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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定蒋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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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定蒋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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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 《论定蒋经国》前言
  • 一、蒋介石不如崇祯、蒋经国不如阿斗
  • 二、论定蒋经国
  • 三、蒋经国在莫斯科
  • 四、“二二八”事变后蒋经国没来台湾弹压吗?
  • 五、比包启黄还包启黄
  • 六、蒋经国是台湾人?
  • 七、蒋经国人死了,就不骂他吗?
  • 八、告李登辉等六大员伪造蒋经国遗嘱状
  • 九、江南《蒋经国传》新版序

《论定蒋经国》前言

蒋经国死在1988年1月13日,眼看就是一周年了。他的徒子徒孙们、他的佞幸私昵们、他的旧属同志们,纷纷展开所谓“纪念蒋故总统经国先生逝世周年”活动,活动中项目繁多,只有一项是有长久作用的,就是他们印行大量的书刊,以为谬种流传。例如今天的国民党党方《中央日报》上,就登出中央日报出版部的广告,出版《永远与国人同在——经国先生逝世周年纪念专辑》,说收有“李总统登辉先生等纪念专文十二篇;以及名流、学者、旧属、民间等感人的纪念文粹三十三篇;《蒋总统与我》征文二十一篇”,以为纪念;同时声言,此书在“追思纪念会上,允宜人手一册,宛若握紧经国先生的手,请他牵引我们向前”。肉麻兮兮,令人讨厌。另一方面,今天的国民党军方《青年日报》上,也登出“总政治部”黎明文化事业公司的广告,出版《经国先生与国军》《对经国先生的沉痛追思》《用血汗凝聚长城的蒋总统经国先生》《蒋总统经国先生追思录》《经国先生的故事》,说:“尊重经国先生毕生之所痛恶、力避歌功颂德,而在于阐扬他‘平凡’、‘平淡’、‘平实’之中所显现的自然的伟大。”肉麻兮兮,也令人讨厌。

国民党的肉麻兮兮,大略如此,民进党以下的所谓反对分子,其实也媚骨百出。例如蒋经国死后,康宁祥亲自去鞠躬如仪,1988年1月15日《自立晚报》登:“康宁祥仍永难忘怀经国先生宽阔的政治胸怀,他步入灵堂内,向经国先生为台湾民主政治的努力致最高敬礼,并代表着在野人士对经国先生的景仰。”当然,在表现媚骨的时候,民进党其他大员是不会后人的,所以,我们在蒋经国死后,看到朱高正的号咷大哭、看到许荣淑的联署致敬、看到费希平的表示悼念、看到周平德的深感悲悼、看到余陈月瑛的大呼:“非常沉痛,那种心情,实不亚于月前我丈夫逝世!”看到民进党紧急中常会的谄媚声明、看到民进党北港服务处和桃园县党部的下半旗(分别由朱高见和邱垂贞主持)。……所有的“媚骨症候群”都登时一一发作,真不知道反对党应有的起码规格何在也!不过,这些人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虽然肉麻兮兮,倒不像国民党那样印行书刊,套句词牌的名目,他们只是“感皇恩”、“眼儿媚”而已。

我在蒋经国生前,就出版封面标出“蒋经国死了”的“诅咒”之书,以代天讨;如今蒋经国死了,自应有“鞭尸”之作,聊伸我怀。因此我决定在他死后一周年之日,编著《论定蒋经国》这本书,一来打倒国民党的马屁书刊,令其虚生;二来证实民进党的没有志气,令其愧死;三来向全世界显示,在生死线外,中国毕竟有强项不屈之人,在台湾岛上,不畏蒋家王朝,而以个人力量,挺身为人间存正义而留信史。孟夫子说所贵为大丈夫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如今再加一条,就是“生死不能完”——只要人间有邪恶存在,大丈夫就跟它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没完没了。世之读者幸能从这种角度以看此书,则是知书者矣!

1989年1月6日夜12时半在台湾

蒋介石不如崇祯、蒋经国不如阿斗

蒋经国今天死了,在国民党传播媒体众口一声的哀号里,我要写一点独具只眼的论定。

蒋介石死的时候,国民党哀号是“崩殂”;如今蒋介石的太子死了,国民党又哀号是“崩逝”,这种封建字眼的全部出笼,显然在以帝王相应他们的主子,国民党自称革了九十年的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革到头来,一代民国竟落到蒋氏两代的家天下里,父死子继,一崩再崩,真是民国的大丑闻了。

比较起来,袁世凯的“新华春梦”实在不如蒋介石的“金陵春梦”,袁世凯不甘形为总统而要形为皇帝,结果两样皆无;蒋介石甘于形为总统而实为皇帝,结果两样皆有,形式上,他把“总统位”传给了蒋经国;实际上,他传的无异是“帝位”——民国的总统竟沦为世袭,“中华民国”之去“中华帝国”也,又几希!

写到这里,国民党一定说我目无“中华民国”了、一定对我大施挞伐了,且慢、且慢,还是看看贵总裁的一篇演说吧!贵总裁在1950年3月13日,在“阳明山庄”讲《复职的使命与目的》,就有这么一段:

我自去年1月下野以后,到年底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各省已经全部沦陷。今天我们实已到了亡国的境地了!但是今天到台湾来的人,无论文武干部,好像并无亡国之痛的感觉,无论心理上和态度上还是和过去在大陆一样,大多数人还是只知个人的权利,不顾党国的前途。如果长此下去,连这最后的基地——台湾,亦都不能确保了!所以我今天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而还不自觉,岂不可痛?

看到了吧!照贵总裁的说法,“中华民国”早在“去年(1949)年终”就“灭亡”了,这不是亡国又是什么?可见说“中华民国”未亡者,自不符合“总裁言论”也!

事实上,“中华民国”之亡,不亡于1949,早亡于蒋介石篡夺成蒋家王朝之时。所以1949所亡的,无异是蒋家王朝。蒋家王朝定都南京,人被兵临城下前夜,蒋介石文学侍从之臣陈布雷,在黯然环顾南京灵谷寺、鸡鸣寺后,服毒自杀,这一“先你而死”,最有深意。灵谷寺、鸡鸣寺都是六朝的名刹。灵谷寺是宋文帝元嘉年间(5世纪)宝志禅师盖的,最早叫道林寺。梁武帝天监十三年(514),他以社稷存亡,问于志公,志公答他说:“贫僧塔坏,陛下社稷随坏。”后来志公死了,梁武帝怕志公的预言成真,赶忙改以石塔代替木塔,以防塔坏,不料工程做了一半,就亡国了。梁武帝饿死的地点,就近鸡鸣寺。鸡鸣寺是当时同泰寺的故址,寺的东边有坡道通城,俗称为台城,八十六岁的梁武帝即殉国于此。陈布雷选上这两座古寺而寄情、而流连、而殉死南京,真选得无独有偶了!宋人题灵谷寺,说是:“六帝园林堕劫灰,独余静谷葬崔嵬,行人指点云间鹤,唤得齐梁一梦回。”其实,蒋介石连“堕劫灰”的六朝人物都不如了,因为六朝人物至少还在原地亡国,蒋介石呢,连亡国都要亡得开小差呢!

梁武帝殉国于南京后,前殉后继,又来了殉国者,就是陈后主。通常大家都说陈后主是中国有名的昏君,但我细查他的身世,却也昏中不乏令人欣赏之处。他在位六年(583—589),深知司法黑暗,除大赦外,还要用亲自大审的办法,以为救济。同时还主张言论自由,宣布“一介有能,片言可用,朕亲加听览”。除了这些“德政”外,陈后主最有气派的,是他居然把失掉故土的人质(今犹老兵也),“遣送回大陆”。他下诏表示:我既没有能力光复河山,但我不为难你们,你们要回去,要跟骨肉团圆,我送你们回去,送你们到对岸敌人那里去,并且保证送到家,绝不陈文成。至于想留下来的,“亦随其意”。这种气派,陈后主干了四年皇上就开放了,但他的浙江老乡干了四十年才开放,可见陈后主做昏君,其实也有令人欣赏的一面。最后,在亡国之日,这位浙江人守不住南京,却也临危不逃,还在原地亡国,蒋介石呢,连亡国都要亡得开小差呢!

陈后主以外,再看明思宗。明思宗是17世纪的明朝亡国之君崇祯。崇祯为人猜忌有余,能力不足,治起国来,整天走马换将,文武大吏,个个是“门神”。为什么是“门神”呢?这是有典故的。崇祯要王洽做兵部尚书,王洽长得相貌堂堂,崇祯私语说:“好似门神。”门神都是一年一换的,表示你小子做不久。其实一年一换还是好的呢!崇祯做了十七年的皇上,可是宰相换了五十个!(宋朝开国起一百三十年间,宰相也不过五十一个!)他老兄实在不会用人。虽然如此,他还在亡国前夜写条子,表示“文臣个个可杀”。他恨他的手下,他说他非亡国之君,但是手下是亡国之臣。但是,亡国之臣是谁任命的?舍亡国之君外,谁又有权干此好事哉?最后,在李自成进北京的日子,万岁走上万岁山(煤山,现在的北京景山),上吊死了。三十四岁的年纪,就这样自杀了。他死后,衣襟上写字还埋怨“诸臣误朕”、埋怨他的手下害了他,真可说是至死不悟的浑人。但是,浑人虽然浑,但在浑中,却不失他颇知廉耻的信仰:第一,他“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于天上,不敢终于正寝”,他要“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上吊殉国;第二,在大臣劝他向南方逃走的时候,他拒绝了,他说:“国君死社稷,朕将安往?”他虽然有台湾,可是他没脸去逃了。他终于为亡国之君的最后殉国,做了一次好榜样。这个浑人皇帝虽然误国失国,但他的从容一死却多少引起人们的同情与怀念——比起只会亡国不会殉国的蒋介石来,他真有帝王气象了!

至于蒋经国,在做太子时代,既不能有陈后主的太子那种殉国风范,“正色以待”敌人的到来,而要和老子蒋介石一同出奔,他即位后,其德其能,也就可想而知。一年半前,我的朋友唐德刚教授发表《邓蒋两公百年后——海峡两岸必须面对变局》一文,其中说:

在此一大“势”发展之下,小蒋总统之作风,实有足多者。经国出身“高干子弟”,本是上海滩上小花花公子;嗣又留学苏联,列名共党,清算老父。回国后又在乃父亲手训练之下,搞国民党派系政治,弄权攘位,终于父死子继、位登大宝。

……(编者略)

依我看来,蒋经国在小手段上固然亲受共产党训练与“乃父亲手训练”,比阿斗高明;但在维持大局与对中国未来看法上,其实还不如阿斗。阿斗“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他能用到诸葛亮,“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这是很不得了的成绩,比蒋太子只用奴才、空言反攻而军旅不兴赦却妄下高明多了。至于阿斗最后成全中国统一,知道“龙虎战争,终归真主,此盖天命去就之道也”。这也比负隅而不知“天命”者高明百倍。且阿斗班底中,还有北地王谌那种戈倍尔(JosephGoebbels)式“先杀妻子,次以自杀”的殉节之士,蒋经国有吗?一旦台湾风吹草动,丢人现眼可有得好看呢!

阿斗在中国统一后,“乐不思蜀”,其实他是河北人,所思不一定在四川,他可以爱四川,但不必刻意做四川人。蒋经国则不然。去年蒋经国与十二个“台籍耆老”谈话,说他个人在台湾住了四十多年,“我已经是台湾人”了。消息传出,立刻被各路马屁砰砰围住,用屁股思考的朝野上下,屁谓蒋总统英明云云,似乎为蒋经国这一台化言论,倍感欣慰焉!

二十年前,蒋经国讲《以国家安危为己任》,自道他一生颠沛流离,“自己从小到现在,没有哪个房子住过六年以上”,可是到台湾后,他在一栋房子里,“已经住了十八年”,言外之意,台湾居,实乃安定之至者。上一讲演,是1967年1月30日讲的,二十年下来,蒋经国在台湾岂止一住十八年,根本已是二十八年、三十年了,比起“自己从小到现在,没有在哪个房子住过六年以上”的流动率,台湾之令人乐也,尚奚疑哉?不过,蒋经国在1976年2月27日的讲演——《我们有中华民族全民的民主与自由》,曾经公然以“我是台湾人”为抨击对象、以“我是台湾人”为奇耻大辱,可是,曾几何时,同一个蒋经国,却公然说他自己是“台湾人”了!这不是咄咄怪事吗?

其实一点不怪,蒋氏父子口口声声台湾属于中国,但他们所实行的,却是在台湾搞小朝廷;他们干的,是搞外省人的“台湾独立”,虽然他们绝口不说。“反攻大陆”也、“光复大陆”也、“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也,都是能说不能做的;“台湾独立”却是能做不能说的,因而他们挂中国统一的狗头,却卖“台湾独立”的羊肉。因为他们明知已无任何希望。这在蒋介石“机密”训词中,早就慨乎言之。1963年11月12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印行“机密”的《八全以来总裁对党的重要训词总辑》,收有1959年5月1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八届二中全会讲的《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其中断言“再过十年,超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这段话是1959年说明的,1959年说“再过十年”,当是1969年。但1969早就过去了,1979也早就过去了,眼看就是1989了,“任何希望都要破灭”,岂不心知肚明?因此在台湾搞小朝廷、搞外省人的“台湾独立”,正是他们的“机密”原案。蒋经国在垂死前夜,承认自己“已经是台湾人”了,正显示了负隅顽抗中国统一的心态。我说他不如阿斗,因为阿斗之罪,不过乐不思蜀;但蒋经国之罪,却在蜀乐不思中原——乐不思大陆(当然思也白思)。由此可见,真正扶不起来的,不是阿斗,而是别有其人也!

结论是:蒋介石不如崇祯、蒋经国不如阿斗,虽同为古今亡国之君、亡国之太子,但高下之分,一看便知。盖棺论定蒋氏父子,这一史家持平之论,也许可供启蒙也。

1988年1月13至14日

论定蒋经国

“蒋经国死了”的当天晚上,我写《蒋介石不如崇祯、蒋经国不如阿斗》,给蒋氏父子做历史定位。七天来,看到海内外国民党和国民党同路人众口一声的歌功颂德,真觉得他们既无识又可耻,决定写这篇文章驳斥之。

蒋经国从1939年任赣南第四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起,到1949年逃台湾以至于死为止,实际所统治的中国,在赣南,不过两万三千平方公里;在台湾,不过三万六千平方公里,只占全中国的千分之二到千分之三,可见对中国的全面性统治,相差极远。他做青年军政治部主任、东北外交特派员、上海地区经济管制督导员办事处副主任,除了促成卖国的《XXXX条约》祸害整个中国外,其他影响,不过一时一地而已,并且成绩都是负面的,谈不到什么事功。从整个中国的观点对他歌功颂德,比例自然不当。唐德刚把他上比毛泽东、邓小平等整个中国的统治者,可谓比拟不伦;许倬云说“经国先生的贡献,在中国历史上有其炳耀千秋的地位”,可谓肉麻已极。蒋经国在中国历史上的真正“炳耀千秋”,乃在他赛过石敬瑭,蒋氏父子祸害整个中国,比五代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遗害二三百年,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石敬瑭卖国,换得契丹帮他打天下;蒋氏父子卖国,又换得了什么?蒋氏父子固石敬瑭之不若也!《旧五代史》说石敬瑭“其为君也……能保其社稷,高朗令终”。但蒋氏父子呢?其为君也,社稷都不能保啊!

从整个中国的比例与历史来看,蒋经国固乏善可陈有恶已作,试问他在台湾搞四十年的小朝廷,是否尚有可足“炳耀千秋”的呢?以我这种不肯曲学阿世的历史家看来,蒋经国在台湾搞四十年小朝廷的成绩,实在也大有问题。

歌功颂德者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说蒋经国制造了“经济奇迹”,一个是说制造了“政治奇迹”。关于前者,歌德派的错误在溢美;关于后者,错误在胡说。台湾经济的发展,功劳是这个岛上人民全体的,不是蒋经国个人的,纵为了方便论个人功劳,尹仲容等也占前几十名,还轮不到蒋经国。蒋经国在苏联留学,懂的是格别乌,对经济却鸦鸦乌,他的经济政策其实是恶魔附体式的。医学上有所谓“小发作”(PeitMal)“大发作”(GrandMal)。“小发作”代表一种癫痫(Epilepsy)的发作,症状没有全身或局部剧烈抽搐,时间也很短,不过几秒钟;“大发作”则相反,症状是全身抽搐且意识丧失。这种发作,古人不知道是由于脑皮质神经细胞全面性的过度放电,反以为是恶魔附体。法文这字原意,就是大恶魔,即因此而来也。蒋经国四十年前在上海“打老虎”,调来“戡建大队”,动员六个军警单位(金管局、警察局、警备部稽查处、宪兵、江湾以及两路警察局),想要解决经济问题,正是恶魔附体式的招数。这一发作,正是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LeightonStuart)所说的,在“以警察国家的方法来压制经济定律”(anattempttorepresseconomiclawsbypolicestatemethods)。经济定律岂是警察压制得了的?蒋经国的无知妄作,真是千古笑谈!别以为这种无知妄作只是四十年前的旧事,就在十四年前,蒋经国还声言对“限价措施”“本人对此却有成功的绝对信心”呢!就在一年多前,国民党第一党报《中央日报》还呼吁“每个人都扮演理想的‘物价警察’角色”呢!

四十年来的台湾经济,事实上是在恶魔附体下前进的,恰像那童话中赖在年轻人身上不肯下来的背上老人,他实在是前进中的一大负担。没有这种负担,台湾今日的经济发展,当不止于此。所以论定台湾经济发展,当从没有蒋经国岂不更好着眼,而不是有了他才很好着眼。事实上,以台湾此岛的本身条件,四十年的岁月,经济发展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领导者以中人之资、行无为之政,便可达到一定的成果,辜鸿铭讥笑袁世凯,说除老妈子倒马桶无须学问外,天下事皆须学问,但使台湾经济发展到目前程度,实在也无须太高的学问,当然恶魔附体式的学问是不行的。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S.Truman)说美国至少有两百人若干总统会干得跟他一样好,看台湾经济发展,当知两百老妈子中必有芳草。今归天下之功于一人,溢美蒋经国,窃恐台湾两百老妈子都不服也!

至于说蒋经国制造了“政治奇迹”,则更是胡说。事实上,蒋经国是真正祸害台湾政治的人。“政治”祸害的程度,才堪称“奇迹”。从1949年蒋介石下野起,蒋经国虽然名义上是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是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但他另负“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实际责任、“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的实际责任,指挥一切党政特务情治机构,后来名义上是“救国团主任”、是“国防会议副秘书长”、是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是“行政院”政务委员、是“国防部”副部长、部长、是“行政院”副院长、院长,以至于最后干上“总统”,不管他名义上干什么,骨子里的一切党政特务情治机构,都归他指挥、都由他负实际责任。换句话说,台湾四十年的恐怖统治、四十年的严刑峻法军事戒严、四十年的人身自由没有保障、四十年的言论出版自由被迫害、四十年的集会结社自由被限制、四十年的在人权上的高压、四十年的民主宪政不能发荣滋长、四十年的志士服刑、豪杰受难、亲人望眼、稚子含悲、老兵有家归不得……这些局面的形成,蒋介石固为罪魁、蒋经国亦为祸首,并且在执行上,他比他老子还负更多的实际责任。尤其在他老子死后这十二年来,他负的,更是无可推卸的绝对责任。所以,台湾四十年的“冰河期”、四十年在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大冻结、大逆退,蒋经国是众“妄”所归的真正负责人!

这一真正负责人,在四十年的强人统治之后,在死前几个月里、在衰病侵寻中、在美国人的一再压力下,只不过虚晃几招,搞一点开放党禁、报禁、探亲的噱头,一点换汤不换药的解严戏,有的成效如何尚未可知、有的愈解愈严变本加厉(如对书刊的查禁,竟杠上开花,用到“违警”、“妨害秩序”等法令,尺度之严,前所未有),就被海内外的马屁精赞不绝口,奉为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守护神了,这不是既无识又可耻吗?由此可见,夏志清所谓的“政府在蒋经国先生领导下走上民主宪政之大道”、余英时所谓的“他已成为中国民主前途的象征”、杨力宇所谓的“经国先生……创造了……高度民主的局面”、郑竹园所谓的“如无经国先生的英明领导,绝难如此辉煌”、张旭成所谓的“对台湾的民主化……有很大的贡献”、戴国辉所谓的“经国先生一直致力于推行民主改革”、林毓生所谓的“蒋总统在历史上的地位,无过于推动民主的改革”、胡平所谓的“在促进台湾民主化方面,蒋经国做出了重大贡献”等等,都是乱拍马屁的妖言,知识分子如此信口瞎说,他们的书真不知怎么念的!

也许有人说:“声妓晚景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贞妇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倶非。”“看人只看后半截。”蒋经国既然宣布开放这个、解除那个,我们就该与人为善,称赞称赞。可是我认为,称赞任何人都可以,但不能背离事实与真相,蒋经国辣手摧花四十年,最后死前几个月才来了一点怜香惜玉的噱头,我们岂可轻予认定?这位“声妓”风骚四十年后才宣布(注意:只是宣布而已)老娘洗手不干了,这种最后几个月的“从良”,为时也未免太短一点了吧?

在既无识又可耻的咚咚马屁声中,一个最荒唐的说法是:蒋经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试问蒋经国就便是汉武帝了又怎样?汉武帝内多欲而外好仁义,死前三年时候,对被他统治了五十年的中国人民有所歉疚,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汉武帝尽管这么说,但历史上,并不因他有所歉疚,就把他五十年对中国的祸害置而不论——历史的论定是绝不含糊也绝不客气的。如今把蒋经国四十年对台湾的祸害置而不论,这通吗?你可以说汉武帝繁刑重赋、信惑神怪、巡游无度、黩武穷兵、北逐匈奴、西通西域、东平朝鲜、南置九郡,因为这都是真的,但你不能说他是爱好和平的仁君;你可以说蒋经国繁刑重赋、信惑神怪、巡游无度、戒严弄兵、北卖XX、西通老美、东媚日本、南联新加坡,因为这也都是真的,但你不能说他是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守护神,正相反的,他的一生所作所为,正是这些伟大字眼的侮辱者与损害者,对他在这方面的赞美,是对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的最大亵渎,面对海内外这样不明是非、众口一声,我不得不力斥其非、严正抗议。一个人踩你的脚,一踩四十年,最后他的贵脚高抬了一下,你却反而歌颂他,这叫什么政治伦理?又叫什么人间是非?要歌颂,该歌颂我们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四十年来对他贵脚的抗争、该歌颂任何使他贵脚高抬的客观压力与变化,而不是他的贵脚啊!至于政治犯陈映真、王拓、柏杨之流,在蒋经国死后所做的马屁之言,则更属失态之尤者,你们当年正是他贵脚脚踩下坐穿牢底的可怜虫,如今竟以逐臭为荣而不以为辱,真未免太忘本了吧?你们不敢攻击蒋经国,至少可以保持缄默,不说肉麻话吧?难道少说几句就不行吗?独裁者作践你们,要怪独裁者;可是事后你们自我作践,又该怪谁呢?

蒋经国不单是一踩四十年的台湾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真正负责人,并且在“政治奇迹”上,还别有“奇迹”,那就是他和他老子一样,不尊重政治制度,搞个人独裁。蒋介石出身青色上海流氓、蒋经国出身红色苏联高干,他们对政治制度的理解水平,本来就有限,蒋经国回国后,在庭训之下,红中带青,从做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到搞小组织“燕廉”“铁血救国会”“中正学社”活动等等,走的都是不尊重制度、搞个人独裁的路线。这从台湾政治局面,迄蒋氏父子死亡之日,犹陷在党内无民主、党政不分、政出多元、一人领导等特色上,可以看出。金耀基马屁说“经国先生已在民主的转化中,尽了他的责任,发挥了强人的积极功能”,全是胡说八道。事实上,蒋氏父子的整个作业的“积极功能”,都在违反“民主的转化”,父亲做“总统”、儿子做“行政院长”,这叫什么“民主的转化”?父死子继为“主席”、父死子继为“总统”,这又叫什么“民主的转化”?蒋介石做“总统”则为总统制、蒋经国做“行政院长”则为内阁制、做“总统”又为总统制,这又叫什么“民主的转化”?正因为所有转化都是不民主的,所以一切都配合这一强人统治的方便,而把制度扭曲。例如蒋介石一无战功,由上等兵一跃而为陆军少将,这算什么制度?蒋经国毫无战功,也没打过仗,由老百姓一跃而为陆军二级上将,这又算什么制度?但蒋氏父子公然星光闪熠,自己不以为异,人亦不敢以为异,原因无他,搞个人崇拜使然耳!鹿桥马屁说蒋经国是“不搞个人崇拜的领袖”、徐一鸣(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马屁说蒋经国“不搞个人崇拜”,统统是胡说。蒋经国不但搞个人崇拜,门槛之精,甚至出蒋介石而上之。蒋介石的个人崇拜,使民畏其威;蒋经国搞个人崇拜,使民惑其亲。以无党无派自命的台湾人吴三连马屁说蒋经国“仁民爱物,功在国家”;以民进党号召的台湾人朱高正马屁说蒋经国“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国家领导人”,这些肉麻的谀词,究其原始,都和蒋经国的“亲民‘秀’(Show)”不无关系。而这一“亲民‘秀’”,正是蒋经国搞个人崇拜的现身说法。

蒋经国搞“亲民‘秀’”,可算是他一生最精彩的演出。他光在1978到1981的四年间,就下乡一百九十七次、“与民同乐”一百五十五天。细部举例,像开东西横贯公路,他亲自入山二十一次;像盛产西瓜的丰田村,他连续五年来个五访;他一会儿到南部佛光山四度莅临;一会儿又到北部唐山木器行登门道谢。……歌功颂德者连篇累牍的称道蒋经国这种为政之道,殊不知这是为政的小道而非大道。中国政治哲学的为政大道是《淮南子》所说的“重为惠,若重为暴”。“重”是不轻易,统治者要不轻易施小惠,一如不轻易做坏事一样。统治者要节制自己,做到“无智”、“无能”、“无为”的三无。“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正因为统治者自己不显配聪明、不炫耀能力、不捞过界下决定,这样大众才能发挥他们的责任与才干、才不做奴才。但是蒋经国却一反其道,他要亲施小惠,并且政由己出。结果呢,一个七层慈云讲寺算不算违建、一片九孔养殖场该不该拆除、一次中秋节应不应弹性放假、一家小琉球发电厂要不要抢救整修,都要领袖说了算,到头来领袖永远是“一生劳瘁”、“力疾从公”,他累得要死,手下奴才却闲得要命。

汉朝皇帝向大臣周勃问行政业务,周勃不清楚,又脸红又流汗,表示惭愧;汉朝皇帝向大臣陈平问行政业务,陈平坦然说不知道,说这些细节去问专业的行政人员好了,不必问我,我是大臣,是管大事的。陈平不但不脸红流汗,并且夷然自得。陈平是国家大臣,大臣怎么能管屁事?管屁事,自然就影响到办大事的时间与精力。蒋经国生前四度访问基隆市仁三路的奠济宫,并且和住持下过两次棋,这是干什么?一座小庙,值得这样探求民隐,才能了解吗?民隐并非不可探求,但是这样子频繁、这样子毫无章法、这样子费事才能得到结论,那可未免太笨了一点。纪录上说蒋经国在开东西横贯公路时候,“亲冒危险,深入荒山,披荆斩棘,餐风露宿去勘察路线”,其实这是一名区区公路局工程师干的事,何劳“大政治家”亲自出马?如果这样为政算是正道,试问一朝“反攻大陆”“光复大陆”了,可怎么办?占中国千分之三的台湾,建设起来,蒋经国都要神出鬼没的穷忙至此,一旦千分之九百九十七的来了,再躬亲细务而能分身有术者,岂可得乎?

何况,蒋经国这种为政之道,如真能解决问题,也就罢了。事实上,他在1980年永安煤矿灾变时挨家挨户去致哀慰问,八年后的今日矿工依然悲惨;他在1972年女票据犯代夫坐牢时慈悲为怀去下令改善,十五年后的异日女囚犹在牢中。多花时间去上山下海做“亲民‘秀’”,何如关起门来多做点亲民事?慰问孤苦不如解决问题,蒋经国的勤政爱民,其去伪善也,又几希?

整个的结论是:蒋经国瞎忙了一辈子,却从来不懂经国之道!如今他死了,丘宏达马屁说“乃是国家一大损失”,我真不知道“国家”“损失”了什么。……(编者略)

1950年,蒋经国说:“复兴活在中国,失败死在台湾。”他如今死在台湾,证明他一语成谶,也证明他的失败属实。这四十年,蒋氏父子本来有很好的机会,可以从容建立自由、民主的橱窗,可是他们太自私,结果先死后死,为天下笑,1958年蒋经国说他们“绝不会重走郑氏当年失败的旧路”,其实他们还不如郑成功,郑成功至少反攻到南京、至少传位到第三代。蒋经国宣布“未来蒋家的人不能也不会担任总统”,一时传为美谈,但他为什么不使自己不做第二代的总统?那样岂不更漂亮?他有四十年的机会、又有三十年的机会、又有二十年的机会、又有老子死后十二年的机会,他都执迷不悟,失掉了。如今以垂死之人、作无望之语,纵属临终悔罪之言,历史也不会饶恕他的!

1962年,蒋经国说:“最近我看到历史上有一位成功的伟人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人家赞扬我?这一句话有着深刻的意义,不错,时常被别人赞扬、歌功颂德,并不就是你的成功。”——现在,在一片“别人赞扬、歌功颂德”声中,蒋经国死而有知,真该知道他做错什么了!

1988年1月20日病中作

蒋经国在莫斯科

《蒋经国在莫斯科》,1986年11月香港中原出版社出版。著者是彭哲愚、严农,书前有成书经过:

1983年春节前夕,我们两人从各自工作的北京和邵阳赶赴长沙,去访问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徐君虎先生。到长沙那天,正赶上下雪和雨,雨雪霏霏,整个长沙城笼罩在雾霭之中。我们找到徐老的住处,一打听,徐老那几天正在湖南宾馆开省政协常委会。我们又冒雨步行到湖南宾馆。严农的父亲、著名新闻记者、老作家严怪愚是徐老的密友,我们又是远道而来,大概是这些缘故,徐老利用会间的休息时间,立刻接待了我们。

“在今天的会上,我们发表了对蒋经国的谈话,对台节目里可能广播。”徐老给我们沏上了家乡的热茶,招呼我们坐下后,就开门见山地跟我们谈起了蒋经国。我们早就知道徐老与邓小平、蒋经国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同窗共读;30年代末期,又与蒋经国在江西共事,与蒋经国过从甚密,是挚友。

此后,一连几个晚上,徐老和我们当炉围坐,叙述着他与蒋经国同学和同事的件件往事。激动时,徐老就站起来,他那高大的身躯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着,巨大的手臂,随着他那洪亮的声音,忽高忽低、忽左忽右,打着各种手势,使我们仿佛身临其境……

在徐老的帮助下,我们又访问了当年在莫斯科与蒋经国同学,现任湖南省参事的雷通鼎、赵可夫先生,在北京我们又访问了当年在蒋经国举办的“中华儿童新村”和“虎岗夏令营”生活和学习过的李淑仙、罗人恒。1985年夏,彭哲愚再次回湖南长沙,找到了当年在江西贛县当县长、与蒋经国共事多年的吴剑真先生(现任湖南省政协常委),了解了蒋经国当年在江西赣南的一些情况,搜集了一些有关蒋经国的趣闻轶事。最后,以徐老讲述的为主线,把其他人讲的情况糅合进去,整理成文,定名为《蒋经国在莫斯科》。

在这成书经过的末尾,著者彭哲愚、严农特别声明:“书中的基本事实都是可信的。但由于年代久远,讲述者有些细节回忆不起来,可能有纰漏和出人的地方,敬请读者见谅。”

最小的同学蒋经国

虽然书名是《蒋经国在莫斯科》,内容却包括了两大部分:留学苏联时期和江西工作时期。两部分都是以蒋经国老同学、老朋友徐君虎的讲述为主线。徐君虎初见蒋经国,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其实不是什么大学,只是“一座规模相当大,四面环抱的四层楼房。从楼上朝下看,中间的院子就像个天井,那既是院子,又是篮球场”。他是苏联共产党“为了给中国革命培养干部,为了完成孙中山先生未竟之业”而办的。学生的来源,“有的通过南方革命政权考选,有的通过北方各省地下共产党、国民党的保送”,蒋经国是国民党的特权分子,当然没经过什么考选,就保送到学校里来了。

徐君虎、赵可夫、左权他们到校后不久的一天,正准备睡觉,忽然有人说:“邵力子看我们来了。”邵力子是1925年10月,作为中国国民党中央的代表来莫斯科的。他既是国民党驻中山大学的代表,又是中山大学第一期的学生。邵力子这人的名字,徐君虎、赵可夫他们早就听说了,但过去没见过面。他来到每个人的床前,和大家一一握手,问:“辛苦了吗?”跟在邵力子身后的还有个小孩,十五六岁,穿着皮夹克,戴着鸭舌帽,个儿不高,只有一米五多一点,可粗壮敦实,走起路来蹦蹦跳跳。徐君虎正要向别人打听:这小孩是谁?那小孩却径自朝徐君虎走了过来,大大方方地伸出手来,操着宁波口音说:“我叫蒋经国,我们是同学啦!”

他就是蒋经国,他就是蒋介石的崽!徐君虎想起,他们从广州出发到上海时,路过汕头,正值蒋介石领学生军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驻兵汕头。蒋介石闻说赴苏留学青年路过汕头,还特地接见了他们,勉励了一番。说他们都是将来国家革命和建设的栋梁之才,好好向苏联学习,将来为国家出力。

蒋经国是跟邵力子一同来到莫斯科的。同来的还有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叶楚伧的儿子叶南、于右任的女儿于秀芝等。在所有中大的同学当中,蒋经国年纪最小,是同学们的小弟弟。由于年纪小,顽皮又活泼,爱说爱笑爱唱,走起路来又蹦又跳,整天无忧无愁,像只快乐的小鸟。又因为他经常穿一件皮夹克式工人服,戴着鸭舌帽,皮肤也晒得黑黑的,像个小童工,大伙儿都跟他开玩笑,管他叫“Paboqnn”(俄语“工人”)。

徐君虎很喜欢蒋经国的性格,没过多久,他俩就成了好朋友。

和邓小平在一个团小组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1925年秋天正式开学的,第一期学员共有六百多人。徐君虎不仅和蒋经国分在同一个班,而且分在同一个团小组里。他们的团小组长不是别人,就是鼎鼎大名的邓希贤(邓小平)。

蒋经国是到莫斯科后于1925年12月加入共青团的。邓小平比他们都大,经验也远远比他们丰富。1920年12月,邓小平刚十六岁,就去法国勤工俭学。到法国后,他参加了革命斗争,由于秘密工作的需要,他化名叫邓希贤。1925年邓小平成为中共旅法支部的负责人,遭到法国政府迫害,遂于1926年1月与傅锺、任卓宣(曾任中共旅法支部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叛变,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现在台北,任台北大学教授)从巴黎到柏林,又从柏林来到莫斯科。在学校里,邓小平性情爽朗、活泼,爱说笑,富有组织才能和表达才能;傅锺则老成持重,不爱言谈;任卓宣是个书呆子。他们三人的共同特点是:每个人脖子上都围着一条蓝白道的大围巾。

这里有一点错误,任卓宣只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并没做过部长,因为蒋介石认为他是共产党倒过来的叛徒,并不十分相信他。部长还是给自己人来做。至于说“任卓宣是个书呆子”,也不尽然,据王崇五告诉我,任卓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也是拉这派打那派的斗争低手呢!

莫斯科是很美丽的,尤其积雪的冬天,克里姆林宫、楼房、教堂都像一座座水晶宫。徐君虎、左权、赵可夫他们初到莫斯科,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有趣。尽管天寒地冻,饭后总也爱到学校对门教堂旁边的广场、公园或莫斯科河畔去散步,领略异国风光。在散步的时候,他们也和现在的小青年一样,爱开开玩笑、聊聊天。当左权、徐君虎他们和蒋经国、邓小平一起去散步的时候,除了聊天,还爱听邓小平讲在法国勤工俭学和那些惊心动魄、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故事。有一次,蒋经国和徐君虎问邓小平:“你们干嘛老围着一条大围脖?”邓希贤告诉他们说,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尤其是捡马粪,因为在法国就数捡马粪挣钱多,干一天能搞足一个星期的花销,最划得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那么一条围巾,因此他们每人也有那么一条。原来,他们是以曾当过清洁工人而自豪的啊!

蒋经国和邓小平个儿都不高,站队时老站在一起,肩挨着肩。生活和历史就是这样地开玩笑,这两个当年同窗共学的朋友和同志,谁能料想到,五十年后,会成为台湾海峡两岸的实权人物和政治对手呢?

蒋经国鼓吹“在中国建立起苏维埃政权”

蒋经国加入共青团(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壁报的编委,鼓吹“在中国建立起苏维埃政权”:

莫斯科中山大学没有国民党特别区党部。当时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青年中,除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外,也还有一些国民党的右派分子,孙文主义学会的人,如康泽、邓文仪、谷正纲、谷正鼎等,赵可夫也是孙文主义学会分子。邵力子是国民党中央派驻莫斯科大学的代表,徐君虎担任区党部的宣传部长,蒋经国是学校墙报“红墙”的编委,负责墙报稿件的收集、编辑和出版工作,他自己也常写稿。他在加入共青团以后,就曾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革命先革心”。他说:“大家站在革命阵线上,巩固中国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组织,争取中国的独立,在中国建立起苏维埃政权。”

墙报还以“中国革命与我们的任务”为题,发表了不少文章和材料。材料大部分是张闻天给他们的。张闻天当时三十多岁,是同学也是老师。有时,他和学员们一起活动、听课;有时也在苏联教师讲课时担任翻译,他的俄语讲得很好。

蒋经国虽然年纪小,但在全校同学中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分子。

徐君虎和蒋经国性格合得来,又由于工作的关系,经常在一起。

蒋经国爱动,一到星期天,出了墙报,不是和徐君虎他们一起去打球,就是拉着徐君虎和冯洪国他们:“老伙,打牙祭去啰!”所谓打牙祭,就是到莫斯科郊外山东人开的小饭馆去吃中国菜。

学校除了全部负责学生的吃、住和衣着用品外,每月还发给每人十五个卢布做零花钱。抽烟的男同学大都用来买烟了;爱漂亮的女同学就用来买花布做衣裳。生活困难的,就攒起来寄回国内。蒋经国、徐君虎他们不抽烟,也不需要接济家里,就用来吃中国菜。

吃腻了牛奶、面包、牛排和烧土豆,来到中国人自己开的餐馆,一闻那炒菜的香味,口水都差点流出来了。炒几个家乡的风味菜,喝点酒,吃两碗大米饭,别有一番滋味。每到这个时候,他们就想起了祖国、想起故乡。

“来,碰杯!碰杯!”蒋经国的酒瘾蛮大,每回去呷中国菜,他总是兴高釆烈,非喝个痛快不罢休。

那些开饭馆的山东老板,几乎全都是因黄河泛滥而逃到关外,辗转流浪到俄国来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参加过苏联的国内战争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苏联的战争,当过红军,有着一部光荣的历史。蒋经国、徐君虎他们吃完中国菜后,也常请他们讲讲苏联革命斗争的故事,给他们上了课外的一课。

写信大骂“介石同志”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这是他表演的投石问路。但这路可问出了麻烦:不仅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也波及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

在这之前,共产党员、共青党员、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右派(主要是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之间尚无大的矛盾。中山舰事件后,由于立场不同、看法不同,矛盾亦趋表面化。学校放暑假时,第三囯际远东司来校做形势报告,举了英国煤矿工人罢工失败的事情做例子,联系到中国革命。说孙中山先生推行三民主义,不通过武装斗争就想获得政权,这是梦想、是乌托邦。报告以后,学生中孙文主义学会分子,邓文仪、康泽、谷正纲、谷正鼎等人,说这是污蔑孙中山先生和他的三民主义,挑起了一场辩论,辩论持续了三天三夜。最后,徐君虎以特别党部宣传部长的身份,谈了自己的看法:“蒋介石是否真正继承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他是真革命的还是假革命的?人们将拭目以待。”

徐君虎的态度和他的这次讲话,导致了他后来在南京的锒铛入狱,这是后话。

蒋经国对中山舰事件是什么态度呢?这不仅是蒋的同志和好朋友所关心的问题,也是全校同学所关心的一个问题。一天午饭后,徐君虎、蒋经国,还有一个外号叫“纸老虎”的同学(中共党员,回国后在上海编过中央理论刊物《红旗》),一起在休养地的小树林里散步,蒋经国一反活泼、快乐的常态,脸上好像结了一层冰,满面忧愁。

“Paboqnn,你老子反起共来了,你怎么办啰?”徐君虎问他,语气中有点儿挖苦。

“蒋介石真反共,就连他的命一起革掉!”“纸老虎”更鲁,涨红着脸,挥舞着拳头。

蒋经国的眼泪差点儿流出来。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纸递给徐君虎:“这就是我给他(蒋介石)写的一封信的底稿。”徐君虎打开一看,只见开头称呼:“介石同志(我今天站在同志的立场和你讲话)……”接着,信中严厉而又直率地批评了蒋介石,反共就是反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就是反革命。

蒋经国以有蒋介石这样的爸爸而感到耻辱

到了1927年,情况愈来愈变了:

1927年初,北伐战争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前发展。3月,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成功,建立了上海市政府。这一伟大胜利,不仅是国内的革命人民欢欣鼓舞,消息传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们也都是欢喜若狂。雷通鼎回忆说,全校七八百人,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学生们打着三角小旗,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庆祝上海收复”。同学们一边游行,一边高呼:“上海拉斯(上海是我们的)!”队伍刚走出校门,聚集在校门外的苏联学生、工人和普通居民也自动参加了我们的游行队伍。到了大街上,也有苏联朋友陆续加入到我们的队伍里来,他们高呼:“格达尼(俄语“中国”)!”队伍每到一个地方,苏联人见了就热烈鼓掌,和中国学生一起呼口号。他们把中国人民的胜利看成是自己的胜利,和中国学生一起,分享着胜利的喜悦。一连十多天,学生们都沉浸在胜利的欢乐和激动之中。

可是,意料不到的事发生了。4月12日,蒋介石指使白崇禧解除了上海工人的武装,在上海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中国人民震惊了、世界人民震惊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们也震惊了!苏联人对中大留学生的态度也马上从摄氏一百度降到零度。苏联人在街上一见到中国学生,就用手指着他们骂:“国民党坏!”学生们又委屈、又愤怒。变化最大的当然要属蒋经国。前几天庆祝上海收复游行时,他走在队伍前头,蹦蹦跳跳,一边挥舞着手中的三角小旗,一边带头呼口号,非常活跃。“四一二”事变的消息传到中大以后,他老是两手插在兜里,走路低着头,好像他自己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同学们碰到他,也总要多瞟他两眼。这眼光很复杂,有讽嘲、有讥笑,也有同情和怜悯。

全校教职员工对蒋介石的背叛行为非常气愤,纷纷举行集会,声讨他的罪行。在一次全校性的声讨会上,当大会主席刚刚宣布大会开始,同学们上台发言的时候,只见一个小个子,很利索地跳到了台上,振臂用俄语高呼了三声:“打倒蒋介石!”“打倒反革命蒋介石!”大家定睛一看,此人不是别人,就是蒋经国!同学们感动至极,把他举起来,抛到半空中,用手臂接住;再抛,再接……边抛,边呼:“乌拉!”“乌拉!”(俄语“万岁!”“万岁!”)群情激昂、高涨,会场一片沸腾。接着,蒋经国又慷慨陈词:“我今天不是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而是作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儿子来讲话。”不知是由于激动还是由于愤怒,声音好像有些发抖。他用发抖的声音痛骂蒋介石,历数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罪行。第二天,在校刊的墙报和苏联的《消息报》上,又看到了蒋经国发表的书面声明。其中骂道:“蒋介石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已经死了,他已经走向了反革命。他不仅是中国工人、农民的敌人,而且也是我们的敌人。蒋介石是我的父亲,曾经也是我的革命朋友。现在他反革命了,反革命就是我们的敌人。以后,他是他、我是我,我仍跟着革命走。”

蒋经国的行动,受到了中国学生,也受到斯大林、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的欢迎。蒋经国的突变,一下子成了亿万人瞩目的新闻人物。他只要在街上一露面,认识他的苏联人就把他围起来,称赞他,和他一起用俄语高呼口号:“打倒反革命蒋介石!”“打倒国民党!”“中国革命胜利万岁!”不认识他的苏联人,见了中山大学的学生就问:“哪一个是蒋介石的儿子?”“蒋介石的儿子在哪里?”

蒋经国虽然釆取了这些行动,但他内心仍然忧郁不乐。他一方面为有蒋介石这样的爸爸而感到耻辱;另一方面,又担心此后回国无望,再也见不到他日夜思念的母亲。

蒋经国正式成为共产党员

“四一二”事变后,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中的国民党员大部分送回国内,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一部分思想进步的国民党左派分子留了下来。蒋经国由于表现突出,不但留了下来,并且由共青团正式成为共产党员。然后就被保送到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学军事和政治。

蒋经国告别了莫斯科,来到列宁格勒。离开了往日的朋友和同学,完全生活在苏联人中间,他有一种身在异邦为异客的感觉。他思念朋友,更思念亲人。

列宁格勒的秋天来得早。夕阳的淡淡余晖懒洋洋地照在十月革命前资产阶级权力的象征——冬官。冬宫在阿尔英乐号巡洋舰的炮口下,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威严。蒋经国踏着萧萧落叶,迎着瑟瑟秋风,心事重重地踟蹰在涅瓦河畔。他在想家,在想身居溪口的母亲。前年来苏联之前,只回去看望过母亲一眼,母亲疼爱他,不愿他远走,母子相抱痛哭。但是父亲严训:“这一回一定要立志出国深造!”他不敢违抗父命,只好哭别了母亲。可是,这一别,何日才能相见呢?也许,今生无望了……

蒋经国正低头走着。忽然,撞在了一个迎面走来的老人身上,把老人撞了个趔趄,他慌忙伸手去扶老人,一下子愣住了:啊!这不正是世界闻名的大文豪高尔基吗?高尔基大高个,背稍有点驼,长着大胡子。大概高尔基也正在构思作品,没有看见低头行走的蒋经国,才与他撞了个满怀。

蒋经国对文学虽然不太感兴趣,但也看过高尔基的不朽名著——《母亲》,他也非常崇敬高尔基。

高尔基看到眼前站着的是一个情绪显得不安的中国青年,慈祥地微笑着,安慰他道:“不要紧的,不要紧的。”又亲切的问道:“看来,你好像在想什么心事?我能给你什么帮助呢?”蒋经国有点局促不安,他本来不愿把心中的秘密随便向人吐露。但他究竟是个十七岁的小孩,他觉得自己瞒不过高尔基那双聪智深邃的眼睛,就把老人扶在一旁的石凳上坐下,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身世、经历以及深藏在心底的肺腑之言,向这位老人全部倾吐了出来。一边说,还一边流着眼泪。

高尔基像个老爷爷,又像个早已熟悉的老朋友,亲切地抚摸着蒋经国的肩膀,热情地鼓励他振作起来,好好学习。高尔基给蒋经国讲了苏联革命前后的艰苦历程,他预言,中国革命虽然会受到挫折,但最终是会取得胜利的。中国革命胜利后,他就可以回中国去,为中国人民做出番事业。他们谈了很久,高尔基才起身离去。蒋经国望着高尔基高大的身影,心中涌起一股热浪,他决心按照高尔基说的,好好学习,将来一定会有用处。这次不寻常的会见,给蒋经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39年他在赣南任专员时,国民党中央调他到重庆中训班去受训,要他写一份自传,他口述,让徐君虎帮他整理,写出了回忆录《留苏十三年》。在这本书里,他很带有感情地记述了这一次难忘的会见,作为永恒和美好的记忆。大概他也不会忘记,高尔基鼓励他好好学习,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谆谆教导和殷切的期望吧!

高尔基(MaximGorky)四岁时就死了父亲,他父亲是家具工人,不会玩政治玩到使儿子感到耻辱,他无法对蒋经国感同身受,但他毕竟是文学家,所以对蒋经国也能有所同情,虽然那种同情是“掷诸虚牝”了的。——真正聪明的文学家永远不该相信政治人物,从斯大林到蒋经国,都不例外。苏联的高尔基最后不明不白的死于非命,和斯大林有关,而中国的多少高尔基,在没成为文学家以前,都早被蒋氏父子给不明不白了呢!

“江浙同乡会”的冤案

蒋经国后来以一个又一个的冤案整人,他少年时候,却也被人整过:

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中的中国留学生的待遇比莫斯科中山大学还要高,每个月四五十卢布的零花钱。一天,几个在莫斯科中大的江浙籍同学,给蒋经国写了封信,开玩笑说:“我们要成立一个江浙同乡会,选你当会长,希望你这个会长以后常接济我们点儿钱。”

苏联的克格勃组织在苏联的各重要军事、政治和经济部门都派有自己的情报人员,严格控制。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更是如此,和蒋经囯同宿舍的一个苏联红军军官就是克格勃的情报员。蒋经国这人有点儿大大咧咧,中山大学几个江浙籍同学给他写的信他看完后就扔在抽屉里。他不在宿舍的时候,那位克格勃情报员偷偷地看了。克格勃立刻把它交给了莫斯科中大支部局书记王明。

王明原名陈绍禹,是中山大学第一期第一班的学生。这个人有点儿小聪明,俄语学得好,口齿伶倒,能说会道,很得到校长米夫的赏识。毕业后,留在中山大学。米夫两次来中国,都是王明陪同当翻译。王明成了米夫的心腹。

原中大校长拉狄克是德国人,与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同为德国工人运动的三领袖。德国革命失败后,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牺牲了,他流亡到苏联,专门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成了中国问题专家。中山大学成立后,他出任校长,加入了托派,是著名的托派分子。中山大学开学后,他请托洛茨基来校做过报告,向学生们系统地阐述了托派的观点和纲领。托洛茨基被开除出苏共的领导核心后,拉狄克也被撤职,米夫当了校长。米夫一上台,就任命王明当了支部局书记。王明没什么实际工作经验,就会搞教条主义那一套,打小报告、扣帽子、搞宗派主义,多数党员都对他不满。有一回,王明代表支部局提出一项决议案,上百个党员中,只有二十八人支持,一人弃权,其余全反对,决议案被否决。他怀恨在心,说只有这二十八个半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仗着有米夫撑腰,自己又大权在握,对其他人打击报复,甚至进行陷害。

王明得到了克格勃送来的那封信,与李声竹(中山大学副校长,王明的亲信)一起,利用那封信在中大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们说蒋经国等人在中大党员中组织“江浙同乡会小集团”,这个集团搞什么第二条路线,是与学校支部局联共和共产国际的路线相对立的。它的头头除蒋经国外,还有俞秀松、董亦湘和周明达等人。并且把不是江浙籍,但与蒋经国关系不错的左权(湖南人)等人也牵扯了进去,说他们是“重要成员”,搞得乌烟瘴气。1927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六大”闭幕以后,新当选的总书记向忠发还去中山大学讲了一次话,大发雷霆,说“江浙同乡会”是反动组织,头头要枪毙,成员要受处分。证据就是那封开玩笑的信。这在旅俄同学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蒋经国开头还满不在乎,心想: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后来就要关他的禁闭,他就有点儿害怕了。因为王明在中大搞的那一套路线斗争,无情打击,许多同学都是领教过的。有个女同学谈恋爱,王明就开审判会,一连审了三天。当时,蒋经国有口难辩,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急得他直掉眼泪。莫斯科中大的江浙同学和其他同学也感到愤愤不平,他们一方面写信安慰蒋经囯,叫他莫着急;一方面纷纷写信给联共中央、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要求派人来校彻底调查核实,弄清真相。共产国际监察委员、联共中央监委会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同学们的要求,联合组成了审查委员会来校调查。雷通鼎回忆说,审查委员会的人一个个找同学们了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否认有这么个“江浙同乡会”的组织存在。给蒋经国他们上课的老师也出来作证,说这孩子很老实。调查结果一公布,真相大白,原来是王明等人有意制造假案,进行诬陷。当时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是瞿秋白。王明因为瞿秋白没支持他,对瞿极为不满,还拿整过他的黑材料,到共产国际去诬告过。

翟秋白后来被蒋介石枪毙,中国高尔基又少了一个。

“烈士家属”

蒋经国虽然拼命要做好的共产党员,可是仍难逃政治漩涡的卷入,最后,被下放到莫斯科近郊农村。

1930年,蒋经国从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学校毕业了,他要求回国工作,但被拒绝了。苏联当局对他釆取了不相信的态度。王明其时担任中共中央驻莫斯科的全权代表,他对蒋经国依然怨恨在心。他说蒋经国是“国民党本质的共产党员”,“他爹爹是反革命,他也不是好东西”。建议苏联当局把蒋经国弄到西伯利亚的矿区去“教育”、“改造”。但苏联的领导人没按王明的要求去办,应蒋经国本人的请求,改派他到莫斯科附近的石可夫集体农庄去劳动。

石可夫农庄和其他成千上万的俄罗斯小村庄一样,有一座东正教的小教堂,它象征着俄罗斯文明的另一面——愚昧和落后。十月革命后,开展了破除迷信的宣传,小教堂才失去了往日的神秘和繁荣——变得冷落和破败。蒋经国初到石可夫农庄,村子里的人因为他是外国人,都不愿理他,不肯借床铺给他睡,他只好睡在教堂的车房里。教堂里又阴暗又潮湿,蒋经国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肚子饿得咕咕叫,抱头躺在麦秸堆上。有时坐在窗户下,望着冉冉升起的月亮,流着泪,思念着他的朋友、同志和他那远在祖国的母亲;冬天,他望着茫茫雪野,想起了六年前他们初来莫斯科时,路过西伯利亚大雪原的情景。那时,他们充满了革命激情,是那么天真烂漫。

……

不过,在哪儿都有好心的人。石可夫农庄有一个老太太沙弗娅,是个烈士家属,儿子在国内革命战争中牺牲了。她把蒋经国领回自己的家,让他住在自己的家里。每当蒋经国思念慈母,万分痛苦的时候,沙弗娅就默默地走近他身旁,像慈母般地用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想妈妈了吧?”一边说,一边拿出她珍藏的糖果、奶油,哄小孩似地哄着他吃,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儿子。1930年前后,苏联因为自然灾害,经济还相当困难,糖果、奶油等食物都是配给,老百姓不易得到。老太太每得到一点这些东西时,自己总也舍不得动,留给他吃。

这一年半的改造生活,真是难熬啊!如果没有苏联那位老妈妈的关心和爱抚,他不可想象,如何能度过那漫长的四百四十多个日日夜夜!

他离开石可夫农庄的那天,全农庄的人都来送行。老妈妈沙弗娅和他抱头痛哭,难分难舍。他走了很远,还看见老妈妈站在村口,向他挥动着手中的头巾。

石可夫农庄的一年半劳动改造生活,留给蒋经国的既有痛苦和辛酸,也有幸福和怀念。

第二年,也就是1933年的夏天,蒋经国特地回石可夫农庄去看望老妈妈,可是老妈妈巳经去世两个多月了。蒋经国悲痛万分,买了一束鲜花,恭恭敬敬地放在老人坟前,他趴在坟上放声大哭。从沙弗娅老妈妈的遭遇中,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毛夫人,哭得更为伤心。在一旁的农庄里的庄员们,有的也一块跟着哭了起来。

徐君虎说,蒋经国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在赣南时,他只要一谈起石可夫农庄的一年半的劳改生活,一谈起沙弗娅老妈妈,他就禁不住伤心落泪。

沙弗娅老妈妈把蒋经国从教堂车房里“领回自己的家”时候,年已六十八岁,她对蒋经国的照料,显然带给他不少温暧的感情。这种感情,对日后蒋经国大量制造冤狱,为自己人民劫余出更多的中国沙弗娅来,自然颇有助力。蒋经国就是蒋经国,他一朝不再落魄,他可来得凶狠,什么“烈士家属”,蒋氏父子专门会制造这些人物啊!

1987年8月11日晨

“二二八”事变后蒋经国没来台湾弹压吗?

蒋经国死后,朝野上下海内海外一片马屁声,令人恶心之至。马屁之中,有私人的、有官方的,不管是哪一种,看来都是童话中“国王的新衣”的招数,全体都为谄媚当道,睁眼说瞎话。问题只是这种瞎话,并非童话中的童子所能拆穿,要拆穿他,需要高人才行。现在就举一例,以见高人功夫。

马屁声中的一个特大号马屁是说蒋经国功在台湾、对台湾的老百姓一片恩德,此一恩德,自从他来到台湾后就开始了。而蒋经国来台湾的时间,是1949年随政府撤退到台湾之时。这一说法,不但见之于蒋经国著作,并且见之于他死后台湾电视的三台联播——由马屁精“新闻局长”邵玉铭主持的联播,其他大小媒体,当然也众口一声,一律跟进。

事实上,蒋经国第一次到台湾的时间,不是1949年而是1947年。1947年“二二八”事变后第十八天(3月17日),是跟着白崇禧一道来的。这一事实,都登在1947年3月19日《新生报》第一版上。白崇禧是当时国防部长,因为属于桂系,蒋介石对他不放心,所以有蒋经国这种类似宦竖的人物,夹在十四人中,以为监军。飞机于上午9点40分在南京起飞,中午到达台北松山机场。

当时蒋经国来台的表面理由是“宣慰视察”,以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第二处处长名义“视导团务”,“使台湾青年之思想坚定、观念正确”,这些理由,都登在1947年3月20日的《新生报》第二版上。先从表面理由看,“使台湾青年之思想坚定、观念正确”,在当时兵荒马乱、喘息未定之时,谈何容易!所以,这种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大业,实在不是真正的理由,真正的理由,还是意在白公也!

蒋经国在台湾只住了两天,3月19日上午8点半,就坐专机先返回南京,内幕原因不详。他走后,虽说蒋介石的指示是“参加事变人员除共党分子煽惑暴动者外,一律免究”、是“与事变有关之人民,除共党分子煽惑暴动、图谋不轨者,决予惩办外,其余一律从宽免究”,但是,把人民扣上“共党分子”的红帽而予以“究”一下,又有何难?所以,实际的情况乃是宣慰其外、弹压其中,蒋处长的阴功,实不可没也!

被国民党迫害的伟大文人马寅初喜欢浇自己的凉水;被国民党迫害的另一伟大文人李敖却喜欢浇别人凉水,这篇文章,浇了马屁精们的凉水,不亦快哉!

1988年3月5日晨

比包启黄还包启黄

包启黄是国民党的“国防部军法局长”,由于把犯人财产霸占、老婆逼奸,还要处死犯人,心既狠、手又辣、屌又拔出不认人,被犯人老婆告了御状,他的主子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只好枪毙他了事。

1965年7月12日,蒋经国在“国防部”本部7月份第一次周会讲《存亡在于虚实,成败在于是非》,谈到包启黄的事,他说:

军法和军纪,是维系军队的两大重要因素,如果军队没有军法和军纪,这个军队就无法维系,军法执行得当,可促进部队团结,增加部队战力,如果执行不得法或有错误,反而足以败坏军队名誉,破坏军队团结,刚才听了汪局长的业务报告,可以了解六年以来,军法复判局自汪局长、军法局自范局长到任以来,无论在制度上或行政上、执法上,都有很大的进步。想到当年有一段时期,军法最受人指责的,就是所谓包启黄的这一个阶段,包启黄担任军法工作的时间相当长,在他确定的罪行以外一定还有未被发现的罪行,当决定将包启黄处死刑的时候,还有很多高级人员替他讲话求情,记得当时有人问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怎样?当我将全部资料看过之后,我只说了两句话“包启黄不杀,就没有人可杀了”。

刚刚我又想到,我到国防会议之后,至少有六个重大军法案件,发现有可疑之处,经追查结果,全属冤枉,后来把这六个案子整个翻了案,我想除这六个案子外,可能还有许多类似冤枉案件,没有发现,这是我心里最感不安的一件事,我个人没有学过法律,也不懂法律上的理论,到部以后,有时候汪局长和范局长来同我谈军法问题,我总是提醒他们,留心不要有冤枉的事情,他们两位也告诉我,不会有冤枉事情发生,我对他们两位均很信任,但是我觉得冤狱并不是我们故意造成的,自是办理不慎的结果。它对于人的生命财产关系太大,所以军法虽已上轨道,军法人员承办案件,仍需要特别小心谨慎。

汪局长刚才讲,做官的不要糊涂,这一句话对我很有帮助,因为有许多军法案件都经过我批阅,当然希望我不糊涂,但是糊涂与否有很多客观因素存在,至少我希望大家不要使我糊涂,这一点最要紧,假使上下糊涂,这就是很严重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处理军法案件,一定要有严正的态度,不管是大小案件,都要认真处理。

在包启黄“担任军法工作”的“相当长”时间里,蒋经国自承“至少有六个重大军法案件,发现有可疑之处,经追查结果,全属冤枉”,其他不够重大的,还不知有多少,由此可见,国民党戒严时期以军法判人,判得实在太草率了,继任的“担任军法工作”的汪道渊、范魁书等人说此后“不会有冤枉事情发生”,这是不可靠的,因为国民党大员中谁是包启黄,大家全不知道,无法发现,纵使包启黄自己,若非他心狠手辣拔屌不认人,而能心狠手辣屌认人一下,军法大权岂不照样操在他的手中吗?

包启黄出军法丑的事件,告诉了我们,靠人防弊是不够的,要防弊,还得靠制度。

戒严时期用军法判人,本就是一种易生毛病的制度,因为这种时期的军法判决,必然草率。为了防弊,在订定“戒严法”时,第10条就明文规定解严后人民可以无条件上诉到司法机关,以免冤抑。但是,这回蒋经国却站出来,下令手下喽啰强行通过“国家安全法”第9条,剥夺了“宪法”第16条的人民诉讼权!蒋经国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深知军法的黑暗绝不止于“包启黄的这一个阶段”,若真的依法给人民上诉,则出军法丑的事件,将千万多于“国民党包公(启黄)”时代者,所以,蒋经国收拾起“做官的不要糊涂”的官箴,“不管是大小案件”,都不要“认真处理”了!

包启黄作恶,是人的作恶,还有解严后上诉管道可循解决;但是蒋经国作恶,是制度的作恶,把靠制度防弊的管道给堵住,解严后上诉机会都给掐死了。

比较起来,包启黄的毛病出在“大头”(脑袋)懂法律而“小头”(屌)不懂,蒋经国则是两头都不懂,故率法食人,蒋经国比包启黄还包启黄,此可断言者也!

1987年8月19日晨

蒋经国是台湾人?

最近,蒋经国与十二个“台籍耆老”谈话,说他个人在台湾住了四十多年,“我已经是台湾人”了。消息传出,立刻被各路马屁砰砰围住,用屁股思考的朝野上下,屁谓蒋总统英明云云,似乎为蒋经国这一台化言论,倍感欣慰焉!不过,我却有唱反调的看法。

二十年前,蒋经国讲《以国家安危为己任》,自道他一生颠沛流离,“自己从小到现在,没有哪个房子住过六年以上”,可是到台湾后,他在一栋房子里,“已经住了十八年”,言外之意,台湾居,实乃安定之至者。上一讲演,是1967年1月30日讲的,二十年下来,蒋经国在台湾岂止一住十八年,根本已是二十八年、三十八年了,比起“自己从小到现在,没有在哪个房子住过六年以上”的流动率,台湾之令人乐不思蜀也,尚奚疑哉?

不过,说蒋家小朝廷大倌人蒋经国乐不思蜀,却要说得仔细,否则他必不服气。因为他在1976年2月27日的讲演——《我们有中华民族全民的民主与自由》,明明这样“昭示”过:

今天竟然有人说: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这个若不是他自己不认识历史、地理、文化,就是他受了共匪宣传的欺骗,或者就是他没有顾及到我们今天革命的形势和复国的前途。所以说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这在历史上是错误的、在地理上是错误的、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在血缘上是错误的,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是错误的,没有一点是对的!我们只有以台湾一千六百万的中国人,一心一德的来为国家的复兴而努力奋斗,我们台湾才有前途、才会安全。大陆上七八亿的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他们心目中,也唯有台湾一千六百万自由同胞的存在,大陆才有光复的希望。有人说:台湾是台湾,甚至有人说台湾人不是中国人。有一个人到国外去旅行,海关问他是不是中国人?他说:“不是,我是台湾人。”这算是什么?当然我们是有双重国籍的规定,但是我认为一个人入了其他的国籍,总是不光荣的。今天我们一千六百万中国人,明明是黄帝的子孙,而自己竟然否定自己是中国人,天下还有比这个更可羞耻的事情吗?这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一条永远走不通的死路!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中国人就是黄帝子孙,中华民国的国民,就是三民主义的信徒,我们要确定这一原则。

在这一“昭示”里,蒋经国曾公然以“我是台湾人”为抨击对象、以“我是台湾人”为奇耻大辱,可是,曾几何时,同一个蒋经国,却公然说他自己是“台湾人”了!这不是咄咄怪事吗?当然,各路马屁会说此“台湾人”非彼“台湾人”,“有一个人”所说的“我是台湾人”与蒋经国所说的“我已经是台湾人”含义有别,但是,不管怎么巧辩,中文的语法与定义总不会随着你们的高兴转,蒋经国在此时此地提出他“已经是台湾人”,显然给人一种感觉与导向,这还用说吗?

1978年5月28日,蒋经国《答〈读者文摘〉编辑大卫瑞德问》,大卫瑞德问他选谢东闵做“副总统”,“是否会有更多台湾省籍的人担任要职”?蒋经国答说:

我提名谢东闵先生竞选副总统时,从没去想他的籍贯,我只知道他是中国人。事实上,在台湾的都是中国人,诚如谢先生所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只不过有些人来得早、有些人来得晚一点而已。

好个“从没去想他的籍贯”!试问天下谁相信啊?如今,只知道谢东闵是中国人的蒋经国,居然自己也“已经是台湾人”啦!——政治人物的翻云覆雨,不亦令人好笑哉?

1987年9月23日

蒋经国人死了,就不骂他吗?

潘毓刚告诉我,他在海外,碰到看过我批评蒋经国文章的人,反应有三类:第一类误信蒋经国是仁君,因而不赞同李敖文章;第二类是责备李敖不忠厚,说为什么蒋经国死了还要骂他?第三类是赞同李敖文章的。

第一类我不奇怪,因为思考训练有问题,水平与眼界也有问题;第二类就不一样了,他们的毛病,是中了千百年教条的毒。这种教条,是“人死了,只能讲他的好话”,是“人死了,一切就都算了、被饶恕了”,是“人死了,你可以不讲话,但不可以讲他坏话”。……事实上,这种教条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所谓人死了,就该被饶恕,这种理论,最细腻的建构,源出“代死者祷告”(PrayerfortheDeparted)。“代死者祷告”之风,不见于《旧约》,也不见于各《福音书》,而起于4世纪,到16世纪益发明显。奥古斯丁(SaintAugustine)指出这种祷告的首要目的,就在求赦死者生前所犯的罪,希望经由赦罪,使死者得益。事实上,这种心态,本来不是基督教的,而是基督教受“异教”影响的,所以基督教中有人反对,理由是如果一个人知道他死后可因祷告而蒙赦,则他生前更要肆意而为了。尽管如此,不论基督教也好,“异教”也罢,“代死者祷告”之风,一千六百年来,早已相沿成习。正因为这一祷告的目的在宽恕死者,以求免罪(Absolution),当然只讲死者好话,不讲死者坏话,就成为必要的假动作了。假动作做成习惯以后,就形成一股条件反应(conditionedresponse)式的伪善,只要人一死,就来上一大堆谀词,“万世流芳”也、“蒙主宠召”也……除了给人死者是“一代完人”的印象外,其他什么真相都看不到了。

由此可见第一类的错误,其病在“陋”,在于没有见识;第二类的错误,其病在“伪”,在于伪君子们徒具假慈悲。其病在“陋”的,可原谅;但其病在“伪”的,却可耻了。

中国传统的正义信念是:“诛奸谀于既死。”这种信念,表示不因一个奸谀人物的死,就放过他,这种明大是大非的态度,才是正确的。反过来说,不肯“诛奸谀于既死”、反而从而马屁之的人,则是十足伪君子,是我们看不起的。

1988年6月1日

告李登辉等六大员伪造蒋经国遗嘱状

本案被告身份,都是国民党政府大员,一共六名:

一、李登辉——“总统”。

二、俞国华——“行政院院长”。

三、倪文亚——“立法院院长”。

四、林洋港——“司法院院长”。

五、孔德成——“考试院院长”。

六、黄尊秋——“监察院院长”。

这六名被告,涉嫌共同伪造文书,足以生损害于蒋经国及公众,特此报请侦办。

据本年1月14日《中央日报》刊载,蒋经国已于本年1月13日下午3时55分死亡。但蒋经国早在本年1月5日,由案外人王家骅代笔,做成遗嘱,并经被告等在遗嘱上签名为见证人,有图片为证。

唯按本年1月19日《联合报》刊载被告之一林洋港谈话,事涉蹊跷。《联合报》报道说:

林院长说,到了下午4时20分,官邸的武官突然打电话来,要他赶快到官邸去,说话时语调十分悲伤。当时他就有不祥的感觉,立即赶到官邸。武官见到他,就悲伤的说:“总统大去了。”他听了宛如晴天霹雳。

林院长即到会客室,李副总统登辉、行政院长俞国华、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及蒋纬国将军当时都已经到了。不久,五院院长都已经到齐。将近6点钟,五院院长在蒋故总统的遗嘱上签名。然后即到总统卧房瞻仰遗容。

同日《民生报》也报道说:

不料,到了13日下午4点多,林洋港即接到来自官邸的电话,要他即刻赶到官邸。一到官邸,武官悲伤地告诉他:“总统大去了。”

将近6点,赶到官邸的五院院长在总统的遗嘱上签了名,并到总统的卧房瞻仰遗容。

可见被告等在蒋经国遗嘱上签名见证时,先得悉蒋经国已经死亡。但蒋经国遗嘱上,日期明明是本年1月5日,可见王家骅于本年1月5日为蒋经国代笔做成上开遗嘱时,被告等显然均未在场,从而该项遗嘱之意旨是否为蒋经国之真意,即有可疑。

“民法”第1194条明文规定:

代笔遗嘱,由遗嘱人指定三人以上之见证人,由遗嘱人口述遗嘱意旨,使见证人中之一人笔记、宣读、讲解,经遗嘱人认可后,记明年月日及代笔人之姓名,由见证人全体及遗嘱人同行签名,遗嘱人不能签名者,应按指印代之。

查上开遗嘱,被告等虽均为见证人,竟无一人为代笔人,且系于蒋经国死亡后,始在遗嘱上签名为见证人,显然无从笔记遗嘱意旨、宣读、讲解,经蒋经国认可,以致蒋经国未与全体见证人同行签名,在在均已违背强制规定,依“民法”第73条,上开代笔遗嘱,“不依法定方式”,与法不合,不生效力。

查被告等明知王家骅于本年1月5日为蒋经国代笔做成上开遗嘱时,均未在场,依上揭法条规定,该项代笔遗嘱,显然无效,竟于本年1月13日下午6时前,签名为见证人,共同伪造上开遗嘱,足以生损害于蒋经国及公众。核其行为,显已触犯“刑法”第28条及第210条共同伪造私文书之罪嫌,爰依“刑事诉讼法”第240条规定,提出告发。请将被告一干人等,一律提起公诉。

查蒋经国老子蒋介石当年死时,遗嘱签名即启人疑窦。据蒋经国《守父灵一月记》,1975年4月5日

〔下午〕8时半忽接医师电话速赴士林,到达时,知父亲心脏跳动不规则,血压下降,情形甚危。此病发于睡眠中,经数小时之急救无效,竟与世长辞。母亲与儿随侍在侧,悲哀跪哭,昏迷不醒。是时天发雷电,继之以倾盆大雨,正是所谓风云异色,天地同哀。子夜,党政军负责同志皆来瞻仰父亲遗容。父亲面容安详,如在熟睡。余在父亲3月29日所立遗嘱上以行政院长身份签字时,双手发抖,已不成书。

再据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总统蒋公哀思录》中,记录当时“司法院院长”田炯锦回忆:

到了6日凌晨1时许,狂风骤雨大作,雷电交鸣,他突然接到了来自官邸的电话,请他赶快到官邸去,当他到达时,立刻被请上二楼,瞻仰故总统遗容。总统蒋公睡在床上,盖着一床被单,很安详的长眠。蒋院长悲恸莫名,当他和立法院长倪文亚、考试院长杨亮功、监察院长余俊贤等人向总统蒋公遗体行礼敬悼时,蒋院长曾跪下回礼,他们再三拦阻,蒋院长仍坚持不已。蒋夫人则坐在床后的一张椅子上,神态哀戚,但镇定逾恒,并安慰蒋院长不要太悲痛激动。当大家行礼敬悼时,蒋夫人曾和大家点头致意。

足见在遗嘱上见证时蒋介石已死。人已死还在遗嘱上签名,来证明遗嘱真实性,其谁能信?何况遗嘱字迹又非死者亲笔(秦孝仪的代笔),如此见证,岂不更加荒唐?蒋介石的遗嘱上列日期是3月29日,是死前七天的事,当时为什么不按“民法”“指定三人以上之见证人”“同行签名”?为什么要等到死后才冒出见证人来补签?其又违法又不通也,一看即明。而对此依法无效之遗嘱,国民党犹命天下“从蒋而颂之”,这未免太目中无人、欺侮苍生了吧?如今事隔十二年,国民党老毛病又犯了,同样蒋经国的遗嘱上列日期是1月5日,是死前八天的事,当时为什么不按“民法”“指定三人以上之见证人”“同行签名”?为什么也要等到死后才冒出见证人来补签?其又违法又不通也,也一看即明。而对此依法无效之遗嘱,国民党犹命天下“从蒋而颂之”,这也未免太目中无人、欺侮苍生了吧?

由此看来,除非蒋氏父子生前忌讳立遗嘱、死后遗嘱都是伪造的,否则无以解释这些疑团。因为依法代笔遗嘱原为中国特有的制度,为适合中国国情而设,基于公证人制度既未能普遍实施,而中国又多文盲,乃特设这一制度,以求简便易行。但蒋氏父子并非文盲,公证人制度在台湾又普遍实施,他们的遗嘱为何不按规矩好好去立,而要侜张为幻,一至于此?除了伪造的原因外,难道专为耍大牌,才这样胡来吗?

不过,不论遗嘱是真是伪,见证人的见证都是依法不合的。其中尤其可恶的是:竟有“司法院院长”从中扶同为恶、伪造文书,其目无法纪,真可腾笑中外矣!

此致

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处

李敖1988年1月23日

江南《蒋经国传》新版序

苏荣泉先生是出版界的有心人,他鉴于江南遗著《蒋经国传》始终没有像样的定本,特别向江南夫人崔蓉芝女士建议,请她授权,出版由李敖写序的新版。蓉芝女士立刻同意了这一建议,十七天前,她写信给苏荣泉先生,其中说:

同信寄上委托书原件,与授权李敖的声明。

李敖先生是江南生前很欣赏的人,也一直说:“如果由李敖来写蒋家传记,是最适当的人选!”《蒋传》能由李先生加序,当是再好没有。

同一天,蓉芝女士又写信给我,其中也说:

阁下笔触锋利,横扫千军,情义兼顾,举世闻名。江南在世之日,时时为阁下之胆魄钦佩不已。然而虎穴之中,蛇鼠潜伏,万望切实戒备,用慰亲友。

看了蓉芝女士这些话,我很感动,也很感谢。记得崔音颉《〈蒋经国传〉万古流芳》一文中,记陈鼓应在北京招待中外记者时,曾说所遇到的朋友中,江南是“对国民党了解最透彻的,江南说他搭机离开台湾时就下定决心不再回台湾。当有人提醒他要小心时,他说李敖在台湾批评国民党都不怕,他还怕什么。何况他又是美国籍,相信美国政府会保护他的安全”。依我看来,江南对国民党的了解,实在不够“最透彻”,江南的“错误”是他不了解国民党的暗杀习惯。国民党暗杀人,为了卸责,常常在本土以外优为之。国民党暗杀汪精卫等人,地点都在本土以外。国民党在本土内暗杀,至少要负治安不良与破案困难的责任,但在本土以外干上一票,就可不负这种责任。所以有时候,国民党宁愿杀杀杀,杀到外国去。李敖在台湾至现在发稿之日犹能免于被暗杀,重要原因之一是国民党投鼠忌器——陈文成案以后,国民党百口莫辩,因此对李敖只好另觅他法,李敖能够“苟存性命于乱世”,也正因为早已“闻达于诸侯”的缘故。这一知名度,对我的安全,的确帮助不少。江南被暗杀,真凶曝光,更加重了这一安全。所以从某些角度看,江南的伏尸,无异方便了我们的挺身,事实上,他无异因我而死、先我而死、代我而死,追念这位在海外的老友,我真有不少隐恸。“江南说他搭机离开台湾时就下定决心不再回台湾”,古人发愿于先,有道是“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可惜江南最后所见,不是“花枝”而是“枪枝”。虽然不归之言,一语成谶,但是讨厌国民党、“不再回台湾”一点,却也有志已酬。国民党一日在台湾,台湾即一日无可恋,江南身死异域,亦是大好,魂兮魂兮,不必归来!

我初识江南在二十五年前,那时我独居台北市金门街,常到附近段宏俊家免费“搭伙”,江南当时也常来就食。以后我们偶尔通信、见面。江南长住美国后,我身陷大牢,音讯遂绝。多年以后我复出,江南在海外一再为我仗义执言,使我心存感念。有一次,他写了一封化名的信给我,建议我驳斥迷信的世风,可见他兴趣之广,固不以政治为限也。

蓉芝女士给我的信中说:

江南自被剌以来,匆匆竟已三年有半。虽然凶案之最高主使者至今犹逍遥法外,杀人动机早已昭然若揭。江南遭忌之最直接原因,陈启礼等人已供,厥为其所著之《蒋经国传》及计划中拟撰之《吴国桢回忆录》,殆无疑义。

文人之笔而能令昏君乱臣贼子惧,自古即然。江南横死而能迫使台湾走出家族政治之统治,彻底打破中国政治传统之陋习,则江南之死确是重如泰山。其在天之灵,当能含笑宽慰矣。

江南之死有着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最泰山级的,就是它用鲜血证明了国民党的真面目,并且逼使它重新塑造假面具。蓉芝女士在《他的血,没有白流——纪念江南》里,有这样的论定:

大家都清楚地知道,江南案所以发生,完全是因为他那支笔惹祸。

独裁统治者的一个最有效且不费力的武器就是“秘密”。公开统治者的秘密,就等于把统治者的武装解除了一半。这也是为什么台湾不肯开放报禁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以往在台湾“蒋家”的事绝不能谈的原因。权力核心秘密的公开,是走向民主的一个重要而且必要的过程。

由于职业的训练与江南对政治敏锐的观察力及兴趣,江南毕生绝大部分著作的重点,正是集中在公开中国近代及当代独裁统治者的秘密上。

他写《蒋经国传》《王昇沉浮录》《龙云传》,以及计划中还未动笔的《吴国桢传》等,都是围绕着国民党的权力统治的中心。从江南写《蒋传》到他遇害之后《蒋传》在海外、在台湾大量地流传,因此,也打破了蒋家的禁忌,台湾的党外以及一般百姓们都敢自由地谈论蒋家了,使台湾的总统像其他民主国家一样成为公众人物。

江南案的发生对台湾形象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因为江南案是国府第一次有证据被抓到,动用情治人员勾结黑社会到外国的土地来残杀异己,从而引起海外与台湾岛内以及囯际友人们的密切注意。由于它产生的震荡太大,台湾驻美代表钱复曾说过:“我们多年努力所积存下来的本钱,被国民党大大把它花掉了。外交上的一切努力,前功尽弃。”

江南案也同时引起大家对台湾民主与人杈的关注;国民党为了要重建台湾在国际间所标榜的开明、自由、民主的形象,他们必须容忍、改变、放宽言论自由尺度,使这两年来国民党权力结构大大地改变了。9月28日台湾党外人士宣布组党,接着国民党宣布将解除戒严法,开放党禁,是最近最新的发展。

江南案的发生,同时也为文人的言论自由提出了更多的保障。国民党为了它在国际间的形象以及人民的觉悟,使它不致再轻易地做出类似的事情,所以文人的言论自由也获得一定的改善。

正因为江南之死,有着多方面的影响,所以国民党当局就不得不施展种种手段,以减轻压力。手段中最明显的有两类,一类是尽量降低真凶的层次,用“一清专案”首先抓竹联帮龙头陈启礼,以防泄密,并在审判秀中把真凶定位在情报局局长汪希苓以下的层次;一类是尽量降低江南的层次,用《九十年代》李怡做可耻帮凶,假借海外中性刊物,公布所谓江南七封信,把江南降格在情报局线民一级的层次。这两类手段都太卑鄙了。他们以为:把凶手人身关起,则审判凶手就是可以不再曝光的安全措施了;把被害人名誉破坏,则暗杀被害人就是可以被接受的道德行为了,其实天下哪有这种一手遮天的便宜事!他们里应外合,千方百计证明江南是国民党的情报员。但,是了又怎样?揭了这个底,除了证明他们连自己人都杀、证明他们更残忍以外,还能证明些什么?结果呢,一切总是欲盖弥彰,整个的演变,愈发证实他们既无识又无耻而已!

蓉芝女士在《他的血,没有白流一纪念江南》中感慨说:

……随着案情的发展,虽然绝大部分的凶手都已落网定罪,这件案子的真正“主谋”仍然逍遥法外,纵然大家都清楚是谁或是哪些人。另外,让我最痛心的是有关江南的人格,一再地被各方面的当事人当做既成的牺牲品来侮辱来抹黑。有人说:“江南被国府谋杀了两次,一次是国府及竹联帮剥夺了他的生命,一次是国府利用一般国人强烈的泛道德观,透过大众传播媒体对江南的灵魂进行谋杀。”江南的生命在三枪声中结束;而江南的灵魂谋杀却在长期的进行中。

这次竹联帮大审,又再次谣传一些似是而非的语论。诸如国民党及部分竹联帮人所说,江南过去是受“国民党栽培”、“不知感恩图报”、“忘恩负义”,做了对不起党国的行为,所以才必须受囯民党的制裁!这个国民党制造的理由,真是荒唐得可以,也可恨至极!

说江南受国民党的栽培,到底是根据什么呢?因为他1949年十七岁那年,跟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还是因为他在无依无靠的情形下,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还是后来他进了政工干校,成了经国先生的学生?干校的学生只不过是普通军人的身份,领的不过是比一个二等兵好不了多少的待遇。对于台湾军人的处境以及所受的待遇,大家也许读过许多文章,不需要我再来强调。他们的困境,国民党以前那样以扭曲人性的方式对待军人及军校学生,就是他们所谓的栽培吗?何况江南是毕业前,自己开除了自己,受不了他们的栽培而逃开的。在《蒋传》自序里,他交代得非常清楚。他说:“干校没开除我,我开除了干校。”因为那时他已看出反攻大陆的无望,他清楚地知道,以他天不怕地不怕疾恶如仇的个性,以及强烈自由主义的倾向,留在军中是绝无前途的。

若说“栽培”是指江南以《台湾日报》驻美特派员的身份来美国,就更无稽了。但是这却给一般人一个好像很合逻辑的联想,马上使人想到间谍小说中的“特派员”,而且《台湾日报》发行人是夏晓华先生,夏先生在大陆时,的确曾在情报局做过管人事方面的事情,这使得人们很自然地把江南想成了国民党所栽培的“情报员”了。其实这是极不相干的事。

正声广播公司也好、《台湾日报》也好,他只是一个记者,讨份仅够糊口的生活。1960年代,江南闭门苦修英语三年,为来美奠定语言的基础。1965年香港及东南亚之行的优良表现,再次证明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及锋利的笔锋。1966年他以为时机成熟,向夏晓华提出来美求学要求,以驻美特派员名义申请护照签证,当他典当了一切买完了飞机票,身上只剩下几百块美金了。1967年4月他到了华盛顿,第二天打开YellowPage找到了一份教中文的工作,我同年8月也来到美国,加入了教书的行列。他白天教书,晚上到入AmericanUniv.念书,像所有60年代台湾留美学生一样,我们辛勤工作,努力学习适应美囯。

1972他修完博士课程,希望找份教职。他发了几百封求职信,失望之余,决定改行。在十多位朋友的帮助下,集资从商,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情况下,我们专心地投下所有的智力、精力。一切的努力辛劳总算没有白费,我们站住了。江南健谈、热情,再加上他知识的广泛,他很受顾客的喜爱。但他并没有因为从商而放弃或放松他自己的兴趣。读报、看书、写作仍然是他生活上的主体,他曾无数次的说,他很满意如此的生活,因为他能有完全的“自主”的自由。

我所以要如此琐碎地跟大家谈我们的私事,是想要大家了解真实的江南。江南本着他爱国、爱民的赤诚,他关切自己的同胞、自己的祖国,期望着中国能走向真正的民主,他毫无顾忌地写出对时政、对人的批评,难道这就算是卖国吗?国民党的Mentality是“国民党等于国家”。我们在台湾长大,从台湾出来,都是台湾土地与人民栽培出来的人,但是我们并不是国民党栽培的。反对、批评国民党也并不是反对政府,更谈不上“卖国”。

其实想想我们为什么要流浪海外呢?还不是为了争取自由与生存的权利吗?

蓉芝女士这些话,说得是很凄楚、很动人的。江南一生的奋斗与成长,是一篇“钻破亦在我”的史诗。陆放翁的诗说:“人生如春蚕,作茧自缠裹。一朝眉羽成,钻破亦在我。”江南生于乱离之世、长于干校之园,但他却不甘“作茧自裹”:而力争上游,最后终能“流浪海外”,过他“决定改行”的自由生活,这一历程,岂不正是“钻破亦在我”的写照吗?谢滢滢《江南之死》中说江南

后来改行做东方礼品生意,移居旧金山,在当地的旅游胜地渔人码头,开两家礼品店,主要售卖瓷像,夫妇两人合力经营。

江南虽然经营生意,但仍关心政治,近年来治史甚勤,美国一些中文报章和杂志,都见到他的文章。江南曾对人说,台湾作家李敖能大胆批评,破口骂人,是在于其经济独立,不受人左右。所以江南在湾区开礼品店,远离中国人的是非圈子。刘太太说,他的丈夫平时在店里,一有空就写文章,从不放弃任何机会。

江南感于能有“经济独立”才能“不受人左右”、才能“大胆批评”,并且毅然在1972年以后,行有余力则以“作”文,这是他“流浪海外”后的新境界。在身在海外、业隶自由的双重保障下,江南奋笔为文,可是好景不长,仍旧难逃一死,江南“一有空就写文章,从不放弃任何机会”;国民党也一有事就放黑枪,从不放弃任何机会。最后,江南文海伏尸、我们隔洋惊变,这样一位奋发有为的朋友,就这样凄然无语的离去了。

江南的离去,只是他生命的休止,他的作品却因此更能发扬光大、更应发扬光大。作品中《蒋经国传》,自是此中之尤。蒋家王朝打天下、守天下、失天下的都是蒋介石,他的太子蒋经国只是一名配角和唱压轴戏的,按比例说来,本不太值得一写。且由于此人一生藏在阴影里,事事机密,要写也极不容易写。但是江南还是写了,并且写得很传神,这是很不简单的成绩。如今《蒋经国传》新版付印前夜,我特就江南其人其书,有以肯定,江南其人,是以血的代价,成全其书的,此真“字字看来皆是血”矣!读者幸识之。

1988年4月23日夜1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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