靴,且很松动,经马一拖,便从脚上脱落下来。总司令被拖了两丈远,便和马脱离,卧在地上。我们都连忙下马,将他扶起,问其受伤没有。但见总司令惊魂未定,气喘吁吁,一身哔叽军服上沾满了污泥,帽脱靴落,白手套上也全是泥土,狼狈不堪。这时,第八军的号兵已停止吹奏,总司令部的副官也赶来把蒋氏身上泥土稍微拍落一些。蒋总司令乃率领我们徒步阅兵,一颠一跛,勉强将阅兵式举行完毕。(第237页)

在众目睽睽之下,总司令坠马落地,实在狼狈之至。不过,蒋介石还算有能耐,坠马以后仍继续检阅分列式,并对官兵演说后才毕事。李宗仁指出,唐生智很迷信,以为“蒋氏爬不过第八军这一关”,而想入非非。(见《李宗仁回忆录》,第238页)其实蒋介石又何尝不迷信,在日记中抱怨入湘以后,与唐生智“拒之不得,迎又不愿”(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7日),窝囊可知。

进兵武汉既定,李宗仁的第七军与唐生智的第八军挥师北上,节节胜利,于8月22日攻克岳州,控制通往汉口的铁路线,27日经血战夺取汀泗桥。蒋介石于二日后乘火车经过,犹见“死尸累累,惨目伤心”。迟到的总司令于9月4日在武昌附近涂家湾,又召集军事会议,但对敌情并不了解,遽下限四十八小时之内攻下武昌的命令,李宗仁等高级将领面面相觑,不好说什么话。结果9月5日凌晨三时开始硬攻,伤亡惨重而不能下,只好又下令停止攻击。最后有赖第八军先取汉阳,于9月6日攻克,翌日再进占汉口,至此武昌已成为瓮中之鳖,不战而降。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总司令应该是十分风光,但是蒋介石心中有数,战功既属李宗仁与唐生智,而且在李、唐面前出了丑,很不是滋味,遂决定“亲督江西之战”。(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29日)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蒋介石当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主要由于利用中山舰事件搞政变成功,由于权谋运用得手,而非因其军事长才。事实上他的军事才能甚短。更不应忽略的是,迟至1926年6月,他对北伐仍感犹豫,后来第四、七、八军已进兵湖南,北伐已成骑虎之势,才隆重誓师,形同绑鸭子上架。北伐军势若破竹,于二个月之内攻占武汉三镇,可称神速。虽说第四、七、八三军将士用命,但如此神速,绝非简单的军事胜利。其实就军事实力而言,北伐军是远远不能与北洋军队相比的,此亦即是包括蒋介石以及俄国顾问在内的广州国民政府,迟迟不能决定北伐的主因之一。

我们不难看出,在北伐军事行动的背后有二股庞大的力量在推动。其一是自五四运动以来,经过五卅惨案,所激发的全国性反帝爱国情操,使民族主义弥漫神州,形成风潮,莫之能御。诚如鲍罗廷所说:“我们并没有制造五卅惨案,而是别人送上门来的。”(见熊式一英文蒋传,第222页)而此浩浩荡荡的风潮成为革命的助力,而北洋军阀恰首当其冲。中国共产党又借此风潮,组织工农,发动群众运动,刻意宣传。北伐军无疑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声浪中推进的。其二是来自苏俄的援助,无论是人力与物力两方面的援助,都是在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所不可或缺的。鲍罗廷根本是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的总设计师,蒋介石东征北伐都有俄国军事顾问在身边。至于俄援军火枪炮到底有多少,尚无确实数据。但李宗仁记得,北伐前夕,蒋介石曾告诉他,“俄国接济革命军的械弹已运抵黄埔港,约有步枪万余支,重机枪百余挺,无线电发报机数十座。”(《李宗仁回忆录》第220页)今从俄国密件可知,北伐初期俄方还提供空军,曾用之于江西战场,并做了1927至1928年度的航空预算,美金二百六十万元。(见WiburandHow,MissionariesofRevolution,P.781)从此蛛丝马迹,可以略知俄援之非同小可。如果没有许多俄制装备,即使有民气可用,北伐亦难有成效。民气与俄援无疑是北伐旗开得胜二个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蒋介石抵达京沪后,公开大肆反共清党之余,民气(打倒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与俄援(特别是俄国顾问)竟均在谴责排斥之列,不亦怪哉!

第二节、抗命中央

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之后,就战略形势而言,应该趁第七、八、四三军胜利余威,配合其他各军,继续大举北上,进取河南,与已接受俄援的冯玉祥部夹攻直、奉军阀,以定中原。蒋介石的俄国军事顾问嘉伦就是倾向这种战略,但是蒋本人早已决定回兵江西。因为他虽是总司令,然而除了直属于他的第一军,其他各军军长都是在他名义下的诸侯,他雅不愿让李宗仁、唐生智等诸侯功成名就。他于李、唐等军逼近武昌时,就在日记中写道:“余决离鄂向赣,不再为冯妇矣。”(“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9月14日)对于唐生智的“盛气”,尤感“奇辱”。此外,他回兵江西显然着眼于长江下游的江浙一带——他的发源地。他后来在南京重建自己的政权,绝非偶然。

江西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五省,原属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统辖范围,犹同联省自治,以“保境安民”为口号,显示此五省百姓不愿被卷入战祸。所以早在1925年底,孙即派人赴粤修好,希望互不侵犯。蒋介石则要孙“顺应革命潮流”,然后可以承认孙为五省总司令。此时北伐军针对吴佩孚,自无与孙启衅之理,实欲各个击破。当1926年6月,北伐军已经入湘,孙仍然拒绝吴佩孚的请援,坚持中立,五省绅商更呼号和平。即使北伐军进入江西省境,孙仍派代表项子和至粤,“称不愿作战,表示诚意”,谭延闿致蒋总司令函提及,“弟等告以我军从来无敌孙之意,取江西系战略需要,非占地盘,得赣可不再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原件,印本见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481页)既取之,又说“非占地盘”,谁曰可信?“得赣可不再进”,更不可信,孙传芳自然要出师援赣。事实上,汉口未下时,蒋介石就想提前进取南昌而未果;汉口战局既定,更迫不及待亲自人赣指挥作战。他于9月19日初抵江西萍乡时,即闻程潜率师与城内工人学生里应,一举攻下南昌,大喜过望,跑到萍乡欢迎会上,用浓重的宁波口音发表演说,却不自知犯了“孤军深入”的兵家大忌,不到数日,就被孙传芳的邓如琢部赶出南昌城。最糟糕的是蒋总司令直属的第一军王柏龄所率第一师全师覆没。王柏龄不是别人,乃蒋之亲信,黄埔军校一开办即任教授部主任,管理训育,此时为第一军代军长,率师入赣,竟大败亏输,仅以身免。王柏龄所部大都是黄埔学生。李宗仁曾说:“黄埔军校每期训练时间不过数月,实际上只是一些军士教育,距军官教育相差尚远,然全军受革命风气的熏陶,颇有朝气,尚可作战。”(《李宗仁回忆录》,第217页)然而从江西战场上看来,连这点朝气都没有了,而且渐趋腐化,自然会不堪一击。

蒋介石于9月20日南昌溃败后,至高安亲自指挥,企图反攻。此时李宗仁开赴九江的第七军改道南下,击溃孙军谢鸿勋部,为北伐军入赣后的首次大胜,随即于10月3日攻占南浔铁路重镇德安。同时朱培德的第三军占领南昌附近的万寿宫一带。于是蒋介石更急欲以嫡系第一军,会同第二军与第三军,反攻南昌,并亲自督师清江。10月10日第四军攻克武昌,士气大振,蒋介石更亲至南昌城外,不听参谋长白崇禧的劝告,急图强攻,不顾敌军深沟高垒之坚以及己军背临赣江之危,显然是求胜心切,无奈敌方敢死队趁月黑风高,从城下水闸破关而出,令想攻城的第一军第二师第六团首当其冲,秩序大乱。蒋介石几次握住参谋长白崇禧的手问怎么办,幸而小诸葛事先已在赣江上游搭了浮桥,残军始得撤至西岸。

蒋介石亲自指挥攻打南昌,又遭此大败,自谓“终夜奔走,未遑宁息”(蒋氏1926年10月11日日记),于13日撤团时更于日记中写道:“因余之疏忽卤莽,致兹失败,罪莫大焉,当自杀以谢党国,且观后效如何!”1922年蒋介石著《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说孙中山一开始是准备“一死殉国,以谢国民”的,可是紧要关头,他的同志“乃以数人臂力,强挽总统出府”,要他逃亡,不要他殉国。此次在南昌城下大败,他自己也想殉国,当然也会有人阻止他。他最后一次想殉国是1948年,徐蚌战役失败之后,自谓一开始是准备“以身殉国”、“上报总理,下对国民”的,可是紧要关头,他的同志“一定要我去职下野”。结果呢,蒋介石虽然“决定以身殉职,死在南京,以尽我个人的责任”,但是他毕竟没死在南京,“自感‘今后我无死所了’!”(1950年蒋介石《军人魂》讲词)表面上看来,国民党总有那种不争气同志,在紧要关头,总是剥夺了他们伟大领袖万古流芳的机会、总是不让他们伟大领袖去做文天祥。结果呢,他们伟大领袖一个个都“寿终正寝”而死,而不是“一死殉国”、“以身殉国”而死,落得只能“言教”而不能“身教”。其实骨子里,伟大领袖根本在演戏,将“殉国”形之于笔墨、托之于言辞,就是要人剥夺他殉国的机会。真要死,谁能阻挡得了呢?这个把戏是从曾国藩那里学来的。湘军被太平军长毛打败后,曾国藩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要投水自杀,哪里死得了呢?其目的除自塑文天祥的虚假形象外,无非想借此激励士气耳。

蒋介石在南昌城下假殉国外,还有一则阵亡的假消息。孙传芳在九江的联军总部参谋处,根据传闻便于10月15日发出通电:

据俘虏及百姓均称:蒋中正在南昌附近受伤甚重,闻系子弹中其腹部,因而致亡。俄人鲍罗廷、嘉伦等亦受伤,均抱头鼠窜而去云云。(《晨报》1926年10月17日载《孙军总部捷报》)

其实,蒋介石麾下将士虽死伤惨重,其本人却毫发无损,只是受到惊吓,颜面上更不好看,被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瞧不起。俄国军事顾问塔罗夫(Tairov)于1926年10月30日写给鲍罗廷的密报中有这样一段话:

据我所知,唐生智自与蒋介石在长沙见过面之后,即藐视蒋在军事与政治上的重要性。当蒋目击两个师被击溃后,确实显得不知所措,张皇失措。(WilburandHow,MissionariesofRevolution,Vol69,p.773,另参阅第324页)

唐生智虽没有低估蒋介石的军事能力,但显然小看了他的政治手腕。俄国顾问证实唐确有取总司令一职的野心,但认为唐之“革命性”不够,尚不能称为一革命将军,哪知蒋之“革命”乃虚有其表,一旦反革命起来,俄国顾问只好吃不完兜着走了。蒋介石尚未被揭穿的“假革命”,无疑是俄国人至此仍然支持他的主要原因。

由于江西战场失败的后果,可以威胁湘粤,甚至会导致整个北伐的垮台,所以各方注目。俄国军事顾问嘉伦亲往武汉求援,中共也调动组织,集中力量拆孙传芳的后台。终于张发奎率第四军十二师自武昌东下,李宗仁则率其第七军自赣北南下,连战皆捷。蒋介石虽于10月15日制订了“肃清江西计划”,但肃清的兵力还要靠诸侯,左路由李宗仁与张发奎协同作战,右路由朱培德的第三军负责,中路则由程潜指挥,而蒋介石嫡系的第一军一、二师仅为预备队。俄国军事顾问还调派飞机来助战。

这次反攻显与蒋介石的硬攻战术有异,不急于夺取南昌,而把主力用于歼灭敌军主力,并切断九江至南昌的南浔铁路,以绝后援。11月1日拂晓发动总攻击,次日左路李、张军击败赣北孙军,于3日占领德安。中路程潜部肃清南昌西面敌军,右路朱军兵临南昌外围。11月4日,孙传芳遣师自乐化来援,朱军左翼阵地动摇,蒋介石急命增援,但嘉伦将军认无必要,镇定自若,使他“甚惭自信力薄弱”。(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11月5日)阿基莫娃在《中国大革命见闻》一书中,对蒋介石当时的失态有生动的描述:

蒋介石焦躁不安,知道对他来说成败在此一举,一旦失利,他的整个前程就将成为泡影。蒋介石三番五次地当着总军事顾问的面,真正地大发歇斯底里,搓手、哭泣,喊着“一切都完了”,说要开枪自杀。布留赫尔(Biucher,即嘉伦将军)每次都是好不容易才让这位神经脆弱的总司令平静下来。(第204-205页)

在嘉伦将军的镇定下,阵地不但未乱而且稳定下来。11月5日贺耀组率部攻克九江,孙传芳知败局已定,返回南京。8日进攻南昌孤城,寻即投降,孙军退出城外。9日蒋介石进驻南昌。江西战役获得全胜,虽多赖第七军与第四军的骁勇善战,然而总司令的威信不仅得以挽救,而且加重了他的政治筹码。

江西初胜,蒋介石才命驻守汕头由何应钦指挥的第一军进兵福建,孙传芳的主力既在江西被歼,闽浙实甚空虚,但第一军行军仍然迟滞,至1926年年底不战而入福州。至此国民革命北伐军已占有粤、桂、湘、鄂、赣、黔、闽七省,革命根据地亦由珠江之滨,延伸到长江流域,颇似当年太平军北伐的声势。然而不免也像太平天国一样,拥有半壁江山以后,发生剧烈的内斗,而导致国民革命阵营内斗的主角便是蒋介石!

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搞政变,削弱了国民党左派的权力,但第三国际方面当时不愿相信蒋之反共反苏,只认为是人事纠纷,依然把他视为“革命将军”,并予以支持。不过包括中共在内的国民党左派,对蒋已有戒心,彭泽民早于1926年5月25在中常会上议请汪精卫同志早日销假视事(见《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第549页),各省党部纷纷响应,于右任等更电请中央催促,以主持北伐大计。(见同书,第575-600页)7月7日蒋就总司令职,左派迎汪更切,显然欲以汪制蒋。蒋表面上欢迎汪回国主持党务,但私底下认为“迎汪”的目的就是“倒蒋”,并在日记中写道:“从中必有人操纵,绝非大多数之真意,自吾有生以来,郁结愁闷,未有甚于今日也。”(《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25日)并怪罪共产党从中捣乱,恨得“切齿”。(见同书1926年8月30日)蒋在内心中不容汪,绝无可疑。蒋虽于10月3日发出迎汪电报,实因俄国军事顾问嘉伦相劝以及形势所逼所致,并非心甘情愿。以蒋而言,权力斗争正来日方长。

国民党中央又于1926年9月,决定召开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开会六次,意在统一党的领导权,选出十三人政治委员会,涵括左、中、右三派,借此罢免蒋介石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以及张静江的代理国府主席,但遭张全力抵制,卒以前方战事紧张要胁鲍罗廷而未果。然而山雨欲来之势,已在眉睫。

广州既又成左派重镇,蒋介石乃提出“中央党部移鄂”之议,且于10月22日驰电张静江、谭延闿,力陈“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十八册,第105页)最后国民党中央于11月26日决议迁都汉口,主要还是由于张作霖与日本起冲突,迁都已无奉张之虑。中央委员与国府委员遂分批北上。12月2日,宋庆龄、徐谦、陈友仁、吴玉章、鲍罗廷等一行十余人,途经南昌,蒋介石设宴款待,报告北伐情况,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并于6日晚开始庐山会谈,讨论政治、外交、财政、军事各问题。蒋于取消主席制以及迎汪回国,均表附议,更积极主张迁鄂,且谓待军事稍定,即赴武汉。(见蒋介石复武汉各界团体电,载《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日)但是当鲍罗廷等一行抵达武昌后,有鉴于广州之党部与政府既已停止办公,遂于12月13日决定先组织临时联席会议,以徐谦为主席,暂时执行最高职权。蒋于事后始知,虽于12月20日复电赞成,但心中已大为不快。他原以为可以赴鄂出掌大权,孰知鲍罗廷与那批中央委员并未对自己如此重视,甚至连联席会都插不上脚,乃蓄意有所行动。

当中常委代主席张静江与国府代主席谭延闿等一行北上,于12月31日途经南昌,被蒋介石留下,并于1927年1月3日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会后通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以利政治与军事的配合。同时决议将于3月1日在南昌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再定迁移问题,又拟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等。至此蒋介石已公然以南昌的中央政治会议向武汉的临时联席会议挑战,以争夺“执行最高职权”。武汉方面此时正因占领英租界进行外交交涉,恐影响大局,乃由宋庆龄等致电蒋介石,告以武汉情势,嘱蒋“苟非有军事之急变,不宜变更(迁都)决议,坐失时机”(《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第375页),并电请南昌同志莅鄂。

蒋介石不得已于1月12日偕嘉伦将军、彭泽民、顾孟余、何香凝等抵达武汉,受到盛大欢迎,催促迁鄂,然而蒋仍执意迁赣。鲍罗廷刻意讽劝,蒋竟视为侮辱,已存决裂之心,未遑多留,即于1月18日返回南昌。二三天之后,即与张静江、谭延闿联名,以中央名义命令取消联席会议,立即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已成公开对抗之局。鄂方发动舆论压力,但更主要的是宋子文控制军费,诚如蒋之军需处长徐桴于1月31日电文中所说:“我军命脉,操在宋手,请总座迅电慰勉之,先救目前之急,再图良法,万不可操之过急,致生重大影响。”所以当宋于2月4日亲赴南昌斡旋,不到几天南昌方面就决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迁至武昌,至于中央全会则俟东南底定后再开。鄂赣虽未真正分裂,然不过是推迟了决裂的时日,终不免后来的宁汉分裂。

宋子文“说服”蒋介石之后,于2月9日自赣电鄂,谓谭延闿等数日内可莅鄂,但迟迟未见驾临。此时更要求撤销鲍罗廷的顾问职务,鄂方终于领教了“瑞元无赖”的专制与跋扈,遂由徐谦等五人组成行动委员会,拟“从事党权集中”,即想把枪杆子控制在党权之下,形成一种恢复党权运动。此一运动针对蒋不言可喻,如孙科所说:“蒋介石这样把持着党,终有一天要做皇帝了。”(陈公博《苦笑录》,第73页)但是恢复党权运动虽轰轰烈烈,如2月24日武汉有一万五千人集会,却一直没有公开指名抨击蒋介石,一方面有所顾忌,另一方面则是盼望“浪子回头”!虽如此,蒋介石在南昌已公然反唇相讥,声言:“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蒋之演讲载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16日)他已把革命作为权力的代名词了。但是此时他的财政问题尚未解决,只能动口,还不敢动手,表面上仍表拥护武汉中央,呼吁团结,只要求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延至3月7日召开,当然获得中央的同意。

然而当南昌方面谭延闿、李烈钧、何香凝、丁惟汾、陈果夫于3月7日前到达武汉开会,蒋介石却未来,借故与朱培德去阅兵,须至3月12日才能来开会,并扬言他们如能等我,“就相信他们有诚意,假使提前举行,其虚伪可知。”(《陈果夫的一生》第107页)他把准时举行竟说成提前举行,何况3月7日原是他要求的日子。他的蛮横,原想测验一下自己一身举足轻重的分量,但到会人数既足,自无再延的必要,还有不少人讨厌蒋之独裁作风,更不愿为他延期,与会的吴玉章明言革命是共同工作的革命,不能由一二人的意思来指挥,不可使蒋同志因此而生错误,若一展再展,诚属非计(《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册)话虽如此,会中当然有帮蒋说话之人,造成紧张气氛,遂以3月7日为预备会。二届三中全会到3月10日正式开幕,17日结束,仍不见蒋介石出席。全会肯定临时联席会议,决议恢复并提高党权、坚持革命路线与政策、否定非法选举、改选中央常务委员以及各部会委员。蒋介石仍被选为常务委员、军委主席团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但绝非他所期望的独霸地位。新的国民政府虽于3月20日在武昌宣誓成立,似乎是功德圆满,但蒋介石已恨之入骨,必欲去之而后快。

李宗仁已注意到,蒋介石在南昌建立总司令部之后,新客极多,最瞩目的有黄郛、张群。(见《李宗仁回忆录》,第284页)这些新客原与革命无关,之所以成为总司令座上的新客,并以张群为其驻沪代表,乃是私人关系。黄郛字膺白,浙江人,迭任北洋政府要职,且曾一度出任内阁总理,在革命党讲来,应是北洋官僚、军阀走狗,但与蒋不仅是同乡而且拜过把子,照样引为亲信,“设宴款待,欢然道故。”(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267页)张群则与蒋有同学关系,虽与北伐无涉,即被任命为南昌总司令部的总参议。上海商会主席虞洽卿以及帮派头目黄金荣亦到南昌,表示支持。(见Wilbur,TheNationalistRevolutioninChina,p.84-85)陈布雷亦于此时到南昌见蒋,成为蒋之文胆。其实于北伐之前,蒋已在广州接待过商界要角王晓籁等人。凡此已见蒋正大肆建立私人的班子。同时还到上海、奉化召引亲戚或同乡,供侍卫、参谋、秘书等职,有如皇帝身边的太监群。黄埔学生此时亦竞相奔走校长之门,蒋也不客气把他们当自己的鹰犬差遣,当然学生中的CP(共产党)分子,他是绝对当敌人看待的。(参阅苏文钦《我在蒋介石身边的点滴回忆》,第239-240页)帮蒋介石监印的姜辅成,更指出北伐军总司令部的编制非常庞大。(姜辅成《我为蒋介石监印的岁月》)蒋介石到南昌后,已决心组织自己的权力中心,诚如孙科所说,“自设总司令以来,党国大政无不总揽于一人,党与政府等于虚设”,指蒋在南昌所为,“开个人独裁之渐,启武人专横之端”。(见《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及决议案》)蒋介石想要把党政军一手抓的图谋,已昭然若揭。有趣的是,早在1925年12月24日,蒋于日记中自谓:“余迩来行动,已近于军阀,尚能负革命之责耶?惩之。”(《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十三册,第42页)他显然没有“惩之”,兵至南昌,别开新府,抗命中央,已经实同军阀矣。

第三节、喊着革命反革命

国民党的二大三中全会在蒋介石拒不出席的情况下,没能真正解决问题,强调“恢复党权”,欲以党来控制枪杆子也徒托空言。不过至少暂时掩遮了波涛汹涌的政潮,以及蒋总司令悍然抗命的威胁,军事行动得以继续进行,然而随着军事的发展,蒋介石权势的上升,政潮与威胁反而与日俱增。

国民革命军继续军事行动,兵分三路,西路唐生智任总指挥,与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夹击河南,中路由蒋介石担任总指挥,李宗仁率江左军,程潜率江右军,沿长江而下,进掠南京、安庆等地。东路白崇禧于2月10日即已占领杭州,等待何应钦自福建北上的纵队,会师后向淞沪挺进,于3月20日入据上海附近的龙华。稍后于3月23日,程潜江右军占领南京,由于革命军之反帝,英美帝国主义于翌日炮轰南京城以示威,死伤约千余人。李宗仁江左军于3月中已达安庆,守军陈调元“附义”,不血刃而定安徽,北洋长江舰队亦于3月23日“起义”,北洋军队遂退守徐州一线,至此长江中下游尽入国民革命军之手。夺取长江下游如此神速,鲜遭抵抗,固然由于革命风潮澎湃、民心归向,令敌无斗志。然而同时还有别的奧秘。据于此时访问南昌的俄国汉学家卡沙宁(MarcKasanin)探知,蒋介石在南昌发动攻势之前,已用威迫利诱手法,逐步贏得京、沪归顺,因其十分渴望与长江下游的资产阶级结合,然后与革命分道扬键。(见氏著ChinaintheTwenties,p.196)

蒋介石此时已与军阀、资本家、帝国主义勾结妥协,但绝不肯与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合作,他已决心抗争到底。他于3月16日临行之前下令解散南昌市国民党党部,直接向“恢复党权”的诉愿挑战,同时又解散南昌学联以及查封《贯彻日报》。17日抵达九江,枪毙市党部与工会负责同志四人,又于23日捣毁设在安庆的省党部与总工会。

蒋介石以枪杆子对付党的行径,武汉中央颇为震惊。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就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愤然说:“(蒋)现在愈闹愈不像话,好像是他总司令的世界,为所欲为,把党的威权弄得扫地,我们如果再不下决心,何必还革什么命!”但是武汉中央政府犹如遥控脱缰之马,难以着力。而蒋介石又玩弄两面手法,骨子里一意孤行,表面上服从中央,如3月30日还发电请示军事外交方针,以至于连鲍罗廷尚欲“爱惜蒋同志”,帮助他不受反革命包围。(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速记录》)当然武汉中央也想到过解除蒋介石的兵柄,不仅仅是鲍罗廷与中共党人,国民党中重要人物如谭延闿、徐谦、顾孟余、邓演达、张发奎等人曾经一再劝说战功甚高的李宗仁,取而代之。(见《李宗仁回忆录》,第289页)但李宗仁以洪杨同室操戈为鉴,不肯答应。3月下旬武汉中央还草拟了一个伺机逮捕蒋介石的密令,由国府代主席谭延闿亲笔写在绸子上,交给在南京的程潜执行,但程潜虽然拥护武汉三中全会决议,但不愿因执行密令而导致国民党的分裂,却没有想到程潜离宁以后,他委托卫戍南京的杨杰与贺耀组竟倒向蒋介石,蒋遂下令调程之二、六两军北上,使整个南京城完全在蒋控制之下,卒令沪杭甬尽成蒋氏天下。(参阅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526-527页;另参阅WuT’ien-wei,ChiangKai-shek’sApril12Coupof1927p.154)

蒋介石于3月26日自安庆抵达上海,了解到中共与工会的实力,颇感惊异与不安。缘自3月21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兵临上海城郊,因怕帝国主义军事干涉,不敢遽攻,然而市内总工会组织第三次大罢工,发动五十万人,终于克复上海。周恩来与顾顺章指挥下的武装工人纠察队,约有二千七百余名。蒋抵沪后,立即受到右派分子以及买办、帮会、帝国主义者的包围与支持,实力亦属不小,何况还有包括桂系在内的武力后盾。3月28日吴稚晖就提出“请查办共产党”呈文,拟断然结束孙中山的容共政策。

吴稚晖是个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一贯以插科打诨的丑角姿态出现”,以博取主子的欢心。自中山舰事件以后,一直为蒋开锣喝道、保镖帮腔,此时在沪倡议清党既是奉命办事,也是善体君意。蒋介石蓄意清党已久,到上海后更感“吾道不孤”。但是清党分共牵涉到国民党根本政策的改变,不仅兹事体大,而且影响到整个革命的前途,更不必说因分裂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了。

就在此紧要关头,国府主席汪精卫返抵国门。汪氏不是悄然返国,而是在国民党同志们千呼万唤始归来,尤其是由于国民党内部危机四伏,切望汪能复职扭转乾坤。即使是蒋介石,虽然在心中或私下不愿汪回(见陈公博《苦笑录》),但在表面上仍然是函电恳请,甚至要派张静江、李石曾到法国去迎驾,说是“非兄速回,不能补救;望兄之切,无由表示,请以兄念弟爱弟者,而测弟孺慕之情为何如”,甚至假仁假义地说:“如兄不来,则弟唯有辞去一切职务,以谢国人。”(引自蔡德金《汪精卫评传》,第115页)汪精卫终于绕道俄国,自海参崴回到了上海,那天正好是1927年4月1日愚人节。汪氏回国后的遭遇,确有不少“愚人”的意味。

蒋介石亲往码头迎汪,移樽就教,辟室密谈。蒋之意旨十分明确,即要汪跟他一起清党反共赶走鲍罗廷,采取断然措施。这当然也是蒋支持汪“主持一切”的条件。但是汪精卫是国府主席,虽称病出国,主席一职仍由人代行,而三中全会继续被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总不能跟在一个总司令后面擅自做重大的政策改变,否则何异吴稚晖之投靠,更置武汉党中央同志于何地?即使要改变政策,亦应从长计议,召开党的四中全会来决定,诚如汪氏致函李石曾时所说,联俄容共政策,“绝非不可更改,然更改必须依据党的纪律,非可以个人自由行动,亦非武力可以迫成。”(《汪精卫全集》,第184页)汪之不能应蒋之求,留沪清党,是必然的。

蒋介石及其清党的附和者显然在汪面前,力数共产党的阴谋,要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以及制造恐怖、引发外交冲突等等。这种指控如果属实,当然有违当初国共合作的原则、破坏了合作的基础,于是汪在上海两次往访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欲探明真相。陈力言绝无此事,亲笔作书,并表之于《汪陈联合声明》之中,以昭公信。阴谋既系谣言,则蒋介石用武力清党的主张便无着落,汪自无不维护联共政策之理,故汪陈于联合声明中说:

两党合作,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是在两党大多数党员,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根本精神。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凡是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对于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载《时事新报》1927年4月5日)

如果胸怀善意,面对此公开的宣言,自应尽量祛除误解,再谋合作,以完成尚未成功的革命。孰料联合声明公布之后,吴稚晖立即无理取闹,破口大骂,甚至讥嘲陈是中共的总书记,而汪之国府主席恐怕有名无实,暴露出吴氏有恃无恐,甘愿充当蒋介石的打手。足见蒋等清党,纯粹为了反共而清党、为了巩固一己的权力而清党,其他种种看似光明正大的理由,不过是借口而已。事已至此,汪精卫留沪若不顺从蒋之意志,势必纠缠不清,理性解决问题唯有回武汉中央处理。汪于行前致书蒋之亲信张静江,明言赴汉之必要,若谓:

党事至此,以铭之愚,唯有提议开四次会议于南京,以解决纠纷,舍此实无出路。欲达此目的,不得不往武汉一行。(汪精卫1927年4月5日致张静江书)

翌晨,汪即乘船溯江而上,于10日舟抵汉口,复职后成为国民党中央与国府的最高领导人,并立即与谭延闿、孙科等协商到南京去开四中全会,以求解决问题,又于13日,抵汉口后的第三天,驰电蒋介石告知,“中央已经决定迁都南京,不日即可来宁开会”,要蒋耐心等待。哪里知道蒋已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血腥镇压,史称四一二事件。蒋显因汪离沪赴汉而老羞成怒,悍然单干,以示决裂,他虽身为中常委,既没把汪精卫放在眼里,也没有把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放在眼里,更无参与四中全会和平解决纠纷的诚意。

4月11日晚,蒋介石命投诚的军阀周凤岐派兵严守闸北,当晚杜月笙将总工会会长汪寿华骗到家里尔后杀之。翌日清晨5时20分,黑社会控制的中华共进会开始向在商务印书馆的工人纠察队攻击,直到上午10时,三百五十名纠察队被缴械。在浦东的纠察队抵抗最烈,死伤也多。同日下午,群众集会市体育场抗议攻击工人,南市聚集了五十万人,海员工会宣布罢工。但是上海的商会却通电庆贺镇压,并歌颂杜月笙、黄金荣、张晡林三大流氓头子,摧毁了总工会与纠察队,更希望其他各地效法上海,杀尽共产党。(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528页)在租界内的外国势力也颇合作,搜捕共产党员和工人千余人,交给蒋介石。然而上海工人仍不知蒋是幕后的黑手,当日还致电南京蒋总司令,电文曰:

蒋总司令勋鉴:本月12日晨4时,本埠闸北、南市、浦东、吴淞各处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同时被白总指挥命令二十六军派遣大队悉数迫缴,各处均死伤多人。查上海总工会领导全上海工人,数年来与帝国主义者暨军阀不绝的奋斗,最近又不惜重大牺牲,数次武装暴动,响应北伐军,消灭直、鲁军,其功绩灼然可见。其有今日之地位,实以无量数之热血、头颅换来。是以钧座奖赐旌旗,题曰“共同奋斗”。上海收复以来,协同军警维持秩序,毫无轨外行动。彼帝国主义者及反动派,虽百计挑拨,造谣中伤,卒无间隙可乘入。万不料同隶青天白日旗下者,乃有横肆摧残之举,先总理出生入死,从事革命者,全在解放被压迫民族,而临终遗嘱,无念念不忘于唤起民众。钧座为总理忠实之信徒,对此有组织、有纪律、富有牺牲革命精神、着有伟大功绩之工人群众,方保护奖励之不暇,绝无横施摧残之意,伏祈迅赐严命,彻底查究,将所缴枪械悉数发还,并予确实保障,此后不再发生此类事端,庶不致愧对先总理在天之灵,并有自解于普天下之民众,且免革命军民之联合战线破裂,而为帝国主义所求。党国前途!实利赖之。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引自司马璐《中共党史及文献选粹》第五部,第28页)

蒋迟至4月底5月初,仍公开地说:“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甚至曾于4月6日赠“共同奋斗”锦旗一面给总工会。(见上海《申报》1927年3月29日、4月6日)我们只有说,工人群众太不够警觉,竟不知蒋介石早已于4月11日在南京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并镇压群众运动。要他来“彻底查究”,何异与虎谋皮?不尽此也,4月13日,工人群众更天真地去周凤岐的司令部请愿,但请愿队伍到宝山路时,即遭机枪扫射,时降大雨,血与雨水齐流。同时南市游行工人也遭射击。此日约六十六人被杀,三百一十六人受伤。闸北名流七人当天驰书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谴责屠杀市民。(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521-522页)蔡、吴、李早已附从清党,只有心里窃笑而已(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于3月3曰在沪举行清党前会议,到会者有蔡元培、吴稚晖、张人杰、古应芬、李石曾,蔡为主席,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7-38页),直至4月15日,死了三百余人,被捕五百余人,逃亡与失踪者五千余人。总工会在淫威下屈服,取消罢工,唯有向武汉中央报告蒋介石罪行。蒋于四一二发动之后,二个月内,声言对共产党须用“决绝手段”,大举捕杀,上海尤成为恐怖世界,主其事者杨虎、陈群被称为“狼虎成群”。屠杀又从上海扩及蒋介石控制下的其他城市。至1927年9月27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南京召开时,仍然要求各地党部继续“(一)厉行清党(二)重新登记”。(见记录原件,第6页)陈独秀的儿子延年固然被捕杀,李宗仁表弟李珍凤也被捕杀。据当时《中国周报》(ChinaWeeklyReview)记者斯诺(EdgarSnow)估计,被杀害的左倾分子在五千人以上。(见Powell,MyTwenty-FiveYearsinChina,p.157)后来中共说,蒋介石双手沾满了革命人民的血,这应该是最大的一笔血债。然而历史学者黄仁宇却说:“用道德名义解释不足以答复这样的一个历史问题。”(《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81页)

但此举使武汉国民党党中央大为震惊,4月13日下午政治委员会开会后,即致电蒋介石责问:

现本党驻沪军队,竟有用武力令上海纠察队缴械之举,显系违背命令,甘为反革命,在党纪上万难宽恕,望即将此次胆敢违犯党纪之部队官长,即刻停职拘捕,听候国民政府查明事实,依法惩办,总司令及总指挥未能事前防范,亦应依法严重处分,并应饬令将已缴枪械,退回纠察队。(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14日)

15日国民党中常会又开第七次扩大会议,讨论惩蒋问题,最后一致决议:“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国将士及各革命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革命生活》第五十八期,1927年4月19日出版)但是蒋介石羽毛已丰,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于4月18日在南京另立中央,制造一党两府,导致宁汉分裂。21日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宋子文等四十人联名发表通电,谴责蒋介石由反抗中央进而自立中央之行为,并号召民众与同志“去此总理之叛徒、中央之败类、民众之蟊贼”。(见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2日)

通电虽严正,然口诛笔伐于实无补。武汉方面虽有军队,但北方军阀未除,多数倾向北伐讨奉。徐谦甚至说:“反革命蒋介石,用不着出兵声讨,就是用党制裁,开除党籍,免去军职,在东南的革命力量,不久会把反叛的蒋介石,拿送中央惩办的(转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535-536页)未免过于天真,结果反被“叛徒”“制裁”了。不过,由于武汉中央急于先击溃北方之敌,东征讨蒋一役得免。蒋介石闯了决裂的穷祸之后,却幸免一场国民党自家兵戎相残的悲剧。

武汉中央痛责蒋介石为反革命叛徒,是合乎事实的。“反革命”好像是一项空洞的政治罪行,但当时所谓“革命”,有其具体内容的。那个革命的渊源是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精神是联俄容共,方策是发动工农等群众运动,目标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统一中国。然而蒋介石到上海后立即清党反共驱俄,明显反“革命之精神”;镇压工人,明显反“革命之方策”。据英国的记录,蒋在上海清除共党与工人,其大胆远远超过北方的军阀(引自Isaacs,TheTragedyoftheChineseRevolution,p.181),所以1927年4月汪蒋上海密谈,汪即以不可牺牲革命的精神、方策、纪律相劝,但蒋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后来的国民党史官辄以共党暴乱,蒋介石讨赤有功为说(如李云汉之《从容共到清党》),殊不知北洋军阀如孙传芳等自称讨赤军,而蒋正是北伐赤军的总司令。赤军总司令成为讨赤元勋,岂不是革命的最大讽刺?还不足以被称为“反革命”吗?至于勾结军阀与帝国主义,更是反“革命之目标”而行。蒋介石在上海与资本家、买办、地主等结合,固与革命不搭调。暗通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等帮会头目,引为内助,则与革命更加风马牛不相及了。蒋介石平生以革命自矢,实际上却为喊着革命反革命提供了最佳的例证。

上海帮会流氓分子原与共产党也有关系,所以汪寿华才会上当。但蒋介石与他们的关系更加深厚,与黄金荣且有师徒之谊。蒋又用六十万元收买流氓,到各地去打总工会。(参阅1927年4月1日《上海区委各部委书记组织会议》)蒋甚至许诺张啸林、杜月笙为江苏水上警察厅正副厅长。(见1927年4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上海流氓势力既然反共清党有功,自然成为蒋介石的党国新贵、地方政要,后来杜月笙成为南京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也就不希奇了。(参阅苏智良《上海流氓势力与四一二政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二期,第212-225页)李宗仁在回忆录中也提到上海流氓,由于国民党的提携而登上大雅之堂,颇不以为然。

第四节、下野为晋身之本

宁汉分裂,蒋介石无疑是“罪魁祸首”,因实由其一手主导,双方剑拔弩张,大有短兵相接之势,幸北洋军阀未除,孙传芳残部与直鲁军主力犹在,意图卷土重来,若宁汉阋墙火并,势必同归于尽。于是双方因情势所逼,各自北伐,同仇敌忾,将内斗暂时搁置。宁方北伐由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分三路于1927年5月向陇海路挺进,连战皆捷,6月2日克复徐州。约略同时,武汉北伐之师由唐生智、张发奎指挥,亦抵达陇海一线,进驻郑州。冯玉祥则由潼关攻占洛阳,逼迫奉军北撤,促使山西阎锡山响应。此情此势,原可齐心协力,直捣燕京,卒因宁汉分裂“党”痛未消,各自为政,难以一致,最后各自班师。

武汉方面最初由于蒋之反共而联共,然而由于共产党组织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尤其过左的路线,制造了不少内部矛盾,国共间的利益冲突,亦在所难免,而适于此时,共产国际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强调土地革命,欲动员中共实行土地革命,筹建红色武力。共产国际代表罗易(Roy)并将决议副本送交汪精卫主席,使汪感到共方有违1923年孙越宣言,何况共党更有取而代之之意,遂决定分共,解除鲍罗廷职务,且于6月6日率团北上,与冯玉祥会晤于郑州,商议分共反蒋事宜后,再班师回汉,南下防共,以及部署东征,可见武汉国府于分共之后,仍要以武力制裁南京伪府,声讨叛徒蒋介石的。

然而蒋介石却釜底抽薪,于6月17日面晤冯玉祥于徐州,盛宴款待,结为金兰,并大加利诱,于6月21日上午十时打电话给冯玉祥,“请派兵直捣武汉”,为冯所拒。(见《冯玉祥日记》第二册,第337页)冯力主宁汉调停,并电武汉促使宁汉合流(见《致武汉汪谭等电》1927年6月21日),以完成北伐大业。冯玉祥的态度至少也不助武汉东征,多少于蒋有利,而蒋仍欲回师西攻,解决武汉,只因李宗仁反对,坚持北伐而作罢。(参阅《李宗仁回忆录》,第315页)不过宁方虽不西攻,汉方仍欲东征,虽因分共延误,精锐确实已向下游移动,蒋介石遂召回李、白鲁南之师。直鲁军乃乘机南扑,于7月24日攻陷徐州重镇,南京震动,蒋介石乃亲自出马指挥,反攻徐州,并于出发前的纪念周上,声称不打下徐州不回南京。25日专程北上,亲率五军两师,会同白崇禧部,与直鲁军战于淮河、徐蚌之间。蒋以统帅亲至前线,竟被敌人诱之深入以至中伏,使全线溃败,敌军乘胜追击,大败亏输,狼狈不堪,于8月6日仓皇返宁。如此惨败,羞愤可知,更何况誓言在耳,实难以下台,竟枪杀前敌总指挥王天培以泄愤遮羞。

蒋介石原想一举夺回徐州,奸灭孙传芳残部,然后解决武汉。不意徐州未得,却败北如是,幸白崇禧压阵有方、指挥若定,得免全军复没,然敌炮已临浦口、隔江可闻,颜面何存?而武汉东征之师已沿江而下,步步进逼,可谓左右受敌、内外交攻,实非引退不足以藏败绩之耻、非下野不足以消武汉之怒。武汉国府主席汪精卫早于7月23日便公开宣称蒋介石“是党国唯一的敌人、是国民革命军唯一的敌人、是国民党唯一的敌人”!(汪撰《中国国民党告国民革命将士书》,栽《民国日报》)武汉既已分共,倒蒋非因其反共,乃因其违纪,此亦蒋自知在兵败之余,非下台不可的原因。

蒋介石自徐州败归之时,即告李宗仁其下台已不可免,并以军事相托,故引退绝非猝然。《辞职宣言》由陈布雷起草,到8月13日于蒋离宁后才见诸报端,其间二个月,尚须做复出的准备工作以及修改文稿等等。这篇宣言无疑经过陈布雷精心包装过,我们必须拆开来看,以见真相。蒋介石首先说:

中正自熏沐总理之教训,即以二义自矢:一、认党高于一切,在党的利益之下,党员个人绝无呈主观、用感情、计利害之余地。二、认捍卫党基为党员最大之天职。苟有逞智弄巧,阳奉阴违,篡夺吾党基础、剽易吾党主义,使吾党名存而实亡者,必竭全力以铲除之。(《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卷,第52页,另参阅《国闻周报》第四卷第三十三期)

他必须下台,即因自南昌以来,以个人之“主观”、“感情”、“利害”,抗命党中央,甚至别立中央。武汉中央呼吁“恢复党权”,即针对他而来。他原想以武力解决武汉党中央,无奈兵败,两面受敌,只好引退以解困,而竟以“认党高于一切”为说词,显然欲以“黑白讲”来混淆视听。至于他于宣言中护党的振振之词,从他日后一再“铲除”异己视之,直把个人的权力基础与“吾党基础”画等号,以责成党员为他个人效忠,已藏其机。

他于8月14日在上海发布的《辞职宣言》中又说:“昔日以党之命令不能不进者,今若认中正一退,可解纠纷,中正固无时无刻或忘归隐也……今既咎戾集于一身,即应自劾而归去,解除职权,以谢天下。”(同上,第52、57页)此话才透露一点天机,已不是假设性的要他退。

李宗仁于蒋下野后赴庐山与汉方会晤,始知唐生智乃欲挥师下芜湖,实如吴稚晖所说:“照唐生智那种气势汹汹,我们两面受敌不了,蒋先生暂时歇一歇也好。”(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762页)即因蒋之“歇一歇”,汉方才肯派孙科与谭延闿为代表与李宗仁返宁议和,益知蒋在当时情况下,是非下台不可的。李亦因而体会到蒋下野这着棋下得高明,因一下野即失武汉东征的借口(参阅《李宗仁回忆录》,第325-327页),至少可为缓兵之计。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还提到,蒋故意散布桂系“逼宫”的谣言,后来无论正史野史竟多以此谣言之成理而信之。李曾要蒋辟谣,蒋笑而不予理会,李怀疑蒋借此打击桂系。(见《李宗仁回忆录》,第320-321页)其实“逼宫”之流言,无非想把蒋说成是一“受害者”,而混淆了他下野的真正原因。

接着蒋介石又在宣言中说:

幸赖主义之照临、同志之用命,曾不数月,湘、鄂、赣、闽全告复,此非中正所敢贪天之功,实中央执委会付托之专,用能集中号令,团结内部,不虞牵制,以克奏斯绩也。何图包孕本党之共产党徒,奉鲍罗廷之发纵指示,造作种种蜚语,提出军阀、独裁等口号,冀直接打倒中正,间接打倒国民革命。而本党本军之一部分同志,不悟其奸,竟被所惑,遂以为中正有企图军阀及个人独裁之倾向。(《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卷,第53页)

由此可见,他于下野前夕,已想改写历史。他说“非敢贪天之功”,实把“克奏斯绩”之战功,归之于己。其实湘、鄂之战,战功属李宗仁、唐生智,底定江南的首功是白崇禧,蒋仅具总司令之名,并无直接关系,而他亲自指挥的南昌之战与徐州一役,却是整个北伐战争中最最惨败的两次。他之下台亦即因徐州丧师的后遗症,竟以“克奏斯绩”来掩饰。此时武汉已分共,他仍以反共来转移视听。他痛骂鲍罗廷,但若非鲍助孙中山改组、若无俄援,广州革命根据地何从建立?北伐何从开始?若非中共大搞群众运动,何能四处响应,不数月而达京沪?他为了掩盖“兔死狗烹”之事实,竟反咬共产党一口,予其清党以合理化,并以“打倒中正”与“打倒国民革命”混为一谈,且故意颠倒“打倒中正”之因果关系。至于其“个人独裁之倾向”,在当时即未彰著,亦为其后来行事所证实,还不止是“倾向”而已,日益见诸具体行动矣。

他最后要求“武汉同志克期连袂迁移来宁,共同集合于南京,而谋党国大政之进行”(同上,第56页),则不得不承认武汉中央为正统,由汉迁宁,其自立之南京政府自须撤销后并入。他于发表此一宣言之后,又于8月19日发电辞总司令职权。但他并非真正归隐乡里,实继续在幕后策动,并于离宁前即已安排亲信姚琮的警卫师与孙星环的宪兵团,驻守南京城,以及密令何应钦掌握其嫡系部队,其伺机再起的意图已十分明显。既欲再起,时局不能搞得太糜烂,否则复巢之下无完卵。李宗仁终于8月底9月初贏得栖霞龙潭之役,击溃孙传芳意图南渡之师。但龙潭之战是险胜。若失败,南京固不守,整个江南亦难保,就可到全局溃败的地步。李宗仁指出,紧要关头偶然发现何应钦想收兵保存实力,幸及时制止。(见《李宗仁回忆录》,第335-336页)何若无蒋命,何能出此?但同时蒋亦雅不欲时局太稳定,让汪精卫迁都成功,统一党权,否则将扼杀再出之身价。总之,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借下野以金蝉脱壳,然后见机效“哪吒闹海”,于政潮迭起中脱颖而出,造成“斯人不出奈天下何”的局面,以达到集大权于一身的目标。

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即于1927年8月16日电告汪精卫,请将武汉中央政府尽快迁往南京,汪于翌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上,宣称:

迁都南京是中央4月初旬就决定了的议案,何况现在南京政府已经无人负责。据今天所收的报告,也说南京政府已经停止办公,事实上已不存在,那么我们应决定到南京去的方式。(见该次会议速记录)

遂复电李宗仁,决定迁宁。于此可见双方议定迁都南京,表明南京方面自立的中央已经撤销,以武汉中央为唯一的国民党中央,亦为宁汉由分裂而合流的主要前提。汪乃于9月5日率领顾孟余、徐谦、陈公博、朱培德等中央委员,乘舰抵达南京。汪一到就力述,要宁汉合作、党内统一,必须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以承续武汉召开的三中全会,亦借此显明武汉中央的正统与合法。但汪到之后,发现宁方中央委员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已经避居上海,很可能受蒋之嗾使,不与汪合作筹开四中全会。汪为了表现合作精神,派谭延闿、孙科两人赴沪沟通,但为胡等所拒。汪遂偕谭、孙以及朱培德、李宗仁、李烈钧、程潜、于右任等要员连袂去上海劝驾。不意不仅胡汉民等不愿合作,而且聚集上海的极右西山会议派老国民党也来搅局。盖因蒋介石于四一二上海屠共之后,即恢复西山会议派林森、邹鲁、张继等党籍,密谈统一党务,早已合流。故沪宁沆瀣一气,刻意在法统问题上大做文章,抵制汪坚持召开的四中全会。如张静江竟声称,武汉政府并非正统政府,前所召开之三中全会乃联共会议,也属非法,故根本没有召开四中之资格,而主张重新召开三中,以衔接二届二中。且不论有违宁汉合作之前提,若以联共为非法,则孙中山联俄容共之一届即应否认,根本要重起炉灶。以张与蒋之亲密关系,此横蛮刁难之语显由蒋之授意。更可注意者,后来蒋再出夺权成功,径自召开四中全会,就不管合法不合法了。更可见张之目的,就在捣蛋,使话谈不下去,无从沟通。

国民党各方人马再于9月11日聚会,汪精卫再度提出四中全会召开之必要,然续遭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等反对,西山会议派分子更在旁鼓噪。在此情况下,原在武汉中央的孙科提出折衷办法,由沪、宁、汉三方筹组中央特别委员会,暂时行使中央职权,以筹备召开三大,得到大部分人赞同(见《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原件),汪孤掌难鸣,只好默认,但心中极不以为然,为了不使谈判决裂,仅表示消极,遂于13日夜离开上海,前往九江,通电引退。汪之坚持召开四中全会,自有其原则立场,自谓:“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之被挫,特别委员会之产生,实为宁汉合作以后,至可痛心之事,亦本党至可痛心之事也。”(汪精卫《复法总支部函》)李云汉以此指责“汪兆铭反复”(见氏著《从容共到清党》,第772页),殊失公正。特委会虽于9月15日正式在南京成立,汪亦被选为国府常委之一,但由于汪之消极引退,所谓合流,全无实质意义,必为野居奉化坟庄的蒋介石所窃笑自喜!

武汉政府迁宁之后,两湖便在军事强人唐生智控制之下。唐原反对合流,欲东下夺权,自有其个人野心,乃怂恿汪成立武汉政治分会,以与特委会相抗。唐更公开宣布反对特委会,广州张发奎通电支持,国民党遂又成对峙之势。南京特委会遂派孙科、伍朝枢、居正等上庐山晤汪,在同意于11月1日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的前提下,获致恢复中央之协议,可见汪所争主要仅此一端。然而10月20日南京特委会突下令讨伐唐生智,引发战争,四中全会又因故流产,汪愤然取道回粤,反对南京特委会,准备在粤筹开四中全会。约当此时,蒋介石提早自日本返沪,于11月10日电汪,赞同召开四中全会,并请汪赴沪晤商,并参与预备会。二个多月前,蒋初下野,犹拒见汪。汪鉴此善意,遂于11月15日偕李济深在广州启程,经港赴沪。不意又发生变故,广州于16日晚上发生事变,张发奎与黄琪翔以武力驱逐代理李济深主持粤政的黄绍竑。因而汪于18日抵沪时,即遭李宗仁、吴稚晖、蔡元培等妄加攻讦,令汪百口莫辩。吴稚晖更于12月5日联合张静江等,提案弹劾汪精卫、顾孟余、陈公博。又是吴稚晖、张静江在耍把戏,能不怀疑幕后的“黑手”?在此处境下,汪乃顺水推舟,促请蒋介石复职而个人引退(阅《江精卫先生最近演说集》,第179页),冀求稍缓攻击。然12月11日又发生广州暴动,共产党起事,组织公社,吴稚晖等再借此变本加厉指责汪精卫,妄指其“酿成此次之巨变”。汪虽辩解,但南京国府仍于16日决议讨伐张、黄之外,并通缉汪、陈、顾三人。事情既已发展到此一地步,汪精卫不得不于当晚偕秘书曾仲鸣,怀着郁愤心情,再度登轮赴法。我们不能不怀疑,蒋介石串通特委会分子,引汪离粤,俟汪抵沪后,借故攻击,不遗余力,不容置辩,使其无法立足而被驱出国门。汪精卫此次离国,与上次因中山舰事变出国,虽属“异曲”,但对蒋介石而言,却是“同工”。

汪出国门后,特委会却于12月28日自告结束,该会除了令各地各级党部,厉行清党,重新登记党员外(见《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记录》1927年9月27日,第6页),好像是特别与汪过不去而设立的。在中枢空虚的情况下,蒋介石复出的时机已经成熟。1928年年初,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2月2日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汪坚持而做不到的,蒋于一退一进之余做成功了,攫取了国民党最高权力。一时之间身边没有了汪精卫的阴影、没有了共产党的阴影,也没有唐生智的阴影。在大权几乎独揽之下,四中全会任命他为中执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和军委主席,进而通过整理各地党务案,削减派系力量,基本上已集党、政、军实权于一身。

第四章、内斗内行

第一节、蒋宋政治婚姻

陈洁如在回忆录中追忆,信誓旦旦爱她的蒋介石如何在江西九江与孔祥熙夫人宋蔼龄在江轮上做了二十四小时会谈之后,向她摊牌:

孔夫人就径自返回汉口。介石回家后,将经过情形一五一十告诉我,他说:“我从未将我的任何秘密隐瞒于你,当然现在也不会,尤其如今我需要你的协助。孔夫人告诉我:‘你是一颗明日之星。你要让你这颗明星殒落得与升起时一样快吗?你要让共产党人按照他们共党的奸诈阴谋把你扫地出门吗?今天,鲍罗廷的意旨是要接收你的权力,交给嘉伦将军。你定会被他们消灭殆尽,只是时间迟早罢了,这点无可置疑。难道你怯于斗争,乖乖接受失败吗?我要老实告诉你:你如单枪匹马,为国民党的目标奋斗,我可以说,你纵使有此精神,但却无足够的性格足以推动你的工作。但是,精神并非一切。这个解放并重建中国,制定国家宪法的重责大任,需要很大很多影响力、金钱、性格与威望。照目前情形,这些你一样都没有。环绕在你周围的,尽是些无能懦夫,其兴趣所在,无非私利而已矣。他们所汲汲营求的,无非一己的私利私益,并非你的目的。你当知这些都是真话。不过,局势也并非绝望。我愿与你做成一项交易。是这样的:我不但要如你所愿,怂恿我的弟弟子文,脱离汉口政府,而且还要更进一步;他和我并将尽力号召上海具有带头作用的大银行家们,以必要的款项支持你,用以购买你所需要的军火,俾得继续北伐。我们拥有所有的关系和门路。你自己知道,你不会再从汉口获得任何经费或支持。而作为交换条件,你要同意娶我的妹妹美龄,也要答应一俟南京政府成立,就派我丈夫孔祥熙担任阁揆,我弟弟子文做你的财政部长。’”

介石看着我说:“我已走投无路。她开出很凶狠的交换条件,但她说的话却有道理。我不能期望汉口方面再给我任何金钱、军火或补给,所以,如果我要继续贯彻我那统一中国的计划,她的提议乃是唯一解困之道。我现在请你帮助我,恳求你不要反对。真正的爱情,究竟是要以一个人甘愿做多大的牺牲来衡量的!”

“你要我做什么呢?”我问。

“避开五年,让我娶宋美龄,获得不理汉口、继续推进北伐所需要的协助。这只是一桩政治婚姻。”(《陈洁如回忆录》全译本下册,第344-345页)

陈洁如作为一个女人,这应是她一生中最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时刻,不太会有记忆上的错误,更不会说谎,但仍难免高度的天真、一厢情愿,认为蒋介石所说的都是肺腑真言,没有感觉到夫君早已移情别恋,于是恨宋氏姊妹夺夫,远甚于怨自己丈夫的薄情。她忘了早先在广州时,蒋介石一再要她讨好孙家与宋家的人,忘了孔夫人请吃饭,蒋介石是如何地紧张与兴奋,忘了蒋介石接到宋美龄的回信是怎样地欢喜溢于言表,更忘了蒋介石叮咛她的话:“我要把孙、宋、蒋三家紧密的连接起来,要愈来愈紧密。”(见《陈洁如回忆录》下册,第367-368页)娶了宋美龄,蒋介石立即成为孙中山的姻亲,宋庆龄的妹夫,在武汉掌管财政的宋子文,就是小舅子。孙、宋、蒋三家关系不是马上就紧密起来了吗?蒋介石会不梦寐以求吗?尚需宋蔼龄以此作为条件来强迫他接受吗?陈洁如一脑袋想着宋美龄对她丈夫有情,竟忽略了自己丈夫“使君有意”!

再看当时的情况。蒋介石在南昌抗命中央,所谓“明日之星”,尚是一个未知数,而目前的燃眉之急则是因其抗命,武汉中央政府的财神爷宋子文扣押他的军火与军饷。如果不把宋家拉过来,根本无法与武汉抗衡,更不要说谋取长江下游的意图,以遂自己的野心了。是以蒋有求于宋,远过于宋有求于蒋。蒋介石说宋蔼龄“开出很凶狠的交换条件”,但我们仔细看看这些条件,宋家“怂恿宋子文脱离汉口政府”、号召上海资本家捐款、替他买军火、把妹妹美龄嫁给他,只换得孔祥熙当阁揆、宋子文当财政部长两张空头支票,且不论宋子文当时已经是武汉政府的财政部长,竟会看上尚未成立的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宋蔼龄把黄金与美人都送上门来,以换取蒋介石的两张空头支票,天下哪有这般美事?更何况宋蔼龄是一有名的精明妇人,蒋介石还说这些条件“凶狠”,显系谎言。他向陈洁如转述宋蔼龄的话,一大半是他自己的如意算盘。为了个人的权位与野心,他极力追求宋美龄,无情地要陈洁如“避开”。最有趣的是,他对陈洁如说:“真正的爱情,究竟是要以一个人甘愿做多大的牺牲来衡量的。”他自己的“牺牲”在哪里呢?

史学家唐德刚在《陈洁如回忆录》全译本长序中指出,从“转型期”历史观来看,受新式教育的知青,为了时髦、为了“革命”,抛弃发妻,移情别恋,乃司空见惯,只能说是时代的悲剧。他说:

试从国父开始,党国要人受新式教育而没有丢掉旧式老婆者究有几人?就以整批的庚款留学生来说吧,能够把乡间的小脚老婆,带到大都市来,共同生活者,我的老师胡适之先生一人而巳。那些满口大话,济弱救贫的文人如鲁迅、如郭沬若、如郁达夫、如陈独秀……无一而非弃老妻如敝屣的绝情男人。他们搞婚姻革命的公式,大半是弃旧妻于乡下,再找个识字的大脚姑娘,结新欢于都市。蒋公早年弃毛氏于奉化,娶陈氏于上海。这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倒霉的是女人。革命的男人,也不足深责。时代如此嘛!世上有几个胡适,能超凡脱俗呢?

蒋介石见到风华绝代、家世显赫的宋美龄,再弃陈氏于南昌,又娶宋氏于上海,似亦为当时的风气,无可厚非,但问题不只是东方式的移情别恋或西方式的离婚结婚。蒋介石所取的行径先是不顾文证人证悍然否认与陈洁如原有婚约,不承认是明媒正娶的妻子,接着胁迫她出国,欺骗她只“离开五年”,最后想把蒋陈姻缘从历史上灭其迹。此种行径暴露了他的专横性格。陈洁如与他生活七年,最有资格道出他暴烈的坏脾气,此后他的随从人员也不断透露骂“娘西匹”的粗暴神情,外国人旁观也看出他极端冲动以及倾向走极端的个性。(参阅Kasanin,ChinaintheTwenties,p.236)蒋介石还故意把1927年3月19日给蔼龄、美龄的信,给陈洁如看过后再寄,使她知难而退。当她看到蒋致宋美龄函中说:“你因我仍在江西,以为不便来与我晤面(由于我的妻子)。但我今已离开江西,你大可不必再存此种令你不安的疑虑。”(《陈洁如回忆录》全译本下册,第351页)情何以堪?于此可见蒋介石除了暴烈的情绪外,还有马基维利式的冷酷,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提供了具体的例证。

白崇禧底定东南后,蒋介石自江西到京沪,成为军事强人,四一二清党,大肆杀戮;又以政治威胁,逼迫上海中国银行张嘉璈“捐纳”军费一千万元(参阅杨天石《民国掌故》,第172-175页),大展强人威风。8月兵败不得已引退,但一切部署妥当,下野实同度假,二百保镖随行,权势未减,正好趁暇进行婚事,时时出入宋府。从一封情书可知,蒋介石还利用下野后的“寂寞”来赢得宋美龄的芳心,并说在广州时就已倾心,曾向宋子文与宋庆龄表白,但没有结果,现在他退居“山林”,一心仰慕的就是你宋美龄一人。(见Crozier,TheManWhoLostChina,p.116)中外消息都曾披露宋子文初不赞成婚事,唯蔼龄最为积极,而美龄时已芳龄三十,尚待字闺中,虽曾与同学刘纪文订婚,但远不如蒋介石威风神气,实已相许。蒋宋订亲遂于9月16日在上海孔府,由蔼龄向亲友宣布。十日后蒋复向上海《字林西报》记者透露,来沪“为料理个人私事,并规划与宋美龄结婚之事”,并谓1921年已与元配离婚,却不提当时离婚为了与陈洁如结婚。又说:“五年前,余在广州常于孙总理处,以是获见宋女士,以为欲求伴侣,当在是人矣。”五年前为1922,则公然自认与陈洁如结婚不到一年,即已见异思迁,陈立夫在其回忆录中亦招认蒋介石与宋美龄早已暗通款曲,称之为“爱情的长跑”(见《陈立夫首度透露六十年来的政治秘辛》,第23页),足证陈洁如感情早已被骗而不自知。最有趣的是,蒋介石又画蛇添足向记者说“此种结婚,并非政治结婚,诸人皆从事于政治生涯,乃属偶然巧合”云,岂非“此地无银三百两”吗?显然由于应宋家之要求,蒋介石自9月28日起在《民国日报》上,连载《家事启事》三天如下:

各同志对于中正家事,多有来书质疑者,因未及遍复,特奉告如下:民国十年,元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二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现在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唯恐传闻失实,易资淆惑,端此奉复。

更加正式地否认与陈洁如的婚约,根本连姓名都不提了,但是跟随蒋介石革命的芸芸众生都知道从1921到1927年的蒋夫人或蒋师母就是陈洁如,连蒋与李宗仁的兰谱里,还有妻子陈洁如的芳名,居然就这样一笔抹杀!而当时已被逼出国的陈洁如,外国人都以蒋夫人称之。蒋介石居然声言乃政敌造他的谣:真假蒋夫人以及蒋介石到底有几个老婆,真教《纽约时报》的记者傻了眼。

登过报之后,蒋介石于9月29日携未婚妻宋美龄、小舅子宋子文,以及一大批随从由上海乘海轮前往日本长崎。一行人游览云仙、奈良、神户、汤本、热海、东京等地。到神户后特赴有马温泉,拜访养疴的宋太夫人,并得其允诺婚事。蒋介石在日时,忽谓将留半年、忽谓将赴欧美,结果都是障眼法。他觉得复职时机已到,即于11月8日离日回国。

返抵上海,积极筹备婚礼,于11月26日,登出如下一则结婚启事:

中正奔走革命,频年戎马驱驰,未遑家室之私……兹定12月1日在上海与宋女士结婚,爰拟撙节婚礼费用,宴请朋友筵资,发起废兵院……欲为中正与宋女士结婚留一纪念。(宋平《蒋介石生平》,第209页)

此则启事之妙,可谓“吹牛不打草稿”,“未遑家室”吗?早已有二妻一妾。更妙的是要“发起废兵院”,他们结婚之后,废兵院没有下文,倒是兵连祸结,中国老百姓无有宁日。

12月1日那天的婚礼,有二重仪式,先是宋家亲友聚集在宋宅,举行基督教宗教仪式。美国驻沪舰队司令布里斯托尔(AdmiralMarkBristol)也来观礼。西格雷夫(SterlingSeagrave)在其《宋家王朝》中说,主持牧师姓江,即卫理公会教堂牧师江长川,原是宋家老友,但西格雷夫不知江牧师很认真,对于蒋介石的婚姻状况不满意,拒绝主持,只好改由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博士来主持,余虽是基督徒,却非正式合格的牧师,也只好将就了。

这个仪式结束后,便是在外滩大华饭店的盛大婚礼,豪华饭店的大舞厅里,有来宾一千三百余人,众多的圆桌上摆满了鲜花,还有鲜花制成的钟铃。礼堂上挂着巨幅孙中山的遗像、青天白日党旗以及巨幅喜字。礼堂的另一边坐着白俄乐队,于下午4时15分开始演奏,主持婚礼的蔡元培走到孙中山遗像下,十几个国家的公使一一到场,代表美国的仍是海军少将布里斯托尔。杜月笙也在宾客之中。

当孔祥熙陪伴四十岁的新郎蒋介石出现时,一身笔挺西服,引起一阵骚动。接着宾客入座,电影机发动,白俄乐队奏起门德松的曲子,三十岁的新娘宋美龄冒称二七,一身白纱礼服,手挽宋子文,踏在红地毯上,缓缓向前。走在后面的有穿着粉红礼服的四位女傧相。

在孙中山的圣像前,美龄走到蒋介石的身边,然后新郎新娘向遗像鞠躬,向国旗軸躬。当此时也,照相机声喀嚓不断。接着蔡元培宣读结婚证书,读后,新人用印,新人相互鞠躬,向主婚人、证婚人以及众宾客鞠躬,同时一个叫霍尔(E.L.Hall)的美国男高音,在白俄乐队的伴奏下,高唱《噢!答应我》(Oh!PromiseMe)。最后在掌声雷动中结束婚礼,当晚带着二百多名保镖,乘车到莫干山度蜜月去也。

第二天《纽约时报》在第一页上刊出蒋宋结婚消息,上海三家英文报纸也竞相报道,称之为近年来中国人最显赫的婚礼,礼物之多更不在话下,消费在数百万元以上。这个婚礼本身足以显示这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已经十分资本主义化了、已经向现实妥协了。

美国记者斯诺曾访问宋庆龄谈起这桩婚事,庆龄认为两人起先都是“投机”(opportunistic),但结了婚多少有爱情,应属实情。蒋介石与宋美龄即使在公众场合也互称“达令”(darling),虽说是学洋派,总还有一些票面价值。然而无论如何,蒋宋联姻的政治色彩仍是十分浓厚,尤其对蒋而言。对宋美龄而言,蒋之人品与学识俱不足取,但他权势熏天,不久贵为一国元首,风光数十年,也足以满足她的需求。至于对蒋介石而言,娶宋之后立即把孙中山变成自己的姻兄,由“弟子”摇身一变为“兄弟”,为革命法统平添一层“裙带关系”,使他更能够将“死中山”作为“活护符”,以号令天下。再通过宋美龄,不仅把财政部长宋子文争取过来,而且还搭上美国人的关系。不过美国关系常被人过于夸大,认为从此蒋与美帝挂了钩。宋家在美国政界哪有这般大的影响?只是在人际关系上有所沟通而已,当然由于亲美派宋氏兄妹的中介,美国以及美国人对蒋政权的影响,倒是与日俱增。还有许多人指出,宋美龄对蒋介石有二大影响:一是使蒋增多一些国际知识,扩大了他局限的见闻,不过照马寅初教蒋介石经济知识的经验,蒋光头像电灯泡,里头真空外面进不去,则增广知识也颇有限。二是使蒋成为基督徒,于1928年受洗,不过受洗入教原是结婚的条件之一,我们很怀疑蒋介石是真正的基督徒,更怀疑他完全扬弃了他母亲的佛教和民间邪教信仰。据他的亲信张明镐在《蒋介石在溪口》一文中回忆,明说蒋介石在1928年——信基督教之年——还是非常“相信神道,迷信阴阳风水”的。张明镐回忆:

蒋介石老宅内设有“祖堂”,并出资重修蒋家新祠堂,在两堂两旁各建十间楼房,作为武岭学校教职员家属及本族近房的住宅,并自题“忠孝传家”四字悬于祠堂外门上。他不但喜欢结交和尚,而且相信神道,迷信阴阳风水。1928年,蒋偕宋美龄回籍时,到雪窦山上野餐。蒋到隐潭庙时,走进龙王神像大殿前,向龙王作揖行礼,口中还念念有词,似在默祷着什么。根据多年来的情况看,他每遇时局动荡,须以决策应付的时候,就回家住在坟庄或雪窦寺、妙高台。他绝非游山玩水,而是默祷祖上及神明保佑,或与亲信密谋定计,把这里视作“陇中决策”的场所。

对照起蒋介石多年在雪窦寺等佛寺的行踪,乃至他一生中跟一些佛教大师、法师等的关系,张明镐所回忆的种种,自属可信。

还没完呢!在蒋介石一生中,他跟一些天主教的主教、神父等的关系,也非比寻常。最有趣的是,在蒋经国《守父灵一月记》一文里有这样一段:

父亲得病于六十一年之秋,其后多在休养治疗之中,不论病情如何,父亲始终安宁静养,不烦不躁,有此修养,方得克服病痛。疾病初愈,即嘱儿在父亲胸前,代为挂上平时常带之圣母像,吟读唐诗,有时,或于晚餐后朗诵《大学》《中庸》。父亲一生为国,一无私念,一切为公,此皆余所当学习与实践者也。

蒋经国文中提到的“平时常带之圣母像”,可真太有趣了!圣母像云云,岂不正是天主教的玩艺吗?

由此可见,蒋介石其实绝非一个只信基督教的教徒,他信的是上下古今四方神只,所有的神能信全信、所有的宝能押全押,这才万无一失啊!

至于1975年3月29日蒋介石“遗嘱”中,说他“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李敖在《蒋介石是哪一年见孙中山的?》(《千秋评论》第五十一期)一文里考证出:蒋介石“遗嘱”中的话是完全与事实不合的。“遗嘱”中所谓他在“束发”之时就以耶稣基督的信徒自居的说法,也是与事实不合的。

不过,不论他何时信教,真信或假信,他受洗人教一传出去,立即在西方世界,尤其在美国,赚到政治本钱,使山姆大叔大有虽不“同种”而“同文”的感受,《时代》杂志老板卢斯(HenryLuce)一生力捧蒋介石,便事出有因了。总之,蒋宋结婚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第二节、有名无实的统一

蒋介石于下野之前,固然已做了复出的准备,如果真归隐山林,宋美龄才不肯嫁给樵夫渔父呢,不过运气也确在他的那一边。共产党大搞广州公社暴动,给吴稚晖那一帮人大肆攻击汪精卫的借口,将汪逼走。诚如李宗仁所说,汪一走,蒋复出便稳坐第一把交椅。

蒋于复出之前,做了一件颇具流氓手法的大事,那是制造1927年11月22日的南京惨案。当时南京政府的当权派是“中央特别委员会”,蒋介石利用新成立的中央党务学校(他自兼校长,教务主任戴季陶、训育主任丁惟汾、总务主任陈果夫)煽动学生闹事,于21日捣毁了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翌日党校学生又聚众示威游行、高呼口号,由于军警开枪镇压,造成血案。事后,蒋接连发表措辞严厉的谈话,抨击政府,极具火药味,更于24日策动组成惨案后援会,要求严惩凶手,接着各地党部发表通电响应。12月3日,蒋于二届四中预备会议时议定组织特别法庭,指控居正等十人有罪。蒋身为党校校长,学生滋事又如此袒护,其幕后导演之事实已呼之欲出。蒋为了东山再起,必须要打倒新当权派“特委会”,遂命陈果夫运用其组织部和党校势力,鼓动“反特委会”运动,走上街头,酿成南京军警开枪的“一一二二惨案”,使当权派声誉扫地,促使蒋重掌大权。(见王克文《陈家党比蒋家天下更早画下句点——从现代史观点看陈立夫在国民党史上的角色与影响》,第30页)至此,惨案由蒋主导已属定论。一般史论认为蒋借此事打击西山会议派,其实西山派只是遭池鱼之殃,那些顽固政客无拳无勇,因蒋反共,早已投靠,蒋要重掌大权,绝非障碍。度蒋之意,只是打击现政府的威信,使其复出更具迫切感,真正造成斯人不出奈苍生何的情况。古人说,一将功成万骨枯,而此蒋为了造势,也不惜人头落地,并殃及居正等老同志,亦云厉矣!

居正字觉生,是湖北广济人,生于1876年,那正是清朝光绪二年,民国成立前三十二年。他在中国受旧教育,后来到日本留学,念的是法政大学,并且从事革命运动。当时中国的革命,有两大家:一类是边缘革命家、一类是中原革命家。边缘革命家只会在海外或沿海省份旁敲侧击,结果作秀有余,动摇清廷根本不足;中原革命家则主张打硬仗,他们深入民间、腹地和内陆,冒真险、犯大难,进行革命。辛亥武昌起义的成功,就是中原革命家判断正确的明证。中原革命家之一、因痛恨蒋介石而唾弃政治的大儒熊十力,在居正《辛亥札记》序中就说:“武汉为南北关键,一旦动摇,则四方瓦解。”武昌起义的终使清廷四方瓦解,原因正是在此。而武昌起义的大功臣之一,就是居正。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居正被任命为内政部次长并代理部长。1913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任党务部长,《民国杂志》经理。1916年到山东组织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任总司令,占潍县,攻济南。在这段期间,他手下有一位参谋长,不是别人,就是蒋介石。所以,在国民党的伦理中,居正是蒋介石的上司。尽管是上司,照样无辜被整肃。居正夫人钟明志说,居正虽名列中央特别委员会,并不常住南京,于惨案全不知情,却仍被株连,存心罗织,最后不了了之,然而一年多以后在上海又莫名其妙被收押在警备总部,“脚镣手铐,如获江洋大盗。”(钟明志《我的回忆》稿本)直至扩大会议失败,南京有人关说,始准家属会见,不久起解南京,到九一八事变后才获自由,并且当上了司法院长。他有诗记此奇遇,说:“御侮当前耻阋墙,精诚团结为非常。槛车甫脱容登阁,惭愧夷吾笑楚狂。”写的就是这回事。真教居正哭笑不得,能无伴君如伴虎之惧?

蒋于复出之后,又做了一件颇具流氓手法的大事,那是借北伐需款,大量发行国库券,亲自致电上海总商会以及中国、交通银行,强力推销。中国银行的张嘉璈于前一年已被蒋敲去一大笔,不愿再轻易介入,不肯应命赴南京商量。蒋竟大怒,于2月28日致宋子文电文中,指责张不来宁即是“阻挠北伐”,并限张于一星期内承销一千万元。张也动了肝火,措辞强硬地回复宋子文,说是:

此等电文,余无法承受。若转与余,只好复电决裂。试问:国民军自粤而湘而赣而浙而宁,中行帮助逾千万;去年第一次库券,中行允八九百万;第二次库券,中行允六百余万;龙潭之役,孙军过江时,中行帮助几何?此次上台,中行助力几何?去年过年,中行又借几何?此谓把持何?北伐失败之罪,系于何人?非严重诘问不可。否则如此无信无义之人,何能当我辈首领!我辈牺牲为行,一生穷困,至于今日,所望事业有成、国家有裨,若并此二者而绝望,则既无兴趣,随时可抛弃地位。(杨天石《民国掌故》,第215页)

宋子文婉言相劝无效。翌日张又得蒋之电报催募,遂以“感触太深、精神不济”为由,隐居不出,避不见面,以抗议“威权相逼”。3月4日,蒋亲自到上海施压,声称:“北伐费必须筹足,每月千万始可进行。”张嘉斑虽心不甘情不愿,但是还是怕决裂而引起金融风潮,最后议定中银垫款六百万,分三个月付清。蒋终于表示“融洽谅解”,再次平白获得巨款。(参阅杨天石《民国掌故》,第214-216页)其行径何异强盗勒索啊!

蒋介石于1928年1月4日回到南京,宣布将于9日恢复总司令职务,并预告四中全会的召开,日期是1月13日到2月1日。此会虽一直由汪精卫坚持要召开而未果,但现在召开完全在蒋介石笼罩之下,听其意志办事。宁汉合流,原是取消宁伪府,以便汉府迁宁,而现在蒋取得权力后,实际上等于是他擅立的宁伪府,把汉真府给消化掉了,不仅中共被赶尽杀绝,国民党左派被扫地出门,汪派人马也被排除在权力的大门之外。

蒋安排好政治权力后,即准备继续军事行动,统一中国,完成孙中山的遗志。他称之为“第二次北伐”,但北伐的性质已大大改变。他仍称之为国民革命,但革命的性质与原有的相比更背道而驰。广州誓师时,国民革命军北伐仍秉承孙中山的遗志联俄容共,但现在是反苏反共,对共党与左倾分子格杀勿论,蒋氏反赤情绪比孙传芳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反共,同时压制了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乃是当年广州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如省港大罢工,震动一时,也是北伐迅速成功的推动力。然而在蒋主导下的二届四中全会上,连中央政府以及各级党部中有关工、农、商、妇女、学生等组织都被取消了。他不再靠群众,而依赖一直在建设中的特务组织。再说,原来的革命有两大目标:“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旗帜鲜明。但蒋一到京沪,立即与帝国王义妥协,甚至屈服。他复职后不到几天,就枪毙了五十余名士兵,指控他们是在共党嗾使下于前一年(1927)攻击外国人的罪犯,还逮捕了不少军官接受军法处置。(见Crozier,TheManWhoLostChina,p.125)是知蒋不仅不与帝国主义严正交涉南京惨案,而且杀人媚外。其欲保障帝国主义在华权益的态度与政策,更毫不隐饰。至于打倒军阀,蒋早已收编了不少军阀为己用,虽然还须打倒张宗昌、孙传芳,以及奉系旧军阀,但国民党内新军阀集团亦已形成。蒋介石自领第一集团军,以其亲信黄埔学生为班底组成的嫡系部队,聚合了六十师之多,完全听命于蒋。蒋为了展示大家长的威风,于复出之时,向何应钦施了下马威,令何惊羞交加,告假两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又称西北军),于北伐节节胜利时集体加入国民党,就像令全部士兵受洗入基督教一样,组成第二集团军。阎锡山及其山西部队到1927年9月才加入国民党,组成第三集团军。李宗仁与白崇禧的桂系部队,于“第一次北伐”中战功卓著,势力不断扩张,组成第四集团军。这四个集团军各有地盘、各有军头,名为党军,实听命于军头,非新军阀云何?而“第二次北伐”的军力就是靠这四个新军阀集团。

蒋在南昌抗命时,武汉中央曾拟取消总司令以削其兵权,唯力不从心。而今蒋恢复总司令职之后,竟自动改为平行的四个集团军,各称总司令。不仅此也,蒋还主动于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中,提议设立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四个政治分会,分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出任主席,实同政治分权。李宗仁认为蒋于下野前曾被人骂独裁,故复出伊始,做此安排,以杜人口。我们觉得并不尽然,独裁乃其一贯目标,为达此目标,自有其迂回的权术与战略运用,所谓“夺之先予之”。1928年年初的形势,冯、阎各据一方,而二人资历都在蒋之上,为了尽快底定华北,绝对得罪不得,而李白桂系于击溃唐生智后,控驭两湖,军容甚盛,亦必须拉拢笼络。更何况直鲁军虽已是强弩之末,但张作霖的奉军以东北为根据地,实力仍然强大。简单言之,蒋为了清除旧军阀以完成北伐,必须团结新军阀不可。

蒋介石所谓的“第二次北伐”,于1928年4月10日开始总攻击,第一集团军沿津浦铁路北上。冯玉祥第二集团军攻掠京汉路以东与津浦路以西地区。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自太原出娘子关,截断京汉线。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自武汉循京汉铁路北进,与友军会师北京。如此庞大的军团,南北夹攻,声势浩大。孙传芳与张宗昌的直鲁军于龙潭一役后,已一蹶不振,然而蒋介石及其第一集团军沿津浦铁路北上时,左翼忽被孙传芳残部突破,顿感惊惶失措,幸冯玉祥的孙良诚部及时截断孙军退路,始得解围,蒋冯两军遂于4月22日在泰安会师,并于5月1日进占山东省城济南。

蒋介石进驻济南,当时济南有日侨两千人,日本田中政府遂以护侨为名,不顾蒋之外交部长黄郛一再保证日人生命财产的安全,蒋复于3月6日欢宴日本记者演说时,强调“中日亲善提携”(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114页),仍于4月18日决定派五千远征军到山东。北京、南京两府俱向日本抗议侵犯主权。蒋到济南后立即与日将获致协议,日军撤退,蒋保证维持和平,并令各军“对日本始终忍耐,勿出恶声、勿使冲突”(见同书,第124页),但5月3日一早就发生冲突,引起枪战。蒋介石害怕,同意撤至城外,以换取停战。根据英美公使的密件报告,冲突的发生实由于蒋军入城后纪律太坏之故。(见Wilbur,TheNationalistRevolutioninChina,p.179)然而蒋虽撤兵城外,日军仍借题发挥,派遣生力军,声言惩罚,并于5月7日递交第一次通牒,要求处置有关官员,解散有关部队,撤去济南城内部队,查禁一切反日宣传,以及所有中国部队向济南至青岛铁路南北两侧撤退二十华里等,并限十二小时内答复。(见同书,第133页)蒋介石在日帝横蛮威吓下,居然答应一部分极具侮辱性的条件,但日方仍不满意,于5月8日下午向济南实施攻击,至11日蒋军无力抵抗而屈服,济南城内外遭到严重破坏,中国军民死亡数千人之多。(据《蒋总统秘录》,日寇杀害中国军民三千二百五十四人,见第七册,第51页)

蒋介石于5月5日晚上,当日机轰炸济南时,就仓皇逃出城外,把总司令部迁至党家庄车站。翌日冯玉祥来晤(见《冯玉祥日记》第二册,第458页),黄郛、王正廷、杨杰、杨永泰、蒋作宾等参与会议。蒋介石居然在会议上提出放弃北伐,与奉张划江而治的主张,但遭冯玉祥等反对。最后决定避开日军,绕道北伐。5月10日,南京政府党政联席会议在兖州召开,与会国民党要员一致表示必须对日妥协,满足日军一切要求,并诉请国联调停。有趣的是,蒋介石再度提出放弃北伐,此次冯玉祥不在场,由谭延闿力言不可放弃,蒋介石无辞以对,只好打消这个念头,再度肯定绕道北伐的前议。但他自己不肯再在前线指挥了,把任务交给冯玉祥后,即返回徐州去也。(参阅蒋致冯玉祥电,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139页)

济南惨案毫无疑问地暴露了日帝横蛮凶残的真面目,不过一片反日情绪却也模糊了蒋介石举措失当的真面目。这件惨案是在他眼皮底下发生的,他一开始就采取极为软弱的对策,不惜卑躬屈膝,在5月2日的日记里自认:“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圣贤所戒。慎之!勉之!”他又于5月6日电告南京政府,“转饬所属,对各友邦领事、侨民生命财产,须加保护,凡有碍邦交之语宣传,宜随时取缔。”(见《国闻周报》第五卷第十八期)但是他对帝国主义的屈辱,并未稍减日帝的暴行,更未得丝毫善意回报,可称国耻。(参阅杨天石《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开端》,第75-89页)他于失败屈辱之余,竟忧惧丧志,二度想放弃北伐。他还掩饰第一集团军的军纪废弛。前次汉口事件与南京事件,他有共产党可以指责,而此次共党既被他清除干净,已无代罪羔羊,只好加以掩遮。其实蒋军的纪律绝不会比一般军阀的军队好。

蒋介石于兖州会议后回到徐州,把绕道北伐进兵河北的任务交给冯玉祥,让第二集团军去应付京津一带的帝国主义,以及号称百万的奉军。他又约冯玉祥与白崇禧到郑州,于5月21日开军事会议,以地盘与军饷来鼓励冯、白积极进攻。白返汉口后,即率第四集团军北上。白回忆称:“奉军之侦察机发现我方之援军有百余列车,才退回关外。”(《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上册,第90页)张作霖奉军足与阎锡山晋军周旋,但桂系大军压境,势必退守东北。不过由于张作霖极度敌视冯玉祥,故于离京前所做撤退安排,故意有利阎锡山进取京津。奉军于5月底即弃守保定。蒋介石于5月30日到石家庄晤阎,许诺京津地盘。6月1日张作霖通电出关,6月3日清晨在皇姑屯被关东军炸死,张学良于6月4日至天津,安排奉军退出山海关。同时北京的“和平维持会”电请在保定的阎锡山进京。8日阎属商震部先入京,翌日阎偕白崇禧进京,设立卫戍司令部。12日阎以部将张荫梧任北京市警备司令,命傅作义任天津警备司令,完全控驭京津地区。蒋介石先促冯玉祥进取河北,后让阎锡山据有京津,自有制造阎冯间矛盾之嫌。冯玉祥于6月2日电蒋,“谓我军是为革命而牺牲、为统一而作战,非为争地盘而革命”(《冯玉祥日记》第二册,第468页),已露意气,冯的不开心,不仅表之于电文,而且付诸行动,命韩复榘故意阻截北京公使馆所请维持秩序的一旅奉军,并缴其械。公使团与南京政府几经交涉,才逼使冯玉祥放人还枪。显然冯生此事端,令蒋难堪。

蒋介石以南京政府名义,于1928年6月15日发表宣言,通告统一完成。事实上,统一并未完成,新疆至17日始易帜;张学良退据东北,至岁暮才内属。日本早已警告南京政府,不得染指东北,蒋岂敢进兵?由于当时感到统一东北无望,才会于6月15日宣告统一。他未料到张学良国仇家恨,不顾日帝的威胁与阻挠,毅然于同年12月29日宣布东北易帜,归属中央。(见《申报》1928年12月30日报道,另见同日上海《新闻报》)然而即使东三省内属,南京政府成为唯一的中央政府,但是各个集团军雄踞一方,派系林立,军令与政令均未真正统一。所谓北伐成功,全国统一,根本是有名而无实。

第三节、比旧军阀更黩武

有名无实的统一之后,蒋介石虽高高在上,控制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南京政府,但事实上不过是占领东南几省的一个诸侯。他环顾当时的中国,自南至北,除他之外,还有五个权力中心:广州的李济深、武汉的李宗仁、开封的冯玉祥、北平的阎锡山以及沈阳的张学良。这种国民党内群雄割据的局面,多少由蒋一手助成。他为了建立个人的军事势力,不惜一再打击党的威信,甚至否认武汉党中央而别立南京中央,开了国民党内军头主义的先河。他又为了早日完成北伐,不惜容纳军阀余孽,并与各派军头妥协,允诺地盘以及其他政治与经济利益,最后造成以国民党新军阀取代北洋旧军阀的后果。

更糟糕的是,北伐完成,若论战功,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无论如何摆法,必然在四个集团军中“憾”陪末座。号称第一,实居第四,若论功行赏,欲以第一集团军通吃其他各军,必难以服众。“功”之外,蒋之“德”更不堪闻问,即连始终帮蒋抬轿子的丑角吴稚晖,私底下也说:“蒋先生是个流氓底子出身,今已黄袍加身,一跃而为国府主席,自然目空一切。”(《李宗仁回忆录》,第394-395页)“黄袍加身”是宋太祖赵匡胤的故事,明末清初大儒王船山于《宋论》中畅言,宋太祖取天下自知无德、无功,乃重一“惧”字,即懂得谨慎小心的道理,逐步杯酒释兵权,重文偃武,使天下晏然。蒋介石若有慎惧之心,自应面对现实,认可中央与地方均权分治,在联省自治的基础上,更上层楼,以便避免战祸,和平建设,逐步完成真正的全国统一。然而他既无德无功亦不惧,才会“目空一切”,悍然欲以武力征服所有的异己,以遂其迫不及待的中央集权心愿,结果弄得全国骚然,党争无已,兵戈不休,最后酿成中原大战。此役为时之久、杀戮之惨、破坏之厉、百姓之苦,皆为北洋军阀时代所未曾见。

蒋于动武之前,早已有一连串的动作。他于1928年6月9日,眼见北伐即将告成,突然宣布辞去党政军各职,其动机不外有二,其一于此紧要关头,撒手不干,必获各方呼吁挽留,以增身价:其二欲“以身作则”,诱各军头效法,如在辞职电文中所谓“此后军权统归政府”云云,以便战后削藩。但这场戏演下来,只遂其一。果然自中央到地方欲请蒋留职的电文交驰,蒋然后于6月17日打消辞意,要负责到底。三日之后即部署改直隶为河北,北京为北平,并任命新人事,以削阎锡山之权,逼使阎于6月27日辞去京津卫戍司令一职。

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透露一则自称“惊人的消息”,谓蒋在北伐刚完时,已经企图用武力消灭异己。这则惊人消息,是他于1928年7月底在李济深家里听到的!

李济深当时住在南京鼓楼附近一座小洋房里,渠因曾兼黄埔军校副校长职,故家中常有黄埔学生出入。某次,有一位粵籍黄埔生去找他,并告诉了他一项特别消息。略谓:

蒋校长此次(十七年7月杪)自平返京道上,曾在蚌埠稍事逗留,并召集驻津浦沿线的第一集团军中黄埔军校出身上尉以上军官训话。训话时,发给每人一小方白纸,并询问大家,北伐完成后,军阀是否已经打倒?认为已经打倒的,在纸上写“打倒了”三字,若认为尚未打倒,则写“未打倒”三字。

各军官不知校长的用意,为仰承其意旨起见,概按照事实,做正面的答复。蒋看后大不以为然,遂再度训话说,你们认为军阀已打倒了,其实不然。旧的军阀固然是打倒了,但是新的军阀却又产生了。我们要完成国民革命,非将新军阀一齐打倒不可。蒋氏最后更强调说,只有连新军阀一齐打倒,你们才有出路,你们现在当连长的人,将来至少要当团长云云。(第391页)

李济深是国民党老军头,北伐初期第四军军长,留守广州,并兼黄埔军校副校长。有军校出身军官将此事相告,不足为奇,何况写纸条的军官必不在少数,人证很多,绝不可能是流言传说。然则蒋视冯、阎、二李为新军阀,已呼之欲出。如果国民革命军的第二、三、四集团军皆为新军阀,则第一集团军岂能例外?蒋无意之间认同了毛泽东所谓“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7页)的说法!

动武需要准备,一口难吸西江之水,故蒋同时采取别种步骤。他于宣告北伐完成之际,立即强调军政时期已经结束,将进入训政时期。训政由党,他显然想用党来收军权,然后可由他所控制的党来控制一切。基于此一考量,他处心积虑地要建立与国民党始祖孙中山的亲密关系,造成他才是嫡传与承继革命法统的印象,想要挟“死中山”以令诸侯。在这一方面最具戏剧性的表演,莫过于邀集了连他本人在内的四大集团军总司令,以及麾下芸芸将星,于7月6日到北平碧云寺举行祭奠孙中山灵柩的大典。典礼于8时20分开始,蒋主祭,冯、阎、李等襄祭,蒋读祭文曰:

惟中华民国十七年7月6日,国民革命军既奠北平,弟子蒋中正谨诣香山碧云寺,致祭我总理孙先生之灵曰:溯自我总理之溘逝,于今已三年余矣,中正昔侍总理,亲承提命之殷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诲拳拳,所以期望于中正者,原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

此时蒋与宋美龄结婚将近一年,与孙中山已有连襟之谊,不称姻弟,而降格称弟子,实欲着重革命的师承关系,耳提面命之亲密关系,寄以非常之任的特殊关系,而此革命之武力即由其遵孙命而建成。他以主祭者身份,祭告北伐胜利,统一大业完成,更有不辱使命、居功不疑的神态。名为祭告,实在是做给睽睽众目看的。所以他更于开棺瞻仰遗容之际,竟当众扶棺号哭,情同孝子。然而从相陪的目击者如冯玉祥、李宗仁的回忆看,他们并不吃那一套(见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16页;《李宗仁回忆录》,第569页),不过是在看演戏罢了。祭灵哭棺后不到三个月,蒋即议定迎榇南下,积极准备,大肆铺张,并定1929年3月12日为奉安日期,饬令平汉铁路局赶造灵车,向美国订购奉安汽车,训练杠夫百余名。寻因赶工不及,推迟奉安日期至6月1日。蒋介石亲自担任奉安委员会主任委员,经由国民政府下令自5月26移灵之日起,全国一律下半旗七天,人民臂缠黑纱七天,并停止一切娱乐、庆典。灵车先自碧云寺移下至北平车站,挂列车十五辆,直抵浦口,由蒋介石领导迎榇,中央大员一律蓝袍、黑褂、白帽、黑履、黑袜,肃立行礼。礼毕,移灵至威胜军舰,渡江上岸,自蒋以次,依序执绋,随灵车到中央党部礼堂,举行停灵礼,仍由蒋主祭,献花上香。然后蒋以下中央委员、特任官六十六人,三人一班,每夕轮流守灵,直至6月1日奉安之期为止。是日灵车启行径往紫金山,杠夫一百零八名,由蒋介石、孔祥熙引导拾级而上,扶榇入祭堂,举行奉安典礼,再由蒋主祭,献花圈,宣读诛文,行礼如仪。礼成,移榇入墓门,鸣炮一百零一响,蒋等依次进墓门瞻仰,最后集合众人行三鞠躬礼,奏哀乐而礼成。(参阅《奉安实录》)

如此铺张繁费,还要全国人民戴孝,封建帝王色彩已十分浓厚,较之1908年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出殡大典,有过之而无不及,真是对一个革命家的大讽刺,另一个革命家章太炎实在看不过去,做了一副极为挖苦的奉安挽联:

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

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

章氏早以孙中山的联俄容共为赤化,但孙之赤化却不如中共陈独秀的正宗;新成立的南京政府,自蒋介石以下,人人奉孙中山为国父,岂非“满朝皆义子”,真可直追明朝权宦魏忠贤了,而魏之墓在香山东麓的碧云寺之后,正是孙死后停灵柩之处,可谓巧合。奉安大典无疑是按照蒋介石的意思办事,死去的革命家让他做此“封建”安排,无可奈何。他做这样安排,感恩图报其次,想回收政治资本的投资,才是真的。

蒋介石于香山扶柩哭灵之后,就动脑筋如何整肃异己,当时他幕下已增添了不少北洋政客策士,不时献计讨好,其中有杨永泰,字畅卿,广东茂名人,欧战爆发后与黄兴、陈独秀等组织“欧事研究会”,战后改名“政学会”,世称政学系,后回任北京国会议员,事段祺瑞,北伐后投靠蒋,任参议,促效永贞朝士献策唐顺宗,削藩权归朝廷故事,建议将地方军头请到中央做官,达到“离窝毁巢”的效果,推行全军整编,以消化地方武力。蒋遂于1928年8月8日借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之便,抛出“军事整理案”,以冀同化异己部队,声称应自“军政时期”迈向“训政时期”,以党治国,并据此提议撤销各地政治分会。但是政治分会之设立,原由蒋于二届四中全会上主动提出,并有案保留至三大召开时再做决定。蒋之猴急,自难以自圆其说,于是借二届五中撤销政治分会的企图,只好落空。“军事整理案”虽然列入议程,前途未卜。蒋之中央与地方角力,顿成僵持之局。此时适胡汉民回国,亦倡言党权,主张取消政治分会,其动机或与蒋有异,然近程目标一致,令蒋颇有如虎添翼之喜。国民党中执会常务会议乃于10月3日通过《训政纲领》以及《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并于10月8日产生新的南京政府。蒋介石出任国府主席,谭延闿任行政院长,胡汉民任立法院长。冯玉祥以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李济深任参谋总长,阎锡山任内务部长,李宗仁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各政治分会主席一网打尽,尽成中央大员,表面上呈现空前团结。蒋遂于10月10日国庆日率领五院院长在南京宣誓就职,敦促未进京人员尽速上任,欲彼离窝尔后毁其巢,然离窝其难也。

蒋出任主席后,第一件要事就是委任军事训练总监何应钦,积极筹画“全国编遣会议”的召开,亦即是“军事整理案”之实施。统一之后,军队需要编遣,无人置疑,亦得人心,但如何编造却矛盾丛生。我们觉得蒋要开此会议,原无解决问题的诚意,因无论按冯玉祥存精良的建议,或按阎锡山平均分配的建议,皆非其所愿。他真正想要的是一家通吃,只是不便明言而已。是以开会仅仅是台面上的活动,台面下则另有动作。

全国编遣会议于1929年的头一天举行开幕典礼,各集团军总司令与总指挥等六十余人,一起与会参议。蒋介石在会上做了《关于国军编遣委员会之希望》的专题报告,他希望四个集团军,效法明治维新时代的长州、萨摩、土佐、肥前四雄藩,于大功告成之后,“深明大义,毅然决然奉还大政,归命中央”,以及“化除藩兵,改编国军”,统一与集中之后,才能建设现代化国家云云,其意图已甚鲜明。他一心一意要别人“明大义”归还大政,却忘了自己只不过是雄藩之一,自己不率先功成下居,奉还大政,如何教人仿效?反而以明治天皇自居,岂不让其他三雄藩窃笑?然而蒋到底成竹在胸,故讨论时让各藩争吵,而以仲裁自居,编定《国军编造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以收军权于中央,如取消集团军司令部,听候点编等等。但阎冯等并不满意,主张先休整尔后编遣。结果开了二十六天的会,并无定案,反而激化矛盾,也许正是蒋所预期的。

一如借编遣会议想独揽军权,蒋拟操纵国民党第三次全国大会以独揽党权。他在胡汉民的支持下,决心蛮干。只因国民党改组派分子反对蛮干,他竟以流氓手法大打出手,攻击改组派会场,砖石乱飞,抢夺文件,使许多人受伤,造成“三一四事件”。事后蒋干脆包办大会,其他三集团军总司令均不出席,李济深则被骗到南京后遭扣留,成为蒋胡青一色的国民党三大,决议十分右倾,同时表达了蒋介石集中党权与军权的决心,并预示将不择任何手段,达到目的。国民党内部的决裂已不可避免,文争武斗接踵而至,以至于演成大规模的战争。

蒋介石想当明治天皇,必须各个击破,若其他三个集团军联手反击,则必败无疑。所以他暂时敷衍北方的阎冯,首先向桂系第四集团军开刀,冯玉祥于1月中旬即对此表示忧虑,有谓:“此次北伐成功,乃各集团同心协力之结果,一集团不应企图消灭第四集团也。”(《冯玉祥日记》第二册,第564页)蒋介石号称讨逆,指控桂系违抗中央,其实是中央有计划的削藩行动,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宗仁自统一广西,促成北伐,率八桂子弟兵北进武汉,东下京沪,战功辉煌,造成声势浩大的桂系势力,及击败唐生智,更兼有两湖,兵力益增,至第二次北伐时,形成庞大的第四集团军。白崇禧以前敌总指挥,自武汉长驱京津,分享完成北伐之功。功既足以震主,而李、白虽以蒋为上司,并不事事迁就,羽毛既丰之后,更以方面自任,犹若雄藩。但是蒋自始至终视李、白等为异己,即于共患难时,亦处处防备,桂系与嫡系早已亲疏有别。蒋于第一次下野时更散布桂系逼宫之说,载诸报端,以淆视听,可谓自制矛盾。(参阅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晨报》1927年8月24日、8月17日报道;《李宗仁回忆录》,第477页)到北伐完成之时,桂系军力已自广西、两湖,延展至平津,一字摆开,南北呼应,而李、白于编遣一事,亦洞察蒋氏心机,并不积极。就蒋氏而言,北伐功成,若不及时兔死狗烹,必至坐大而成心腹之患。再从各个击破的观点看,因近及远,桂系也必然是首当其冲。

古今中外出师必须有名,激而成变,变则有名。桂系势力范围内的湖南省主席鲁涤平,为谭延闿旧部,蒋介石因谭之关系,里通鲁氏,且经由江西私运大批枪械援鲁抗桂,引起桂系将领的疑惧,导致1929年2月19日驱鲁的“湘案”。李宗仁时在南京,自称事前并不知情,颇恨第四集团军在汉将领夏威、陶钧、胡宗铎的轻举妄动,中了蒋之圈套。(见《李宗仁回忆录》,第396-397页)蒋介石果然抓住机会不放,于2月27日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名义,免去夏、陶、胡三人武汉政治分会委员之职。然此一处分尚是前奏,又于3月7日电告李宗仁,以维持中央威信为名,调动军队,进逼鄂东(参阅《国闻周报》第六卷第十一期),意在动武。但蒋介石不仅仅要惩罚武汉,醉翁之意在于乘此机会,彻底瓦解桂系势力。他为了搞垮白崇禧在平津的实力,不惜以大把钞票支援宿敌唐生智,令其北上活动白属唐部,迫白仓皇南逃,并于3月21日任命唐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同时蒋诱李济深离粤,李虽系广东重镇,然身为桂人,与李宗仁交好,为蒋所忌。李济深至上海后,见到自京来沪的李宗仁,对赴京原有顾虑,但经国民党大老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一再劝说,并以蒋介石人格担保为辞,而吴、李又是儿女亲家。李济深终于前往南京,并劝告蒋化干戈为玉帛,蒋佯表同意,李信以为真,电告桂方蒋之态度,并请节制,岂料蒋私下并未停止进兵,李济深于3月16日得报后,知蒋无信义,即电李宗仁促“调军讨伐,以伸正义”(见《国闻周报》第六卷第十二期),但为蒋方截获,遂于3月21日囚李于汤山。蒋介石不仅欺骗敌人,也玩弄吴稚晖等大老于股掌之间,手段虽然阴鸷,然于同一天内逐白囚李,获致除去桂系南北两翼之目的。

双翼既除,蒋介石于3月26日正式下达讨伐令,并亲自督师于九江,以进窥武汉。武汉为第四集团军总部所在,虽桂方巨头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俱不在军中,群龙无首,然在夏、陶、胡三将统率之下,拥兵十万,实力非同小可,然而蒋军竟能不血刃而取武汉,并非蒋介石“天纵英明”,而是事前已经收买分化,利用桂系将领俞作柏、李明瑞等不满情绪,以高官厚禄收买,并派特务郑介民至武汉大肆活动,内部已经分化。正当夏威出师之际,又突患白喉,恰将指挥权交给已被收买的李明瑞,立即倒戈回师,打乱了阵势,不旋踵而溃败。蒋介石仍不罢手,于4月25日自武汉转往长沙,部署直捣广西老巢的作战计划。(见《顺天时报》1929年4月26日报道,另参阅4月17日报道)李宗仁等自香港经越南,兼程返桂,被迫做孤注一掷,于5月5日组“护党救国军”,通电讨蒋(参阅《中国现代政治史料汇编》第二辑第七册),为扭转颓势,自东袭取广州。桂军与亲蒋粤军陈济棠等于5月19、20两日,激战于芦苞、赤坭、白坭一带,由于蒋命何键率军自湘入桂,桂军因众寡不敌而败北。湘粤联军遂于6月2日攻占梧州,27日桂系叛将俞作柏、李明瑞进驻南宁,蒋发表俞为广西省主席。李、白、黄三巨头建立的桂系实力及其第四集团军,至此瓦解。桂系虽未就此烟消云散,但黄金时代已一去不返。蒋介石纵横捭阖得逞,十分得意,但李宗仁是不服气的,在《回忆录》中说:“蒋先生在中国战场纵横数十年,他所凭借的武器,不外金钱收买和分化离间的伎俩,若从纯军事观点立论,则蒋先生实在既不能将将,也不能将兵。”并非酸葡萄的话,征诸历史,蒋之军事伎俩的确不出“金钱收买”和“分化离间”的范围。于伐桂一役,尚是牛刀小试,接着他又施之于阎冯,作为黩武的利器。

第四节、中原大战谁之过

蒋介石于1929年3月26日下令讨伐国民党第四集团军之后,阎锡山于29日通电讨桂以表态,张学良复于4月2日通电警告桂系以表态,冯玉祥则“不便偏袒”,首鼠两端,观望不前,与蒋亦有谅解。足见蒋之“远交近攻”战略之成功,使他能专心捣桂而无后顾之忧。桂系于5月间瓦解后,四分天下蒋已得其二,对并吞另一半的决心亦分外坚定。

在短短的两个多月内,庞大的第四集团军被蒋介石一口吃掉,当然震动国民党内外。蒋亦当然踌蹲满志,气焰日盛,姿态愈高,与冯玉祥的关系也就日趋恶化。

论者常说,蒋冯交恶由于1929年2月编遣会议,不欢而散、不告而别。不过,此次会议原无定案,最多冯因此会而洞察蒋氏心机,得知与自己金兰义结的小兄弟,胸怀叵测,如谓“蒋专弄权术,不尚诚意,既联甲以倒乙,复拉丙以图甲,似此办法,绝非国家长治久安之象”(《冯玉祥日记》第二册,第571页),但尚不至于因此干戈相见。或又说,冯因于伐桂后,未得武汉地盘而怀恨。的确,蒋于伐桂时曾派邵力子、贺耀组访冯,许以两湖地盘与行政院长,换取冯之支持。(参阅薛谋成《论蒋桂战争》,《廈门大学学报》第七十期,第18页;《冯玉祥日记》第二册,第603页)冯果派韩复榘统兵十三万出武胜关南下,至广水待命。蒋之食言而肥,必然令冯不快。然而更为严重的是,蒋于胜桂之后,居然背信弃义,拒让第二集团军从日帝手中接收山东。北伐完成之前,冯军曾力战于山东,视为日后养兵之地,因其所辖甘肃、陕西、河南三省,连年战乱灾荒,早已不堪负荷。蒋以南京政府名义,发表冯部孙良诚为山东主席,亦有意以鲁省为冯之地盘。然因日本帝国出兵山东,干涉中国内战,纠纷未了,犹待南京政府交涉。1929年3月28日,中日终于获致协议,日军同意于5月间全部撤出山东,并与孙良诚联系,答允于4月16日交还济南,冯亦准备自豫入鲁,接收胶济铁路。恰于此时,蒋介石因胜桂而骄,雅不欲把山东这块肥肉,奉送给冯玉祥,断然于4月15日命令孙良诚不准进据济南,并于翌日经由外交部通知日方,将另派军队、另订日期接收。中国军民一再要求日本撤军,而今忽然要求延期,大令日帝不解,盖不知蒋介石私心在作祟也。蒋虽终于4月22日让孙良诚接收济南,但明言另外派兵“助”孙防守青岛以及胶济铁路,并命陈调元、方振武率师入鲁,接收胶东,另鼓动当地残余军阀反孙,以及贿赂孙部的一个师长为内线。

不仅此也,冯对蒋的整体表现感到极度不满,如谓“现今军阀余孽多居要职;革命巨子反遭摒弃,如之何不令人愤懑耶”(《冯玉祥日记》第二册,第611页);“南京当局淫佚奢侈已极”。(同书,第612页)对蒋之猜忌尤表愤慨,“吾自五原誓师以后,日与顽敌搏战于大河南北,为革命势力屏障。其间调停宁汉,舌敝唇焦,力顾大局,请蒋复职,一、二、三、四各集团,幸得团结一致,完成北伐。今蒋以一般反革命者为忠实党员,而目余为反革命,颠倒黑白,莫此为甚!”(同书,第633页)对待各军待遇之不公,更是导火线。蒋狡辩称:“东南队伍,无饷则哗变,而西北军则素能吃苦,暂不发饷,亦无甚影响也。”(同书第二册,第34页)蒋桂战争时,冯出兵湖北,被蒋指为争地盘,后按兵不动又被指为“贻误军机”(同上),使冯大感动辄得咎。蒋扣押了李济深,还要求冯回南京复任军政部长,冯当然不会中计入穀。

冯不肯就范,知蒋必不肯罢休,乃做战略性的撤退,向豫西移动,以缩短战线,并及时炸毁陇海、京汉路之桥梁和隧道,以阻蒋运兵。冯系在京人员,如代理军政部长鹿钟麟、外交部董副部长亦相继脱离。冯自称“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以潼关为防线。蒋介石至此亦撕破脸皮,于5月23日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名义,经中常会通过,革除冯玉祥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不久之前,犹是金兰义结“生死不渝、如胞兄”的焕章大哥,而今在蒋介石控制下的宣传机器,把他形容为“阴险成性”、“反复无常”、“勾结苏俄”、“背叛党国”之徒!冯亦不甘示弱,双方展开电报骂战。

但是三军未发,蒋已制冯,用的还是分化与收买的手段。1929年3月,蒋利用李明瑞倒戈轻取武汉后,即电邀奉冯命率师南下的韩复榘相见,蒋宋夫妇盛情款待,把韩土蛋搞得七荤八素,再由蒋伯诚送致巨款,并以河南省主席一职为饵。同时又派人与石友三搭上线,答允每月给以“协饷”。韩、石遂被收买。李明瑞尚是桂系中的三流角色,而韩、石却是冯下第一流战将。蒋曾于1928年复出后北上晤冯,得见冯部精彩的表演,训练精良、士气高昂,印象深刻,知不可力敌。韩、石之可以被收买,蒋显然做过情报分析,洞悉冯氏麾下二大将之弱点。黄埔校友容斋于《蒋介石翻云复雨的本领》一文中,有所透露:

韩、石部是跟着冯一步步从士兵升到军师长地位的,那时韩已当上河南省政府主席,石也当了师长兼总指挥。冯平时对待部下是很严的,中下级军官犯了纪律都要打军棍。像韩、石这样的“方面大员”,见了冯都不敢坐着讲话。韩当上河南省主席后,曾在洛阳娶了一个女为妾,被冯听到了,把他骂得狗血喷头。石友三当上军师长后,成天瞒着冯打牌吃花酒。总之,那时冯的高级将领中,很有一部分人像被管束惯了的顽皮孩子一样,一旦羽毛丰满了,从西北的苦环境走进中原和平津等大中城市,接触到花花世界,看到蒋的军政人员的腐化生活后,都不免垂涎三尺,有的就偷偷地“学习”起来,像石友三那样的人,一经接触这种腐化生活,就不知伊于胡底,小老婆搞了几个,大烟也抽上了。他们见到冯这个严父式的老上司,真如芒刺在背,时刻想从他的手掌里跳出去。

这种说法,可从冯玉祥本人得到印证,他说:“韩复榘叛变,蓄心已久,盖吾对韩,因相从二十余年之久,遇事向不客气,且禁止一切烟酒嫖赌嗜好,而蒋在汉口见韩时,则张口向方,闭口向方,且用种种手段以牢笼之,宜其视蒋待彼为亲,而余为疏也。”冯对韩、石之叛既感到十分伤心,甚至想下野出洋,又感到异常懊恨,如谓:“韩石之事,余事前竟不闻知,故未得设法劝阻防备,昏聩湖涂,一至于此!”(《冯玉祥日记》第二册,第639-641页)

韩、石既被收买,蒋、冯一旦决裂,韩即率冯精锐之师十万,于5月22日由陕县东开,通电拥蒋,就任蒋所授之西北军总指挥,石亦同时率部三万由南下开往豫省东南,就任蒋委任的第十三军军长。蒋立致现款五百万犒赏,并于5月25日下令讨冯。冯玉祥正在华阴筹划与蒋一决雌雄,信心十足,然而突闻此变,知已全盘皆输,只好于5月27日宣布“入山读书”,形同下野,至少使蒋无进攻的借口,以保住实力,再谋后图。美国学者奚瑞丹(JamesE.Sheridan)为了写英文本《冯玉祥传》,曾访不少冯氏旧部,他们异口同声表示,若非韩石倒戈,“天下一定成了我们的”。(Sheridan,ChineseWarlord:TheCareerofFengYu-hsiang,p.261)若以军队的素质与训练而言,如果打硬仗,蒋军的确不是冯军的敌手。

冯玉祥能施出“入山读书”一招,知其并非一介莽夫,至少深明缓兵之计。冯佯装读书,暗通阎锡山,而阎亦正受蒋之压迫,乃企划联合阵线倒蒋,并于6月21日自华阴启程赴太原,四天之后到达。阎待冯极为礼遇,而别有怀抱。以阎之持重老练,固不会轻易联冯抗蒋,然亦雅不欲奉蒋命而驱冯,于是依违两端,举足轻重,反蒋与拥蒋人士遂络绎于山西道上,而阎老西两面接待,左右逢源,并借媒体透露即将与冯连袂出洋考察,状至优闲。老蒋不知老阎葫芦里卖的什么膏药,至少没有站到自己一边来,乃采取更加积极行动,除了派张群、吴铁城等携巨款赴晋活动外,更亲自前往北平,邀阎面谈。阎乃于6月30日随同蒋所派遣的孔祥熙、吴稚晖等人来到北平。蒋竟愿以“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相授,以示笼络。但阎亦不欲一面倒,一方面应付蒋,另一方面仍想保住冯,互为制衡的筹码。此种均势,自于阎最为有利。冯亦因而被阎留置于建安,形同软禁。

蒋介石以为形势大好,遂于8月间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编遣会议,一切议案由蒋独裁,毋须讨论,举手通过,故又称之为“编遣实施会议”。蒋固然是得遂宿愿,然亦不免亮出底牌。他的目标果然就是强干弱枝,尽量压缩地方武力,反而扩充自己的中央武力。“当高唱编遣之时,蚌埠上下竟满布招兵旗帜,并先将教导团改为教导师,此种办法是唯恐自己势力不大、唯恐别人不能消灭,完全不顾念人民的负担,也不计及部队素质的良否”(《冯玉祥日记》第三册,第47页),自然引起大小军头的疑惧和不安。依冯玉祥看来,“日本小国、苏俄大国,都有军区制。我国现欲集权一身,连军长都裁去,此全是自毁办法”(同书,第37、40页),认定就是照抄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办法,倒蒋之志益坚。

第二次编遣会议于8月6日结束,阎锡山请辞山西省主席,作为试探,蒋竟于四日后照准免去本兼各职。阎虽因而也想倒蒋,但仍不愿公开,只愿暗中搞。蒋亦积极备战,向德国购买了六个师的军械,集兵力于蚌埠一带,并在安徽、山东两省大肆招兵。战事似不可免,阎、冯遂商定先由西北军将领通电,最后由阎、冯联电致蒋,请将国事交于国人,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再行用兵。西北军将领宋哲元等果于10月10日发出讨蒋蒸电,述蒋六大罪状,认为“蒋氏不去,中国必亡”(见《国闻周报》第六卷第四十一期),即于西安誓师。可是发动之后,阎锡山并无意与蒋决裂,甚至还互通消息,以至于违约,不肯如约通电表态,使战局无从展开。冯玉祥有被出卖的感觉,愤而绝食。(参阅《冯玉祥日记》第三册,第56、62、64、66-69页)

冯、阎联手,结果变成冯军单干。蒋介石即于10月28日发表了四言一句的“讨冯誓师词”,声言要“肃清反叛”。“叛军”最初兵分三路,鞭指河南,但是先胜而后败。致败之由,除军饷不足、枪械不如以及指挥不一致之外,最主要的关键是阎老西不守诺言,迹近出卖朋友,大有扯后腿之效。至11月初,阎更就任蒋授与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称号,然而亦未允出兵助蒋,仍然采首鼠两端的策略。但是这种策略显然对冯不利,确如冯所说阎不表示态度,且就蒋之副司令职,致前方将领心怀疑虑。”(《冯玉祥日记》第三册,第81页)导致军事上的全面失利,只望死守潼关,以待天下之变。此时其他各地的反蒋声势仍然此起彼伏。

1929年的12月中旬,冯玉祥想离开建安前往太原,显然要敦促阎锡山采取积极反蒋行动,但是已经发觉自己的行动完全失去自由,“俨若待决囚也”,十分生气。至16日,从天津发行的《益世报》上,见到蒋、阎来往电报四则,自谓“积久闷葫芦巳全打破”,失去自由也就不足为怪了,骂阎“狐埋狐榾,怂人入井而投以石”,甚恨其“反复险诈”,但冯仍坚持反蒋工作,因为他“认定蒋为中国国民革命过程中最大障碍”。(参阅同书,第91、94-95页)同时,冯致蒋一函力斥蒋措置乖方,不一而足,并见诸12月20日的《益世报》,如谓“讵期执事主政,恣意悖行,致前次革命运动所得之成功,悉被破坏殆尽”,“欲举国家为孤注,以快一人之私”(未删节之全函见同书,第97-99页)等,犹如檄文。

到时序进入1930年,阎锡山终于知道副总司令一职不好当,不仅需要赴京上任,而且不得再兼省职,显然是“离窝毁巢”之计,始有唇亡齿寒之惧,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采防御措施,蒋、阎的电报战于焉开始,摩擦日甚。国民党改组派的军事倒蒋活动更予阎以极大的鼓励。改组派之产生有鉴于国民党为“新军阀”与“腐化分子”所包办,故认为“党的改组”以及恢复民国十三年改组精神,为党的唯一出路。以汪精卫一派为核心人物,乃于1928年11月28日在沪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当蒋介石于翌年3月包办“三全”大会,排斥异己,改组派立即宣称三全大会为非法,并成立“护党革命大同盟”,强烈反蒋。汪精卫在法国也为之呼应,称倒蒋运动乃“民主势力与封建势力之争”。(阅《汪精卫先生最近言论集》,第25-29页)改组派上海总部又成立护党救国军,开始军事倒蒋。亲汪将领张发奎首先于9月17日以其第五师通电拥汪讨蒋,10月上旬,汪自法返国,11月17日,李宗仁与张发奎联名通电讨蒋,唐生智、石友三继之响应。12月2日,唐联合七十四名将领发表通电,劝蒋停止用武。5日,宋哲元、孙良诚、韩复榘、马鸿达、孙殿英等也纷纷通电讨蒋。但是倒蒋的人马虽多,却步调不一,缺乏统一指挥,被蒋各个击破,蒋且于12月28日,利用中常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然而汪并不灰心,随即乘势促阎反蒋。

阎于1930年年初,即向其主要将领表达了反蒋意图,自2月上旬起,针锋相对的电报战日见升高。阎于2月10日发表有名的蒸电,指出南京国府蒋主席一再自称“力谋军队之编遣、党务之整理,以期树党国万年之基,尔后功成身退”,但事实上,“事与愿违,变乱迭陈,党内之纠纷愈烈,军人之恐慌愈甚,挑拨离间者之机会愈多,加以民间之疾苦日增,士兵之怨望日蓄。”在这种情况之下,实不宜再以兵戎相见,自相残伤。其中警句如“同持青天白日之旗,同为党军而互相肉搏,伤亡者皆武装同志;同奉三民五权之训,同为本党党员,而开除逮捕摧残者,皆我总理信徒”。因此阎以“整个的党、统一之国”,与蒋互勉,要求相互“礼让为国”,两人“共息仔肩”。阎锡山特别要表明的是,为了避免战争,为党国利益计,他愿自己与蒋一起下野。但是蒋介石回电认为他之所为,乃“革命救国”的“义务”,而非“权利”,辩说“权利自当牺牲,义务不容委卸,此时国难正亟,非我辈自鸣高蹈之时”,他要阎,“万不可肥豚唱高,轻卸救国重任”,他自己当然不会“轻弃党国付与之重任”。阎于13日再驰电蒋介石,重申共同下野之意,并警告不要轻易动武排斥异己,有谓“治国之道,重在止乱,不重在戡乱;且能止乱,戡乱始有结果,不能止乱,而一味戡乱,乱终无戡了之一日”。蒋得此电,赫然震怒,欲即下令挞伐。然而汪精卫却于2月18日电阎,盛赞蒸电所说“整个的党,统一之国”,认为是“至要之图,得公主持,深慰海内云霓之望”,亟力鼓励“坚持正义,不避劳怨”,联合各派,进行反蒋,以“共底于成”。(汪致阎电见1930年3月10日《革命日报》,蒋阎电文载日本东洋文库藏《民国政治史资料》)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张发奎、胡宗铎等亦于20日联名通电,主推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为陆海空军总副司令。翌日,蒋电阎仍认为,要他引退“无异为反动者解除本党武装,阻止本党革命”。然23日,阎、冯、李等四十五人在太原发出通电,主张由全体党员投票,解决党国纠纷。汪精卫也自港通电,赞成总投票,并谓若和平无望,则以武力制裁蒋介石。

此一蒋阎电报战,促成浩浩荡荡的反蒋联合阵线。3月间,国民党改组派上海总部便搬到北平,同时桂系与西山会议派人马也纷纷派员到平津活动,与阎冯连成一体。3月9日冯玉祥由山西回到潼关与旧部会合。(见《冯玉祥日记》第三册,第138页)临行之际,阎送冯现款五十万元、花筒手提机枪二百架、面粉二千袋,以表歉意与诚意。14、15两日前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五十七人先后通电全国,数蒋十大罪状,要蒋还政于民,化干戈为玉帛,由阎锡山出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副之。4月1日阎宣誓就职,通电揭蒋罪行,指蒋变党为“一人之化身,专制独裁,为所欲为……张挞伐、行暗杀,无非私张其篡窃之威”,是以不得不“统率各军,陈师中原,以党救国。古有挟天子以令诸侯者,全国必起而讨伐之,今有挟党部以作威福者,全国人亦当起而讨伐之”。这一次激起了大公愤,反蒋联合阵线汇聚了七十万大军。蒋介石则于4月5日以南京政府名义,下令通缉阎锡山,显然想要把矛头集中在阎一人身上,并指示吴稚晖致电冯玉祥,意图离间,反被冯抓住机会,大骂吴稚晖“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吴稚晖应是国民党人中被骂老贼的第一人。蒋遂于5月1日发布讨伐阎冯誓师词,发动文宣攻势(原电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二卷,第309-310页),编印了《讨伐叛党祸国殃民的阎锡山冯玉祥》一书,数阎十一大罪,指冯“啸聚潼关、进犯郑洛”等等。蒋本人也于5月8日渡江北上,坐镇徐州,亲自指挥五六十万人,发动大战,并向其部下训话说,“作战的关键问题,是对敌人兵员的杀伤”,杀伤极为残酷的中原大战,于焉揭幕。

此役称之为中原大战,因主要战场在陇海铁路这一横线,以及平津铁路与平汉铁路二条纵线之间,包括山东、河北、河南以及两湖等中原省份,双方兵力加起来约一百五十万人,毫无疑问是民国以来第一大战。前国民党第二、三、四集团军,分别在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领导下,动员全军,决心与蒋介石做破釜沉舟的搏斗,一开始就战况激烈,而又呈胶着状态。打到7月,反蒋联军略占优势,蒋军精锐损失惨重,蒋在河南归德几乎被郑大章的骑兵所俘。(参阅周佛海《往矣集》)但到8月里,蒋军又较占优势,集精锐于津浦,展开反攻。显然,蒋介石的炮弹后面有更多的银弹,美国借款以及江南财富之地可供他购买最新型德国大炮以及新式飞机,以及用金钱来论功行赏,甚至还可把“银弹”化作“肉弹”。蒋曾命令沿陇海线办起战地俱乐部,用车厢“布置成流动酒店,备有中西大餐、烟具、赌具,雇用上海舞女、妓女充当招待”,以瓦解敌人斗志。(参阅宋平《蒋介石生平》,第271页)不过使蒋介石赢得这场大战的决定性力量,却是来自张学良的东北军。张于9月18日通电拥护中央,进兵关内,不仅使中原大战的交战团体失去平衡,而且使反蒋联军腹背受敌,注定阎冯以及反蒋联盟之失败。张学良拥蒋,并不是择乔木而栖,而是蒋方派去的代表吴铁城、萧同兹的“外交手腕”,远胜于阎、冯派去的薛笃弼与贾景德。(参阅《张学良进关秘录》)具有讽刺性的是,一年多前,国民党的四个集团军把东北军赶出关外,而今蒋介石却引进东北军来击溃其他三个集团军:完全是权术运用,主义与信仰都是假的。

国民党内各派倒蒋如此踊跃,反蒋联合阵线如此强大,而终不免于失败。军事方面的失败,已如上述。在党务方面,汪精卫皁于1930年3月24日就促阎锡山从速组织政府。当阎就任陆海空军总司令之日,汪系人物陈公博、王法勤等已抵太原,筹商组织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团结各派重组国民政府。但是由于改组派与西山会议派虽在反蒋上同仇敌忾,但在意识形态与历史背景上,犹如水火,经过多月舌战,才于1930年7月13日获致共识,始与阎、冯以及其他地方实力派,共同在北平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发布由汪起草的《党务联名宣言》。此一宣言可说是对蒋掌握最高权力以来的清算,很可以借此了解何以蒋介石成为党怨所集的众矢之的,复由才子汪精卫执笔,自是千古名文。例如它说:

本党组织为民主集权制,某则变为个人独裁,伪三全代表大会指派圈定之代表,数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本党政治,在扶植民主政治,某则托名训政,以行专制,人民公私权利,剥夺无余,甚至生命财产自由,亦无保障,以致党既不党,国亦不国。去岁以来,分崩离析之祸,皆由此酿成也。某不唯不怍,且方以摧残异己、屠戮无辜为快心之具。同人等痛心疾首,务以整个之党,返之同志;统一之国,返之国民,在最短期间,必依法召集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解除过去之纠纷,扫荡现在之障碍,使本党之主义与政策,得以实现。同时并根据总理十三年11月北上宣言,召集国民会议,使人民迫切之要求,得以充分表现,而本党为人民谋解放之主义与政策,得以在会议中与人民意志合为一体。此同人等认为党国目前切要之图,谨以精神结合一致,共同努力,克日成立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以树立中枢,俾关于全国代表大会及国民会议之筹备,与夫一切党务之进行,得所指挥。望我全体忠实同志,一其心力,以济艰难,一切睚眦之见、意气之争,皆当去之务尽,内以自固,外以御侮,党国安危,实系于此,敬布腹心,唯共鉴之!

这是说国民党已沦为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以致党既不党,国亦不国”。文中之“某”,即蒋介石也。

十七年间,本党于军事上既统一全国,其在同志,以为破坏已终,建设方始,欣欣然望训政之实行;其在国民,亦本于厌乱思治之心理,相与为永久和平之祷祝。然曾不一年,而内战复起:十八年间,长江黄河西江三大流域,满染国民革命军相斫之鲜血,人民生命财产,随以荡析者,更不可胜记;至于今春以来之大战,战区之广、战祸之烈,不特北伐之役未足与拟,即民国以来绝无其例,抑亦中国数十年来所未有也。呜呼!此诚中国之浩劫,而中国国民党之奇痛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

国民党内斗不已,“战祸之烈”,“抑亦中国数十年来所未有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蒋介石也。

南京诸人,于去春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代表百分之八十以上,悉由指派圈定,党员之选举权,剥夺无余。全国代表大会既非法,则其所产生之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其亦非法,更不待言。加以怙权之故,认约法为不便于己,置总理《训政时期须颁布约法》之遗训于不恤,使人民竟无依法以监督政府之途。于是,对于政府之失望与极端愤激,遂不得不横决。以上二者,实为构成内战之原因,南京诸人不唯不思所以清弭之,反以武力为压迫之具。于是,一方压迫,一方反抗,而内战乃一发而不可收拾矣。凡我国民,苟一回溯去春以来内战之所由,度未有不为之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

所谓“南京诸人”,通俗地说即“蒋介石那一帮人”,非法妄为,违背了孙中山的遗训。人民也不能依法监督政府,只有起而反抗,则内战之责任在压迫之南京蒋政府,而不在反抗之人民。是以扩大会议的最终要求是:

此后关于一切设施,先之以公开宣传,自由讨论,继之以严正之决议,纵落少数而退为在野之反对派,亦必以法律规定为活动范围。庶几内战原因永远消除,革命建设,得以从容开始,国利民福,悉系于是。而不然者,怀抱独裁之野心,曲解训政之真义,蔑视舆论,遏抑民权,以摧锄异己为得计、以穷兵黩武为能事,必欲使内战延长以为快,则误国殃民之罪,必有所归,而最后之胜利,必属于正义也。谨布腹心,唯共鉴之!

汪草此宣言虽末指姓道名,但蒋介石处处呼之欲出。汪寻于7月15日自香港经日本抵塘沽,转往天津。途中曾向记者表示,“蒋介石如认识其负两年来内战的责任,当自动辞职。”(蔡德金《汪精卫评传》,第183页)汪至北平后,又多方商谈,交换意见,原拟待党务处理完善后,再组政府,然而由于津浦线战况逆转,济南得而复失,遂决定提早组府,以激扬士气。扩大会议遂于9月1日,举行第五次会议,通过政府组织大纲,推定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唐生智、张学良、李宗仁、谢持为国府委员,阎锡山为主席,于9月9日在怀仁堂就职。张学良虽名列国府委员,但尚未表态,为双方积极争取的对象。汪精卫曾特派郭泰祺、陈公博等为代表,前往致意恳谈。张学良于9月9日宴请南方代表张群、吴铁城等,复于翌日宴请北方代表贾景德、傅作义等,仍然表示中立。但至9月18日,突发巧电,呼吁即日罢兵、静候中央措置(见《国闻周报》第七卷第三十七期),虽向《大公报》记者说:“衷心极愿蒋、阎、冯三公各退一步,共议大计”,其实已偏袒蒋介石,故有“静候中央措置”云云,颇出扩大会议诸子意料之外。他们不知分化收买的招数,岂蒋之比!陈公博在《苦笑录》中说,蒋介石以五百万现款和一千万公债,收买张学良出兵入关。(见第336页)此事居然为近年所出刘心皇辑注的《张学良进关秘录》中的蒋介石密函所证实,而且款数完全正确。蒋屡电部下促张出兵,一口答应巨款,认为宋子文可以办到,当宋子文于9月18日起,每日汇一百万元,张学良决定出兵援蒋。(参阅第73、80、85、97、101、105、107、137、141、142-143页)张学良态度既明,战局彻底改观,鹿钟麟于10月15日通电罢兵,李宗仁桂军亦自湘撤桂。扩大会议则于9月25日移至太原,继续开会,起草约法,于10月27日完成八章二百一十一条的《太原约法》,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制订约法,以为国家长治久安之计。此次中原大战耗时七月,死伤三十万人,换得此法,故邹鲁有诗曰:“百万头颅换得来,行间字里血成堆;漫云大法都须价,举国疮痍剧可哀。”(邹鲁《澄庐诗集》)

蒋介石打胜此仗,更加趾高气扬,10月3日于开封军次,致电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告捷,并于10月10日告全国同胞文有云:“此战之中,逆军集全国各派反动之大成,而终不免于复灭,则此战之后,绝不致再有军阀复敢破坏统一,叛乱党国。”不过,所谓“反动派”、所谓“军阀”,皆昔日之亲密同志也。昔日之同志,如阎、冯、汪等可成今日之“军阀”或“反动派”,则今日之同志,如张学良、胡汉民等,又安知不会成为明日之“军阀”或“反动派”?问题根本出在蒋之独裁野心,因此不惜代价排除异己,然异己不息,纷扰正无已时。他认为从此“天下太平”,显然言之过早。

张学良一身左右战局,虽云左袒蒋氏,尚以和平与顾全大局为说。汪精卫经大同出亡,过雁门关有句曰:“剩欲一杯酬李牧”,似犹指望于张学良。李牧主和,然以和为制敌之手段。但是蒋介石并无和意,于阎冯尤不留余地,继续轰炸,要求他们无条件下野,并于停战之后的10月25日,令杨虎城攻克潼关,策反西安守备刘郁芬,阎之晋军以及冯之西北军均遭改编,阎冯两人的军事实力瓦解殆尽。至此,前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终于将其他三集团军全部吃掉。早于1929年2月,蒋介石曾向冯玉祥抱怨,沪、广、汉、平皆为桂系占据,冯回答说:“同是一家,何分彼此?”(《冯玉祥日记》第二册,第578页)蒋显然未以国民党内的四军为一家,“亟亟以消灭异己是务”,亦就不足为奇了。然而为了达到此一目的,于党、于国、于民都付出难以估计的代价,双方死伤约二十五万人,后遗症更绵绵不绝。最凄惨的,则无过于普通百姓,在大战最激烈的8月下旬,冯玉祥在日记中记下:“人民之苦,苦到万分;人民之困,亦困到万分,日日要兵要钱要粮还不算,而捆抬之祸,又日甚一日,如何得了!”(《冯玉祥日记》第三册,第332页)这是参与者的良心之言。至于后来的学者则认为,中原大战使国家元气大伤,直接影响到整个30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中外关系,并为日本侵华提供了机会。(参阅李静之《试论蒋冯阎中原大战》,第219-247页)即就蒋介石本人而言,似亦得不偿失,从阎、冯那里抢到的华北地盘,实际转换到张学良手里。滥用武力解决政治问题之谬,此见之矣!

第五章、金陵梦魇

第一节、大搞特务

大陆学者众口一词,强调蒋介石与江浙财团以及帝国主义间之关系。这种关系不是没有,但是不能强调。凡以利害相接,有利亦有害。蒋两次勒索上海中国银行,一叶知秋,可知与江浙财团的关系,并不那么融洽。蒋虽往帝国主义的日本沟通,但亲自率师至济南,仍遭日帝羞辱,举一反三,可知与帝国主义之关系,也不是那么一厢情愿。蒋介石也并没有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江浙财团”和“帝国主义”的篮子里,他最可依赖的无过于完完全全替他服务的特务组织。

其实任何想搞独裁的人,都会重视特务,以为耳目。蒋介石的特务观就是如此。他一生培养特务,成立特务机构,不遗余力。但是一切都严守秘密,讳莫如深。戴笠(雨农)是他生平最心爱的头号大特务。戴笠从事特务工作,由一个人而一百人而三百人而八百人而八万人而成为超过十万人的“军统”,跟蒋介石关系之密,已到了蒋介石罚他跪,骂他下贱的程度(这是保密局秘密出版《戴先生遗训》中戴笠自道的情况),但在公开文献中,一本又一本的蒋介石言论集中,除了《西安半月记》中一次提到戴笠名字外,好像完全没有这个人似的。这种严守秘密、讳莫如深的动作,真是耐人寻味极了。因为连戴笠都被蒋介石罚跪、骂下贱,特务人员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们找到一篇1935年1月1日蒋介石的秘密讲话,是在杭州对特务人员讲的,题目是《特务工作人员之基本修养》。在讲话中,蒋介石毫不客气的说:“有两点最重要的意思要吩咐你们。”两点“吩咐”是:

第一、必须绝对服从命令:特务工作人员,就是领袖的耳目,你们所到的地方,就是领袖耳目所及的地方。你们如果不实实在在尽心尽力去工作,领袖的耳目,就失了聪明,革命事业的进行,便会发生障碍。所以你们做耳目的人,务必要遵照首脑的意旨,慎重周密的去进行一切,因此你们工作上最要紧的条件,就是绝对的服从主官的命令,除服从命令之外,没有你们个人意志的自由。……你们特务工作就是领袖的耳目,换句话讲,就是领袖所用的革命工具。做工具的人,只有死心塌地的绝对服从主官的命令,随时准备为领袖牺牲自己的一切,主官要你们死就死、要你们活就活,丝毫没有你们抉择的余地。第二、不许自作主张:你们特务工作人员既然是领袖的耳目与工具,只以绝对服从为天职,自己的生命身体,都已经完全贡献于领袖,那么,个人的意志,当然更不待说是没有丝毫的自由了。尤其是对于政治方面,不能在领袖主张之外,自己做一点主张。……你们务必要以领袖或团体的主张为主张,以领袖或团体的意志为意志,才是忠实的革命者,唯能如此,才能推动革命事业以底于成功。(第十三卷,第6-7页)

这两段非常露骨的讲话,真使我们大开眼界!蒋介石毫不掩饰的指出特务是“领袖的耳目与工具”,并且只不过是“耳目与工具”而已,一点也不是别的。正因为蒋介石的尺码不过如此,所以,从戴笠以下,奉行力行社“为领袖做耳目”的信条,甘心为“耳目与工具”而不辞!晋见蒋介石时候,被罚跪也、被骂下贱也,也就不以为异,其身价在蒋介石其他奴才眼中,更为低下,因为特务毕竟是奴才中走狗化者也!(戴笠自称走狗,可见之于《中美合作所志》第一册,第262、367-399页)于是,豪奴欺猘犬的情况,便有趣地发生。1968年3月,保密局的后身情报局秘密出版了《行健月刊》,第一二八期中有这样几段,写1928年戴笠的地位:

戴先生常一大早出门,有时半夜三更才回来,一回来徐亮便手忙脚乱,因为戴先生这时便将他在外面所搜集到的一些情报资料,指示徐亮即刻撰成报告,经过戴先生核阅后,再由徐亮在灯下誊缮正楷,而戴先生便在核稿完毕才去睡觉,天还不亮又得起床,拿着徐亮写好的报告匆匆出门而去。

那时候,领袖的官邸在中山门外的陵园,戴先生摸黑出门,到陵园实在有一段很长的路程,如果身上有钱时,便花三块大洋坐部出租汽车赶去,要是没有钱的话,便得徒走前往,风雨冰雪一概无阻。到领袖官邸去送报告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当时的那位侍卫长尤其对戴先生大不高兴,曾命令警卫人员不准戴先生进出官邸,但是戴先生照样进出不误。有一次,戴先生正陪着一个人到官邸去晋谒领袖,出来的时候,在大门口正好遇到侍卫长,当时侍卫长指着戴先生忿然骂道:“……戴某人你下次再来时,我一定非关起你不可!……”但是戴先生却不做一声,默默而去。

这有趣的故事,活生生的显示给我们:特务在蒋介石的统制网中,地位其实低下得很。(另一有趣的故事是沈醉所说戴笠当年只能拦蒋介石汽车以递报告的事。乔家才《再为戴笠辩诬》却说不是拦汽车而是等蒋介石下汽车。“当时总司令的侍卫长是王世和,王不让他晋谒总司令,也不给他转呈报告。他不得已,才等候总司令下汽车时,跑步去呈上报告,这是他公开对人讲过的,绝不是拦汽车。”但是,纵使不拦,也还是低下得很吧?)

《行健月刊》第一二八期中又有这样的标语:

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做领袖的耳目;做领袖的手足。

做“耳目”是真的,做“手足”就未免自抬身价了。

特务是主子的“耳目”,犹如工具,任人使唤,其性质也固贱。相反的,主子则必须尊贵,甚至还要神化。根据黄埔一期的苏文钦的回忆,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当校长,就“最喜欢别人把他看他神圣一般,对他谄媚逢迎。”而且,每日三餐都与本校官佐在一个餐厅用膳,同起同坐。蒋到,大家起立;蒋坐下,大家才敢坐下。蒋动筷,大家才敢动筷;蒋吃罢停筷,大家亦必停筷。蒋离开餐厅,大家又必起立注目恭送。(见《我在蒋介石身边的点滴回忆》,第224页)

苏文钦还指出,蒋介石与陈洁如所住的寝室及其个人的办公室也布置得很有神秘感,而且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25年在汕头、1926年在南昌,1927年以后,权力愈增,神秘性愈高。神秘是要人莫测高深,教人敬畏。据曾任北伐军总司令部卫士大队长宓熙说,蒋在广州时就有一排人保镖,东征后扩编为卫士连,宓熙就是连长,“平常蒋介石出入行动,都由我带一个班长和一班卫士随从,在东山住的时候,也是如此。”(宓熙《我在蒋介石身边的时候》,第248页)

我们偶然在澳大利亚发现一本1927年出版,由章回体写的《新出伟人演义:蒋介石历史》,作者署名粤人陈国时,把蒋写得神乎其技,说孙中山是中国的大伟人,“一手劈开新世界”,而那个小英雄就是“本书上的主人翁,打败目今最称勇敢,最称善于用兵,在军人之中最称头儿脑儿、顶儿尖儿的孚威上将军吴佩孚之蒋介石是也”(第2页)。更说蒋在小孩子时,就向他爹爹说:“孩儿将来生成长大,定要与汉人争一口气,打倒满夷,还我汉族江山,方算得一个世间奇男子,人间大丈夫。”(第3页)还说蒋初入新学堂,就在运动会大显好身手,赛跑起来,“两条腿好比飞毛腿一样,谁个追不上他。”(第8页)不过他就是不玩撑高跳,原来他认为,“跳高则跳高矣,何必要因撑而高,撑高跳者完全靠在一根竹上”,不屑有所依靠,以显示他的志气。最最有趣的是,说少年蒋介石是足球健将,有位“妙龄女郎在会场上观看,见介石冲锋之勇敢,实为双方队员中之凤毛麟角,妙龄女子见了英俊少年,自然发出一种爱情来。”(第19页)又妄说蒋赴日本学军事前,已由蒋百里介绍认识孙中山(第26页),“及至中山物化,党中无主,广州政局凌乱不堪,蒋介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占领广州,独行其是,宣言奉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如此之后,革党中知蒋介石是个当世健者,咸来附和。”(第35页)类此粗糙的编造,无非要为没有特异事迹的英雄,制造事迹。这本小册子使我们知道,蒋介石早在1926年,就开始为自己造势了。

等到蒋爬到权力高峰,造势变成造神了。这种神化,到了蒋介石死后,经由大学教授级的不断鼓吹,可算登峰造极。举两个抽样:第一个抽样是台大教授叶庆炳写的《生活在伟人光辉里》,发表在1978年4月5日《联合报》,其中有:

三年前的4月5日午夜,蒋公离我们而去。那时刻,台北本来好好的天气,突然疾雷骤雨,声势令人惊悸。平时我读古人传记,常常发现当一位伟人溘然长逝,自然界会出现突如其来的变异。从前我总认为这种神话式的记载,目的无非在渲染伟人之不平凡。由于崇拜伟人,有人编织了伟人临终时的神话;也由于崇拜伟人,大家原意相信这种神话。于是,神话也成了历史。可是,自从我亲身经历了蒋公逝世那夜的突发性疾雷骤雨,我不敢再坚持我以前的看法。

第二个抽样是师大教授江应龙写的《蒋总统是神》,发表在1975年5月1日《幼狮月刊》,其中又有:

尽管现在是科学时代、尽管现在是民主时代,但是我仍然肯定的说:“蒋总统是神!”

从上面两个抽样里,我们可以看到五十年造神运动的后果,到达如此封建迷信的田地。任卓宣居然还表示,“这是好现象”!(见台北《自由日报》1984年10月12日)任卓宣又名叶青,是台北政大教授、政治作战学校教授,且是当年的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代理部长,他的认定,可算是国民党处心积虑神化蒋介石的一番画龙点睛。为了建立权力中心,一发不可收拾,以至于此!

话说中原大战结束之后,蒋介石以为独裁在望,更加积极部署个人权力的建立。欧战以后出现法西斯主义(Fascism)。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首组黑衫党(FascidiCombuttimento),以鼓吹之,法西斯主义亦于1920年代输入中国,“力行社”就是“意大利黑衣队的铁血主义者”。(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30页)蒋介石口口声声三民主义,为了巩固他的革命法统;但是为了独裁,他不能不被法西斯主义所吸引。结果是挂三民主义的羊头,卖法西斯主义的狗肉。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就曾指责蒋介石“以三民主义为标榜,而实际推行的,乃是武力统治的独裁专制主义。”(见胡汉民《武力统治者的法西斯蒂运动》)

蒋介石在1931年5月5日的国民会议上,就公然说,当今世界三种政治理论中,共产主义与民主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均不可取,而盛称法西斯蒂政治理论,“认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并肯定意大利法西斯党当政之后,肃清社会紊乱,令他十分向往“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见蒋介石《国民会议开幕词》,栽《国民会议实录》)蒋于1935年更宣称法西斯可以救中国,为中国所急需。《国民会议实录》)蒋于1935年更宣称法西斯可以救中国,为中国所急需。(见《蓝衣社の组织と反满抗日活动の实例》,载《蓝衣社に关あゐ资料》,第11页)

在蒋授意下,蒋系人马积极从事学术文化事业,也大力宣扬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要中国强盛,只有用“法西斯手段来推行三民主义”,鼓吹“领袖独裁”,以及“树立最高领袖之信仰”等等。在法西斯主义的引导下,蒋介石先后建立了“中央倶乐部”(CC)和“复兴社”,作为行动的工具,尔后又发展出“中统”和“军统”两个庞大的特务组织。

“复兴社”又称蓝衣社,相当于墨索里尼的黑衫与希特勒棕衫,大约于1932年2月在南京秘密成立,其核心分子为黄埔出身,又曾侍从过蒋介石的人,如贺衷寒、邓文仪、戴笠、郑介民等,还有自命精通理论的刘健群等人,无一不是蒋之心腹,以“绝对服从领袖”自矢,认为“法西斯独裁是中国的唯一救主”。英文《剑桥中国史》亦肯定蒋介石以德、意军国主义为模式。(第145页)他组训青年,派人到部队去监视军官,搞党团活动,用断然手段扫荡党内“反动分子”,没收反动分子财产以及收取党费十分之六为活动基金,奉蒋介石为领袖,要“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甘愿为蒋之耳目。复兴社自成立以后,发展迅速,骨干分子曾分批派往德国,接受“盖世太保”的训练。在五年之内,从四十余人的组织,发展到将近十万人之多,亦因而形成派系,诸如戴笠的特务系、陈诚的军事系、康泽的别动系,以及贺衷寒的政训系,分别经由党政管道,控制政府与社会的各个方面,从事迫害、盯梢、恐吓、绑架、监禁,甚至暗杀等行动。如30年代,轰动一时的杨杏佛与史量才谋杀案,一时讳莫如深,然而事过境迁,特务纷纷写回忆录、一一招认。军统的沈醉更明言,杀中央研究院的杨杏佛,为了警告宋庆龄,杀《申报》主笔史量才,因怀疑与共产党有关系,都出自蒋介石的意旨,特务不过是执行的工具。(参见沈醉《军统内幕》上册,第193-202页)另外还可通过法令,逮捕异己,钳制言论。最后中央权力完全集中于蒋介石一人。

1933年,为了江西“剿共”,“复兴社”主持“庐山军官训练班”,由蒋介石亲自坐镇,教导希特勒那一套。德国军事顾问团一百余人,进驻庐山,传授妙计。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中各重要机构,也多有德国人以及意大利的高参参与。意籍高等顾问史丹法尼就建议中国应当在全国唯一最高首领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以服从就统一”、“以统一谋建设”、“以武力争和平”。这种法西斯精神讲话,为蒋介石捧场、敲边鼓,令蒋十分受用。史氏回意大利后,蒋仍要中国驻意大使转致“国民政府最高文官待遇月俸八百元。”

法西斯特务组织不仅帮助蒋介石巩固权力,而且提供了不少方便,包括在军事作战时,扮演间谍的角色,偷看敌人的底牌。所谓偷看底牌,就是偷译对方的密码。桂系三巨头之一的黄绍竑,在《五十回忆》书中透露,在1929至1930年间内战时,桂系方面的密码,都被蒋介石方面推译出来。正由于偷译对方密码的成功,更予蒋以“料敌如神”、“天纵英明”的形象。

据情报局秘密出版的《戴雨农先生传》:“民国二十二年3月,胡宗南将军介绍一位擅长无线电通讯的魏大铭给戴先生,乃即着手从人才的吸收训练、电机的研究制造,与内外通讯网的建立各方面,迅谋发展。”其实在魏大铭以前,蒋介石就在这方面坐享其利了。据魏大铭《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传记文学》第三十八卷第三期)回忆:

民国十八年交通部国际电讯局长温毓庆博士,由财政部长宋子文的财务支持,研破了桂系的上海秘密电台XHFA的密电,情报为蒋总司令所用,乃继续扩展及于冯玉祥、唐生智、石友三等情报而赢得中原大战,石友三、唐生智等叛变诸役,几次解救蒋总司令于危难之中,极有贡献。此种密电情报,当时由林蔚文将军经手,呈转处理,用后即毁,不存档案,了无痕迹,后来侍从室即循此规例,故知者极少而识者几无,人但知蒋委员长之神机妙算,而不知其另有密电情报。(第49页)

蔡孟坚也于《八十谈奇》中谈到,中原大战时以时迁手段,偷得鹿钟麟总部新颁的密电本,以陈立夫名义送交总部机要室,大收战果,受到蒋介石的召见,“深予嘉勉”。特务之功大矣哉!蒋介石焉得不重视特务?

蒋介石北伐到江西时,身边已有一大批侍从秘书、副官卫士等等。他原本用人唯亲,而这些人更是亲上加亲,如第一个担任侍从秘书的毛庆祥,乃溪口世交毛颖甫的儿子,另一个侍从秘书汪日章,排起行来,乃蒋介石的表兄弟。再一个侍从秘书俞国华,乃蒋介石少年同窗莫逆之子。俞国华的助手周宏涛,则是蒋介石密友的孙子。为蒋介石监印的姜辅成,由蒋介石同乡、交易所旧友应梦卿介绍,另一个监印官沈绍洙,也是奉化人。亲戚关系、密友关系、浙江人、黄埔以及后来的中央政治学校出身,成为蒋介石周围亲信选择的标准,也是他权力中心的一块基石。

1932年,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后,决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设立南昌行营,指挥“剿共”,一手包办党政军大事,乃扩大侍从秘书、副官以及侍卫人员的编制,组织侍从室,犹如清朝雍正皇帝的军机处。到1936年1月,正式改组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下设两个处,钱大钧任侍一处主任掌军事,辖总务、参谋、警卫三组。陈布雷为侍二处主任,掌政治与党务,辖政治党务和侍从秘书两组。侍从秘书的名义时而授予党政简任以上人员,以备咨询或外调,犹如旧皇朝的翰林院。至于警卫已不是一排或一连,而是大队,同时配有便衣侍卫,由侍卫长统一调度。侍从室的权力自然而然地凌驾政府各部门之上,举凡国民党全会、中执会、中央委员会,也都成了独裁者的橡皮图章,其显赫似犹超过清朝的军机处。1930年代的蒋介石,显然已具有皇帝的架势,只是他皇命所及的疆域,仍然无法涵盖全中国耳。

第二节、也是五省联军总司令

蒋介石先后打败李宗仁、冯玉祥、唐生智、张发奎、阎锡山等国民党军头,以为天下一统,可以一人治天下。然而他的伎俩不过是师承孙中山的“联甲倒乙”,只是在“分化收买”上青出于蓝而已。结果搞掉张三,来了李四,天下并没有一统。张学良既进关决定中原大战,解决阎冯,华北与东北也就俱在东北军影响之下。蒋介石既利用陈济棠、陈铭枢弄走李济深,广东也就是两陈的天下。其他各地大小新旧军阀以及地方红军,亦莫不在内战中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是以蒋介石花了好大的力气、中国人生命财产受到好大的损失、国家元气受到好大的伤害,而他统一的天下,实际上仍然不过是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五省。他名为国府主席,事实上无异孙传芳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凑巧的是,蒋介石设在南京的国民政府,正是在孙传芳督军衙门旧址,扩建而成的。

青年党史家沈云龙说,蒋介石打赢中原大战,扩大会议失败后,“大度宽容”地接纳了《太原约法》,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制订约法,“但为胡汉民所激烈反对,以是发生(1931年)3月1日的汤山事件,引起另一党内重大政潮。”(氏著《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第282-283页)但是蒋要召开国民会议,并非为了民主,更与“大度”无关。胡汉民反对亦非反民主,而是洞悉蒋介石的心术,知其于大胜之余,欲借约法召开国民大会,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独揽军政党大权。胡氏素主党治,以党领军,当年亟力支持蒋开编遣会议,目的即在于此,而今蒋大倡“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以军事强人一旦成为独裁之总统,党无疑将沦为独裁者之工具,实非心甘情愿。

《陈布雷回忆录》1931年条记道:

2月28日,胡展堂先生以政见关系(反对训政期约法及国民会议),辞立法院院长职,屏居汤山,继迁入城内黄龙巷暂住,此事几引起政潮,党外人士尤资为讥刺口实,余在京目睹其事,深为本党前途忧之。(第83页)

胡汉民(字展堂)因政见关系辞职,何至于引起政潮,为党外讥刺?更令陈布雷忧虑国民党的前途?斯乃陈布雷讳而不隐的笔法,其实大有文章。

其实胡并不反对召开国民会议,而是坚决反对在训政时期召开国民大会,定约法以选举包揽党政军大权的总统,且以立法院院长的身份,在法律程序上杯葛,坚不相让,因此触蒋之怒。而胡在党中声望之高,亦遭蒋氏之忌。中原大战胜利之前,蒋尚需胡的合作与支持;既胜之后,已到鸟尽弓藏的时候。1931年2月28日的晚上,蒋介石在司令部邀胡汉民夜宴,结果是另一个鸿门宴,但是没有刘邦溜走的运气,而遭拘留。目击者之一邵元冲,留下当日的日记,记之颇详:

7时应介石邀全体中央委员晚餐之召,赴总司令部。8时顷,同人景集,展堂至,介石独令高秘长凌百、吴警厅长思豫招待之于别堂。旋介石出一致展堂函示诸同人,中历陈展操纵堂权,把持立法院,抗言国民会议不应讨论约法等罪过,累累十九页,由介亲签名,且有亲添注之处,列座传阅一过,皆噤不作一言。介石并谓此函已与展堂阅过,并欲余往征展堂之意。展谓“中所列举,乃悉无故实,余二载以来以维持中枢,始终黾勉支持,若同人中犹有不满因而毁谤者,余亦唯有自行引退,然是非不可诬也”等语,余乃出。旋由介石与同人会餐,并力陈国民会议应讨论约法,吴、李、蔡、叶、戴诸君皆附其说,10时顷散。是夕,展堂止宿于总司令部介石宅中。(见《邵元冲日记》,第710-711页)

所谓宿于总司令部,实即被拘留在司令部,不准回家。邵所记与胡自述(参阅《胡汉民自传续编》,载《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二期)若合符节。翌日,蒋介石在国府宣布已失去自由的胡汉民,辞去本兼各职,并嘱邵元冲与侍卫长王世和,将胡押送至汤山俱乐部幽居。邵虽是蒋的亲信,但于囚胡一事,一开始即不以为然,未必明告介石,至少露之于私下的日记,且时时“赴汤山访展堂”。3月8日,又由邵元冲偕同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与戴季陶,赴汤山把胡汉民接回城内双龙巷寓次软禁。3月20日,首都警察厅长又杜绝双龙巷内之交通,不许汽车通过,而且警察每天要去察看胡氏一次。3月24日下午5时,邵元冲、张默君夫妇前往双龙巷看望胡氏,守卫者不许张默君登楼,只准邵元冲一人入内。到4月25日,连邵元冲都被挡驾,令他“意极烦懑”,然亦无可奈何。翌日,蒋介石还特别告邵,不要与胡往来,令邵忍不住借读《刘子政新序》,在日记中发牢骚,有谓:“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为谋、辨者不为使、勇者不为斗,知君之不可侮其臣。”(《邵元冲日记》,第711、714、717、718、726-727、739页)胡汉民实际上是蒋介石的师长辈,古之皇帝犹不侮其臣,而蒋侮胡至此,更何况胡为蒋抬了两年的轿子,难怪连邵元冲都有“世道衰熄”之叹!不过,邵远冲还是照做蒋的国府委员兼立法院副院长。

胡汉民突然辞职,并未圆蒋之总统梦,反而“引起谣琢”,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中执会,遂于3月8日通电“辟谣”,但欲盖弥彰,罩不住国民党大老胡汉民被囚禁的事实。汪精卫于3月14日发表宣言,痛斥蒋介石“一面摆酒请客、一面拔枪捉人,以国民政府主席,而出于强盗绑票之行径,较之青霜剑中之狗官,有过之而无不及”。(蔡德金《汪精卫评传》,第190页)4月30日,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更与监察委员邓泽如、萧佛成、林森联名发表“弹劾蒋中正电”,指“蒋氏猜忌为心,阴险成性,总理以其长军旅,畀以练乐之任,未及期年,总理逝世,迭乘时变,窃夺军权,浸而盘据中枢,把持国柄,潜植羽翼,威胁老成。诸同志仰总理之遗志,急国家之危难,庆其才勇,降心相从。乃瀕年以来,不知敛抑,肆虐愈深,为祸滋甚”。接着列举四大罪状,其一,蒋氏以孙中山的继任人自命,而以国民党为其私有,以至于“厚诬总理,蔑视党员”;其二,蒋氏让中共坐大,“士卒疲于奔命,贼焰至今为烈”,其三,蒋氏不守党纪,怂恿小人如陈果夫等,到处活动,“暴戾恣肆,压迫人民”;其四,蒋氏让亲戚宋子文,由一“穷措大”变成大富翁,“等于王侯”,主管财政“已逾六载,所发公债,已逾四万万余”,而“蒋氏既纵之为恶,凡有与之言者,充耳不闻”。是以“蒋中正违法叛党,逆迹昭著,谨胪列罪状,提请贵会严予处分,以张正谊,而肃纪纲事”。(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宣传科编《为什么要弹劾蒋中正》)此后驻粤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率所部于5月3日,通电拥护四监委弹劾案。南京方面明知广东发难,由于胡汉民的自由问题,蒋初在压力下想要恢复胡之自由,但寻又变计。(见《邵元冲日记》,第729页)5月11日,广西李、白也率部通电响应。南京方面则由何应钦、何成濬等三十将领通电攻击粤方,又发生了洋洋洒洒的“电报战”!

粤方箭头针对蒋介石的独裁,非倒蒋不罢休。5月25日,汪精卫、孙科、陈济棠等二十二人联名致电蒋介石,限其于四十八小时内引退。两天之后,广州各派通过由汪精卫起草的宣言,公布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以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召开。5月28日,非常会议组成设在广州的“国民政府”,以汪为主席。同日蒋介石复电孙科,谓“受总理付托”,拒绝引退,又说什么“既非赵孟之所贵,亦非赵孟所能贱”!于是宁粤分裂,国府又闹双包案。北平的扩大会议结束才半年左右,又出了一个广州非常会议,都是以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为旗号。事实上,蒋不仅独裁,而且蛮横,囚禁胡汉民就是明证。他这样做,固然导致国民党一再分裂,更不必说整个国家的分崩离析,对他自己也大大不利,自揭其短,成为众矢之的。

最有趣的是,当粤方国民党唱出对台戏之后,蒋介石意想再请胡汉民出来主持党务,所以“防卫较弛”。(见《邵元冲日记》,第739页)蒋之“随机应变”有如此!如果胡答允,蒋正好“釜底抽薪”,但是胡毕竟是比较有原则与操守的国民党人,尚不至于为了做官,可以马上忘记蒋氏的霸道与蛮横。

7月21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颁布讨伐令,以“剿共”讨蒋为号召。9月初,两广部队又誓师北伐,分袭湘赣,9月6日,已占湖南郴州,13日与蒋军顾祝同部战于衡阳,粤桂军乘胜入城。但不到五天,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帝侵占东北,国人悲愤至极,外侮临头,不好再打内战了,双方于是休兵。蒋介石于9月21日回到南京,即请自日归国的陈铭枢赴粤谋和,即以下野为条件,“亦甚愿接受”。翌日,邵元冲受命去见胡汉民,促其出主中枢,但胡回答得妙极,说是“贤、不肖不能并存,进贤必退不肖”(《邵元冲日记》,第776页),要他胡汉民贤者出山,你蒋介石不肖,就得下台!誓不共存,颇有点志气。

在蒋授意下,陈铭枢由蔡元培、张继陪同,于9月28日抵达香港,与粤方代表汪精卫、孙科、李文范会谈。粤方提出三点:一、任陈铭枢掌京、沪卫戍事宜;二、由蒋发一电,对数年来政治措施引咎,并声明统一政府办法决定后,即行下野;三、由粤方通电取消粤中政府,来京开会协商统一政府事。(引自《邵元冲日记》,第778页)30日,宁方开中央政治会议后,讨论粤方三条件,蒋决定先发表陈铭枢为京沪卫戍司令,然后于10月5日电粤,谓“当此外交紧急”,“不可一日无政府”,希望粤方同志早日来沪,再谈其余两点。粤方认为有理,然而坚持最低限度应先释放胡汉民。陈铭枢等将此意见于12日带回南京,胡汉民遂于14日,由下关登车赴沪(见《邵元冲日记》,第784页),禁足七个半月之后,终于获得自由,然而遗恨绵绵不尽,对蒋绝不原谅,可见之于胡向吴鼎昌所说:“我在南京给他(指蒋)当了几年家,想不到他翻脸不认人,最后耍出这样的流氓手段!”(容斋《蒋介石汤山软禁胡汉民》,第400-401页)

1931年10月22日,蒋介石与胡汉民、汪精卫在上海见面,这三个孙中山手下的欢喜冤家想再度携手,据次日《大公报》的报道,汪蒋“互道别绪,握手言笑,甚为欢洽”,为蒋汪合作铺了路,但蒋胡是否能再度合作,胡汪关系能否融洽,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蒋介石在粤方坚持以及抗日怒潮双重压力下,不得已于12月15日辞职。宁粤两方遂于22日正式合流,在南京举行四届一中全会,组织政府,选举林森为国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蒋虽下野,仍与汪、胡同任中常委,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况事前已有妥善布置,党政军中的实力犹在,特务组织仍在掌握之中。同时蒋亟力拉拢汪派,诸如要求陈公博转达,“中兴本党,非汪莫属”(《国闻周报》第九卷第一期)等等。一年之前,蒋仍口口声声,声讨汪逆,而今竟以中兴大任相寄,变化之快,令人咋舌,然而蒋未必心口如一,只是为了政治现实所需,借政敌之影响,为东山再起之谋。在蒋氏心目中,显然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

不过,可异的是,自1927年以来,五年于兹,蒋介石联甲倒乙,翻云覆雨,结果依然是群雄割据、党国分裂的局面。统一徒成虚愿,蒋氏实际控制的范围,仍然跳不出孙传芳五省联军总司令的掌心,而内忧赤共、外患日帝,则尤远远过之。

第三节、蒋介石与一二八

蒋介石虽然再度下野,但政治动作依然不断,身在奉化老家,并无碍遥控南京政权。他于离京之前,以最快速度任命亲信顾祝同为江苏省主席、鲁涤平为浙江省主席、熊式辉为江西省主席,又命财长宋子文取走重要财政档案,再命黄埔弟子贺衷寒、康泽等积极筹组复兴社,以巩固特务势力。唐纵也透露蒋于下野之初下令组织“十人联络组”,又称“十人团”,分布各地。(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28页)他为了尽快复出,有借重国民党内汪精卫及其改组派的必要,乃邀汪到杭州一晤。

汪氏夫妇一行于1932年1月16日抵达杭州,当晚与蒋团门深谈,翌日报纸只透露“晤谈甚融洽”,不及内容,唯融洽属实,是日蒋汪联名致电胡汉民,促其入京,已发蒋汪合作的先声。元月18日,行政院长孙科偕何应钦等飞抵杭州,张人杰、张继设宴于烟霞洞,蒋汪同时赴宴,状至愉快。这一批国民党要员又于宴后辟室会商,决定共同入京。林森与孙科在南京显然难以应付,外交与财政问题尤不堪负荷。

蒋、汪等于元月22日返抵南京,第二天就开紧急会议。再过二天,孙科就主动宣布辞职,由汪精卫于元月28日继任行政院长,并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指定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为五人常委。3月6日,国民党召开中政会,正式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自此蒋委员长成为最高领袖的代名词,又逐步恢复到一人军事独裁的局面。宁粤决裂时,粤方坚持蒋下野以及撤销总司令以夺其兵柄的努力,完全白费。蒋氏不仅迅速复出,而且重握军权,只是换了一个头衔,由蒋总司令摇身一变成为蒋委员长。

蒋汪合作,各取所需。蒋因宁粤分裂而被迫下野,拉汪合作,立孤粤方之势,也是分化手段的一种。同时蒋已得罪了胡汉民,另外需要元老级的老国民党来抬轿子。而汪氏的改组派在粤亦有意识形态的矛盾以及权力之争,也不难被分化。至于汪本人,无论动机在于共赴国难或政治分赃,于多年流亡之余,终于有主政的机会,自然难以拒绝。

蒋汪合作的南京政府立即碰上“一二八事变”。此一事变,在国民党史册上,“不唯表现了我军牺牲不屈的精神,加强了民族抗战的意志,国际视听亦为之一变。”(台湾版高中历史教科书第三十二章)其实这一作战,却是在对蒋介石有技巧的“抗命”情况下出现的。蒋介石与汪精卫绝不是抗日首义作战者,他们的既定政策是“先安内再攘外”。他们上台时就批评孙科政府陈友仁对日政策太过强硬,所谓强硬,不过是要和日本“和平绝交”。陈友仁也不客气地批评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声言:“余敢正告国人,蒋氏此种消极政策,如更进一步,难保其不接受日人之要求。”

真正“抗命”抗日的是卫戍京沪的十九路军。此军的前身是粤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是陈铭枢。1930年形成十九路军,总指挥是蒋光鼎、军长蔡廷锴、司令戴戟、师长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等,当年都是陈铭枢第四团的团附、副官、连、排长。这一陈家班的部队,由于宁粤谈判讨论国民党复合问题时,自江西调到京沪一带,任卫戍之职,为对宁粤双方的保证。广州方面是不相信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的,大家怕他用兵劫持北上的代表。所以,十九路军的卫戍京沪,就顺理成章了。虽然如此,蒋介石却始终不放心,因为十九路军不是他的嫡系军队,自然难以绝对配合他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蒋介石的亲日政策。1931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秘密下令不抵抗,坐失了东北,如今十九路军驻在京沪,碍手碍脚,自所当然。于是,把十九路军调走,也就是迟早的事。

正在这时候,日本海军为了不让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专美于前,也派遣军舰四艘到上海示威,并开进长江,向江阴要塞扫射。接着又把军舰集结在汉口,举行陆战队武装演习。同时,上海的日本侨民又从1931年10月12日起,接连举行居留民大会和游行,请日本政府迅速用断然手段彻底解决中日间所有悬案,根本制止中国的反日运动。日本浪人更乘机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带撕毁中国商店的反日标语,甚至殴打行人。日本水兵也在上海浦东打伤中国工人。11月2日,上海又出现了“长江流域日本人联合大会”,日本侨民三千余人在会中决议:“日本须断然膺惩暴戾的中国。”1932年1月18日,五个日本和尚给打伤了,日本侨民两千余人,就在20日这天,借口向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及海军陆战队请愿,同时在闸北地区捣毁了中国商店,殴打行人。这些情形和关东军假借黑龙江的日本侨民请愿,向东北进兵“保侨”的手法,如出一辙。

日本和尚被打事件发生后,上海市政府立刻命令公安局限期缉拿凶手归案法办。但1月21日拂晓,日本浪人两次放火烧了杨树浦的三友实业社毛巾工厂,并砍伤了用电话报警的守卫巡捕,日本陆战队也同时出动。1月22日,日本海军增派兵舰赶来上海。1月23日,日文报纸传声警告:日本舰队司令和日本侨民宣言: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制止抗日运动,并解散各抗日团体,否则自由行动。

日本人既已横行至此,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遂在1月23日上电中央,表示说:“据报:日本海军及陆战队强迫我接受不能忍受之条件,并闻将取断然处置。职等为国家人格计,如该寇来犯,决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牺牲全军,亦非所顾!”——十九路军这种决心抗日的举动,显然与蒋介石处处对日本低声下气的政治不合的。于是,他决定立刻调走十九路军,并且向日本人屈服——答应日本人道歉、惩凶、赔款、解散抗日团体四条件。可是,虽然答应了四条件,日本人还是大动干戈了。

原因是日本人开出的条件已极为苛刻,而蒋汪南京政府纵使向日本人既磕头又作揖,可是日本人还是不肯罢休,大出蒋介石意料之外。蒋介石在1月29日日记中说:“闻昨日对上海日领事要求,我方已予承认,彼亦已满足,且表示傍晚撤兵,何乃至午夜又冲突也。”(《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发出退让后又被日本人出卖的哀鸣!蒋介石原是决心要调走十九路军的,拟“以宪兵第六团接替第十九路军防务,俾非战斗之宪兵缓冲其间,可保中日两军不发生冲突”。但是由于日本人的色急难待,突于28日晚上侵入闸北,“首向中国警察开始攻击,继则攻击中国正式军队。”十九路军不及调走,正好起而“抵抗日本之侵犯”。(参阅顾维钧《关于中国政府在沪东开始时决定和平政策之说帖》)

蒋介石调来宪兵第六团固然迟了一步,但是十九路军方面有技巧的“抗命”,也产生了鬼使神差的结果。宪兵第六团在1月28日正午到达真如,其实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就在真茹,当晚全线抵抗的命令,就发自真茹指挥所。

1月29日,《第十九路军为日军犯境通电》发出了,义正辞严,全文如下:

特急。衔略公鉴: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极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28夜12时在上海闸北,公然侵我防线,向我挑衅。光鼐等分属军人,唯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物此志,质天日而照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十九路总指挥蒋光鼐、十九军军长蔡廷锴、松沪警备司令戴戟叩。艳子印。(1932年2月1日《中央周报》第一九一期)

日本原是声称“四天占领上海”的,可是,十九路军的抵抗,使日本人吃到苦头。关于十九路军抗日血战,中外文字报道极多,但是论得最具历史眼光的,要推章炳麟的《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这篇文章有一个重要的点破,就是说日本侵略时,“枢府犹豫,未有以应也。”这显然是指南京中央的态度暧昧。章炳麟这种点破,在另一篇《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公墓表》(《太炎文录续编》第五卷)里,说得更明白。他说蒋光鼐、蔡廷锴他们“不乃俟命,率所部二万人迎击”,分明是说,十九路军挺身抗日并非出自中央的命令。正因为不是出自中央的命令而获得胜利,中央也就非常颜面无光。最要命的一点是:十九路军的行动,无异证明了蒋介石的政策,根本是一大错误。这种错误,即使是他的师保吴敬恒也不得不暗中承认,他有一封密件给何应钦,承认“不抵抗”以“保留元气及实力”的政策,其实是一种“迷梦”,“大难已到”“我等若欲苟安,而人不我许。”因为真相如此,所以要“效法十九路军连日师共产党之作战法”,以跟日本人打个明白,才是正路。——可是连蒋介石师保级的人物,都受了十九路军的感召,不直蒋介石所为了。

在一二八事变一开始,十九路军的负责人之一——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就电呈中央,说:“除督所部誓死抵抗外,敬祈迅赐电调京沪、沪杭两路友军来沪增援,毋任翘企。”

当时驻军在杭州的是八十八师的俞济时部队。俞济时是黄埔一期的,又是浙江奉化人,又是蒋介石亲信俞飞鹏的侄儿。这多重背景,正是嫡系的最佳人选。事实上他也是黄埔一期中露头角最早的。

最早主动提出支援十九路军的也是俞济时。据1932年3月1日《蒋委员中正复第八十八师俞济时师长勖勉调沪增援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俞济时自杭州呈陷电大意是:“沪案严重。十九路军应战颇获胜利,唯恐不能持久。可否将本师调沪增援。乞示。”蒋介石复电说:“中本日随政府同人已到豫,贵师行动,一听何部长命令,如运沪作战,务希奋勇自强,以保荣誉。中正。东。”由这个电文,可以看出,想“调沪增援”十九路军一事,乃出自俞济时的主动。俞济时主动提出电文的时间是一二八事变后的第四天,那时八十八师的任务是“驻防苏浙拱卫京畿”,离上海最近,“调沪增援”,自然较快。再扰俞济时《八十虚度追忆》四《陆军第八十八师——“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概述》:

1月28日,日军遂以陆战队约六千余人在舰炮支援下向淞沪进攻。此时第十九路军之第十九军(军长蔡廷锴)以其驻淞沪之第七十八师首先应战,驻京之第六十一师及驻苏常一带之第六十师,随亦陆续增援沪上,大战遂启。其时余统率之第八十八师正驻防杭州,中央于1月30日电令本师限于2月5日前向苏州集结;并令限驻南京之第八十七师宋希濂旅于2月10日前向南翔以南地区集结,第八十七师师部及孙元良旅、另军校教导总队亦限期向上海市郊区集结;中央并委派张治中为第五军军长兼第八十七师师长,统辖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参加淞沪会战,并均归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统一指挥。

在俞济时去电蒋介石后第六天,张治中也有了反应。据2月6日《何应钦部长自南京呈蒋委员中正请以张治中充任第八十七师师长并给以军长名义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何应钦报告蒋介石说:“张文白兄以国难当头,愿率领军旅效命疆场,查八十七师师长正在遴员,可否即以文白充任,并加给以军长名义,使其指挥八十七、八十八两师。乞示遵。”蒋介石批复:“八十七师师长以张文白继任,中甚赞成,请即委如何。中正。齐印。”由这个电文,可以看出,“愿率领军旅效命疆场”增援十九路军一事,乃出自张治中的主动。(参阅《张治中回忆录》第二章第四节)即由俞济时和张治中的主动请缨,可见蒋介石最后同意派第五军去上海,是出于被动的。而且除了第五军外,蒋介石没有再派任何部队抵上海支援。所谓大家声援十九路军,却是口惠而实不至的“空嚷嚷”、“干打雷、不下雨”而已,因为蒋不下命令,谁的部队都开不上前线去。援军不至,真的关键不在别处,就在蒋介石那儿!即使派出的第五军,也是疑云重重。

首先,第五军正式接替十九路军的部分防线,为时已相当晚。据《张治中回忆录》,他是2月16日上午九时从南京和平门登车出发的,中午“到达南翔,即奉蒋光鼐总指挥的命令。……在17日黄昏,我由南翔进驻到行镇”。2月17日已是一二八后二十天,在“军贵神速”的原则下,真未免有点“迟迟其行”。其中原因,也许连局中人张治中自己都不完全清楚。明眼人的看法是:蒋介石原以为十九路军对日本抵抗不了那么久,既然抵抗之久,出人意料之外,他就不得不派自己嫡系部队去“接漏油”、去争功,同时也“制止十九路军”。《李宗仁回忆录》第四十八章《福州人民政府与广州“六一运动”》说:

先是,“一二八”淞沪之役,十九路军一举成名。蒋光鼐、蔡廷锴一干人物顿时变成民族英雄,为全国人士所一致钦仰。但是中央此时却抱退让的态度。淞沪战时,蒋先生曾令张治中率第五军俞济时等部参加作战,表面上是协同抗日,事实上则用来监视十九路军,防其扩大战争范围。这事使蒋、蔡等将领极感气愤。

原来“文章”就在这里!并且,照俞济时《“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经纬回忆》附录中所听到的,第五军的接防,正表示了十九路军的不被信任,“其用意在遮断十九路军彻回南京”云云。蒋介石由于立场被动,不想打仗,又不想失功,只好一面派出第五军,一面陷十九路军于孤军作战的情况。据丘国珍《十九路军兴亡史》,当时已盛传“中枢分为两派:一派主战派,一派是反战派。主战派是西南各实力派所支持的中枢大员们,他们想趁战局之扩大而夺取中央政权;反战派是中央大员们,他们嫉忌十九路军的声名过大,恐怕功高震主!所以听任十九路军孤军奋斗,诸事掣肘,不调援军”。蒋介石本人作贼心虚,当然听到这些人言藉藉,所以他在给第五军的指示中,多次加意重描。如“希与十九路军蒋蔡两同志,共同一致团结奋斗,对于蒋总指挥命令,尤当切实服从,万不可稍有隔膜”(2月16日电),如“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固为敌人之所畏忌,且亦必为反动派之所诬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更足以表现我国民革命战斗力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有?望以此意切实晓谕第五军各将士,务与我十九路军团结奋斗,任何牺牲,均所不惜”。(2月18日电)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加意重描,反倒是极为可疑的。何况蒋介石的许多文字指示,都是表面的留给历史好看的;骨子里常常是另外一套,这另外一套是“不立文字”的。这一特色,很可注意。

事实上,蒋介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气量,使他对十九路军不可能“爱护特甚”(俞济时语)的。照陈公博《苦笑录》第十二章《一二八之役与政府迁洛》的回忆,蒋介石对十九路军曾有“许多埋怨”:

说句实在话,上海的一二八之役,两方都不是很认真,布满上海的谣言,说蒋先生实在不愿战,只是十九路军已启衅,才不得已予以援助,而援助也是不力。

蒋先生之不愿战,我也是原谅他的,当时根本上一些准备也没有。我还记得一次我和汪蒋两先生在浦镇的车站山上的工程师住宅内谈话时,蒋先生还说了许多埋怨十九路军的话。我解释着十九路军不得不战,而且上海的战争,我认为是政治之战,而非军事之战,末后我更说:

“倘若上海不打,恐怕要酿成内战。”

“内战,我是不怕的。”蒋先生很坚决的维持自己的意见。

汪先生恐怕我又直言犯忌,把别的话岔开,我记着汪先生告诫我的前言,便默然不语。

正因为蒋介石并不真的要支援十九路军,所以一旦陈公博他们北上游说张学良出兵的时候,蒋介石就下了“毒药”。陈公博回忆:

这场上海战争打了一个月零三日,十九路军为着日军在浏河登岸,感受侧面的威胁,由闸北退到南翔,中间我和李任潮先生北上请救兵,企图张汉卿动员,以牵制日本之师,想造成一个南北全面战争之局。

张汉卿受了沈阳不抵抗之名,大约这次总要吐吐气吧!谁知我们到了北平,看看环境,已像一盘冷水浇到脊骨,一身全都冷了。我和任潮到北平,当时就有人告诉我,张汉卿绝不会动兵的,而且更有人秘密告诉我,说蒋先生一日已派人来,说任潮和我并不是代表他的意思。

我们和张汉卿混了几日,可以说毫无结果,汉卿倒以上宾之礼待我们,照例约了十几个重要人员陪我们食饭,临走时亲自到车站送行,说到出兵一节,使你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没有方法,找着李石曾先生,因为有人说汉卿还听李先生的话,或者李先生可以帮我们一臂之忙,而石曾先生呢!谈了许多哲学,说了许多抽象的名词,依然不着边际,更不要希望他能够向汉卿说话。

这一场旅程算是空走了,且到洛阳开第二次中央执监全体会议吧。这次旅行重新经过保定、石家庄、郑州,以至洛阳的故宫,开了五天的全体会议,我便往山西,重与阎百川先生把晤,此行一些成绩都没有,只替十九路军在阎先生那里捐了十万个手榴弹。

蒋介石先一日派人告诉张学良,说陈公博、李济深没有代表性,这不是存心拆台吗?如此看来,他恨十九路军还来不及呢!又何来“爱护特甚”啊?

岂止恨十九路军,照中国青年军人社的《反蒋运动史》,蒋介石甚至是“痛恨十九路军”呢!书中第十四章说:

自1月底,上海十九路军抗日战争起后,因此次战争,原为蒋汪所欲避免者,故战前即有逼十九路军让防之举(接防宪兵团早已开到接防了一部分),而十九路军竟于行将离防之前,不让日人进占闸北,出而抗战,于是大拂蒋汪之怒。故战事起后,蒋汪第一怕得罪日人(因早怀畏日降日意志,蒋在奉化演讲时,曾发表有名之三日亡国论,引致日本进攻上海);第二恨十九路军不听命令(因战争前蒋曾下令,日若进攻,不得抵抗);第三妒十九路军得全国人民之同情与拥护(国内外人民纷纷汇款捐物,自动援助);第四羞自已相形见绌(因人民士兵均恨蒋之不敢不肯抗日)。于是由畏日而更恨十九路军;由自惭而更妒十九路军,积恨成仇,恼羞变怒,乃第一步故意不援十九路军(少数蒋系军队乃激于民族观念与爱国心而自动往参战者);第二步假意表示援助而实际坐视不救(因人民愤蒋不援,纷纷提出责难,乃假意表示谓已调兵,交通不便,难于到达);第三步竟派税警团上级军官王赓勾结日本,报告军情,使日本调兵从浏河上岸而压退十九路军!

这里提到的“三日亡国论”,是出自蒋介石1932年1月11日在奉化武岭学校纪念周的一次演讲。演讲题目是《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其中提到他为什么在九一八事变后不对日本宣战或绝交。他说:

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以我国海陆空军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致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总理孙先生所谓:“中国若与日本绝交,日本在十天以内便可以亡中国”,此乃事实如此,并非我总理故为危辞耸听也。(1932年1月21日-23日上海《时事新报》)

对蒋介石非常没面子的是,就在他做这一宣布后十七天,十九路军就用挺身抗日,推翻了蒋介石这种失败主义的妄言!由于十九路军的抵抗而非不抵抗,不但证明了日本人三日内亡不了中国,并且反证了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下令不抵抗的根本错误。可见十九路军的胜利,正好反衬出蒋介石的失策与失败。——十九路军如此罪该万死,安能不被“痛恨”乎?

十九路军就在这种被“痛恨”下,最后陷于“各路援军开赴不至”、“陷于孤立无援之境”(语见1932年2月6日汪兆铭、冯玉祥、李济深、朱培德、陈铭枢致十九路军电文),也就可想而知。下面一些电文,就可看到不少内中文章:

2月16日——一二八事变后第十九天,十九路军致陈铭枢铣电:“我军连战皆捷,然非主力战,死伤已达二千,纪家桥一役,知敌亦不可轻。确报,敌到沪兵力已有三万余人,和议无望,敌只效占锦州故智,我退彼进,永图占据,稍一让步,闸北南市均非我有。大战在即,兵贵万全。沪战如大胜,可为我民族复兴之转机,败则将陷国家前途于万劫。万恳速请介公、敬之务在最近期内调二三师开来前线,预备急用,方能先为敌之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至江北部队可在浦口上下游偷渡,镇江有保安队维持,八十八师之团可调归建制,如办不到,宜速定和议,不容犹疑也。”——这通电文里,已有“万恳速请”蒋介石救援的话。

2月22日——一二八事变后第二十五天,陈铭枢致蒋介石养辰电:“现细察前线作战情形,及影响各国关系,依蒋、蔡等意见,绝不宜撤退,且因战斗日烈,亦不能抽兵回做工事,兹决定以南翔至浏河之线为第二防御地带,由吴工兵监规划工事,请即饬上官云相所部,前来担任做工为祷。前方两军协同作战,情同手足,无殊一军,必能发挥最大之光荣,请释鉴虑。但为持久抵抗之计,务请俯照前言,迅调江西陈、卫、谭各部,兼程前来无误,现在前线如何牺牲,亦可达到目的也。”——这通电文里,已明白告诉蒋介石,十九路军与第五军相处甚洽,“请释鉴虑”。并请蒋介石要守信用,“请俯照前言”,快派部队来。

2月25日——一二八事变后第二十八天,十九路军感到敌方部队不断增援;我方部队却望眼欲穿,不但迟迟不到,到了南京、杭州的,也不肯开来前方,已经深有被放了鸽子之感。这天收到蒋介石的径戌电和有酉电,前者电文说:“庙行镇附近正面已为敌方窥破,系我军弱点,不宜以特税警务团(古团)担任,望以六十一师替接,以固陈线,免为敌所乘为要。”后者电文说:“第二次决战之期,约在艳东各日,我军援队非到鱼日不能参加战斗,望于此数日内,尽量节省前线兵力,抽调部队,即集各地区预备队约在总兵力二分之一上数,方得应战裕如,不致临时竭蹶,对于浏河方面,尤应准备三团兵力为要,如何部署,盼详复。”这些都是空话。到了第二天(2月26日)一二八事变后第二十九天,十九路军感于全国有两百万军队,可是除了第五军外,蒋介石竟不再派兵来,已经深知本身的下场与处境。这种心境,由致何应钦、陈铭枢并转蒋介石的宥晨电里,已经意在言外:“介公有酉径戌两电均奉悉。一、职部作战兼旬,各师伤亡逾千,担任正面过宽,处处有兵力薄弱之患。二、俞师庙行镇一役,伤亡极大,调后方整理。其防线由毛师之张炎旅接替,兵力不敷配布,因着税警古团担任一段。昨日敌来猛攻,官兵不沉着,遂致动摇,着张炎入黑后反攻,虽告得手,但伤亡过千,官长损失尤大。三、敌企图突破江湾庙行镇间阵地,集其主力于大沈宅一带,做纵深配备,连日作战焦点,亦在于此。四、兵力配布,当遵所示要旨办理,但敌军不绝增援,我军死伤日众,空谈配备,至可虑耳!”——这通电文里,已隐然在说,你蒋介石两次来电,只是“空谈配备”而已,不派援兵来,空谈只是令人焦虑耳,有何用哉!

2月27日——一二八事变后一个月,陈铭枢致汪兆铭感酉电:“(衔略)必亲译。有日,我六一师与敌新到十一师激战,伤亡甚大。现我军益孤,咸愿死前线原阵地,不肯撤迟。上官云相师除调两营任黄渡做工事外,忽奉令两团守镇江,一团守京归谷司令指挥,未审何故?戴岳独立旅已抵杭,鲁主席不愿调列参加作战,枢拟前往乞援,特闻。”——这通电文里,已经明白指出,援军只是作秀而已,根本不准开上前线来。

2月29日——一二八事变后第三十二天,陈铭枢致汪兆铭俭未电:“昨电谅经赐鉴。上官云相所部,弁髦命令,不愿赴援,枢病未愈,不能赴杭,戴旅赴援,当亦无望矣!谨闻。”又致俭酉电:“两电计达。卧病多日,顷钧任兄来谈蒋先生日来积极,又谓俄运兵东来,与日冲突,形势渐逼,日方亟欲了结沪战,我军能在原线支持多日,其利甚大,蒋先生亦相同意,惜哉!前误于军政部之不调兵,兹又误于上官部之不愿作战,唯恃我孤军之决死耳!……”拖到3月2日——一二八事变后第三十五天,十九路军终于发布了撤退通电。(电文见1932年上海《时事新报》)到了第二天(3月3日),十九路军又联合第五军,发布了更详细的通电。(全文见1932年3月4日上海《时事新报》)两件通电中,前者提到“后援不继”的话,后者提到“援师不及”的话,当然都明白点破撤退的真正原因所在。这一真正原因,曾引起大家对蒋介石的责问。在上海的部分国民党中委,就致电责问他:“日人陆续增援,至穷师数万,我方……合计不过三四万人,每战对敌,众寡悬殊,益以疲劳,上海之危,早在意料。……迭电请援,声嘶力竭,以致为敌所乘。……观十九路军通电,有‘后援不继’之语,孰令致之,当局不能不负其责也。”最有意味的,是大家责问声里,居然还有蒋介石的哥哥在内。

蒋介石的哥哥蒋周康字介卿,号锡侯。他跟蒋介石同父异母。张明镐《蒋介石在溪口》一文中说此人“出身虽为禀生,实际不学无术,是个十足的草包子、糊涂虫”。但终于借乃弟之光,做到浙海关监督和浙省府委员。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为中国人民所不谅,蒋介卿也被牵连,至感不安,乃写信向蒋介石责问。蒋介石遂叫文胆陈布雷代拟复函。据《陈布雷回忆录》1932年条下:“3月下旬以蒋公电召赴南京,见市况萧条,政府各机关均仅有驻京办事处,熟人多不在京,余承命代拟复长兄介卿书(答来书不遣援兵不增军队之责难,后弃置未发表)。”这封“弃置未发表”的信,四十九年后,居然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中,“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以《民国二十一年3月蒋委员中正致其兄介卿先生书》为题,给发表出来了。这封信可以看到蒋介石当时的许多心态和巧辩,值得全文细读:

接奉尊电,督责至严,循诵再三,莫名感喟,此次淞沪战事,弟以丛诟之身,又成怨耨之府,匝月以来,谤言百出,非谓袖手观变,即曰调援不力,积毁销骨,乃至劳内外邦人之诘责,且致家人之不安至此。又闻我旅沪同乡集会之际,亦有激昂而不能自已者,弟焉不德,既不能见谅于友朋,复何从求信于国人,且当此国族蒙难闾里为墟之日,岂个人计较毁誉得失之时,故宁含垢忍辱而不愿以一言自白也,今承明问,愿为兄略陈之。自暴日进犯淞沪,中央即决定移驻洛阳,积极自卫,弟以袍泽之义,驰电全国,同誓生死,愿淬厉奋发,共救危亡,其后十九路军奋勇作战,江浙所有部队凡可调遣者悉以全数加入,伤亡损失,皆可复按,谓为无兵增援,岂唯厚诬中央,亦使战士气沮。即我十九路军冬日通电报告移防,所谓后援不继,亦非谓中央有可调之兵而不援,乃谓以运输困难而乏续至之援队,词意灼然至为明显,而兄亦竟以此怀疑于弟,则弟复有何言。至就弟个人而言,自一中全会以后,虽复列名国府,备员军会,初不过多数委员中之一分子,军旅之事,发号司令,皆有一定之系统,绝不能越俎而代庖,弟既无名义,可以檄调军队,亦无权责,可以指挥军事,力之所及,亦唯以旧时袍泽之关系,曾共生死之感情,策励我将士秉中央之命而奋进,自上月23日敌军再度增兵以后,战局益趋严重,弟审度前线状况,综合各方情势,曾于25日电知蒋总指挥光鼐有“第二次敌军总攻击之期约在艳东各日,我军后方部队全已运来前线,其他非到鱼日后不能参加”等语告之,诚以后方输援诸多艰困,有非可形之于笔墨者,故不能不以加倍之辛苦勖勉于前方,亦不能不以实际之情况尽量相驰告。弟在此浃旬之间,匪日不焦心苦思,期尽力之所能及,二中全会集会洛阳,弟之所以留驻南京者,实对续到部队,可以随时敦促,俾得迅速增援不失时机也。29日幸有某部二团开到南京,略无休息,立时出动于前方,综计前后开动之部队,曾无一宵一夕之滞留,今讹言四起,若谓弟对增援迟速,有所抑阻于其间者,是则部队与战斗详报倶在,不难以事实证明也。语有之,流言止于智者,今之流言陆离光怪,乃发动于曾共患难、洞明实际局势之人,此弟所以不欲自白而又何怪于悠悠之众口也。两军作战,对于参加部队之番号以及调动配备之情况,例须严为隐秘,免为敌方所乘,故淞沪苦战匝月,所有部队皆置于蒋总指挥之下而行之,此后战局范围自须视形势而定,中央既有整个之策划,全囯军人亦皆愿一致效死,前线之如何充实、后方之如何移动,只须俟将来战史与事实之证明,遑能执途人而告语。独惜我国人不察,往往以热情所激,多方诘难,若必欲迫令将所有虚实尽情揭布,使敌人共见共闻而后快者,而或者以不慊于个人之故,又从而播扬于其间,是则诬陷个人之事小,而使前方将士气沮之影响实莫大也。中正幼受庭闱之训,长承兄长之教,许身革命,义无反顾,当此国族艰危,唯有矢粉身碎骨之诚,尽对党对囯之责,以期无愧于总理,无忝于所生,绝不辜负骨肉与亲知期望之殷,遥念疆场袍泽浴血奋斗,战区同胞牺牲惨酷,诚何心再计一家之毁誉与荣辱,辄因未散布其区区,不尽欲言。

蒋介石这封信中,欲盖弥彰之处有五:第一,蒋介石说“后援不继”之意,不是“中央有可调之兵而不援”,乃是因“运输困难而乏续至之援队”。但是,事实上,全国有两百万军队都哪儿去了?“可调之兵”岂不大都被蒋介石用来打内战调走了?这样造成京畿地区御外侮上的防务单薄,岂不正是蒋介石的责任?第二,蒋介石说“运输困难而乏续至之援队”,但从1月28日起,前后有一个多月的期间可供运输,可是部队却始终调不上来,这叫什么速度?此中有人“抑阻于其间”,岂不太明白了吗?第三,单从2月27日、29日陈铭枢致汪兆铭电文中,就明明看到上官云相师已经“忽奉令两团守镇江”、“不愿赴援”,则蒋介石所谓“某部二团开到南京,略无休息,立时出动于前方”之说,就与事实不符了。眼前的上官云相师尚且如此,天边的其他部队,更可想而知矣!第四,蒋介石说“军旅之事,发号司令,皆有一定之系统,绝不能越俎而代庖”云云,更是瞪着眼睛撒大谎。“指挥军事”的“权责”,早都被他一把抓了,他说他做不了主,又其谁能信呢?第五,蒋介石说调动部队,“须严为隐秘”,不能随便告诉路人。隐秘固然不错,但总要调到部队上前线才算啊!若根本没调,反以隐秘为护符,这就不对了。

大概连蒋介石自己,都发现这封信的答辩未免太牵强好笑了,所以最后“弃置未发表”。但在半世纪后,我们就他的心态和巧辩来做解剖,还是有助于真相的揭发的,自不容我们放过也。

上海撤守以后,经过国际联盟等的斡旋,在3月4日停战,5月5日签订停战协定。中国代表是郭泰祺、戴戟、黄强;日本代表是重光葵、植田谦洁。外交部次长郭泰祺在3月25日发表谈话,虽说:“敢以人格担保,断不为丧权辱国之事,可请国民放心。”(天津《大公报》1932年2月26日)但是5月3日,抗日联合会的代表四十多人,还是冲了进去,打伤了郭泰祺。敦泰祺两天后裹伤签下协定。协定内容重点是:

一、确定停战。

二、中国军队暂驻现在地位。

三、日本军队撤至一二八以前地位。

四、设立共同委员会,布置日军撤退及华警接收事宜。

细究内容,却大有文章。所谓中国军队暂驻现在地位,就是中国军队不得恢复进驻淞沪;所谓日本军队撤至一二八以前地位,就是日本军队不撤出一二八以前在中国所占的领土。其为“丧权辱国之事”,一看便知。1932年5月5日,上海《时事新报》有这样的评论:

……敌军入寇,未能逐出国门,停止战争,犹待妥协条件,彼虽曲,我虽直,而彼则驻兵有地,撤军无期,我则人民徒遭绝大蹂躏,军警倶有明文束缚,如此协定,谓未屈服不可得也!谓未辱国丧权不可得也!……

国民主战而政府不战,国民激昂而政府卑怯,国民力援十九路军,而政府坐误戎机,国民纷纷组织义勇军,置身火线,而政府拥兵二百万,参战者不过四十分之一,国民反对议和而政府毅然签字,则一切责任,显然独在当局。……

但是,蒋介石是不管这些的。他悍然做下“丧权辱国之事”。不抗日的他,不但乘机当上了“蒋委员长”,连郭泰祺都升了官,当了驻英大使。

十九路军的参谋长黄强,是参与停战的代表之一。多年以后写《黄莫京将军自述》,有这样的追忆:

上海停战协定,双方已签字,在我十九路军的一方,其情绪之难过,只可拿故中央委员杨沧白先生诗一句:“回面应知有泪行”,才形容出来,不久这回面带泪行的十九路军奉命开赴闽省。(见《大成》第六十七期,1979年6月1日)

开到福建后,十九路军又被蒋介石用来做“内斗内行”的筹码,1933年1月6日,蔡廷锴因“榆关陷落,平津危急”,通电中央,表示愿意在“忍痛撤退,移师来闽”之后,“负弩前驱,为国效命”(《蔡廷锴愿负弩前驱为国效命电》,载南京《中央日报》,1933年1月8日),可是蒋介石当然不肯。最后,十九路军以“闽变”被蒋介石解散,一个最能抗日的军队,一年前日本人辛苦消灭不了它,一年后却被蒋介石轻易消灭了。

是以把十九路军英勇抗日的事迹,记在蒋介石的账下,绝对是不虞之誉。恰恰相反,他联合汪精卫复出后,既定政策是“先安内再攘外”,特别想要剿灭江西的苏区。为此,他对日本侵略是绝对要妥协的,不肯还手的。阴错阳差的是,陈铭枢的十九路军,因宁粤之争而调往京沪,否则蒋介石绝不会让非嫡系军队卫戍京沪。如果是嫡系部队驻守,在蒋介石直接调配控制之下,绝对不会于一二八有可歌可泣的英勇抗日,还不是会像九一八那样不抵抗了事!

第四节、胡汉民讨蒋抗日

胡汉民以国民党元老之尊、以立法院院长之尊,仅因政见有异,被蒋介石说抓就抓,软禁七个多月之久,痛定思痛之余,决心要打倒蒋介石个人独裁,并不是仅仅为了雪个人之憾,在他看来,亦要为党国除去“一大毒疮”。他在一封密函中用暗语说:

门与门系为中国致命一大毒疮,能请西医割去,是一治法,否则用中医拔毒(什么内托外消)、打消方剂,抑或见效。除却二者便无是处也。(《胡先生亲笔函电及批注》,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藏,转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健底》,第565页)

门,用《水浒传》“武松醉打蒋门神”典故,隐指蒋介石,即不惜以“外科”或“内科”手术,来取掉蒋介石这个“大毒疮”,衔恨之深,可以想见。

胡汉民于1931年10月14日被释放后抵达上海,翌日驰电广州非常会议委员,承认国民党内“纠纷迭乘,政治举措失当”,希望党人“彻底觉悟,力图团结”。再过一日,公开批评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应付日帝侵略,只有“三无主义”,即“无办法、无责任、无抵抗”。这样下去,“则必至国亡种灭而后已”。(参阅胡汉民《亡国之三无主义》,载《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蒋介石不抗日足以亡国,所以他要抗日反蒋以救国。他不会再与蒋合作,可见之于10月30日的《致粤中央电》,他明言不会与汪精卫入京任职,而力言“迫某(蒋)辞职,并促制度上限制个人权力,打破独裁”!

胡氏“打破独裁”的立场,自然更坚粤方要求蒋介石下野的决心,胡于12月5日与粤方非常会议选出的中委,联名领衔通电,催蒋下野,解除兵柄。蒋果于十天之后,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本兼各职。

蒋介石下野之后,宁粤合流,表面上出现各方合作,蒋汪胡携手的形象,但事实上,胡汉民留居香港,拒绝入京。他对蒋之复出以及蒋汪合作,不仅厌恶,而且决心倒之。当时刚辞去行政院长的孙科,对于蒋汪的向日退缩政策甚表忧虑,曾于密电中告诉胡汉民,蒋曾责令十九路军将领,不得“擅起战端”,后来军民奋战,“乃表示抵抗,然仍令十九路军将领只准抵抗,不必扩大”,认为“日方计划摧毁长江一带军事势力,结果南京中央必然崩溃”,所以建议在粤中另立政府。(电文全文可见于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568页)胡汉民虽然没有另立政府,但继续积极活动倒蒋。他想统一西南各地实力派的力量,以与蒋汪南京政府抗衡,以抗日为号召,并借此攻击蒋汪的不抵抗政策。他还与华北的冯玉祥取得联系。冯主抗日甚力,对蒋之向日本委曲求全,甚表悲愤,也想联络西南倒蒋。(见张允荣1932年8月18日《致展党先生函》)此时冯已自徐州移居泰山,名为养病读书,实与在山东的韩复榘有所密谋,与胡自亦一拍即合。胡于1932年5月5日复函冯玉祥,有谓“过去四五年,只见有个人,而不见有党”,“凡所措施,无不出于个人私意”,此个人即蒋介石也,暗示如果倒蒋,“必竭诚襄助”。(胡函原件藏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胡与北方的张学良、韩复榘、阎锡山、孙殿英、石友三之间,也互通音问,设计如何抵御气焰方张的日寇,如何去除劫国的“独裁之魁”蒋介石。(参阅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570页)他还取得国民党海外支部的支持,同情他抗日反蒋的立场。可见他发展“反蒋”关系,十分广泛。事实上,他已着手组织新国民党,强调纪律、团结与反蒋,活动范围扩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七省。

南京政府的蒋汪合作,蒋主军、汪主政,也不如表面上看来那样和谐地分工合作。如周德伟所指出的,蒋仍遥控政治,“不脱军阀素习”,“军费占岁入百分之八十以上,各省封疆大吏,则一仍其旧,汪氏无置喙余地。”蒋“又推荐孔祥熙为中央银行总裁,兼中国银行董事长”,后“又推荐陈果夫为江苏省政府主席,张静江早已任浙江省主席”,“中央之党务则有叶楚伧、陈果夫操纵,陈立夫尤横,一意为蒋氏鹰犬,与汪立异。”(周德伟《余之一生与国民党点滴》手写稿本第十六章)然则蒋汪合作其名,蒋氏一人独裁其实,无论政、军、党、特都在他的手里。

1933年年初,日军突袭山海关,榆林失守,张学良决心抵抗,与胡汉民关系趋密。张曾告诉胡“不抵抗”的原委,故胡于回函中说:

兄前以不抵抗而丧失东北,兹又以不抵抗而丧失榆关。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虽示负最终之责任者当别有人在,顾兄身当其任,究何以自解于国人?纵不为个人计,将不为数百万人民之身家性命计耶?(原函藏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

胡虽希望张学良结合华北将领,抗击日帝,但是“别在”之人乃全国最高统帅蒋介石,仍一心想“剿灭”共产党,全无意绪抗日。日军遂于3月4日侵占承德,无可奈何的张学良唯有引咎辞职,黯然出洋。胡汉民针对此一局势的对策是积极组织西南抗日联军,联络北方抗日将领,以便北上救援热河;不过,其意不仅在抗日,而且还要倒蒋,可见之于另一封密函如下:

西南抗日军队出发,以贤初为总师之任,渠以抗日为倒蒋,如能师出武汉,北局有变,一切正可相机而动。(胡汉民致护黄、颂云,原件藏哈佛燕京图书馆)

函中的贤初,乃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之字,淞沪停战后被调往福建“剿共”,然仍不忘抗日,与胡汉民等结合,于1933年4月2日出任“西南抗日军总指挥”。而此时全国各地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冯玉祥于5月26日在张家口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但这个时候蒋介石仍然在江西“剿共”,并于5月31日授命何应钦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日军侵占长城以及山海关以北地区的合法化,并同意长城以南的察北与察东地区不予设防,直令华北门户洞开。胡汉民闻之甚怒,即电冯玉祥曰:“请公立振义师,先就北平擒拿经手订立妥协之何(应钦)、黄(膺白),即行讨蒋以抗日。”(胡汉民致焕公电,原件藏哈佛燕京图书馆)然而无论西南或华北,抗日讨蒋的情绪虽高,但实力(军力与财力)不够。胡汉民的“北出长江、推倒国贼”的计划固然夭折,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在蒋介石的压迫与分化下宣布解散,方振武、吉鸿昌的抗日讨贼(蒋)军也因孤立无援而失败。但是胡汉民仍不肯放弃,至10月间仍在积极规划如何“声讨独夫,从事抗日”。(语见胡汉民致何子佩函,1933年10月19日,原件藏哈佛燕京图书馆)

讨蒋抗日虽是胡汉民梦寐以求的目标,但是主张讨蒋抗日甚烈的中共,仍然是他想要消灭的敌人,敌人的敌人仍然不能成为朋友,反而与敌人蒋介石在反共上有共识。所以当闽变于1933年11月发生时,由于更改国号、换旗、联共,虽然目标就是讨蒋抗日,胡汉民不能苟同合作,坚持讨蒋与“剿共”双管齐下,声称“独裁卖国之南京军权统治,叛党联共之福建统治,必同时清除之”(见胡汉民对时局宣言,1933年12月15日,载《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勇气虽然可嘉,但几乎是不可能达成的任务。而此时蒋介石正分江西“剿共”之师,大举入闽“讨逆”,动用海陆空三军,并亲至建瓯指挥镇压,十九路军孤立无援,于1934年2月初宣告失败,被蒋改编,部分残军则由陈济棠改编为粤军独立第三旅。

胡汉民在1934年,仍然继续联络各地将领,进行抗日反蒋活动,在军事上虽然相继失败、乏善可陈,然而在政治和党务上,实已将西南独立于南京政府之外,颇有效地抵制了蒋介石,如蒋于1932年3月在洛阳召开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胡断然拒绝参加。一年之后,蒋提出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也遭胡等通电反对而被迫取消。原定于1933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亦被迫延期至翌年11月12日举行。胡汉民仍发表有电,与蒋汪所定议题,针锋相对,唱对台戏,并谴责南京政府“党同伐异,自为派系,钳制同志,变本加厉”(语见有电,载《三民主义月刊》第四卷第四期),更扬言那只是军权统治的五全大会,不是中国国民党的五全大会(参阅胡汉民《为五全大会告同志》,载《三民主义月刊》第四卷第四期),甚至不惜另开代表大会,宣布蒋介石、汪精卫等“叛党、卖国罪状、开除其党籍”。(参阅胡汉民1934年9月25日致南洋英属总支部整理委员会函以及1934年9月30日致邹鲁等函)胡汉民如此强硬,倚老卖老,自令汪蒋十分头痛,不得不加以“招安”,由王宠惠亲自携孔祥熙函南下,呼吁谅解,动之以情,并邀胡“早日命驾来京,主持一切”,却被胡刮了一顿胡子,说是不应求“私人间之谅解”,以延误“国家之危机”,更进而把矛头指向蒋介石:“南京政府之上,尚有一南昌之太上政府,彼以一军事领袖,在行政上可以擅自发号施令,并擅自召集各级文官训话,又可以组织蓝衣党,企图以法西斯主义代替三民主义。”(《胡先生为宁粤合作对法报记者之谈话》,载《三民主义月刊》第四卷第五期)这种指责不可谓不重,而又难以辩驳,所谓以三民主义相标榜,而行专制独裁之实,尤其击中蒋之要害。由于胡汉民的杯葛与谴责,五全大会就没有开成,另于12月10日召开四届五中全会。

胡针对蒋之集权,亟力提倡均权共治,并得到西南实力派的支持。蒋介石为了争取胡之谅解,于1934年2月3日与汪精卫拟订了一项中央与地方如何均权的方案,且派王宠惠、孙科赴港协商。但是胡汉民知蒋并无诚意,托孙科带回一函,言辞虽然客气,仍拒蒋于千里之外,雅不欲入京合作:

自民二十年后,久阙音问。亮畴、哲生两兄来,藉获手书,甚感关注。弟三年养疴海隅,而时受风寒侵袭,血压久治未低。闻尊体近日亦不能无小病,视以前精力稍逊,诚为兄系念不已。国家大计,弟以为总理已垂示甚周,故数年来仍悉心体会而莫敢外。此次与亮、哲两兄所谈,亦唯此旨,即托其一一面达,其间亦非片褚所能尽也。(转引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594页)

国民二十(1931)年2月,胡遭蒋拘留,以致“久阙音问”,不忘提醒蒋其所作所为。函中未及国事,只说“国家大计”、“总理已垂示甚周”。观其写此函一周后,在其主持的《三民主义月刊》上为文,指蒋“剽窃总理之均权主张,希望在军权统治之下实行其均权制度”(见该刊第四卷第六期《军权与均权》一文),则“总理垂示甚周”云云,其责备之意,尽在不言之中。然而蒋于1935年3月11日驰函胡汉民,仍以“谋团结”、“挽危局”为说。此后日本图华愈急,日方派孙中山老友萱野长知往说胡汉民,鼓励“西南独立”,并请胡“进就总统之职”,以与“华北自治”相配合。胡汉民当然不能为了反蒋而去做汉奸,故当土肥原于1935年3月2日亲赴香港晤胡,企图挑动两广出兵倒蒋,被胡拒绝。(参阅胡汉民《论所谓中日提携》,载《三民主义月刊》第五卷第三期)

一时之间,胡汉民成为日方与蒋方两面拉拢的人物,但他坚持抗日反蒋的立场。因为抗日救国,他不可能联日反蒋;也因为抗日救国,他不可能与不肯抗战的蒋介石合作。不过胡氏心目中的蒋介石问题,不仅是对日政策,而且是军事独裁。所以他虽于6月间到欧洲去疗养,仍然反对蒋汪合作的南京政府,不愿与他们团结,也拒绝参加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会的第一天,抗日爱国的孙凤鸣,曾任十九路军排长,以晨光通讯社外勤记者身份混入,原想刺杀不抗日的蒋介石,蒋未出来照相,只好退而求其次,向汪精卫开了三枪。汪不仅代蒋挨枪,而且因伤让位,使握有军权的蒋介石又完全控制党政大权。为了争取胡汉民与其他粤方中委的团结,参加五全大会,蒋介石尽量在口头上满足胡等要求。当五届一中于1935年12月7日在南京召开时,胡虽然身在欧洲,仍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显然是蒋介石的意旨,表示愿胡负责党务。胡于1936年初返国时,蒋又命魏道明先至新加坡迎接,并附函“务请即日莅临京中,共济时艰”,不过胡对蒋之疑虑犹存,抵广州后继续批评南京国府,只是在言论上似乎已从打倒蒋介石的政府,转变为促其觉悟与反省,以团结全国抗战的力量。胡汉民于同年5月12日因脑溢血逝世于广州,终未入京与蒋介石再度合作。蒋关了他七个多月,他讨蒋五十多个月,口诛笔伐,没完没了,岂蒋始料所及哉?

蒋介石的补救办法是尽量在胡汉民身上下功夫,如果胡能入京,重新合作,以胡在西南物望之隆、国民党内地位之重,至少可以结束两广半独立状态,奈胡衔恨甚深,迟迟其行,以至于突然病故。然而蒋要解决西南,并不就此罢手,遂导致1936年6月1日的所谓“两广异动”事件。

当胡汉民积极从事讨蒋抗日活动时,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颇感犹豫踌躇,不愿出兵。以其治理粤省之勤,休养生息,固不欲做孤注一掷;然据《李宗仁回忆录》所说,南天王不愿意为胡汉民抬轿子,令胡独霸西南,似亦言之成理。然而说胡死之后,陈便有野心,未免言过其实。陈知蒋必不容西南在其掌握之外,故于胡死后即派乃兄维周面蒋察言观色,并刺探情报,及知蒋有离间粤桂,各个击破之意,顿生“唇亡齿寒”之惧,以至于产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的想法,遂有南天王与广西李白联手异动之举。

此一异动,有其技巧,只称抗日,不提讨蒋,北上的部队称为“抗日救国军”。纯为抗战,蒋介石自不便公然征伐抗日军,阻挡抗战;但虽缓不“攻城”,却以攻心为上,一展其分化离间、金钱收买的故技。7月之初,粤方飞机投蒋,陈济棠手下大将余汉谋通电拥蒋。类此陈前起义,岂是偶然?余汉谋之拆陈济棠的台,就像当年陈济棠拆李济深的台,都是蒋介石的地下作业,戴笠那一帮军统人马不是白吃饭的。至于粤机北飞,岂是弃暗投明?飞向黄金也。

陈济棠毕竟因而狼狈奔港,广西李白虽尚能保住广西一隅实力,但势孤力单,也只好于8月间拥戴蒋之中央。胡汉民死后不到三个月,不血刃而西南反蒋势力瓦解,蒋介石又赢得一回合的国民党内斗,得以拖延抗日,更加集中精力去“剿共”。

第五节、黄金十年云乎哉

不知何人最先把1928年至1937年的南京政府时代,称之为“黄金十年”;也许从国民党的眼光看,那是难得的十年。但是即使如此,实在也“黄金”不起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在财政、交通、工业与教育上的建设,根本无法掩盖那十年中,几乎是连年战乱、强寇压境。国家命运的严峻,不下于北洋时代,而民生之凋敝,导致哀鸿遍野,以及对整个学术言论自由的压制,则尤过之。总之,蒋介石基本上要求一个服从的国民,而于此十年之间,从来没有认真谈过基于宪政的民主、人民应有的政治权利、公正的司法以及社会的改良等等。(参阅Chi,NationalistChinaatWar,p.29)

许多中外民国史学者把十年南京政府,称之为一党专政的训政时期。其实,斯乃胡汉民的理想,但他遭囚禁与放逐之后,并未能真正地实施,其结果如胡氏所说,成为走向个人集权的军事独裁。更精确地说,应是基于特务组织上的军事独裁,连国民党都被“阉割”了(参阅CambridgeHistoryofChina,P.136),此一军事独裁的头头就是蒋介石。因而蒋氏个人密切关系到整个南京政府的成败。

外国学者旁观者清,较易看出蒋介石在知识上的短缺、理论上的浅薄,对国际事务所知极为有限,只是一个十足的军人。(参阅Thomson,WhileChinaFacedWest,p.12)其实,连军人也不“十足”。之所以认为“十足”,因误认为他系日本士官出身。一个士官毕业生,至少有相当的军事知识与才能,但事实上,他只是在振武学校习军事,与士官完全无缘。他在战场上的表现,始终拙劣,北伐前期靠会打仗的李宗仁、白崇禧等等,北伐后期靠冯玉祥、阎锡山等。他又先后依靠俄国军事顾问、德国军事顾问以及美国军事顾问。所以蒋介石军事上的成绩,如果除去这些人的贡献,绝对是不及格的。

蒋于困难时,为了解决问题,尚可与能者共患难,但绝不可能享一点安乐,因其个人才智有限,下意识的自卑感,必然对能者疑惧,非除之不能安心。因此像古时候无能的帝王一样,唯有与皇亲国戚和太监们患难安乐与共。蒋介石没有太监,却有太监的替身。所谓“替身”者,即可由他随心使唤而效忠不懈的特务之类。唐纵日记所记蒋于1928年6月16日在纪念周的训话,可见一斑:

(校长)并且要我们团结精神统一意志,实质担负党的中坚使命,排除一切反革命障碍。统一意志就是要以校长(自谓)的意志为意志、服从我(自谓,以下准此)的主张,一致行动才可以报中国。(《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9页)

如此“统一意志”,除了唐纵辈视为当然外,谁肯呢?汪、胡固然不肯,李、白与冯、阎也不会肯,难怪无法与蒋“团结”了。

蒋介石的皇亲国戚孔祥熙和宋子文,似也不能完全以蒋之意志为意志,但毕竟有用不开的“内亲关系”,姻亲之血更浓于水,在紧要关头至少可以“一致行动”。宋子文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自有足够的理财知识和本领。他原是在广州以及武汉政府的财政部长,蒋把他争取过来,与宋美龄结婚后,这层关系更加稳固。然而宋在所谓“黄金十年”中,并不能起“黄金”作用,主要由于他对中国问题理解的浅和狭,远不能和他的西方知识相衬,那些西方知识也就难有“用武之地”,最多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再加上不懂财政的蒋介石,时时制肘,把国家财政视为个人的军需,令宋大有秀才遇见兵的尴尬,无可奈何的气愤。继宋为财长的孔祥熙,才学固逊,乡愿更甚,更能配合蒋氏无知无能的独断独行。然而无论孔宋,以皇亲国戚的地位,主持财政,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难免监守自盗,孔宋两家都成为富可敌国的家族,岂偶然哉!

民国十六年(1927)以后的蒋介石,“清党”反共,镇压群众运动,早已不革命了、早已是反动派了。美国学者易劳逸称之为“一个流产的革命”,并谓蒋氏已把国民革命转化为军事集权,把国民党变成一个法西斯政党。(Eastman,TheAbortiveRevolution,p.39-55)但是他嘴巴上仍然革命不离口,在他嘴巴里,连革命搞得最凶的共产党都成了反动派了,无非要继承孙中山的革命法统。其实他所谓的革命,必须以他的意志为意志,所有不服从他主张的人非“逆”即“匪”。这是一种霸道主义,邵元冲在日记中留下一条,颇可透露“蒋帮”的真面目,那是1931年9月22日星期二,国民党在九一八事件群情激愤下聚会:

全市党员在中央大学开会,介石前往演说,中有一人稍施讥弹,季陶即叱令缚跪,介石亦顿足怒骂,是亦不可以已乎?(《邵元冲日记》,第776页)

“稍施讥弹”,就被绑起来下跪,被“顿足怒骂”,固无一点言论自由之可言,更无人权之尊严与保障。蒋介石和戴季陶辈的作风,何异于北洋时代的恶劣军阀。北洋大军阀冯国璋、段祺瑞等的脾气,还没有蒋、戴那样暴烈!

北洋军阀固然是军阀,国民党的地方军头如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也被称之为军阀。蒋介石没有被称之为军阀,因其拥有中央,有大一统之志,所谓军阀每指军事强人割据的“地方主义”。事实上,冯、阎、李辈何尝不胸怀全国,他们的民族主义不会逊于蒋。他们如拥有中央,作为也不可能输给蒋。蒋虽拥有中央,有志统一,但一直很“地方”,只不过是他“割据”的地方较大、“资源”较多而已。他在1929年元旦向军校学生训话,说是“三年前立一个志,要统一中国,现在做到了”(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11页),但不久就发生了中原大战。中原大战后,以为统一了,其实西南仍然形同独立,中共苏区犹在。美国公使在1933年年中报告,仍谓国民政府不成其为中央政府,仍然是分裂状态(NelsinJohnsontoS.K.Hornbeck,June11933)。一直到抗战爆发,同御外侮,才勉强可说是统一,已经是“黄金十年”的尽头了。

蒋介石的南京政府除统一外,还想到国家的尊严和建设,然而这两方面的成就都很有限。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收回利权,自有助于国家的尊严,但除了1933年获得关税自主外,其他如治外法权、租界、经济权益的回收,都不能完成,而同时日本不仅加紧侵夺利权,更进而侵占领土,使回收利权运动,显得毫无意义。至于经济建设方面,在宋子文主持下,有初步的成效,币制统一了,于1935年发行了法币,铁路与公路增多了,还增添了航空、邮政等等,从1931年到1936年间,一共请了二十六位国联经济专家,提供农业、公路、水利等方面的意见。但是根据经济学者鲍伍(DouglasPaauw)的研究,整个南京时代的经济是迟滞的。(见氏撰TheKuomintangandEconomicStagnatgion,1928-1937,JournalofAsianStudies,Feb.1950,p.213-220)我们认为主要原因,除了国家预算入不敷出,岁收只能支付八成开销之外,就是军费浩大,占了预算百分之四十以上。这又与蒋介石有关,他美其名曰国防建设,实际上大力扩充其嫡系军队的装备,从事不断的内战。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的经济政策不可能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

我们可以发现,所谓“黄金十年”的实业建设,约有百分之六的成长率,似颇可观,但大都集中沿海地区,尤其是通商口岸,而外国资本控制生产,且以消费及服务性为主,工厂规模亦小,全部员工不过两百万人,只占非农业劳力的百分之四,所以对整体经济影响轻微。(参阅Chang,IndustrialDevelopmentinPre-CommunistChina)不仅此也,而其经济利益的考量又往往次于蒋介石个人的军事考量。最明显的例子是1936年完成的粤汉铁路,根本是为了便于解决西南独立状态的军事动机。军事挂帅的经济建设多少促成蒋介石与德国之间的密切关系。蒋于北伐途中就已反共排俄,俄国顾问相继撤离,使德国顾问进来填补空缺。德国军官鲍尔(MaxBauer)于1927年到中国,以军事与工业合一之论,贏得蒋介石的宠信,于1928年被派往德国购买大量军火,于1929年蒋桂战争时,在战场上死于天花,然已为蒋提供了以军事为导向的经济概念。接替鲍尔的是魏曹将军(GeneralGeorgWetzell),于中原大战时,就住在蒋介石的私人火车内,为战役做了重要的策划(见Kirby,GermanyandRepublicanChina,p.110),可以说是蒋介石的“秘密武器”。1933年以后,蒋德关系有新的发展,要因各取所需。中国成为德国军火的主要买主,同时德国于战败之后,大力振兴,尤其是1933年,希特勒取得政权后,更大力扩充军备,极需向中国以军火交换战略原料,诸如钨、钡、钒、镍、铬,完全取之于中国。早于1929年,德国即由中国获得其所需百分之八十八的锑以及百分之五十三的钨。钨为耐高热的金属,在欧战时即被视为极重要的战略物资,而钨与锑都盛产于湖南,难怪1929年3月4日当蒋介石听到武汉政治分会调动军队,驱逐湖南省主席鲁涤平时,“怒形于色”(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13页),引发蒋桂大战。李宗仁还以为是他的两个军长得罪了蒋介石之故呢。

蒋德间军事伙伴关系,如此依存,关系自趋密切,大批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派遣,实为顺理成章之事。据估计德国顾问在华工作人员有一百五十三名,其中教授博士十五人、将领八人、校官二十四人、高级工程师及技师四十人,此外还有非军人身份顾问。(参阅辛达谟《德国军事顾问在华工作的探讨》,《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四册,第93-109页)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复出之后,魏曹将军介绍施克(HansvonSeeckt)将军接替。施克将军于1933年5月28日至31日,在庐山与蒋深谈,由朱家骅当译员,得到蒋的信任,被聘为“高级顾问”,参与军事、政治、经济事务。普鲁士出身的施将军认为军队乃国家的象征,为政治的工具,以及统治权力的基础,尤与蒋委员长心心相契,积极希望德国顾问协助增强军队的素质,优秀军官的培训,以及建立在蒋一人统一指挥下的国军。当施将军于1934年4月在牯岭重晤蒋时,蒋盛情款待,并给予每月二千美元的高薪,成为国民政府总顾问。蒋之嫡系部队以及军工业就在施顾问的设计下,进行改造,同时组成以法肯豪森将军(GeneralvonFalkenhausen)为团长的六十一人德国军事顾问团,训练新兵。蒋介石邀请德国顾问来华相助的动机,显然是因为仰慕德国的军事体制,及其法西斯主义,引外力以壮大自己的武力。

在这个背景下,蒋于1934年8月23日,在牯岭与德方订立以中国原料与农业产品交换德国军工业产品的密约,以加强两国关系。但是德方与广东陈济棠的交易,犯了蒋之大忌,并向柏林抗议。结果德国外交部既反对以物易物把军火给两广以触怒南京,也反对把军火输送给南京以触怒日本。由此可见,蒋积极图谋西南,尚有争夺自然资源的原因在,收买陈济棠的飞机起义,绝对是划得来的。地质专家翁文灏于此时受到蒋之重用,亦非偶然的了。蒋介石既定西南,与德国的交易又畅通了起来。1936年7月,希特勒的国防部长赖昂歇垴(GeneralvonReichenau)访华,授蒋宝剑以示敬礼,答应军援,甚至政治上的合作,建议中德共同发表反共宣言,可见德国军方的兴趣甚浓,但在日本的压力下,德国外交部持审慎态度。(参阅Kirby,GermanyandRepublicanChina,ch.v.)希特勒更决定与日本共同反苏,并与满洲国往来。1937年,孔祥熙驰函希特勒,盛读德国元首为“我们大家的模范”(modelforusall),说希特勒是为国家自由、荣誉与正义而努力的伟大斗士,并代蒋介石致意,但希特勒连信都不回。(见Kirby,GermanyandRepublicanChina,p.238)

相比之下,那十年的美蒋关系要平淡得多。美国于欧战之后已洞悉日本崛起于东亚,故有华盛顿会议之召开,意欲加以羁縻,并强调门户开放政策,以及维持中国领土完整、利益均沾等原则,然而由于国内孤立主义的高涨,在国际舞台上碍手碍脚,难有作为,更不愿逆日帝之鳞,故九一八事变,日本悍然违反1928年不用武力解决争端之公约,美国仅以温和的“不予承认”处置,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侵略中国,公然违背中国领土完整的原则,美方仍不愿对日方做经济制裁。在此背景下,中美间的官方关系实在乏善可陈。

宋氏兄妹固有助于中美关系,他们帮助蒋介石了解美国,又为蒋介石游说美国。1927年蒋宋联姻以及1931年蒋介石受洗皈依基督,大有助于南京政府元首在美国的形象。然而这种良好关系仅限于非官方的民间关系,尤其是基督教会,导致大批传教士来华,其中不少主要人物经由宋美龄的中介,登堂入室,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客。传教士的影响当然不仅仅是宗教方面的,他们也希望能改造中国,使中国基督化,甚至美国化,故积极参与乡村重建,办学校、设医院等等,晏阳初搞的定县实验区,尤为样板,多少有助于中国近代化的建设,然而杯水车薪,并无助于广大农村贫困问题的解决。要解决问题,除了需要技术革新外,首须扶助贫农、约束地主。但政府对农民的贷款仅占百分之五,其余仍从高利贷、当铺、地主而来。而蒋介石又一直认为农村的安定靠地主,故实际上是不惜代价扶助地主恢复其威权,对地方乡绅,尤视为反共的支柱。蒋介石拥抱耶稣基督,显然也有其政治目的,除了增饰在西方的形象外,未尝不想借助教义来增强反共的功效,但是由于蒋介石连温和的土地改革都反对,传教士的努力亦只能事倍功半,甚至无济于事。当然,日本的侵略以及发动全面战争,连有限的成绩也付诸东流了。

蒋介石于1934年的2月里,亲自在南昌发动闻名一时的“新生活运动”。在南昌发动,并非偶然,显然要把它作为“精神剿共”,以配合“军事剿共”。表面上要唤起民众,改变人民的精神面貌,借此提倡纪律、品德、秩序、整洁等等,实际上蒋介石想借此统一全国意志,服从他的领导,完成“消灭共匪”的使命。关于此一运动的思想渊源,言人人殊,已故美国汉学家赖特女士(MaryWright)见到蒋介石欣赏曾国藩、胡林翼,便与同治中兴相比拟(见氏著TheLastStandofChineseConservatism),不免失之于偏。其实蒋之思想绝无深度可言,而蒋确是“新生活运动”的始作俑者,他的思想渊源必然是一个大杂烩,其中包括他在日本留学时所感受到的一点武士道意识,在戴季陶、陈立夫灌输的一点儒家权威主义,在德国顾问影响下的一点普鲁士军国思想与法西斯主义,以及在妻子宋美龄叮咛下的一点基督教伦理。此一大杂烩思想渊源是浮浅的,不可能成为一种思想体系,也难以补救三民主义之不足。

然而蒋介石以元首之尊,登高一呼于上,蓝衣社以及其他各种法西斯文化组织推波助澜于下,必然是万众响应。1934年搞得十分热闹,1935年就有点泄气,1936年连蒋氏本人都感到失望,正合《左传》上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结果是一败涂地。除了思想上的薄弱外,领导大搞新生活运动的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根本把问题看走了眼,无视乞丐、盗匪、贪污、腐化等经济成因,以为完全可以伦理道德来纠正,因而一再教导人们礼义廉耻,不要随地吐痰、随地丢垃圾,养成整洁的习惯等等,但是诚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全民复兴运动不可能建筑于牙刷、老鼠夹、苍蝇拍之上。”(见Thompson,WhileChinaFacedWest,p.158)宋美龄的说法也很妙,她说中国有的是大米,有人挨饿因不知劳动神圣(见TheChineseRecorder,66:61-62),真可说是不知民间疾苦矣,与晋惠帝所谓何不食肉糜,有异曲同工之妙。正由于不切实际、流于浮浅,难有实效;然因蒋氏夫妇亲自领导,政府不能不大力推行,乃强挟整个社会以行,缺乏民众的自发性,推广的范围固然有限,持久力更成问题。

1936年,蒋介石于失望之余,连其本人也失去兴趣,把“新生活运动”交给宋美龄来负责,宋美龄虽请美国传教士帮忙注入“新生命”,仍然无济于事,终于无疾而终。

第六节、星星之火逐渐燎原

蒋介石于1927年4月突以暴力清党反共,中共猝不及防,几被赶尽杀绝,生还者也难觅安全的栖身之所。不意共产党里出了一个毛泽东,而大搞农民革命,于同年8月1日组成红军,先在井冈山发展革命根据地。这无疑是一点星星之火,需要时间才能逐渐燎原。蒋介石却于无意中为星火提供了燎原所需的时间。所以当1929年春,蒋桂战争大起,毛泽东高兴地填了一阕《清平乐》: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毛词说得很明白,国民党军阀开战,使他能够乘机“直下龙岩上杭”,大搞“分田分地”的农村革命。等到蒋介石打完中原大战,国民党四大集团军同室操戈完毕,“匪势已经猖獗”,已非一点点星星之火了。红军已活跃于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安徽五个省份。

蒋于1930年年底,确定“豫鄂皖三省连界‘剿匪’计划大纲”,并命令他的亲信江西省主席鲁涤平,限期收复吉安,以及肃清赣江上下游。然后于12月2日致电南昌鲁漆平、汉口何成濬、长沙何键,要他们严督“剿匪”计划,务于一个半月内收复失地。同月5日又以国府主席名义发表《告误入共产匪党民众书》,发动宣传战。然后由南京启程于9日抵达南昌,召开“剿匪军事会议”,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计划围攻朱德与毛泽东在赣南的根据地。此一军事行动,史称第一次“围剿”。

此次“围剿”兵分三路,主力由江西省主席鲁涤平率第九路军(下辖五个师和一个独立旅),负责“围歼”,即包围红军根据地后聚歼之。朱绍良率第六路军(下辖四个师和一个独立旅),于鲁军之东“协剿”。蒋光鼐率十九路军(下辖三师一旅),自粤入赣。十九路军尚未集中完毕,蒋介石已指定于12月16日开始攻击。鲁军的张辉瓒师自右方由吉水、永丰前进,于20日抵达东固,但红军已撤走,又适逢大雾,竟把约略同时抵达的鲁军公秉藩师误为敌军,而激战四小时。公秉藩一怒之下自由行动,张辉瓒亦不与联络,径自向龙岗方向进发,犹如盲人骑瞎马,行行复行行,离开龙岗不到六里,即遭伏兵阻击,结果全军覆灭,张辉瓒也被活捉。鲁涤平获知败讯,电令所属谭道源师向第六路军靠拢,进据源头,却于12月31日与红军遭遇,损失过半。第三天到了东韶,已是疲备之师,在火网交射下全线溃败,谭道源北遁宜黄,逃到抚州,已是1931年的元月5日,立刻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

职师江(3日)晨在东韶遇朱、毛、彭、黄全部号称八军之众,孤军重围,作殊死战,自辰至酉,黄团长敬及营长X等相继阵亡,初级官兵死伤尤重,战斗之烈,从来未有。职随从员兵或俘或伤,势穷力竭,几难幸免。除将突围官兵移驻抚州整理外,所有损失数目容详查续报。

谭道源微(5日)

左方朱绍良军的毛炳文师听到败讯,不愿再孤军深入,径自撤兵。但是蒋介石却要“趁匪共得意出动之时”,电令朱绍良、蒋光鼐两路军,向红军“巢穴龙岗进剿,切勿因此撤退,以张匪氛”。(蒋介石元月3日致鲁涤平等电)然而士气既挫,已无法挽回,只好暂时罢兵。蒋原意趁中原大胜余威,一个半月足够荡平山野草寇,哪知张辉瓒兵败被俘,片甲不还,总共被俘不下一万余人,缴枪六千支,机枪数十挺,子弹百万发,红军并借此展开战略进攻,扩张地盘,苏区更加扩大了。毛泽东又高兴地填了一阕《渔家傲》: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岗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千,不周山下红旗乱。

倒霉的师长张辉瓒入了毛泽东的诗词,可谓“不朽”,但死得确实很惨。他替蒋介石卖命,到江西“剿匪”,发现任何人家有去当红军的,满门抄斩,并焚其屋,在东固烧杀尤烈,以至于民愤极大,在公审时被处死刑。头颅被割下,钉在张氏宗祠的一块大匾上,旁插小白旗,上书“张辉瓒首级,送给鲁涤平”,放入赣江,顺流北漂吉安,张辉瓒号石侯,蒋介石得讯后,有“呜呼石侯,魂兮归来”的惊叹!鲁涤平更是胆战心惊,失去了斗志,被蒋训斥:“何胆小乃尔,使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见蒋介石复鲁涤平电)遂把鲁调往浙江,由何应钦来接替南昌行营主任遗缺,部署第二次围剿。

这一次的兵力增加了一倍,除了原来的第六路与第十九路军外,加上王金钰指挥的第五路军与孙连仲指挥的第二十六路军,以及行营直辖的五个师和三个航空队。王金钰与孙连仲都是降将,属于蒋介石的杂牌部队,蒋以官位与奖金来鼓励他们赴赣作战。蒋既已领教到游击战的厉害,不敢再掉以轻心,除了军事外,注意到党政的配合来封锁苏区,寻求老百姓的合作,加强地方团队武装,以及从事清乡以破坏红色工农组织等等。进攻命令则于1931年4月1日发出。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即进犯东固,但进入苏区后,人烟全无,隐藏的游击队则鸣枪示威,此出彼伏,伺机偷袭,捕捉掉队的士兵,令敌人有点神出鬼没之惧。5月16日,王金钰所属公秉藩师在东固遭到伏击,死伤枕藉。公师长仓皇逃至吉安,分别向在南昌的何应钦和南京的蒋介石报告噩耗。蒋一面命公秉藩入京面谈,一面严令王金钰等立即向东固反攻猛进勿延,“切勿以公师而稍受影响,免中赤匪之狡计。此次我军围剿之实力甚厚,即使一部失利,被匪冲破一点,是正可使我主力各部袭击匪军之侧背,以为一鼓剿灭之机。”(蒋介石1931年5月17日电令)但是战场上的发展并未遵从蒋的命令,王金钰兼领的四十七师亦告失利,败退水南,与郭华宗师的一个团合并。但郭师听说公秉藩师全军覆灭,心理上已有了压力,无心恋战,再退白沙时遭红军追击,损失惨重。至于在藤田布防的王军郝梦龄师,知道红军各个击破的战略后,不但未听从蒋命,“有进无退”,反而远撤至永丰。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就此败下阵来。

孙连仲指挥的第二十六路军,于4月1日分别自宜黄、乐安,浩浩荡荡南下,当接到蒋介石增援东固的命令时,即派所属高树勋师,取道中村,直奔藤田,然而由于郝梦龄师未战先撤,于5月23日被红军包围于一狭长的山谷之中,损失二个团,高树勋率残部退回,孙连仲无意再冒进,将整个军撤至宜黄。孙一面请中村败绩之罪,另一面则谎报回师之原因,说是得知红军将逼所南昌的情报,为了顾全大局而回师云。南昌行营主任何应钦信以为真,居然予以嘉勉。

朱绍良的第六路军率三个师,自南丰出发,于5月10日进占广昌,然而侦知另两路友军被击退后,仅留一个师守广昌,其余撤回南丰。留下的胡祖玉师于5月27日遭到攻击,胡师长伤重斃命。红军乘胜追击,切断南丰与建宁之间朱军的联系,并击溃朱军刘和鼎师的一个团于福建建宁。5月30日,整个朱军溃退。于是朱、孙、王三路军皆败,驻守在兴国的第十九路军,实际上是按兵未动。

蒋介石以七倍的兵力“围剿”朱毛三万红军,竟大败溃输,被毛泽东各个击破,再度暴露蒋介石在军事上的低能,“棋差一着,输个满盘”,以及凸显毛泽东的军事天才。正是灭自己威风,大张他人气概。蒋介石于6月21日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时,竟痛骂部将无能,甚至当场痛哭流涕。毛泽东为“反第二次大围剿”,又填了一阕《渔家傲》,颇多写实: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蒋介石原想一举歼灭赤寇,结果反而助长了朱毛的军威,大大提高毛在共党中的声望,红军的实力更是大幅增加。虽有上千成百的伤亡,却有上千成万的俘虏,不计其数的枪炮弹药,还获得在苏区极为难得的药品与电报设备等等。“剿匪”、“剿匪”,却把“匪”愈“剿”愈多、愈“剿”愈强。蒋介石岂能甘心,乃迫不及待筹划第三次“围剿”,并决定“御驾亲征”,早于6月7日致电朱绍良与孙连仲谓,十日后到江西督师,“自当能与诸兄同存亡”,且谓“一听中正之命令,必能转危为安”云云。6月20日,果然抵达南昌,遂即举行军事会议,自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驻守南昌,由外国军事顾问参谋策划。何应钦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直接指挥两路进击军与两个军团。陈铭枢被邀亲自指挥十九路军兼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包括蒋介石调配给他的四个嫡系师,总兵力达三十万人,比上次又超过十万,为红军之十倍。其声势如此浩大,可知志在必得,蒋介石并誓言“如不获全胜,死也不回南京”!他所定作战的方针是,“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先求击破红军主力,捣毁红军根据地,然后再逐渐清剿。”他并于1931年7月1日正式签署《第三次“围剿”作战命令》。(参阅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稿》,第201-202页)

作战命令既下,何应钦左翼军的七个师担任主攻,自南城、南丰向广昌、宁都进发,企图捕捉红军主力,结果扑了一个空。左翼第一路挺进军总指挥陈诚、第二路挺进军赵观涛,到处寻找无着,疲于奔命。原来朱毛军自南丰、建宁一带,沿武夷山经过长汀、瑞金、雩都西移,来了一个外围大圈的“千里回师”,于7月28日结集于兴国县的高兴圩地区。此时右翼军上官云相所率的第三路进击军,自永丰抵达龙岗,与找不到红军主力的陈诚相遇,以为红军已经流窜而去,陈诚续向东固行进,上官则西向莲塘前进。8月3日,右翼蔡廷锴的第一军团三个师行抵崇贤、左翼第四军团蒋鼎文的一个师进至兴国、左翼陈诚的二个师到达富田,与红军主力在赣江东岸对峙。朱毛派一部伪装主力退向万安,蒋介石的侦察飞机误以为真,立命陈诚西进扑向万安,令赵观涛与蒋鼎文进军良口,欲歼红军主力于赣江之畔。然而朱毛三万主力实未西移,调虎离山后,于6日中午来到莲塘,等候石翼第三路上官云相来投罗网。上官所辖师旅回良村进向莲塘时,果然钻进红军的“口袋”,遭到伏击,一个旅全歼,旅长谭子钧阵亡。在良村的旅长张銮绍被击毙,消灭了一个团,三千余人被俘,缴获枪炮马匹更多。之后,朱毛又令一军佯攻龙岗,实际率主力东进,包围黄陂,与左翼第三军团朱绍良的毛炳文师对垒。7日午时,红三军彭德怀和红四军林彪冒大雨集中火力猛攻,突入黄陂,歼敌三个团后,师长毛炳文于午后三时向宁都方向突围而去。8月中旬,朱毛又以红十二军引走卫立煌、赵观涛、陈诚诸部,使红军主力得以在白石与枫边地区整休,以逸待劳。是年9月初,两广异动,兵指衡阳,朱毛乘机歼灭蒋鼎文的一个旅于老营盘、击败蔡廷锴的一个团于高兴圩、一个师于方石岭。及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不得不接受败绩而收场。此役动员三十万人,进入赣南苏区,跑上千里路,周旋四十余日,不仅没有捕捉到红军的主力,而且又是损兵折将。何况蒋介石亲自督师,并侈言“剿匪任务约月内可完”(见蒋1931年7月19日复福建省主席杨树庄电)、“预计本月可全部歼灭”。(见蒋介石同年7月23日“剿匪宣言”)结果又落此惨败,真是颜面何存?红军方面虽有红三军军长黄公略被飞机炸死,士兵伤亡约六千人,但斩获甚多,除获得大量人员与武器外,中央苏区扩张为二十一县连成一体的赣南、闽西地盘,面积达五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二百五十万人,已成局部燎原之势。剿匪变成扇风,愈扇火势愈大。

九一八之后,蒋介石不肯抗日,反而仍要继续内战,名之曰“攘外必先安内”,哪有把国力消耗于内战之后,更有力量攘外之理?自然引起公愤与党争,逼蒋第二次下野。复出之后,弄到淞沪停战协议,仍然打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帜(见《国闻周报》第九卷第二十期),积极组织第四次“围剿”,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然难度也增一成,蒋介石必须在全国抗日怒潮中,强行“剿匪”!同年12月14日,驻守宁都的一万七千名官兵,因不准北上抗日,径自投共去也。

蒋介石虽然继续称共为“匪”,但已不敢小视,实已把数万红军当做大敌,动员数十万众。为了应付浩大的军费,还向美国政府借得一千二百万美元的小麦贷款。这一次,他决定对赣南中央苏区先采守势,于1932年5月23日,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欲先铲除这三个省份的中共革命根据地。他以武汉为总司令部,分左、中、右三路军,自兼中军,以刘峙为副,何成濬指挥左路,副总司令李济深兼右路,以王均为副。在战略上,提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口号,即令地方厉行保甲连坐之法;在战术上,“先肃清鄂中与鄂西之匪,再剿豫皖。”(见蒋介石1932年6月8日致朱培德、李济深电)

蒋总司令于6月28日抵武汉部署,7月2日,召集湖北省政府委员,要他们注意守土责任,要求各县长应具与城共存亡的决心。翌日又召见湖北仕绅,征询意见。7月12日,亲自主持全省县长会议,做长篇训话,“希望湖北最近能剿灭赤匪,并且今后要做一个模范省”,要“剿灭赤匪”,须注意地方人民的力量(这一点很可能是外国顾问教他的),以及要效法曾国藩、胡林翼的精神(这一点绝对是他自己的)。(参阅《蒋总统秘录》,第1991页)

此次围剿的军事行动,自1932年7月上旬陆续开始。先以数十万大军进攻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七里坪一战,蒋于8月20日致王均电曰:“据俘匪供称,几乎丧失十之七八,是靠不住的,因据红四方面军俘虏蒋军一军官说,此战国民党有六名团长阵亡,伤亡一百二十余名(见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二卷,第198页),可谓双方各有伤亡。不过,张国焘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的确于七里坪战后准备撤退,于10月间率主力经豫陕入川,主力既撤,洪湖区的红三军也被迫转战于襄北、豫南、陕南,进占湘鄂边区,再转移到黔东打游击。蒋介石对这一仗十分满意,不仅驱走了红军,而且解除了苏区对武汉的包围形势。他高兴地把新集县改名为经扶(刘峙号)县、金家寨改称(卫)立煌县,并于9月22日向国府主席林森报告战果说:

金家寨已克,长江北岸赤匪不难根本肃清。刻来庐山准备清剿江西残匪,期得早日平定,以慰厪念。(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88页)

所谓“江西残匪”,即赣南中央苏区,这是蒋介石的下一个步骤。此役总部仍然设在南昌。在发动之前,已做了政治性的“清剿”,诸如开筑公路、构筑碉堡、兴办保甲、封锁苏区等等。“围剿”的军事行动则分中路陈诚、左路蔡廷锴、右路余汉谋。蒋介石此时受到抗日的压力愈来愈大,而日本却不肯放缓脚步,步步进逼,使他更加迫切地想要尽速“肃清残匪”。在他的逻辑里,剿匪成为抗日的先决条件。(参阅《蒋总统秘录》,第1001页)在积极推动下,陈诚率主力中路军于1933年1月1日开始进攻,由赣北南犯,左路军负责肃清闽北,右路军负责“清剿”闽赣粤三省边境。蒋本人又自南京前往南昌督饬,于1月30日举行“剿匪”军事会议,并于2月6日自兼“江西剿匪总司令”,设行营于南昌。但是日本已于1月3日攻陷山海关,威胁热河,抗日情绪更为炽烈,许多国民党官兵都要北上抗日,以至于“剿匪”的士气特别低落。而陈诚的主力军又在2月底3月初在黄陂严重受挫,国民党编的《剿匪战史》说,“激战两日,双方受创甚重”,掩遮了惨败的真相。让我们看看蒋介石于3月4日给陈诚的电文,便知端悅:

我军此次进剿,不幸第五十二与五十九两师在固岗、霍源横遭暗袭,师长殉难,旅团长以下各军官前仆后继,奋勇杀贼,冲锋陷阵,至死不屈,此乃为本军未有之情事,其精诚实足以惊鬼神、动天地而寒贼胆也。中正接诵噩耗,悲愤填膺。从此我剿赤将士公仇之外,又加私恨。唯有踏着我已死先烈之血迹,奋其义勇,杀尽亦匪,方足报复我军上下官兵之仇憾,而为我陈亡先烈湔雪此无限之隐痛,以保存我军此次慷慨悲壮、杀身成仁、视死如归之光荣之历史,完成拯救江西人民,实行三民主义、奠定革命基础之使命,有厚望焉。除查明阵亡官兵姓名另案呈报追赠外,特先为我伤亡官兵颁发抚恤费五万元,以慰英灵,而奖特功,此令。(《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90页)

此一电文很像出自陈布雷的手笔,然而惨败的真相已和盘托出。实际上,不仅仅五十二和五十九两师,陈诚的先头部队第十一师,在霹雳山一带中伏,于3月21日晚上,师长负伤,全线崩溃,令陈诚震惊愤怒不已。

蒋介石有鉴于“剿匪”军事又不顺利,而日军侵占热河更震动全国,不得不于3月26日回南京,将江西“剿匪”任务交由何键主持。(见蒋介石1933年3月27日致何键电,见同书,第391页)蒋回京之后,汪精卫复行政院长职,积极对日妥协,但日军侵犯不已,至5月31日才达成塘沽协定。委曲求全,只不过是为了稳住日寇,以便集中精力“剿匪”。其实“剿匪”部署未曾间断,蒋于4月4日已再亲赴南昌督剿,4月6日已开始布置第五次围剿,4月下旬又在南昌大做精神训话,要大家“不成功即成仁”,把赤匪当“心腹之患”,而日寇反而是“皮肤小病”!自5月13日至17日,又亲自主持南昌政治训练班。又自是年夏天起在庐山开办“陆军军官训练团”,蒋介石自任团长,陈诚为副团长,至是年秋天,受训人数已达七千五百余人。受训内容无不与“剿匪”有关,诸如《剿匪手本》、《剿匪训练要旨》、《民众组织》、《战时政治工作》等等。蒋明言“要练习打赤匪的本领来消灭赤匪”,甚至说赤匪就是禽兽,我们剿匪就是要剿灭这个禽兽,要将匪区里的人民,统统救转过来做一个人。”(蒋介石《剿匪的意义与做人的道理》)再加上反共教育与提倡四维八德等论调,以鼓吹“统一意志”、“一个政府、一个统帅、一个命令”。一方面要求受训军官不要“偷生怕死”,以便替他卖命;另一方面“天无二日”的豪情壮志,也不再加以隐饰了。

蒋介石于8月间在南昌召开五省“剿匪”军事会议,声言“剿匪”乃全党全国的生死存亡关头。9月间订定“剿匪战术纲要”完成东南西北四面包抄的军事部署:北路顾祝同驻抚州,辖三十八个师,布置在南昌以南;西路何键驻宜春,辖三个师三个旅,布置在湘赣边境;南路陈济棠驻韶关,辖十一个师一个旅,存置在粤赣之间;东路蔡廷锴,辖十九路军的六个师和一个旅,布置在闽赣一线。以北路为主力攻入苏区,东路配合进而剿之,西路与南路阻敌逃窜,以便再聚而歼之。整个兵力不下一百万人,飞机二百架,德、意、美三国军事顾问参与谋划,可谓“倾巢而出”。难怪蒋于9月10日致电熊式辉转蒋鼎文、卫立煌说:“此次剿匪,实关党国与本军之存亡!”

有鉴于前四次失败的教训,这一次蒋介石听取了德国顾问纳粹将军施克的建议,采用了严密的“反游击战术”(tacticsofguerrilla-partisanwarfare),并不急着冲进敌境,而是先构筑一连串的碉堡和公路,逐步推进,步步为营,缩小包围圈,稳扎稳打,压缩苏区,逼红军主力决战尔后消灭之。根据此一战术,蒋介石对于修堡筑碉,特为重视,一再于电文中强调:“封锁碉堡一日不完成,则进剿计划即一日不能实行,希照屡电之意努力如期完成,勿误!”(蒋介石1933年9月10日致熊式辉并转蒋鼎文、卫立煌电)第五次“围剿”遂于1933年10月17日,蒋介石下达第二一三号令指示部队行动纲领后,正式打响。

这一仗整整打了一年。在厉害的碉堡战与持久战的压缩下、在众寡悬殊之下,红军再勇猛,似乎也难免劫运。然而红军方面处此大难,居然一反过去的运动战,避强击弱,各个击破,而与敌方碉堡打阵地硬仗,直如以卵击石。原来此时毛泽东被夺军权,中共由王明、博古(秦邦宪)等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当家。秦邦宪当上总书记,年仅二十六岁,不过他们有共产国际的鼎力协助,并秘密派送一名德籍军事专家奥托布劳恩(OttoBraun)前来当顾问。此人碧眼金发,身高一米有八,莫斯科伏龙芝(Frunze)军校毕业,于1933年9月底,大战前夕抵达瑞金,取汉名曰李德,又署名华夫。中共的新领导瞧不起“土包子”毛泽东,而信任洋顾问李德。李德的打法是“不放弃苏区寸土”,以及“御敌于国门之外”,与数量众多敌军硬拼,一反朱毛的游击战术,使人数本来较少的红军,在消耗战中受到严重损失而难以增补,虽然坚持抵抗了一年,终不免于瓦解,于1934年10月,被迫决定突围,做战略性转移,国民党称之为流窜,共产党称之为长征。10月21日,中央红军及机关人员八万六千余众,分别自瑞金、雩都、长汀,向湘西行进,开始漫长的长征。11月10日,蒋介石的军队终于占领赤都瑞金。

蒋介石四次“围剿”失利的对手都是毛泽东,而这第五次“围剿”胜利的对手却不是毛泽东。如果由毛指挥,蒋能得手吗?毛虽熟读孙子兵法,但并不是神仙,如果没有机会,谁也无法凭空创造奇迹。然而洋顾问李德以及中共新领导却失去可以转被动为主动,甚至转败为胜的良机。那就是1933年11月20日发生的闽变。围堵红军的十九路军突然宣言反蒋,在福州成立政府,以李济深为主席,使第五次“围剿”的四脚凳垮了一脚,很可能导致整个“围剿”的夭折。毛泽东不仅洞察此机,而且特别写信给总书记秦邦宪,建议两点:

一、红军与蔡廷锴的部队联合起来,在军事上互相配合,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二、鉴于蒋介石为了镇压福建事变,已将驻宁沪杭沿线的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全部调往福建,国民党江、浙、皖后方腹心地区兵力非常空虚,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聘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迫使其进攻江西和福建的部队回援,这样既支持了福建人民政府,又可解中央苏区之围。(引自辛子陵《毛泽东全传》第二册,第36页)

无独有偶,据宋希濂转述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的话,蒋介石“最担心的,是怕共军由闽北窜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十九路军在福建的变乱,他们如同共军结合起来,形势是很严重的,委员长曾因此几晚不能安眠”。(宋希濂《鹰犬将军》上册,第131页)可是总书记秦邦宪与洋顾问李德计不及此,坐视蒋介石调九个师的兵力平定闽变,全无动作,徒让蒋军攻破福建十九路军后,再破江西苏区,反被各个击破。由此看来,如果毛泽东不被夺去军权,恐怕蒋介石还会栽大跟头呢。然而李德在回忆录里,虽承认第五次“围剿”由他计划,但认为蒋介石动员了十倍的兵力之外,更有五百架飞机、一千五百门大炮,且为结合政治、警察、军事三方面的大举。言下之意,失败非战之罪,对毛之批评,甚不以为然,并斥毛是一阴谋家,显然不愿承担军事失利的责任。(参阅Braun,ACominternAgentinChina,p.40-41,86-87,99,101)

不过,红军既被围死,以其八万余众,何能顺利突围,渡赣江而西?于是有蒋介石故意网开一面,于“追剿”之际,接收地方武力,以便“一箭双雕”之说。其实,若稍知蒋迫不及待要荡灭“共匪”的心情,便知此说不实。真正网开一面的是守在南边的陈济棠,南天王非有爱于共产党,而是与蒋有矛盾,怕被蒋一箭双雕,遂秘密“通匪”,只要红军不入粤境,答允借道西进,帮了共产党一个大忙。毛泽东有词为证: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那边烽火连天,瑞金失守,而这边得以借道,顺利西行,放下心头一块巨石,当然是“风景这边独好”!“南粤”,更点出广东方面的举措,使红军将士得以顺利过关。

蒋介石于1934年9月下旬,得知第五次“围剿”胜利在望,高兴地于10月初带着宋美龄下庐山,去登华山游览,并访归绥、察哈尔、西安、太原、北平等地,没有想到久围疲惫的红军居然给跑了。蒋虽屡电诸将,要求“努力截追”、“务将西窜匪部众歼于湖北以东地区,勿使漏网”,并未能克竟全功。他还亲自赴重庆、成都、贵阳等地督剿,亦无济于事;至1935年9月,自峨嵋山(疑是庐山之误——编者)军官训练团下来,知道追剿失败,自叹“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然则不彻底的胜利,并非真胜,甚至致日后之败。而中共红军虽遭惨败,然败而不溃,退而不乱,克服千山万水、高原草地,反而造成了一个真实而神奇的长征故事,奠立中共转败为胜的基础。一位美国学者认为,长征锻炼了中共铁的纪律、游击战伦理、摆脱共产国际控制,以及导致毛泽东的掌握中共最高权力(见Wilson,TheLongMarch,p.292-317),甚是正确,若问孰令致之?岂非蒋介石欤!

第六章、被迫抗战

第一节、为何迟迟不抗日

日本自甲午之战后,即有侵华的野心。《马关条约》不仅要求朝鲜独立,以便日后的并吞,且要割取辽东半岛,后因三国干涉还辽,补偿赔款了事。此事至少说明二项事实:其一,日本对中国确有领土野心;其二,帝国主义在华的均势。俄、德、法三国并非有爱于吾华而干涉还辽,实因其本身的帝国主义利益,雅不欲日本来破坏在华之均势也。但欧战一起,列强忙于空前未见的大战,全力投向欧洲,无暇东顾,不得不让日本在远东崛起,破坏均势,日本对华侵略的步步高升,乃是势所必然,如币原大借款、如二十一条、如山东问题,接踵而至。巴黎和会上提出的山东问题,证明列强所尊重的是强权而不是正义。中国与日本同属战胜国,却要把山东的权益移转给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对此事的反应是强烈的,爆发了有名的“五四运动”。但在蓬蓬勃勃的情绪挥发之后,举国上下并没有把精神放在面对日本的侵略上,更没有处心积虑来思考如何救国,仍然继续内争,打内战,从军阀混战到革命军的北伐,枪口一直是对内的。

北伐的胜利,至少有一部分要归功于全中国人民对军阀的厌恶——他们卖国、他们喜打内战、他们欺压老百姓。北伐胜利之后,创立了中华民国的第二共和,蒋介石时代的来临。蒋介石及其国民党虽以“民族主义者”自居,但他们对民族前途的考虑,并不比旧军阀好,有时更坏。他们同样地出卖国家利权、同样地打内战、同样地欺压老百姓:国民党打内战甚至打得更凶,先是1927年的血腥清党,然后是1929年的“武汉事变”,用武力来消灭国民党内的异己——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1930年的“中原大战”,用更大的武力来消灭国民党内的另两个异己——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与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中原大战的惨烈,对国家元气的损伤,实为军阀时代所未曾见。更由于中原大战,蒋介石游说张学良进关助阵,让日帝有机可乘,导致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攻占沈阳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在东北的关东军桿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想鲸吞满洲,显然是由于中国人的没出息,自相残杀,不能一致对外,有机可乘。九一八发动的那一天,蒋介石正在南昌坐镇剿匪呢。蒋介石在文稿中、在日记里,引九一八事变为耻。他以为耻,因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日军攫取了东三省。事实上,中国军队根本没有还击、根本没有抵抗。张学良及其东北军背负了“不抵抗”的罪名,而“不抵抗”的命令却是最高统帅蒋介石下的。张学良手中握有“不抵抗”的电令,并曾对一些人透露过,包括北上责问张学良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内。其实在九一八之前,报上已登出蒋介石不欲抵抗的指示。万宝山事件后,蒋介石即已自江西发电给南京政府及张学良说:

官民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1931年7月15日的《盛京时报》)

同年8月16日蒋介石又拍“铣电”给张学良,说得更清楚: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张学良接到命令后,于9月7日打电报给在东北的臧式毅代主席,有云:

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电文今藏辽宁省档案馆《日人中村案》第一〇四号)

可见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不仅事后不是什么秘密,事前亦甚明显。精于情报的日本关东军岂能不知?你不抵抗,我岂有不捡便宜之理?九一八一发动,中国果然不抵抗,如待宰的羔羊。不抵抗才是蒋介石之耻,但蒋介石却要张学良代背黑锅!

为什么不抵抗?有许多人说:中国太弱,不能与日本打。但抵抗不是宣战、不是挑衅,而是敌人打上头来时,必然的自卫行动,打而后输,总比不打就输要好。何况九一八时,在东北仍有不少部队。1930年张学良进关时,只调进七万人。驻在关外的辽宁有六万人、吉林有八万人、黑龙江有五万人,共计仍有十九万人之多,而日本关东军仅有一万多人。一万多的日本关东军,不折一兵、不损一将,轻易地夺去了东三省,而且乘机劫掠,据不完全的估计,中国的财产损失在十七亿以上。最可悲的是武器与弹药的损失,据最保守的估计,日本接收飞机二百六十二架、追击炮及其他各种火炮三千零九十一门、战车二十六辆、步枪和手枪十一万八千二百零六支、机关枪五千八百六十四挺。(数字见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一卷)这样多的武器,如果东北军拼命抵抗,纵然失败,也必然给关东军以相当的创伤,挫其侵略锐气。不抵抗的结果,不仅平白让敌人夺去土地与武器,而且更增敌人的气焰,更进一步想要染指华北!

1931年11月14日,也就是九一八后两个月差四天,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外宣言中乃力称:

中国政府尊重国联决议,极力避免冲突,加意保护日侨,使无任何不幸事件发生。

半个月之后,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外交部长职宣誓会上的训词中又强调:“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

九一八以后的一二八事变,我们已经看到是十九路军开打的。蒋介石下野复出后,一心一意设法与日方妥协,缔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议,并把十九1932年4月7日,蒋介石在《对剿共军事将领训词》中,更强调:

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东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说,却没有多大关系。……专心一志剿匪……无论外面怎样批评、毁谤,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西安事变资料》第一册,第6页)

这是他在“自己人”面前所说极为露骨的话,东三省与热河如此轻易地失去了,居然“没有多大关系”,可见他站的是什么立场。为了“专心一致剿匪”,只有继续迁就日本。同年5月便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停战协议,中国军队答应撤退,并保证“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蒋介石更于7月28日,以“妨害统一政令”为名,通电迫冯玉祥解散民众抗日军。但是处处退让、忍辱负重,并不曾减轻日军的步步进逼,进一步又要制造蒙古国了、又要强迫中央军退出华北了。然而,日本得寸进尺,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继续忍辱负重,以至于在1935年7月6日,何应钦奉命签订了可耻的、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因其可耻,所以事后何应钦与蒋介石都矢口否认,说是根本没有“何梅协定”这回事。最近在台北出版的《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册,第433至434页中,只提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声明,认为“所谓‘何梅协定’,实系有意造作之名词”!当然在这本《纪事长编》中,不会有7月6日一条,从6月30日一跳就跳到9月初去了。蒋介石在1936年1月15日对全国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与学生代表的讲话中,也否认没有什么《何梅协定》,说是日本人的宣传,“完全是自欺欺人”,“绝对没有这一回事”,但同时又露出马脚,欲盖弥彰。蒋委员长说:

去年6月的时候,日本向何部长提出要求中国撤退河北境内的中央军队,并撤销所有平、津、冀、察党部和特务机关,何部长回一封极简单的信答复他说:这些事不待你要求,我们中国已经自动办好了,不必订什么条约,信中只说这几句话而已。

既然是书面答应了别人的要求,而且“自动办好”,再简单也是“协定”,有义务要遵守的。再说,这封简单的信,并不简单,原是日本人代拟的文稿,要何应钦签字的,其中并没有“不必订什么条约”云云。全文如下:

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种事项期望,均承诺之,且自动实施。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宛。何应钦。

何应钦亲笔签字答应梅津承诺日本人的“各种事项期望”,并且“自动实施”,还不够称作“协定”吗?如果不是“协议”,日本人会“颇表满意”(高桥觉书的作者高桥坦的话)吗?事实上,何应钦签这个字,并不像蒋介石所说的那么轻松,他在被迫之余,立即向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请示,并附原文,汪院长复电同意,何遂于6日签署。近台北党史会出版的抗战史料中,收录了一封出自“总统府机要档案”的电报,即何应钦在签字那天发给蒋介石的。全文如下:

特急,成都委员长蒋:哂密极密。关于河北纠纷事件,日方必欲我做正式书面答复,经与汪院长再三斟酌考虑,历时三星期,一再与日方磋商,近始决定由职备一普通信,送达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其文曰:“径启者: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何应钦二四年7月6日”等语,原件于今日寄平军分会,派人送高桥转交梅津,此事即算告一段落,知注谨闻,职应钦。鱼未秘印。

两天后,7月8日,蒋介石觉得不妥,又致何应钦,指示他致梅津函“从缓发出”,谓:“即使要发,亦应有字句之改正,发否盼立复。中正。齐申机蓉。”翌日,何应钦回电,当然已经发出了。蒋介石对全国中学校长的讲话中,说得很轻松,但原件资料显示,蒋、何两人都不轻松,因为他们心里明白,这明明是一种书面的协定。既已白纸黑字签了字,又要赖账,是不可能的。至于蒋介石为什么肯签《何梅协定》呢?一语道破,他要贯彻“安内”政策,内既未安,他要不计一切代价地不抗日。当时全中国要求抗日的呼声愈来愈高,当然对蒋介石有压力,但他不为所动,坚持安内的既定方针。

蒋介石的不抵抗,如果能获得日本政府的善意响应,尚有可说,但日方是横蛮无理、得寸进尺的。然则不抵抗非仅不能救亡,反而会导致速亡!如果不抵抗可以贏得国际干涉与调停,亦尚有可说,但国际强权对制止暴日,并不热衷,而不热衷的原因之一,乃中国太乱、太弱、太没出息。如果中国人团结一致,举国抗日,打出一二次像十九路军在淞沪那样的英勇抵抗,必会令国际刮目相看,增加干涉与调停的意愿。其实,国际上关注九一八事变,主要不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而在乎日本违反了1928年缔订的《非战公约》,使世界安全秩序遭到威胁。如果中国强烈反抗,不仅日本因付出较高代价而有所自制,而且国际上也会更努力制止日本用暴力解决国际争端。是以,我们认为如果蒋介石全力支援张学良抵抗日军侵占东北,很可能不敢制造满洲国,也不一定会因九一八而导致全面的中日战争,所谓能战始能言和,是有道理的。国府首任驻日大使蒋作宾于九一八后的11月20日记道:

日报载,南京闻齐齐哈尔失陷,当开秘密会议,有蒋前往东省督战之说,各方人心至为奋激,美国得此消息亦态度转硬。(《蒋作宾日记》,第382页)

此则并非空穴来风,美国驻华武官迈耶(WilliamMayer),曾于情报函中提到:

本周最轰动的消息:“蒋介石在(1931年)11月19日国民党四全代表秘密大会上郑重宣布,他已决心北上尽其职责,为党国效命。”虽然是秘密会议而蒋的决定立即传出去。许多报道称他即将离开南京,但日期未定(UnitedStatesMilitaryIntelligenceReport,1911-1941微卷一,ReportNo.8149,1931年11月12日-25日)

但是事实上,他离京并不是北上抗日,而是借机下野,以表示他原来是要亲赴东北督战的,只因被逼下野,壮志不酬!我们如稍用点脑筋,便知他之所以下野,因九一八后不抗日之故。如决心抗日,必能团结党内外的抗日共识,又何必要下野呢?九一八之后,抗日不仅是国内的共识,连美国驻华武官也鄙视中国不抵抗,而为马占山喝彩,赞扬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日,认为表现出来的“战斗意志”,足以赢得中国抗日的最后胜利。外国人旁观者清,更能看出当时中国的分裂与不团结。但是团结的最大障碍乃是元首蒋介石的不抵抗。他的注意力放在国内的敌人,而不太在意国外的敌人。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绝对错误的、绝对说不通的,连国民党元老胡汉民都认为攘外必先安内是自杀政策,主张从“攘外中求安内”。(见《什么是我们的生路》)但蒋为什么要坚持他的错误政策呢?甚至于在九一八以后,他仍然顽固地不抗日,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后为止。他的理由是攘外必先安内,也就是说把国内的敌人解决之后,再谈抗日,这个先安内后攘外的口号,似是振振有词,其实经不起分析与驳斥。所谓“安内”,要消灭“共匪”。其实,在我们看来,国共两党乃是孙中山这个政治母亲所生的难兄难弟,国共内战绝对可说是阋墙,不过两党到底有些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勉强可说是打“思想战”。但蒋介石要安的内,岂止共产党!他还要消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以及其他的诸多“杂牌军”。“其他”都是国民党,对北伐又有功,还是不行,照蒋介石看来,他们是“新军阀”。但是蒋介石要安的内,又岂止于国民党内的新军阀,像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照样要“安”!是以要安内成功,必须等到蒋介石成功地铲除一切反对他以及可能反对他的势力。

还有一个理由,说是中国太弱,需要时间养精蓄锐、整军经武,才能抗日。有的甚至还说,中国抗战得还太早,如果再过几年中国更强了,抗日可更加成功。这种说法实在可哂。这些人似乎认为,那时的日本帝国正在走下坡,而中国正在欣欣向荣。事实恰恰相反,九一八以后日本军国日盛,而中国的情况则每况愈下。要安内去拼命打内战是培养国力的办法吗?继续内战绝对是继续消耗有限的国力。所以,从这个观点看,先安内再抗战根本是一张不能兑现的支票,因为真正安内完毕,中国更加没有攘外的本钱,油尽灯枯,还抗什么战?

蒋介石的不抗日,引起全国骚然。蒋作宾于九一八之后十日,记道:“南京有六百余学生围攻外交部,王部长(正廷)受重伤。此间(日本)留学生亦有请愿回国之集议。人情奋激,莫可如何。”(《蒋作宾日记》,第363页)10月2日又记:“文武各学生均来要求回国。舌敝唇焦,苦口劝导,终不见听。”(同书,第365页)12月8日又记:“闻国内学生大闹,共产党亦乘机而起,前途末可乐观。”(同书,第389页)12月15日又记:“南京学生大暴动,捣毁中央党部及外交部,各处已成无政府现象。蔡元培、顾维钧等均受重伤,蒋介石通电下野。”(同书,第391页)如果蒋介石真要北上督战抗日,群情激愤的学生能不欢欣若狂、一致拥戴,还需要下野吗?在广州的胡汉民等国民党因抗日而反蒋,蒋若抗日,又何必反蒋?

然而抗日激情不仅仅见之于年轻学生,稳健持重的国之硕老,如马相伯、沈恩孚、章太炎等也一再通电呼吁抗日。章太炎尤其积极,九一八之后,他并未立即抨击南京政府,因国难当头,他仍然希望政府在民情的激荡下领导抗日,但当他发现此一政府既无抗日的计划,更无抗日的意愿时,他便公开谴责南京政府卖国!1932年元月20日,章太炎与熊希龄、马良等于上海组织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并致电南京当局:如果当局不愿或不能抗日,便应下台,由别人来领导抗日。章太炎当然知道一旦与日本开仗,中国很可能被打败,但他认为一个主权国家不能站起来为维护主权而战,根本不能算是一个国家。他虽失望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却受到东北义勇军以及十九路军抗日的鼓舞,乃不顾衰病之躯,决心到北方一行,当时陆路已经阻塞,遂改由海道经天津到北平。他最要见的是张学良,他与学良有旧,想借其个人的影响力促使学良抗日。据汤国梨的回忆,学良在太炎相逼之下,道出奉蒋介石之命不抵抗的隐情。至此他更深一层理解到,南京政府之坚不抵抗,对蒋介石亦益为鄙视,故尚在平、津一带访问时,即已严厉批评政府,同时趁讲学之便宣扬爱国精神,鼓励抗日。

1932年5月,章太炎到苏州讲学,特别表扬“儒行”,标出“行己有耻”之旨,显然是有现实的政治目的的。他要告诉国人、提醒政府,不抵抗外国的侵略,是极为可耻的。之后,他决心长住苏州讲学。这不是退隐,而是要继承顾炎武讲学以救时的传统。同年年底,日军炮击山海关,并声称热河为满洲之一部,以便侵占。章太炎愤怒之余,于1933年2月与马良发表“二老宣言”,指出所谓满洲在汉代已为中国之郡,称为辽东或玄菟,明代更立建州,自为中国的领土,而热河从来不是满洲之一部,更是中国的领土。此一宣言曾寄达日内瓦的国联,在国内亦传诵一时,代表当时爱国知识分子的心声。

承德之失,益增章太炎的怒火,他更严厉指责蒋介石之无能,以致继续丧失国土。他也更了解南京政府继续“安内”、不愿“攘外”的用心,于此力主停止内战、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他不依赖外援,而把抗日的担子由全国的老百姓负起。他在与马良、沈恩孚共同发表的“三老宣言”中,对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中国老百姓已别无选择,只有勇敢地站起来抗日。冯玉祥是南京政府官方人士中,第一个表态抗日者。他于1933年的5月,成立了“民众抗日同盟军”,誓死保卫察哈尔,并收复失地,冯氏此举,使章太炎尽释前嫌,两人成为好友。从最近发现的《章太炎给冯玉祥的五封信》看来,章对冯的抗日决心,推誉有加,把领导抗日的责任冀望于冯将军。但是蒋介石不想抗日,冯玉祥抗得起来吗?他的单独行动使蒋介石大为光火,乃于8月间将“同盟军”给解决了,章太炎立即痛责蒋氏的阻碍抗日。那时蒋介石仍在江西“剿共”,章太炎认为国难当头,仍然勇于内战,已危及民族的生存,这样的政府早已有负国民所托。但从蒋介石的眼光看来,章太炎这一批主张抗日者,不仅破坏对日和谈,而且为“匪”宣传,帮共产党的忙。但章太炎毫不减弱抨击政府不抗日的声音。于是蒋介石托张继警告太炎不要再谈时事,要他“安心讲学,勿议时事”。张继曾与章太炎有金兰之谊,奉命传言,结果被老哥训斥了一顿,指这位老弟要他不说话,“得无效厉王之监谤乎?”他告诉张继,他的持论已算是厚道的了,“虽明知当局之有阴私,犹不欲讼言斥之。”他又反问张继:“谁使吾辈为小朝廷之民者?谁使同盟会之清名而被人揶揄嘲弄者?”张继讨了没趣之后,蒋介石又派丁惟汾到苏州送上现款一万元作为“疗疾费”。太炎宣布此款作为公用后,继续逼蒋抗日,蒋介石送钱给他,当然是有塞他嘴巴的意思,但他的嘴巴是塞不住的,他继续不断地批评蒋氏的不抵抗政策,同时呼吁全国团结一致,准备抗日。一二九学运发生后,章太炎全力支持学生,亲自打电报给北平的宋哲元,要求立即释放学生,宋回电给他,保证“和平解决”。终于在章太炎逝世前一月,蒋介石写了一封信给章太炎,保证相互信赖,庶几团结一致共渡难关。章太炎于逝世前十日,回了蒋介石一信,提醒他相互信赖必须基于爱国主义,并指出为了抗日必须容共。章氏虽未及亲见国共因抗日而再度合作,他毕竟预见此一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前被手书,属以其信济艰之义,劝诱国人,抑言之非难,欲其心悦诚服则难,迩来所以语河北者,独云保爱令名,勿入陷阱而已。苟其人自惜羽毛,又知东人非始终可保,必不轻于依附。至于小小委蛇,如晋张轨之在凉州,非不与刘、石酬酢也,而领土必不肯弃,名号必不肯更,则所以自守者固在。一闻劝励,当必有努力增倍者矣。若欲其杀敌致果,为国牺牲,此在枢府应之以实,固非可以口舌致也。顷者,东方于津、沽等处,又增兵矣。观其用意,亦只以武力胁迫,欲为城下之盟而已,用兵则犹未也。然势之所激,往往有出虑外者,枢府虽以剿匪诸师进驻晋南,阴为犄角,一旦有急,则未知河北之意,果愿其入境否也?鄙意应之以实,本无他虑,彼在危急之中,而部下之不肯屈辱者,尚居大半,果以精械厚糈相助,唯有感激向前耳,安有据之以兴背证者耶?此事即行,又厚遇山东,以坚其意,彼知政府之不我遗弃也,能以一部应战固善,不能独战,则必有济师之请,而晋南诸师,可与并力矣。为今日保全华北计,唯有如此。若以河北难守,而但南抗黄河,河流既长,处处可以窃渡,幸遇水潦涨盛,容可暂安,水涸则必无以阻敌矣。抑鄙意以为今之国计,固不宜恣言远略,唯领土未亡者,则不可不加意顾全。北平既急,纵令勉力支持,察省必难兼顾。盖非常之时,必以非常之事应之。今共产党之在晋北者,其意不过欲北据河套,与苏俄通声气耳。此辈虽多狡诈,然其对于日军,必不肯俯首驯服,明甚!若能顺其所欲,驱使出塞,即以绥远一区处之,其能受我委任则上也;不能,亦姑以民军视之。如此,察省介在日、共之间,渐可成为缓冲之势,较今之左支右绌者,其得失必相悬矣。盖闻两害相权,则取其轻,与其使察、绥二省同为日有,不如以一省付之共党之为害轻也。以上就形势立说,或不致有大差池。若夫开诚布公,以悬群众,使将相之视枢府,犹手足之扞头目,转移之妙,自在庙堂,此非草野所能与,而固不能不殷殷期望者也。匆遽陈辞,当不以临渴掘井为诮。6月4日。(《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873-874页)

自北伐以后,章太炎反对一党专政,不承认南京政府,自称中华民国遗民,遭到国民党党部的通缉,只好销声匿迹。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在给孙思昉的信中说:“东事之起,仆无一言,以为有此总司令、此副司令,欲奉、吉之不失,不能也。”总司令就是当时的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副司令就是张学良。后来,他亲自北上面见张学良,始知乃是奉命不抵抗,益鄙视蒋氏的南京政府,攻击不遗余力。1932年3月,南京当局有鉴于抗日的呼声,宣布召开“国难会议”,但议程限于御侮、“剿匪”、救灾三项,基本上并无意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章太炎亦在邀请出席之列,但他断然拒绝,声称:“军事贵速,能断则一言而可,不断则众议而无成,纷纷召集,将以奚用?”要抵抗,马上决定抵抗,用不着召开什么国难会议。他怀疑“当事者志在屈服,而以联盟会议为分谤之机关”,所以雅不愿参加,以“为党国诸贤任过”。章太炎继续谴责日本侵略,更直指蒋介石“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置国土沦丧而不顾。乃要求以国民名义,“将此次军事负责者,不论在南在北,一切以军法判处,庶几乎平亿兆之愤心,为后来之惩戒。”章太炎在这最后的一封信里,重申九一八以后一贯的主张,要求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他直言共党与日本应“两害取其轻”,应该联共御日,不能再丧失领土于外人。当时蒋介石仍然坚决贯彻内战,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章太炎这种“国共合作”的建议,当然是完全听不进去的。无论国学大师章太炎或无数年轻学生,都手无寸铁,奈何不了蒋介石。但是,1936年的12月,西安事变爆发,张、杨终以武力逼迫蒋介石走上国共合作的抗日之路。(有关章太炎参阅Wong,SearchforModernNationalismch.8)

第二节、被张学良逼上梁山

蒋介石口口声声“共匪”,给人的印象是,中共乃“土匪草寇”之类。但是经过四次“围剿”失利,已知问题严重,甚至担心国民党政权的存亡。请看蒋作宾1932年2月15日日记所透露的内情:

内部军队均为匪牵制,不能调动,饷糈、弹械缺乏,交通均被日人制止。以如此情形,欲与人战,真所谓自取灭亡也。况各处匪共蜂起,每欲蹑其后,恐不亡于敌人,而即亡于匪共也。呜呼!殆亦数也。(《蒋作宾日记》,第410页)

了解此一内情,始知蒋介石为何一再说:“日本是癣疥之疾,共匪才是心腹之患。”所以当他听到第五次“围剿”得手,高兴异常。10月22日在洛阳驰电中央执行委员会报捷,有云:“赤匪日蹙、匪势已穷……渠魁授首在即。”(《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三卷,第759页)复于同月31日电令剿匪各将领,“此匪不灭,不唯民无噍类,而且国亦难于幸存,故民族之存亡与革命之成败,及吾人之是否能为国为民真正努力,均将于此觇之,即个人历史之荣辱而论,亦全系于此,望切告各将士努力截追!”(同书,第761页)然而时机仍然失之,截追失败,红军在毛泽东领导下抵达陕北,另建革命根据地。

红军的新根据地远在陕北,在心理上远不如江西苏区之具威胁,更何况红军在长征途中损失颇为惨重。但是绝不似张其昀在《党史概要》中所说:“赤匪至此……仅剩二三千人,窜达陕北……预计将于二星期至一月内可竟全功。”(第966页)连董显光写的《蒋总统传》都说:“共匪武力虽因当年流窜的损失而削弱,然在陕北与甘肃境内仍是一个危险性的游击分子。他们在延安的根据地实际上是不易攻破的,而且他们还可从其山间的巢穴常向山西及陕西的不设防地区从事掠夺。”(第245-246页)由此可见:在张其昀笔下所谓“预计将于二星期至一月内可竟全功”的“剿共”说法,在董显光笔下,并不成立。同时,董显光还透露这么一段:

事实上,在西安事变一年以前之民国二十四年,蒋总统已派其一位最亲信之同僚前往维也纳,作为他的私人代表,与俄国代表商议有无合力对抗日本侵略之可能。此举虽无结果,然亦足反映蒋总统在此时期的心情。他认识日本为我国最大的危险,甚至不惮考虑与所谓共党合作,以对付日本。(第245页)

这段话初看起来,觉得奇怪,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蒋介石知道一时“剿灭”不了的陕北中共,背后还有苏俄。名为试探联共抗日的可能性,实际上是怕与日本和苏联两面树敌,一时对于盘踞延安的“共匪”暂停用兵,以及派亲信与俄国代表商议,便事出有因了。

陈立夫于1977年6月30日在《近代中国》季刊中,发表《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一文。从这篇回忆中透露:原来董显光所谓的“蒋总统已派其一位最亲信之同僚前往维也纳”,所请同僚,不是别人,就是陈立夫。他在回忆中明言,“照此情形,中日战争必不能免,则我方应如何与中共接洽,使之共同抗日,并使苏联不利用中日战争以助中共扩展。”所谓希望“苏联不利用中日战争以助中共扩展”,才是真正的意图,但是为了怕影响“剿共”士气和怕得罪日本人,所以十分隐秘。陈立夫曾暗中去找周恩来,因而周恩来在1935年9月1日写了一封信给陈氏昆仲,全文如下:

果夫、立夫两先生:

分手十年,国难日亟,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定在此一举。

近者寇入益深,伪军侵绥,已成事实,日本航空总站且更设于定远营,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国共两军犹存敌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亡。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做停战要求,今二四两方面军亦已北入陕甘,其目的全在会合抗日,盖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国,敝方现特致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希望与诚意,以冀救亡御侮,得辟新径,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敝方为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做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悴,以便双方迅做负责之商谈,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鄙言为河汉。

临颖神驰,伫待回教。尊此并颂

时社

(初刊于《近代中国季刊》,另见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93-194页)

信中有“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的话,“黄君”是指黄华表、“养甫”是指曾养甫、“贤者”是指陈氏兄弟,“所策划”“所主持”是指什么呢?指的不是别的,就是蒋介石公开“剿匪”声中的秘密“通匪”作业。这一秘密作业,是由蒋介石这边主动的。正因为主动的是蒋介石这边,所以周恩来信中有“黄君从金陵来”的话,陈立夫文章中有“吾人苟欲与之接头,十分困难”的话,可见主动在蒋介石这边,是无法掩饰的。这边主动找共产党,那边周恩来有了反应,就写了这封信。陈立夫写他在收信后:

该函经呈阅后,奉命继续联系,由余等出名口头答复,允予转呈,唯不必立即告以蒋公已允予考虑。此一线索,始终联系末断,以待时机之来临。

陈立夫把周恩来的信发表后,沈云龙、李云汉等说周恩来的信中“9月1日”,不是1935年9月1日,而是1936年9月1日。(沈云龙文见于他的《抗战前后国、共商谈的历史教训》等,李云汉文见于他的《西安事变的前因与经过》,均发表在《传记文学》)但是蒋介石根据其个人的档案,条列大纲,由陶希圣执笔的《苏俄在中国》,也明列周恩来“9月1日”的信,在“二十四年秋季”一段之后,正合陈立夫在信尾也加注“民国二十四年9月收到”字样,信是1935年写的,应无可疑。

周恩来在1941年11月重庆《大公报》上发表《悼张淮南先生》,明说“淮南先生伴我一登莫干、两至匡庐”的话,朱开来《周恩来〈悼张淮南先生〉文的考订》(《传记文学》第三十五卷第四期)中明说:

周文内所谓“一登莫干”,系在二十五年夏,由张先生陪周由南京赴莫干山晋见蒋委员长。所谓“两至匡庐”,系在二十六年七七事变以后,由张先生陪周赴庐山晋谒蒋公。

张冲(淮南)的助手杜桐荪在致萧铮信(《传记文学》第三十六卷第五期)中明说:

记得在民国二十五年一个盛暑热天,张淮南(冲)兄命弟陪送周恩来、潘汉年自南京出发,取道京杭国道,上莫干山晋见蒋委员长,张本人不偕周、潘同行而由弟陪送,无非因事未至公开,避免外间猜测而已。当日弟与周、潘抵达莫干山时,张已先期到达山庄等候,弟任务毕即下山,夜宿西湖蝶来饭店,翌日张与周、潘亦至蝶来饭店,共进午餐后即各自分道,周、潘去上海,弟与淮南兄返南京。此次周、潘上莫干山晋见蒋委员长即周之悼张淮南兄文中所提“一登莫干两至匡庐”之事,其事既发生在二十五年6、7月间,因此周致陈果夫、陈立夫两先生9月1日函之年份,当为民国二十四年无疑。

应当指出,周恩来不可能于1936年的夏天见到蒋介石,“一登莫干,两至匡庐”都在1937年。西安事变前,国共秘密谈判的对手主要是陈立夫与潘汉年。周恩来是想出马的,但是由于谈判情况不佳,所以毛泽东于1936年11月22日发给潘汉年的密电有谓:“目前此事无从谈起,恩来事忙,暂难出去。”(署名东、天亥电,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尽管如此,诚如张冲助手杜桐荪所说:“在二十五年(1936)9月1日之前,国共双方已有多次接触协商,故在逻辑上周没有迟到二十五年9月1日始致函二陈先生从头重新接洽和谈的道理。”(《谁教斯大林说话?》,《传记文学》第四十二卷第五期,第55页)标明是1936年2月27日的“博古关于南京来人谈话结果致张闻天、毛泽东电”,今犹存北京中央档案馆。同年8月14日,毛泽东还有函致宋子文,提及秘密使者董健吾,谓:“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5-46页)哪里还需要等到1936年的9月1日,由周恩来写信给陈氏昆仲,请他们“进言”,岂非犹如“置马于车前”(puthorsebeforethecart)之谬吗?再看周函的内容。1935年6月3日,天津日军演习巷战,足称“近者寇入益深”;8月下旬日军武官高桥、羽山到达绥远,迫使绥远各级党部停止工作,办理结束,由伪蒙接收,正合“伪军侵绥,已成事实”。中共第六军团于1934年11月第五次“会剿”之后,与贺龙的第二军团会合于贵州东北角的沿河镇,组成以贺龙为首的第二方面军,即沿第一方面军路线北上。同时毛泽东率红军第一方面军自巴西抵河西,活跃于西北,并早已呼吁抗日。徐向前之第四方面军亦已抵达陕南,刘志丹早据陕北。阎锡山于7月22日纪念周上报告,说是陕北二十三县几完全赤化,蒋介石也早于6月14日发表“告川康陕甘宁青民众协助剿匪书”。完全与周函“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做停战要求,今二、四两方面军亦已北入陕甘”所陈述的相吻合。

正由于周恩来于1935年9月1日致函两陈,陈立夫遂于1935年圣诞节前一天,奉蒋介石之命与懂俄语的张冲同行,二人均持化名护照,由上海经马赛到柏林。然而因秘密曝光,乃不敢径往莫斯科。(参阅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96-199页)蒋介石遂改变计划,一方面,令陈立夫回南京与苏俄驻华大使交涉。另一方面,密令自俄回国述职的邓文仪重返莫斯科,转达和谈条件。苏联怕刺激日本和德国,不愿与华有任何同盟关系,但可考虑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蒋特别要求苏联不得趁日本侵华时,“直接或间接侵华”。他并不担心苏联会“直接”侵华,要点是“间接”,意指援助中共。陈立夫自承:“其实我们要和苏俄订互不侵犯条约,旨在使苏俄不要趁中日战争而帮助中共。”(《成败之鉴》,第199页)这段秘辛告诉我们,蒋介石之所以积极与苏联搭线,就是怕两边作战,并借与苏联缔约以孤中共之势。所谓“联共抗日”只是表面文章。

周恩来对蒋介石联共抗日计划,自表欢迎,并重述中共抗日立场,当然不知蒋之谋略,更不知其中深藏联俄制(中)共的暗盘。于是陈立夫把潘汉年请到南京,直接谈判。陈立夫说,经多次磋商后:

宣言及条件的文字都已大体谈妥,周恩来(应系潘汉年之话)乃欲回延安复命,余乃令张冲陪其去西安,顺便往见张学良,由周口中说出我们双方对共同抗日,大致已有协议,以免张再唱抗日高调,以保实力。潘则留京续洽,不料事隔数日,西安事变忽起,当时张冲与周恩来都在西安,外人罕知其原因何在也。其《共赴国难宣言》,于七七事变后,于同年9月22日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同日公布。(《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

这段话,既把人名搞错,误将潘汉年写作周恩来,又把日子搞错,《中苏互不侵犯协定》是1937年8月29日公布的,中共《共赴国难宣言》是9月22日公布的,并非“同日公布”。此外,陈立夫更掩藏了重要真相,以至于变得莫名其妙共同抗日”既已“大体谈妥”,并已告知张学良,为什么还会发生因蒋不抗日导致西安兵谏的事呢?

原因在于根本没有谈妥。当1936年11月10日,潘汉年与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讨论《国共两党救国协定草案》,预定此次会议后,双方停战,然后由周恩来南下签订正式协议,解决各项具体问题,但是开会时,陈立夫忽然转趋强硬,转达蒋介石的话说:

蒋委员长的意思是:既然共产党开诚合作,首先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其次,红军只可保留三千人,编三个团,师长以上的高级将领一律解职出洋,经过考察半年后按才录用。共产党作为一个在野政党参加政府。(引自辛子陵《毛泽东全传》第二册,第231页)

陈立夫在《成败之鉴》中也提及“商谈内容有四点,大要前已言之如下:一、服膺三民主义;二、服从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之指挥;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四、取消苏维埃组织”。(第202页)潘汉年曾反问陈立夫:“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均非收编而是讨论合作,蒋先生为什么目前有此设想?大概是误认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地步,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之提议。”(《潘汉年就与南京政府谈判合作抗日给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报告》,1936年11月12日)

这已不是合作,而是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作业,中共当然不可能接受,谁又肯不战而降呢?潘陈谈判遂无结果,蒋介石想收编而不是合作,可见之于他后来所写的《苏俄在中国》:

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我对于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尔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民国二十三年底,五次围剿初告成功,中央即指派陈立夫担当这一政治任务。(第72页)

明言“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这怎么可能呢?中共的基本立场是“在实行抗日与保存苏区、红军等基本条件下,成立双方之统一战线”。(见杨天石《民国掌故》,第191页)国民党原在情势所逼下,答应此一统一战线,然而何以蒋介石的态度突趋强硬呢?因为陈立夫与苏联大使商谈互不侵犯条约时,获得苏方首肯:“他们(指中共)如果不听话,你们(国民党)把他们消灭算了。”(转引自辛子陵《毛泽东全传》第二册,第232页)这正是陈立夫在回忆中所说的:“这时候苏联只希望能促成中日战争,他们就是牺牲了中共,亦所不惜,国家至上,势所必然。”(《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陈立夫怎么知道苏联肯“牺牲中共”?除了得自苏方的允诺,哪有别的?苏联肯牺牲中共也不稀奇,斯大林本来就不喜欢毛泽东,而且在毛打败蒋介石之前,根本不相信毛有成功之可能。迟至1948年,斯大林才承认对中共估计错误,在二战后犹直告中共同志夺权无望,而应与蒋介石“妥协”(modusvivendi)。(见Dedijer,TitoSpeaks,p.322)

蒋介石知道可以荡灭残余共军,而不会影响中苏关系,才从停攻延安到猛力进攻延安,毛泽东于11月12日复潘汉年电文中,即有“近日蒋先生猛力进攻”之语。(电文《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三、四期合刊本)这样高姿态强迫张学良“剿共”,以致引发西安事变。蒋介石事后于《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说,西安事变前中共已接受取消红军及苏维埃等,停止内战,是不确实的。果真如此,当张学良在洛阳、西安恳求蒋介石结束内战,一致抗日时,为什么不说一声?难道对自己的副司令会与事实正好相反的隐瞒?果真如此,又何必逼张“剿共”?事实很明白,蒋介石带着满朝文武到西安来,气势汹汹,就是要大举“剿灭”不肯接受收编的红军的。正因如此,才会有张杨兵谏。蒋介石“通匪”是真戏假做,而张学良竟把老蒋的假戏真做起来,打破了他的计划,难怪此恨终身绵绵不绝,死也不肯饶恕张学良。

无可怀疑的,西安事变才真正改变了蒋介石的“先安内再攘外”的既定政策。蒋介石抗日,乃是被张学良逼上梁山的。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和东北军在陕西,处境极为苦闷,因为他们不能在东北打日本人,反倒在西北打中国人。有一项记录说,事变前张学良的机要秘书苗剑秋劝他说:“我觉得陕北共党不过是癣疥之疾,日本军阀对我们的侵略才是百年大患呢!副司令应该建议蒋先生放下枪杆,同陕北合作对外。”张学良听了,说:“我的职务是剿匪副司令,你要我去和匪合作,这种想法太浑蛋了!”苗剑秋说:“你才浑蛋呢!放着国难家仇不报,一天到晚的替人家做走狗打内战,你凭什么资格骂我浑蛋?”张学良是有度量的人,他说:“你说得对,我们两个都是浑蛋!”(参阅右军《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因此,西安事变的原因,简单说,就是张学良和东北军不愿再做浑蛋。他们希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去打日本人。

张学良本来的打算是先由他跟中共谈拢,再由他向蒋介石进言,最后大家一致对外。在跟中共谈拢这一点上,他已经成功,中共对他信誓旦旦,甚至“愿受指挥、愿受监视,任何时候可以随意谴责”,都无不可。在与中共谈拢的过程中,张学良甚至大哭,周恩来也陪他哭(参阅石川忠雄《中国共产党史研究》),这样子敲定,当然使张学良感动。于是“各以勿食言为约”后,就等张学良“当向蒋公竭力进言”了。不料他在“向蒋公竭力进言”一点上,始终不成功,他以“巨额私款”接济中共,中共自行撤出瓦窑堡等等,都表示了中共在套他的交情,等待他兑现中国人一致对外的大希望。

在这种等待中,张学良的心理压力愈来愈重,深感不达到“竭力进言”是不行了,最后,他在其他因素的相激相荡下,终于走上了“兵谏”的路子,即使个人遭到任何损失,也甘愿为国牺牲了。

蒋介石既已决定打完内战再说,他飞往西安,就是要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服从他的政策,坚不听张、杨苦劝一致抗日,更严厉督责,并加以威胁。最可注意的是,蒋介石在12月9日,即西安事变发生前三日,写了一封密函给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全函如下:

力子主席勋鉴: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中正12月9日。(《西安事变资料》第一册,第11-12页)

蒋介石的目的,显然是想经过《大公报》透露他“剿匪”的决心与布置。这种布置当然也同时给张、杨以警告与威胁,可说是蒋氏要达到其目的而采取的非常手段。另一方面,张学良于一再试图改变蒋介石不抗日政策失败后,为了达到抗日的目的,也采取了非常的手段,不得已于12月12日发动兵谏,劫持蒋介石二个礼拜。这就是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件。

张学良发动兵谏,主要是他少帅一个人的决定,中共事前固然不知情,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更不知情,是以当南京政府怀疑苏联策动西安事变,莫斯科十分愤怒,并向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提出抗议。(见《蒋廷黻回忆录》,第198-199页)俄国老毛子既与蒋介石已有尚未公布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为什么以及凭什么命令素无渊源的张学良抓人?

事变后一日,中共在张闻天的窑洞里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大多数与会人士赞成。12月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十五人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说是“西安事变,惊传蒋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又说:“公等果欲自别于蒋氏,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军、各界,组织统一战线政府。”此时中共显然仍是“讨蒋抗日”的立场,然而蒋既不在他们手中,是否“交付国人裁判”,并非他们所能控制。不过,周恩来于12月17日晚上应张学良之请抵达西安后,得以商定和平解决五项条件如下:

一、立停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

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战。

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

四、成立抗日联军。

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

从此一协议可知,中共立场已渐由“讨蒋抗日”,倾向张学良“拥蒋抗日”的主张。中共在19日又召开扩大会议,接受了“保蒋安全,消弭内战”的意见。盛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共产国际来电施压所致,是不确实的。共产国际确有“指示”但至12月20日才到达保安(见毛泽东1936年12月20日20时致周恩来电),有关和平解决的方针早已定下来了。张学良兵谏之目的始终是“拥蒋抗日”,一旦蒋答应抗日,哪有不和平解决之理?说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共影响张学良,未免小看少帅的决心与独断。其实,张学良甚有主意。当西安事变顺利解决后,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就因为张学良的兵谏目的已达,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但蒋氏回到南京后,口口声声说没有答应任何事,如他在1937年2月18日五届三中全会时,报告西安事变经过有云:“中正始终命其立即悔罪,送中正回京,此外不欲听其有何陈说。”他以领袖人格保证的诺言,虽口说无凭,然而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放弃先安内的政策是最好的证明。证明张、杨的兵谏的确促使他把对内的枪杆子对外,也就是说不再打内战而一致对外,也就是说对日本的侵略,不再忍辱负重、不再退让。此一“不再”之后,除非日本军阀停止侵略,抗战的爆发乃是时间的问题。果然,卢沟桥事件一发生,中国一抵抗,全面战争就不可避免了。所以,西安事变与抗战爆发的因果关系,十分明显。若问抗战是怎样抗起来的,一个最简单的答复就是西安事变,因为此事彻底改变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西安事变达成停止内战、全国一致抗日,也即是此一事变的历史意义。目的达到,当然是一种成功。对蒋介石及国民党而言,也是成功的,因事变之后,蒋介石个人的声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是后所未有)。他的声望大增,当然是由于全国人民相信他将领导抗战。对共产党而言,也是成功的,由于停止内战使红军获致喘息、重整以及发展的机会。唯一失败的是事变两主角。张学良被软禁,杨虎城全家被谋害。而且,最想抗日的东北军,不准抗日,惨遭解散!张、杨因促成抗战而遭大殃,确是一个历史性的大讽刺。

但是此一大讽剌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蒋介石处心积虑造成的。西安事变之后,蒋委员长决心领导全国抗日,声望如日中天,他岂能予人一种被迫抗日的印象?所以,他一再否认西安事变有任何积极的作用与意义,一口咬定是一犯上作乱的叛逆事件。他之所以安全脱险,是由于他自己的精神感召,因而不惜伪造所谓《蒋委员长对张杨训词》、不惜军事审判张学良、不惜囚张杀杨、不惜宣扬张杨乃是目无法纪的军阀余孽。这一切都在制造惩罚叛逆的印象,而极力“淡化”对抗日所起的积极作用。

蒋介石掩遮西安事变真相的主要工程是《西安半月记》。他说是当时的日记,因此不少历史学者就把它当实录来引证。吴天威的英文专著《西安事变: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枢纽点》(TheSianIncident:APivotalPointinModernChineseHistory),虽知《西安半月记》实出陈布雷之手(见第228页),仍然据为“有名的日记”来引用,甚至据之证明张阅蒋之日记与文件后,态度改变,流泪后悔。(第86-87页)李云汉撰写的《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引用不少档案资料,于“事变经过”一章中,一再长篇征引《西安半月记》所述,视为最信实的史料,并据之以重建“西安事变”半个月的史实。(参阅第49-75页)

然而《西安半月记》全文起承转合,一气呵成,井然有序,不像是原始的日记。其浅近文言,更神似陈布雷的手笔。果然,陈布雷于1948年岁暮自杀后,上海二十世纪出版社影印其手写稿出版(其夫人王允默女士提供,书前并有王女士序文)。此影印手稿又于1967年,由台北《传记文学》社,以铅字排印出版,书名《陈布雷回忆录》。观其内容,称之为《陈布雷自编年谱》似较恰当。谱中民国二十五年,丙子(1936)年12月26日有这样一段记载:

中午往机场迎迓蒋公,随至官邸,蒋公授余草稿一纸命与夫人详谈,即为整理记录,于五时前赶成之,即对张、杨之训词也。(传记文学版,第118页)

是知所谓在西安的对张、杨训词,乃是返抵南京后,陈布雷根据蒋氏夫妇授意而编写成“词”的,其目的欲告世人事变之结束,由于张、杨勇于悔过。

不仅此也,又于民国二十六年丁丑(1937)2月2日条记道:

蒋公赴杭州,余(陈布雷)与郑医师等同行,在杭州度阴历年,辟室新新旅馆,撰《西安半月记》,时适阴历元旦,寓中寂无他人,望弟来助余缮写,既成乃赴沪,盖蒋公归西爱咸斯路之沪寓请医检视身体也。(第120页)

是知《西安半月记》也并非蒋氏12月11日到12月25日的日记,而是陈布雷遵照蒋氏的意思,在旅馆中“闭门造车”的产品,而且“工程”不小,还需“望弟来助余缮写”(“望弟”系陈布雷妹夫翁祖望,为陈之机要秘书,女儿为中共地下党员,后嫁蒋姓,即现任中共人大委员长之乔石,乔石本姓蒋)。陈氏生前没想到要发表的手稿,居然无意间透露了真相。奇怪的是,此段宝贵的史料,虽早于1948年问世,却不被许多研究“西安事变”的专家所注意与引用。

《西安半月记》既由陈氏事后编造,严谨的史家自然不能再视为蒋氏日记来引用。不过,陈氏既秉蒋氏意志而编造,仍然具有史料价值,其价值在于足可反映蒋氏的“后知之明”(anachronism),乃是蒋氏事后对“西安事变”的主观论断与定位。

陈布雷编写的蒋氏日记从12月11日起,正好是事变的前夕,所记种种疑点,诸如:“早起在院中散步,见骊山有二人,向余对立者约十分钟,心颇异之。”“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此乃写文章的伏笔,以及“后见之明”!通篇用意,无处不在维护以及装饰领袖的尊严。其实,“西安事变”之后,“拥蒋抗日”的趋势已不可逆转,为了举国一致对外,维护领袖的尊严自有必要,张学良不计后果,坚持陪蒋返京,有若负荆请罪,亦就是要给足蒋氏面子。然而《西安半月记》更有进一步的发挥,尽量凸显委员长正气凜然的形象,若谓余:“身可死、头可断、肢体可残戮,而中华民族之人格与正气不能不保持。”“尔有武器,我有正气;我虽然无武器,须知正气与喉舌即为余之武器,余必捍卫民族之人格,而求无愧为总理之信徒,无负于革命之先烈。”以及直言张学良等因读其文件日记,受其伟大人格感召而释放他,甚至借宋美龄之口,将其西安蒙难,与孙中山广州蒙难相比拟。类此显然不仅仅要维护一时之颜面,直欲借此“日记”,以塑造千秋的历史美名。

但是,如果要追求历史真相,则必须揭除神圣的面纱,以见真面目。我们不妨以《西安半月记》所记,与其他当时人的记录对质一下,比而观之。《西安半月记》对被捕时一刻的描述是:

时叛部搜索益急,闻岩穴上叛兵相语日:“此间有一服便衣者,或即为委员长也。”另一叛兵曰:“姑先击以一枪再说。”又一叛兵喝止之曰:“不要胡闹!”余乃抗声答曰:“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如尔等以余为俘虏,则可将余立即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叛兵称不敢,向天空发枪者三,高呼:“蒋委员长在此矣!”旋孙铭九营长前来,向余长跪而泣,连言:“请委员长下山。”余乃知围攻行辕者,为张之卫队第二营也。孙随护下山,至华清池行辕前,余欲入内稍憩,见门内物件纷乱,尸体枕藉。孙坚请余登车入西安,谓:“委员长所居之室,已凌杂不可居,营长奉上官命,请委员长入城。”余命孙:“找尔之副司令来!”孙曰:“副司令在西安相候。吾人非敢对上官叛变,实对国事有所请求,将面陈于委员长,望委员长接纳吾人之所请。”余怒斥曰:“叛逆狂谬至此,无多言,欲毙余,则速毙余可也!”孙与第一〇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又向余敬礼,请登车入城。余欲见汉卿询其究竟,遂登车行。(《西安事变史料》,1983年出版,上册,第4页)

文中的孙铭九营长亦有回忆,临潼扣蒋应是他一生最难忘的一刻,同样一事,请看他是怎样写的:

此时天色即将全明,可以看清地形地物了。我同士兵一起急往山上搜索,恨不得将蒋介石一把抓住才好。忽然跑在我前面的陈思孝(卫队营一个班长)喊着:“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我应声赶紧跑上前去,只见蒋介石刚从洞里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站在洞口边,卫队营的卫士们四面包围着拥挤在左右。发现蒋的陈思孝和卫士们报告说,我们先看见这块大石头旁边像有人在走动,一会儿又没有了。我们沿这个方向搜索至大石头旁,见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随后站了出来。我走到蒋介石的面前,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我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此时,蒋的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浑身都是尘土。“你们是哪里来的?”蒋问。“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我回答。“啊!你是孙营长,你就是孙铭九?”“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嗯,我知道,有人报告我的。”蒋可能看出我不伤害他,便说:“你是个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我解释并催促蒋说,“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副司令在那里等着你呢!”蒋一歪坐在地上,发怒地说:“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蒋的腰痛是真的,是他从五间厅往外逃跑翻越后墙时摔的。我见蒋不走,便劝他:“此地不安全,请委员长还是赶快下山去吧。你腰痛,我们背你下山。”蒋还是不动,并要马骑。我示意左右卫士把蒋从地上扶架起来,拥推着下山了。来到华清池,蒋又不愿意进西安城。我和几个卫士便连推带拉把他弄上了汽车。我也上了车。(《西安事变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221-222页)

两文对照,用词遣句虽异,所述事情实同。孙铭九的回忆朴实无华,口口声声委员长,并无故意贬诬之处,读来生动真实。反观陈布雷编写的蒋氏回忆,则刻意修饰,一心想在极为窘困的情况下,描述领袖之临危不惧与义正辞严,以凸显蒋氏的尊严,不免言过其实,过度渲染。如谓孙铭九一见到蒋,“向余长跪而泣!”蒋、孙初次面对,孙绝无向蒋“长跪而泣”的感情,今见孙氏回忆所述,盖知跪泣一景,乃系虚设,而非实有。

我们把蒋介石的说法与孙铭九所记对质,可得八点:

一、蒋介石说听到他的侄儿蒋孝镇“与叛军厉声争执”,这是替蒋孝镇脸上贴金,事实上,孙铭九说蒋孝镇“这个家伙已经吓得面无人色”,讲话“半吞半吐”,又何来“厉声争执”?在蒋孝镇表示不知道蒋介石行踪后,孙铭九即拿枪对着他说:“你不说真话,我马上毙了你!”于是蒋孝镇“赶紧回头向山上看了一眼”。孙铭九就按着“目指的方向,指挥队伍往上搜查”。

二、蒋介石说他被发现时“抗声答曰:‘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孙铭九回忆却是:“我们沿这个方向搜索至大石头旁,见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随后钻了出来。”

三、蒋介石说孙铭九一见他就向他“长跪而泣”;孙铭九回忆却是:“我走到蒋介石的面前,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我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此时,蒋的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浑身都是尘土。‘你们是哪里来的?’蒋问。‘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我回答。‘啊,你是孙营长,你就是孙铭九?’‘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嗯,我知道,有人报告我的。’蒋可能看出我不伤害他,便说:‘你是个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我解释并催促蒋说,‘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副司令在那里等着你呢!’”

四、蒋介石说:“找尔之副司令来!”孙铭九回忆:“蒋一歪坐在地上,发怒地说:‘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蒋的腰痛是真的,是他从五间厅往外逃跑翻越后墙时摔的。”

五、蒋介石说“遂登车行”;孙铭九回忆却是:“我见蒋不走,便劝他:‘此地不安全,请委员长还是赶快下山去吧。你腰痛,我们背你下山。’蒋还是不动,并要马骑。我示意左右卫士把蒋从地上扶架起来,拥推着下山了。来到华清池,蒋又不愿意进西安城。我和几个卫士便连推带拉把他弄上了小汽车。我也上了车。”

六、蒋介石说上车后“孙铭九与唐君尧旅长既扶余登车,夹坐余之左右;另一副官坐车前,即张汉卿亲信之侍从谭海”;孙铭九回忆却是“在车里,我坐在蒋的左边,唐君尧坐在蒋的右边;前面是副官长谭海和司机。蒋皱着眉头刚说出‘太挤了’一句话,随即又把话咽了回去。车子向西安奔驰着,蒋不断地用手抚摸胸前,紧闭双眼,口中嘘嘘地呼着长气。我问道:‘今天以前的事过去了,今天以后怎么办?’蒋说:‘你们副司令有办法了。’‘我们副司令拥护委员长抗日。’我说。‘我也没有不抗日呀。’蒋小声说,‘打共产党是国策,没有错,是我决定的。’蒋显然是动气了。我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