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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辉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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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辉的真面目

李敖著作3周前更新 f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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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 《李登辉的真面目》引言
  • 一、共产党李登辉出卖同志的官方证据
  • 二、“李登辉并无共党背景”吗?
  • 三、共产党李登辉的种种
  • 四、李登辉的屁股功夫
  • 五、还有另一个李登辉么?
  • 六、李登辉的亡国动作
  • 七、李登辉无人君之风
  • 八、李登辉被罚跪考
  • 九、李登辉式“平反”
  • 十、李登辉杀郭士沅?
  • 十一、嘴巴不歪的李登辉
  • 十二、李登辉岂可迫害谷正文!
  • 十三、李登辉是“耕读世家”吗?
  • 十四、李登辉、林洋港配谈司法革新吗?
  • 十五、李登辉杀鸡儆猴处分黄玉明
  • 十六、文化总会总不会文化
  • 十七、开妓院的也进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芳名册
  • 十八、李登辉只祭蒋陵不祭黄陵
  • 十九、李登辉啊,不是过渡,而是永远
  • 二十、李登辉忘了自己是老几
  • 二一、李登辉在走袁大头、蒋光头的老路!
  • 二二、李登辉智能障碍得了“蒙古症”
  • 二三、魏赵全围,管他是谁
  • 二四、李登辉以下图利张荣发内幕
  • 二五、郭南宏低声下气,张荣发大摇大摆
  • 二六、李登辉支持张荣发“租霸王地”内幕
  • 二七、“开放天空”并不“开放优待”
  • 二八、张荣发——一发不可收拾啦!
  • 二九、拆穿对长荣出走问题的欺人之谈
  • 三十、日本人是长荣集团的黑后台!
  • 三一、为长荣集团的日本资本追资料
  • 三二、李登辉何德何能,岂可自比萨达特
  • 三三、李登辉想拖人下水
  • 三四、拆穿李登辉的笨谎话!

《李登辉的真面目》引言

在思想家兼历史家的眼中,李登辉根本是不值得一写的小人物。但是,由于阴错阳差、因缘际会,他竟不伦不类、沐猴而冠,并且多方面有了做样板的趣味性。如因材施教、以观猴戏,亦不无警世之资。因此我四年多来,写了不少以猴戏为主轴的文字,从多方面探讨这种蒋家余孽在其主子死后继续祸害中国台湾的真相。

李登辉先天上是蒋家精挑细选的接班人,他根本不是带人民走上真正民主政治的人选,一如民进党先天上是国民党几十年教化的产品,也根本不是带人民走上真正民主政治的政党。不幸的是:我们苦蒋家和国民党统治久矣!—旦李登辉送死、民进党诞生,就以为“真正出头天”了,其实不然。“真正出头天”的,其实是蒋家余孽,一如袁世凯死后,“真正出头天”的,是北洋军阀一样。虽军阀也有打着“打倒军阀”旗号的国民党蒋介石等,但其为军阀也则一,一如打着反国民党旗号的民进党,其为“小国民党”、“国民党第二”一样。——我们因恨蒋家、恨国民党而误以为李登辉是好人、民进党是好党,都是错误的幻觉!

我是先知者,今天有人开始对李登辉和民进党的种种疑虑,我早就先人着鞭、铁口直断在案(有我几年前就出版《共产党李登辉》《民进党研究》等书为证)。如今,李登辉的蒋家式发展和民进党的国民党式演变,都不出我所料,而全岛滔滔、中风狂走,斲丧真正民主政治的恶因,业已形成。——先知者宁愿他的预言不验而不可得,只好退而成书,“俟后世圣人君子。”(司马迁语)这本《李登辉的真面目》,集合了四年多来我写猴戏的文章四十篇,愤世其外、铁证其中,虽今世圣人君子——如果有的话——读后亦俯首何言?总结一句话:检验一个人是不是浑蛋,从他对李登辉的看法上可得而知:捧李登辉的固然十九是浑蛋,但是骂他而骂不到痒处的,也难逃浑蛋之讥。目前台湾小岛上有两大类浑蛋:一类是“台湾浑蛋”、一类是“外省浑蛋”,从对李登辉的看法上交错得之。至于有大陆学者、美国学者加入吹捧者,则是更不着边际的“土浑蛋”和“洋浑蛋”,其马屁若梦,更不足论矣!

1993年2月20日在中国台湾

共产党李登辉出卖同志的官方证据

《进步时代》第二一七期刊出标题《他曾经是中共党员,却当上国民党主席》一文,副标题是“李登辉加入共产党,为何能全身而退”。大意说:3月号的香港《广角镜》月刊,刊出一篇《李登辉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文章,指出现任台湾“总统”,以及身为“二百万国民党党员”代理主席的李登辉,在台大就读时因参加读书会而秘密加入共产党,成为中共的地下党员。文中并具体指出,介绍李登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名叫吴克泰,目前人在中国。由于1947年中共在台湾发展组织时,领导干部大多使用假名,因此这位介绍李登辉入党的人士,是否真的叫做吴克泰,仍有疑问;经本刊向有关人士査证,证实吴克泰确实为其本名,且知吴克泰当时也是台大的学生,目前吴克泰人在北京。据本刊了解,李登辉先加入“台盟”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台盟”即“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简称,1947年11月由中共中央指派谢雪红在台成立。是当时中共为发展在台工作,指派蔡孝乾成立“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外围组织,组织成员的髙干有谢雪红、杨克煌、古瑞云等人。李登辉加入读书会不久,即加入“台盟”,其后并正式成为中共党员。这是李登辉加入共产党的经过。据指出,“台盟”吸收李登辉的原因是认为他富有社会主义的“正确思想”,且言词激烈,是一位优秀的知识分子,经过严密的观察和审核,终于核准李登辉入党。不过,如果被吸收的成员已被国民党注意,或专注于读书,组织方面会主动考虑让成员退党。《广角镜》月刊即在报道中指出,李登辉在台大毕业前不久,因为“对政治失去兴趣”,乃希望退党。“中共在台机关”经过研究后,同意李登辉退党,《广角镜》说,据李登辉表示,当时中共派来与他“倾谈”退党事宜的人名叫许懋德。《广角镜》这篇报道的作者说,据一位台湾高级官员向他透露,李登辉曾经把他如何加入共产党,又如何退党的种种经过,亲口向蒋经国做了详尽的报告,至于时间是何时,则未做透露。中共人员自然也曾相对要求李登辉不能泄露他所知道的组织情形;据《广角镜》的作者说,李登辉也的确守诺言,并没有出卖他们。不过,与李登辉一同参加读书会的同学,有好几位后来都不能幸免,在40年代末期到50年代初期都惨遭国民党杀害。了解当年事情的来龙去脉的人士向本刊指出,李登辉后来曾向有关单位办理“自新”登记,但自首时距退党那时已过了近二十年。1965年李登辉去办理“自新”时,已经担任农复会的组长及台大副教授,当时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的周中峰还对李登辉说:“你以后只做台大教授就好了,不要做农复会组长。”“你可以做教授,但是不可以做公务员。”受到这种“劝告”的李登辉,实际上是被国民党最高情治单位的首脑“警告”:以后别想做公务员了!谁料到,再过了二十多年,李登辉不但还是回头重干公务员,甚至干到台湾所有公务员的“老板”。周中峰如果“早知如此”,可能会“悔不当初”吧?

看了以上的报道,我有一些意见:

一、从报告内容上看,所谓“李登辉曾经把他如何加入共产党,又如何退党的种种经过,亲口向蒋经国做了详尽的报告,至于时间是何时,则未做透露”。我想这一报告内容,如果是指李登辉当年“的确信守诺言”,没有泄露“他所知道的组织情形”,是绝不可能的。因为蒋经国一定会追究李登辉究竟以什么身份,认为他自己有权“知匪不报”。所以,真相应该是报告的内容,乃是他全部“交心”的细节,当然包括“出卖他们(共产党同志)”的细节在内。

二、从行政程序上看,蒋经国若亲自听取李登辉报告之时,必然在要重用他之前。在重用前,其实早都经过情治单位层层调查过了,蒋经国必然早已在抽屉中看到李登辉的秘密档案。情治单位送呈秘密档案,绝对不敢把当年没有泄露“他所知道的组织情形”的共产党,不查淸楚就向上呈报的,李登辉若那样“的确信守诺言,并没有出卖他们”,在情治机关调查时,是绝对过不了关的。李登辉“自新”时间既然“距退党那时已过了近二十年”,二十年间,他的“知匪不报”之罪,可有得追究呢!

三、从法律解释上看,按照1956年11月26日大法官释字第六十八号解释,明说:“凡曾参加叛乱组织者,在未经自首或有其他事实证明其确已脱离组织以前,自应认为系继续参加。如其于民国三十八年6月21日惩治叛乱案条例施行后,仍在继续状态中,则因法律之变更并不在行为之后,自无刑法第二条之适用。至罪犯赦免减刑令,原以民国三十六年12月31日以前之犯罪为限,如在以后,仍在继续犯罪中,即不能援用。”这就是说,你参加了共产党,又自己“退党”了,你以为你就不是共产党了,其实才没那么便宜!你得向我国民党自首才行,否则的话,即使共产党不要了你,或是你不要了共产党,都对我无效!我国民党还是把你“认为系继续参加”,你照旧是共产党不误!由此可知,李登辉绝非如《民进》周刊所说,因为早已脱党,所以“未受波及”云云,这样说法,真是太美化国民党的认定标准了、太拍国民党的马屁了。从法律解释上看,李登辉能过关,绝没那么简单,而是另有隐情!

隐情是:李登辉绝非退党近二十年后才“自新”的,事实乃是,他早在做共产党的当时,就“自新”了,他出卖了共产党同志,作为晋身之阶,这在官方秘密出版品中,可以印证。根据“国家安全局”印“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一辑第186页到190页,我们可以看到“匪台湾省工委会台大法学院支部叶城松等叛乱案”,这个案子,共有叶城松(三十一岁)、张璧坤(三十岁)、胡沧霖(三十一岁)、赖正亮(三十一岁)、吴玉成(二十六岁)五人判死刑,在1955年4月29日被枪决。而在“案情摘要”中,第一段赫然就是“叶城松于卅六年10月间,由奸匪李登辉介绍参加匪帮,受杨匪廷椅领导,担任台大法学院支部书记。”可见“奸匪李登辉”逍遥法外,事出有因。因为同案中,除五人死刑外,蔡耀景(三十五岁)判无期,李显章(三十八岁)、钟茂春(三十四岁)、池仁致(三十三岁)、李显玉(二十八岁)、王新德(二十一岁)、黄其德(六十岁)六人判十年,黄顶(四十一岁)判七年,黄青松(二十七岁)判五年,吴长流(六十四岁)判二年。但原始介绍人“奸匪李登辉”,却未闻有法办之事。由此可见,所有杂志关于李登辉做过共产党的报道,都是捕风捉影的,都提不出来文证。我现在提供官方的文证如上,以证明所谓基督徒、大好人李登辉,其实是个特级犹大和坏蛋!同样是共产党叛徒的蒋经国看中了他,选他为继承人,真是别具“红”眼也!好汉惜好汉、坏蛋惜坏蛋,我们在这些丑史上,终于见识了他们是些什么东西!

根据马屁精石永贵发行的《李登辉的小故事》(1988年1月台视文化公司四版),在“共产党没有所谓好的”的一节里说:“登辉先生对共产党的看法是,共产党就是共产党,没有所谓好的共产党或坏的共产党,世界上所有共产党都没有离开其违反自由、民主和人性的本质。”其实,变节的共产党是坏共产党,蒋经国与李登辉,正是无独有偶的一对!

1988年9月17日

“李登辉并无共党背景”吗?

我在《乌鸦评论》第一期刊出《共产党李登辉出卖同志的官方证据》,前情报局督察室主任谷正文将军看到后,不以为然,他写来《李登辉并无共党背景》一文,提出反驳。

谷将军说我的文章“全是被《九十年代》、《广角镜》、《进步时代》这几本书刊所误导”。事实上,正好相反,我分别从三方面(一、报告内容上面;二、行政程序上面;三、法律解释上面)纠正这些刊物的误导。这些刊物的共同错误是,它们说李登辉退出共产党,是自动的;“中共在台机关”经过研究后,也同意他退了党。我的文章却指出,这是不可能的。我的结论是:李登辉绝非退党近二十年后才“自新”的,事实乃是,他早在做共产党的当时,就“自新”了,他出卖了共产党同志,作为晋身之阶,这在官方秘密出版品中,可以印证。根据“国家安全局”印“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辑第186页到190页,我们可以看到“匪台湾省工委会台大法学院支部叶城松等叛乱案”。这个案子,主角明说是“卅六年10月间,由奸匪李登辉介绍参加匪帮”的,但别人枪毙的枪毙、坐牢的坐牢,“奸匪李登辉”却逍遥法外,未闻有法办之事。由此可见,所有杂志关于李登辉做过共产党的报导,都是捕风捉影的,都提不出来文证。我却提供官方的文证出来,以证明所谓基督徒、大好人李登辉,其实是个特级犹大和坏蛋!所以,谷将军所谓的误导,我是不承认的。

也许谷将军所谓的误导,是别有所指,因为谷将军是认定“李登辉并无共党背景”的,他说我“张冠李戴”,因为“奸匪李登辉”乃是同名同姓的另一个人。谷将军说我“所获知的说法,全是间接的”,但统观他的全文,发现他所谓的此李登辉非彼李登辉,其实也未尝不“全是间接的”。何况我的求证,有官方文书为凭,并不算“间接”;而他的求证,却得自他情治友人的涂说,反倒非常“间接”。谷将军当年虽身为保密局组长,破案有功,得到蒋介石、蒋经国的奖状,但并非所有“涉匪案”都经过他手;“涉匪案”中,“共党个人安全”之“未受保护”者与夫未升少将、未遗有“五百坪土地,高楼大厦”反而横尸法场或坐穿牢底者(包括台大学生),亦比比皆是;经过他手的,由于相隔四十年,也不见得件件清楚记忆。谷将军如此,其他情治人员亦然。何况,李登辉出道甚晚、成名极迟,办案人员又何能把这个普通名字记忆犹新?又何能把“经港逃间大陆”的那个“奸匪李登辉”——如果确有此人的话——记忆犹新?谷将军说如现在当“总统”的李登辉有共党背景,“岂能逃过卅八年8月之逮捕?又何能逃过四十三年之逮捕?”这两个问题,其实正好引起我们合理的怀疑。因为若如他所说,李登辉既因无共党背景而在“卅八年”与“四十三年”置身事外,那么,谷将军说李登辉在“四十九年”被抓又是怎么回事?说“查明是同名之误后即予释放”云云,试问“卅年”与“四十三年”难道未查明?又何须等十年后再査明?何况,李登辉在“四十九年”时,在农复会不过是三十多岁的技佐、技正级的无名之辈,纵此事属实,谁又有那么好的记忆力,在众多案件中,独独记得这么一个只不过案涉“同名之误”的小人物?并且,说当时与李登辉“同押一处”者,有现任“调查局局长”翁文维,也令人奇怪。因为翁文维纵坐牢属实,也是“家法处分”,“家法处分”时,何能与外面人同囚?何况,我也很难相信翁文维有那么好的记忆力,去记得一个农复会的中级职员。

对整个李登辉有无共党背景的事,我并无成见。我欢迎有足够的证据来澄清此事,但谷将军的证据,尚难令我心服。不过,照他的说法,李登辉显然在台湾“有了一次牢狱之灾”,并且是冤狱,如此说属实,要比那种说法精彩多了。——在情治人员的滥捕下,当今“总统”早年都不能免于株连瓜蔓,由此以证台湾的特务恐怖,岂非佳例乎?

1988年10月3日

附录

李登辉并无共党背景(谷正文)

6月份的香港《九十年代》登载南方朔(《新新闻》主编)的一篇文章,说李登辉在卅六年台大农学院读书时,曾加入共产党,而又自动脱离。并每月向警总(当时并无警总,仅有保安司令部)报到云云。此文以“全知”的观点作一种空泛的描写,以他人的口述,认为事实,加以报道。其实作者对共党在台发展状况,治安机关的作为及时间的计算上,完全错了。事实上在卅八年8月以前,并无一个共党被捕,何况自新?特别在台大,校长傅斯年认为:“我的学生,没有共产党!”所有治安机关,皆视为畏途。

李敖写的有关“李登辉”故事,第一,他是张冠李戴。第二,他所获知的说法,全是间接的。第三,他不明白台湾情治机关当时关于破获“奸匪组织”的实际状况。他写的文章,全是被《九十年代》《广角镜》《进步时代》这几本书刊所误导。

请看你的《汇编》第二册第8页,所载人名中王明德、詹昭光等二十余人,其中台大学生有十余人之多。处理情况,全数“放了”(以钓大鱼耳)——以感训或自首结案。卅八年,现总统李登辉始从台大毕业,在台大任助教,岂能逃出我“谷老”之手?我正如李敖所说,正是共产党的叛徒,名列第六名“反革命叛徒”,而第一名则是张国焘。“变节的共产党是最坏的共产党”,而我自认不坏。孔子曰:“女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我正是“君子特务”,不是“小人特务”。我和毛人凤、叶翔之等口头约定,有三个条件:破坏共党组织、消灭共产思想、保护共党个人安全。不信且看蔡孝乾陈泽明等为台湾共党负责人比我早升少将,现皆一一死去,每人遗有五百坪土地,高楼大厦;其子女皆受国外高等教育,现在美国为教授者,有五六人之多。反观“谷老”,仅四十坪公寓,终身俸而已。又见当年毛泽东在江西,被瞿秋白等斗倒自我检讨一年多,邓小平(1936)也被斗跨,已经五花大綁,差一点“人头落地”(即所谓AB团事件)。所以林彪、江青、张国焘以及区区“谷老”者,皆为“斗争”下的产物而已。太史公为项羽立“本纪”,与刘邦并立。历史权威如李敖者,岂能说刘邦好,项羽坏乎?

休说闲话,言归正传。根据“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记录,省工委蔡孝乾等于卅五年7月由上海抵台,发展组织,对于“老台共”,一概不承认其党籍,仅分别观察其表现,考核其忠贞性后,付予个别任务。如谢雪红、刘启光等,至死全不是党员。卅六年“二二八”事件时,仅有党员七十余人。卅七年6月“香港会议”时,有党员四百余人;卅八年8月党员增至九百人。在台大的组织,仅有“法学院支部”。其中党员王明德、戴传李、詹昭光等六人自新,提供许多线索,保密局据以破获《光明报》及省工委以下全部组织。其中并无“李登辉”之名。四十三年,嘉义警察局奉准警务处,在嘉义县捕获叶城松者,供称系台大法学院支部,其入党介绍人为“李登辉”,为嘉义县籍,经核对,此一“李登辉”,并非台大农学院学生,早于卅八年经港逃回大陆。显系同名之误。如是现在当总统的李登辉,岂能逃过卅八年8月之逮捕?又能逃过四十三年之逮捕?

现在之李登辉于四十年以公费留学美国。如是自首,绝不可出国,四十二年回国,四十三年任教台大。显然此“李”并非彼“李”也。同名之误仍使现在的李登辉有了一次牢狱之灾。根据黄瑜兄所言:他比李登辉同学少二年,同时考上公费日、美,但未去,四十九年被“内调局”逮捕了。当时的局长为张庆恩(是我的同乡、朋友六十年之久,九月廿日被我告发于台北地检处,因他的姘头杨韵琴伪造文书),此人“大事不糊涂”,查明是同名之误后即予释放。当时与李登辉因他案在押者尚有现任调查局长翁文维,与李同押一处,自可证明。

近来一位立委吴勇雄,与行政院秘书长王章清,因卅二万元“行贿”事闹得很热门。卅二万,在我看来太少了,不值得说“贿”。但值得说一下的是王章清这个名字。像王章清这样“驴蒙虎皮”,或“二臣”样的人物,在我脑中很多。李敖你的刊物如果有“言论自由”的话,有勇气敢言,我将源源供给。

七十七年9月25日中秋之夜

共产党李登辉的种种

10月1日我在《乌鸦评论》第一期刊出《共产党李登辉出卖同志的官方证据》,前情报局督察室主任谷正文将军看到后,不以为然,他写来《李登辉并无共党背景》一文,提出反驳,我写《李登辉并无共党背景吗?》即时答复他,两文都在10月7日的《乌鸦评论》第二期刊出。后来李世杰写《对谷正文几点质疑》,参加讨论,在10月14日的《乌鸦评论》第三期刊出。如今谷将军又写来《李登辉究竟有几位?》前来,我有一些读后感,写在下面。

一、谷将军说“当李登辉出任副总统时,七十三年2月的《前进时代》上已经有人提出李系共党自首的,但仅止于‘传说’,未有证据。当时李敖先生曾作讨论,也无确证。如今他提出‘官方文件’来作证,最好了”。事实上,我在提出“官方文件”之前,从来没讨论过“李登辉系共党自首”的问题,因为我是受过史学方法训练的人,在没找到证据前,不会像林正杰系杂志那样捕风捉影,他们那样以捕风捉影为能事的文章,我是看不起的。我如今写李登辉,提出的是非风非影的“官方文件”,与那种杂志的高下之别,识者一看便知。

二、谷将军说他亲自办过“台大法学院支部”案。“这次捉放中的戴传李,查明是小组长,王明德、詹昭光都是党员,多次谈话中,都没有发现‘台北的李登辉’。”对谷将军承办过这案子,我不怀疑;但我怀疑他办了那么多的案子、做过那么多次谈话,会能在漫长的四十年后,还有那么好的记力记得谈话中“都没有发现‘台北的李登辉’”!因为李登辉出道甚晚、成名极迟,办案人员又何能把这个普通名字记忆犹新?我不相信对这么一个小人物,四十年后会被人清楚的追忆出来。

三、谷将军说由“‘支部’全部被毁”的事,“证明这个李登辉并未出卖同志”。但我的证明方法,是从报告内容上、行政程序上、法律解释上三方面认定他不出卖就过不了关。我这种方法,是史学方法中以制度与常理来反证的基本方法。根据制度与常理,情治机关能放李登辉一马、蒋经国能提拔李登辉多次,一定是经过严格过滤与审查的。在重用他前,蒋经国必然早已在抽屉中看到李登辉的秘密档案。情治单位送呈秘密档案,绝对不敢把当年没有泄露“他所知道的组织情形”的共产党,不查清楚就向上呈报的,李登辉若那样“的确信守诺言,并没有出卖他们”,在情治机关调査时,是绝对过不了关的。谷将军说“无论哪一个李登辉,都没有‘提供线索,出卖同志’的证据。”殊不知从制度与常理上反证,李登辉能“众人皆罪而我独清”,就是“出卖同志”的一个活证。

四、谷将军说“此李”非“彼李”,他“判断‘彼李’是嘉义一带的人”。“因为‘学委’的发展是以同学同乡为点与线的,而‘学委’的负责人大都是嘉义一带南部人。”固然有征,但是我提出的“官方文件”,只说“叶城松于卅六年10月间,由奸匪李登辉介绍参加匪帮,受杨匪廷椅领导,担任台大法学院支部书记。”足见李登辉只是介绍叶城松一名“参加匪帮”而已,并未介绍叶城松担任“学委”负责人。介绍人“参加匪帮”,一对一之下,并非只以同学同乡为限。试看共产党员出身的谷将军是山西人,共产党建党伊始,山西人不与焉,山西人后来变成共产党的,都出于非同乡的介绍,由此可见台北县的李登辉,介绍嘉义县的叶城松入党,自在情理之中。至于不同乡的人如何相识,这不是问题,我们每个人都阴错阳差风云际会的认识了许多不同乡的人,又如何解释呢?

五、谷将军这次文章有一大特色,就是他不再像上次文章那样坚持李登辉绝非共党自首分子了,因为他自承是“推断”,并提出找人证的办法。他说“要证实现在的李登辉是否共党自首分子,是有办法的”。办法就是由(一)当年自新的“台大支部”党员:戴传李、王明德(台北人)、詹昭光(台中人)、游英(台北人)、许远东(新竹人)、郑舜茂(台南人)、吴振祥(台北人)。(二)被捕判刑已出狱者:孙居清(高雄人)、黄其德(嘉义人)、王新德、李显玉、池仁致、钟茂春、李显章(以上皆台南人)。各位先生出面来“说明事实”。这样“自然分晓,免得浪费笔墨”。这一提议,固然甚佳,但在我看来,纵使上开各位先生都肯站出来说明,事实恐怕还是无法澄清。因为李登辉当年只介绍叶城松入党,并没介绍上开各位先生,上开各位先生又如何能代叶城松“说明事实”?共产党讲究组织严密、单线领导,李登辉与叶城松之事,自非他们所得知,而唯一知其事实者叶城松,却又横尸法场、成为红色先烈了,又从何查起呢?

六、谷将军说上开诸位先生“说明事实”后,“如果真即是现任总统李登辉先生,也请他不要忌讳。请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无数的共产党人,不都是国民党员叛逃的吗?”这话甚耐人寻味。不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做国民党员,方式是以跨党为手段,国共合作。他们本质上的共产党身份仍在,并非“国民党员叛逃”而后方成为共产党,更未出卖同志;但李登辉却不然,他是十足变节的共产党,并且以出卖同志来做晋身之阶,这就太可耻了。谷将军的比喻,可谓不伦之至。

七、谷将军以“李登辉究竟有几位?”为问,其实李登辉当然不只一个,当年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1873-1947,福建度门人,通拉丁、英、德、法文,著有《文化英文读本》《李氏英语文范》《李氏英语修辞学》《中国问题之重要因素》)就是最着先鞭的一位。他的人格高尚、学问丰富、心地不歪、嘴角端正,都远非目前这位又共产党又国民党的李登辉可比,可见同为李登辉,高下却大异其趣也!总之,我的结论是:对整个李登辉有无共党背景的事,我并无成见;与李登辉同名的人,也大有人在。我欢迎有足够的证据来澄清此事,但谷将军的证据,尚难令我心服。在没有更强的证据来澄清以前,我相信“官方文件”中的“奸匪李登辉”就是眼前这位“李总统”“李主席”,尚无不合。毕竟在所有说法中,“官方文件”是唯一直接的证据,其他众口纷纭(包括谷将军的一口),反倒都是间接的。

1988年10月16日晨二时一刻

附录

李登辉究竟有几位?(谷正文)

当李登辉出任副总统时,七十三年2月的《前进时代》上已经有人提出李系共党自首的,但仅止于“传说”,未有证据。当时李敖先生曾作讨论,也无确证。如今他提出“官方文件”来作证,最好了。但是,记得胡适之先生对于考证,曾有这样的说法:证据要真实,搜集面要广,研究比较要深刻(非原文,大意如此),我现在提出一些事实,再就教于李敖先生。

当年“台大法学院支部”,是“一案三破”?第一次是1949年10月,陈诚当时任东南行政长官,他家出现《光明报》,是共党在台的机关报,陈非常震怒,召见保安司令彭孟缉及保密局毛人凤局长,限期破案;并有悬赏金拾万元。但一个月过去了,谁也没看见《光明报》。10月中旬,听说刑警总队的队长刘戈青,捉到四个学生,持有《光明报》,没有问出结果。因台大校长傅斯年吼叫,留置一天就放了。我听了“喜出望外”,立即要去抓人。除叶翔之外,大家都反对。理由很好:“人家捉去已经放了,你再捉有什么用?”在我坚持之下,四个人:王明德、詹昭光、戴传李(法学院)及游英(经济系)被捕来了。我同牛树坤(二处科长)、赵公蝦(二处股长)及我的副手张西林,与他们四人,分别谈了一夜。根本不提共产党的事,只要知道《光明报》的来源。四个小萝卜头,少不更事,只得“实话实说”。第二天早晨,傅斯年还没有叫起来,我已经送他们回校了。互相约定:“大家忘掉这件事”。我的目的已达到,当晚即破获了《光明报》。这是我来台湾后第一次出手突破性的一击。这下子得罪了彭孟缉、李立柏、李葆初、刘戈青、潘其武等人,潘认为我既不该捉,捉了又不该放。真是聪明合理的想法。这次捉放中的戴传李,查明是小组长,王明德、詹昭光都是党员,多次谈话中,都没有发现“台北的李登辉”。

且看第二次破案:这回逮捕的是“学运委员会”,其中有“书记”李水井(台南人)、杨廷椅(新竹人)、陈水木(高雄人)。这些人我不能再“放”了。如果放了,毛人凤、叶翔之和我全是匪党了。其中“杨廷椅”,即是嘉义叶城松所称“由李登辉介绍交杨廷椅领导”的那个杨廷椅。尚有陈水木(高雄人)也领过叶城松。陈水木、杨廷椅、李水井等,都因戴传李等人的被“捉放”,而逃去嘉义的。当时侦防组忙着往“上”追线,没有去捉这些“小萝卜”,他们又返回台北。“记忆中没有台北的李登辉”,是不能作为证据的。但当时两案笔录,定有记载,取来作证,绝不可能。

但无论哪一个李登辉,都没有“提供线索,出卖同志”的证据。如第三次“台大法学院支部”的破坏,请详阅你的“官方文件”,即明白指出:卅四年2月8日一个名张敏子的女子在嘉义市场密报并指认张璧坤为共党,而“支部”全部被毁,证明这个李登辉并未出卖同志。

要证明一件事的“有”或“没有”,除物证而外,人证是最重要的,但人证也有难处。现在大陆的吴克泰,我尚未研究此人的来历,南方朔先生最近与他见过面,谈到李登辉问题是必然的。因为南方先生在6月份的《九十年代》上,写过这件事。但是,吴克泰的yesorno是不足为凭的,因为他要配合中共统战政策而决定回答的。四十九年李登辉与翁文维同囚一处是可能的。因为乔家才先生坐牢九年,常与匪谍囚一室的,而同囚一室,又是套取口供的最好方法。至于李登辉在1965年“自新”,当时的国安局长应是夏季平,如有此事第三处处长吴恩俭兄,定是承办人,他可澄清此事。

“此李”非“彼李”的问题,是我的“推断”。自三十八年10月起,至四十九年4月止,台湾的侦破“匪案”,百分之八十五是我参加与主持的,在“一案三破”的五个年头中并未发现“李登辉”这个名字。如有的话,定在“在逃”的名单中。何以我判断“彼李”是嘉义一带的人呢?因为“学委”的发展是以同学同乡为点与线的,而“学委”的负责人大都是嘉义一带南部人。当时经香港或日本逃去大陆的,大概一百多人。其中如杨克煌、徐懋德、吴克泰等进入大陆,大多数的人,中共拒绝入境,因为他们“带菌”,这些被拒的人,有的回台自首(廿余人);有的流落异乡;进入大陆的,也在“反右”及“文革”中被害了,彼李登辉究竟结果为何?不得而知。

但要证实现在的李登辉是否共党自首分子,是有办法的:

(一)当年自新的“台大支部”党员:戴传李、王明德(台北人)、詹昭光(台中人)、游英(台北人)、许远东(新竹人)、郑舜茂(台南人)、吴振祥(台北人)。

(二)被捕判刑巳出狱者:孙居清(高雄人)、黄其德(嘉义人)、王新德、李显玉、池仁致、钟茂春、李显章(以上皆台南人)。

以上各位先生,现在的年龄,不过六十多岁,应该健在。请他们凡知道“李登辉”故事的,来信乌鸦评论社,说明事实,请李教先生保守秘密;研判结果,自然分晓,免得再浪费笔墨。如果真即是现任总统李登辉先生,也请他不要忌讳。请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无数的共产党人,不都是国民党员叛逃的吗?

1988年10月12日

李登辉的屁股功夫

一幅漫画,甲见乙倒立,问为什么,乙说要使更多血液流到脑海以思考得更好。甲问要怎么做呢?乙说:“好的,我想我会替自己做个屁股。”(Fine.IthinkI’mmakinganassofmyself.)ass在英文中是笨蛋,也是個语中的屁股,makeanassofmyself是做笨事让人嘲笑,在这漫画中,一语双关,颇见巧思。

其实,“我会替自己做个屁股”的杰作,又岂止漫画而已,在政治上,屁股——倒立的脑袋——的地位,常常在脑袋之上。换句话说,政治地位的取得脑力”还远逊“臀功”呢!

旧时代的“臀功”派,他们取得政治权力,是靠皇帝玩他屁股而得宠。这票人物,在《汉书》佞幸传中多得很呢!这种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贵幸,与上卧起”,好好男人,却陪皇上睡觉干嘛?一言以蔽之,提供屁股耳!

《汉书》中立佞幸传,举了那么多提供屁股的例子,显然是有感而发的。它的结论是:“柔曼之倾意,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观籍(籍孺)、闳(闳孺)、邓(邓通)、韩(韩嫣)之徒非一,而董贤之宠尤盛,父子并为公卿,可谓贵重人臣无二矣!然进不繇道,位过其任,莫能有终,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者也!”最妙的,是这里说“进不繇道”。繇者由也,进不由道者,取得政治权力经由不同管道也。一般取得政治权力的管道是身体其他部分,唯独此派,靠得却是肛门与屁股,妙哉!

这种政治屁股,积极说来,可以得君行道,“翼奸以获封侯”;消极说来,至少也可以消灾免祸。《哈哈笑》中有“官拜屁股”一则,就是显例:“有一戏子犯了法,捉将官里去。官坐堂审问,戏子出言不逊。官大怒,命笞其臀。差人将欲动手,见其臀上绣有五爪金龙,禀明于官。官下座视之,问其绣龙之故。戏子大言曰:‘我的屁股,皇帝都玩过的,你要打我,就是欺君了。’官闻言大惧,急忙整顿衣冠,命差人传过赞礼,预备香案,向那戏子的屁股,恭请圣安,行三跪九叩首礼。”这个故事,说明了屁股可抬人身价,makeanassofmyself,又何尝不是做聪明事以嘲笑人呢?

综合以上的论证,可以颜曰“政治屁股学”,以为归纳。从而推而广之。我们可以说,中国历史上,从屁股的地位、待遇与遭际,就不难看出不少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试看古代三公坐而论道,屁股地位,一何崇高;自唐以来,大臣见君,列坐殿上,屁股地位,一何不低;宋朝开国,宋太祖“密令去其坐”(《邵氏闻见录》中语);从此大臣罚站于廷,屁股地位,一何垂直;明朝以后,不但不准坐,连站都不行,而要双膝跪地,动辄廷杖了,屁股地位,一何起翘;到了国民党蒋氏父子当道,为临文武大员以威,凡手下晋见者,武官例不许坐,文官则自动谦逊,只坐半个屁股。故在蒋氏父子统治下,凡不知只坐半个屁股的,是乃不知官箴者也,休想“坐”到大官的。

李登辉如今当上“总统”,他以一介庸才,能够多福至此,原因固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乃在他能够makeanassofmyself。试看他的“坐”功,便可明白。据1988年7月8日《自立早报》;1984年,李登辉当选“副总统”的当天下午,蒋故“总统”亲赴李登辉寓所申致贺意。当时,李登辉不自在的只坐满座椅的三分之一,双手不断摩擦双膝,仿佛他不是那间寓所的主人。由此可见,正因为李登辉深谙“政治屁股学”,他才因失态而得国。世之欲知国民党官场现形者,请看斯臀!

1988年10月24日

还有另一个李登辉么?

关于台湾这个国民党“总统”李登辉,是否就是当年那个出卖共产党同志的李登辉问题,谷正文将军又写来篇《请寻找另一个李登辉》,反驳我的看法。我再简单说明如下:

第一,谷将军问:“请看这份‘官方文件’:‘奸匪李登辉’做了些什么事呢?介绍叶城松入党,并交杨廷椅领导。假如李登辉出卖同志,何以没有出卖叶城松?”我的答复是:按照官方文件的“匪台湾省工委会台大法学院支部叶城松等叛乱案”中的“案情摘要”,明说:“叶城松于卅六年10月间,由奸匪李登辉介绍参加匪帮,受杨匪廷椅领导,担任台大法学院支部书记。”李登辉解铃还是系铃人,出卖叶城松或其他同志,又有何难?谷将军说:“‘曾参杀人’,其母终于见疑,但没有去看尸首,这是曾母的过失;李登辉出卖同志,李敖先生及谷某全找不到‘被卖的同志’下落,不可信也。”其实,在“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代,“被卖的同志”,又岂能件件有案可稽?要出卖,又岂仅是叶城松一人?第二,谷将军说:“李敖先生说:‘我的证明方法,是从报告内容上、行政程序上、法律解释上认定他不出卖就过不了关。’这也是没下过水而谈游泳的说法。须知三十八年以前,没有什么包含‘二条一’的法律的,也没有‘自首条例’的。”因此他断定,没有行政程序,故没有“报告的内容”了。我的看法是,虽然有“二条一”的《惩治叛乱条例》在1949年6月21日才出现,但是国民党对付共产党,还愁没其他法规或不成文法规来收拾吗?国民党开脱一名共产党,该共产党不交心交个一清二楚,能过关吗?至于该共产党最后且被重用如李登辉者,更是要一清二楚之至矣!我所说此一一清二楚的交心与调查,早在抽屉之中,就是这样认定而来。

在史学方法上,没有详细证据,但是经过方法上的认定,来一番“设身处地了解法”(methodofempatheticunderstanding),还是可以得到“解释草案”(explanationsketch)而掌握真相的。我希望谷将军能够理解这一点。

1988年11月7日

附录

请寻找另一个李登辉(谷正文)

《乌鸦评论》第四期,李敖先生写《共产党李登辉的种种》,仍一口咬定现在当总统的李登辉,就是当年“参加共党又自动脱离,并且出卖过同志的”那个人。李教先生是研究历史的,而且受过史学方法训练,而我则没有。我是以三十多年的时间,专门破坏共产党的“专家”,现在以“血淋淋的”一只手来写答辩。以三十多年的“实践”来讨论共产党问题,我是在水里学的游泳,李敖先生则是在“游泳练习法”书中找事实。李敖先生坐过牢,但我看来,仅是冒充“叛乱犯”而已。

第一,请看这份“官方文件”:“奸匪李登辉”做了些什么事呢?介绍叶城松入党,并交杨廷椅领导。假如李登辉出卖同志,何以没有出卖叶城松?叶城松及张璧坤的被捕是一位张敏子小姐告密的。台大支部是四十三年“第三次”破的,这时“现总统李登辉”已留学归来,叶城松供证确实,正当大家抢功的时候,何以“能过了关”?“曾参杀人”,其母终于见疑,但没有去看尸首,这是曾母的过失;李登辉出卖同志,李教先生及谷某全找不到“被卖的同志”下落,不可信也。

第二,李教先生说:“我的证明方法,是从报告内容上、行政程序上、法律解释上认定他不出卖就过不了关。”这也是没下过水而游泳的说法。须知三十八年以前,没有什么包含“二条一”的法律的,也没有“自首条例”的。治安单位,只知道谢雪红、杨克煌等老台共,并不知道蔡孝乾领导的“省工委”。要抓人,非得签报核准。谢东闵因“二二八”投案,也没档案。《光明报》满街飞,非得陈诚下令,才有人竞争去破案。“对匪”工作,无法做起。没有法律,没有行政程序,故没有“报告的内容”了。蒋经国提拔刘启光、李友邦为得力干部,抽屉中就更没有李登辉的秘密档案了。

第三,林彪、黄埔一期的,先加入国民党,故1971年的罪名是“国特”。周恩来参加共党是在欧洲,赴苏后,又在巴黎成立支部。陈独秀成立中国共党,第一次的参加人为陈公博、周佛海、邵力子等,毛泽东、周恩来不与焉。1923年(民国十二年),山西的共产党员有高君宇(高尚德)、王振冀、薄书存(一波)、傅懋功(彭真)、韩书麟、王英等……(编者略)二万五千里长征,出发时是廿万人,到达延安时,仅有一万八千人了。其中湖南人存活率最高。同乡互相关照,故能生存者多,中国社会,残存的习惯力量,如同乡会同学会。当年国共两党之发展,也是如此,如陈独秀,不也是先以两个儿子当助手吗?高雄的经济界不是有澎湖帮吗?中国的历史,即是一部地区势力争夺的历史。同乡、同学为发展基础,自不外台湾的共产党。

第四,共产党是一种组织。它由小组到支部、到“地委”、到省委、到中央,并非单线的。只有“匪谍”,滲入敌人内部的人,才是单线的。现在台湾的共产党,没有组织了。仅有单线的派遣,故不易受破坏。如保安司令部的李朋案,就是单线的,黄玨黄正二位之纳入,即是为孙立人案“捏一个苍蝇”而已。

第五,我“推断”此“李”非“彼李”,是有“职业”上的判断力的,但主观的判断不能算结论。“官方文件”,仅能证明:(一)有一个名叫“李登辉”,年约六十七岁。(二)曾参加“奸匪”又自动脱党。并不能证明:(一)脱党的李登辉是否台大学生?(二)脱党的李登辉参加的是什么时候的“台共”?(三)脱党的李登辉是否留日留美?(四)现在的李登辉是不是被误抓过?我如此说法,“尚无不合”。

要证明一切问题,是需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的,我“断定”:脱党的李登辉没有出卖同志(官方文件为证);我“推定”:现在的李登辉没有匪谍前科。一定会有证明的,时间迟早而已。因为台湾有二百五十个“陈正雄”,廿六个吴国桢。这是电话局“104”小姐们的统计。要找脱党的李登辉,有的是办法。

1988年11月3日

李登辉的亡国动作

古书《同话录》记宋朝邵康节一段故事:“康节先生至京师,士大夫多谒之问休咎,有一人独问国家运数。先生喜曰:‘他人所问,皆为己事;子何独上念国家?’再三称叹,谓之曰:‘予某日归,子可于某处相候。’至期,其人往候。先生与叙别,就肩舆取缄封文字一卷,授之臼:‘毋即观。候至家发之,视毕焚之。’其人奉教,归而发视,乃《五代史》晋书帝纪也!”

《五代史》晋书帝纪的画龙点睛处,在写后晋的亡国。晋出帝石重贵这位少帝,“以中人之才,嗣将坠之业,属上天不佑,仍岁大饥,尚或绝强敌之欢盟,鄙辅臣之谋略。奢淫自纵,谓有泰山之安;委托非人,坐受平阳之辱。族行万里,身老穷荒,自古亡国之丑者,无如帝之甚也!千载之后,其如耻何,伤哉!”

照《同话录》的说法,邵康节这位预言家,认为北宋的天下,将像后晋一样的模式亡国,并且连皇帝都要被俘北去,“族行万里,身老穷荒”,最后完蛋大吉。

《五代史》虽然画龙点睛,有其妙文,但它说“自古亡国之丑者,无如帝之甚也”的话,在现代看来,却落了伍了。因为“亡国之丑者”,早就被国民党赶过去了。

1950年3月13日,蒋介石在“阳明山庄”讲《复职的使命与目的》,指出:“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而还不自觉,岂不可痛?”“但是今天到台湾来的人,无论文武干部,好像并无亡国之痛的感觉,无论心理上和态度上还是和过去在大陆一样,大多数人还是只知个人的权利,不顾党国的前途。如果长此下去,连最后的基地——台湾,亦都不能确保了!”从蒋介石这段秘密讲词中,我们知道,国民党总裁早已暗中承认“中华民国”业已亡国,这一亡国,所以不为一般人所察觉者,乃是国民党“文武干部”的“并无亡国之痛”的麻木,并非国未亡也!

就在这种亡国的局面下,四十年来,台湾的“中华民国”,过着名存实亡的小朝廷生涯,从蒋氏父子到李家双李,都不出这一格局。令人有强烈对比的是:今天的“中华民国”,连宋朝邵康节那种预言亡国的真话预言家都不可见了,见到的竟是自我陶醉的“上上签”了。

7月24日报上说:“李主席昨天上午到达设在天后宫的第三投票所后,信步走到庙中大殿上,李主席搅动了一下签筒内的竹签,并自供桌上取了茭杯交给随行的宋秘书长,怂恿他不妨掷杯求签向神明问今年底公职人员选举情形,并在旁指导如何掷笺杯求签。”“于是宋秘书长合十掷茭杯求签,第一掷两杯一正一反,李主席告知为圣杯,妈祖允予抽签,教他自签筒内抽一签再掷茭杯求问神明,却掷得笑杯,李主席教宋楚瑜将签放冋签筒,再掷茭杯求签,第三掷得圣杯,宋秘书长再另抽一签,然后持签向庙中管理人员换取纸签,签诗四句写的是:‘风恬浪静可行船,恰是中秋月一轮,凡事不须多忧虑,福禄自有庆家门。’签旁加注‘甲午签,属金利在秋天,宜其西方’,是支上上签的签王。”“天后宫管理人员解释签诗时表示,这意味执政党在年底公职人员选举中当是风平浪静一帆风顺,且颇为圆满,是好兆头。李主席当场指示侍卫长包了一个五千元的红包,并亲自致送庙中管理人员。”

看了上面的新闻,我感到很好笑,李登辉不是基督徒吗?基督徒怎么信起这种佛道式的抽签迷信来了?并且还当场传授、赏钱以示酬神起来了?另一方面,李登辉不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吗?以“总统”身份,怎么搞起这种无聊的抽签迷信来了?如果抽签只是为了好玩,抽抽也足资笑谈;但是根据报道,显然并非好玩,而是相当认真的,这就太荒谬了!

古人的亡国是身败被俘;今人的亡国是身败逃台湾。蒋氏父子逃台湾后四十年,相继死去,李登辉因缘际会,“以中人之才,嗣将坠之业”,做亡国局面的接班人,竟胡闹到求神问卜以看国运,真是荒天下之大唐!《左传》说:“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从6月25日李焕、邱创焕在庙里求雨,到二十八天后李登辉、宋楚瑜在庙里求签,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国民党的“本”是在如何“颠”得邪门儿,对这种以迷信为天下倡的无知妄作,我们实在看不惯,我们要谴责!

1989年7月27日

李登辉无人君之风

《世说新语》记曹操一个故事:“魏武(曹操)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玨(崔琰)代,帝(曹操)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曹操)如何?’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

刘知几在《史通》里对这一故事曾加辨正,认为失实。不过,故事的有趣处倒也自成佳话。匈奴使者能够慧眼识英雄,任凭你曹阿瞒装成侍卫官,但也休想瞒得过阿拉。这一结果,一来是此胡人有眼光,二来又是曹操有人君之风,此风不可掩也!

曹操身材五短,长得又丑,但是有人君之风,他虽终为旧道德所牵,未成人君,但是位极人臣,离人君也不远矣。

由曹操想到李登辉,好有一比。李登辉身材高大,长相虽然不足,也有帅哥之处。但大毛病还是出在那张永远合不拢的又大又歪的嘴巴上,望之实在不似人君。

如果毛病只出在长相上,则望之不似人君倒也简单。要命的是,不在外表,而在实质。实质上,为人君者却无人君之风,这才是关键。

所谓人君之风,是一种德风、一种风度。这种风度不在笑脸、握手、拍肩、吻小孩,而在更高层面的休休有容,虚君而治。

什么是虚君而治?虚君而治是做领袖的人,首先承认自己的知识有限、见解有限、能力有限,必须靠全国人民的众知众力,才能建设国家。因此他作为领袖,一举一动,不能整天搞亲民、施恩、巡视、下乡、颁奖等等“作秀功夫”;相反的,他要丢开这些粉拳绣腿的小动作、小把戏,而要约束自己,约束自己“政莫由己出”(德政不要从我身上发出来,要让给别人)。中国政治哲学的精华课本是《淮南子》,《淮南子》书中特别指出:“重为惠,若重为暴,则治道通矣。”“重”是不轻易,统治者要不轻易施小惠,一如不轻易做坏事一样。统治者要节制自己,做到“无智”、“无能”、“无为”的三无。“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正因为统治者自己不显配聪明、不炫耀能力、不捞过界下决定,这样大众才能发挥他们的责任与才干、才不做奴才。

国民党自从转入蒋家王朝后,不学有术,有的也不是上得了台面的什么大术。蒋介石集三有于一身,把人才当奴才用,自己带队总管一切,故人才也变成奴才。蒋介石出巡,到大小衙门先从厕所看起,厕所清洁固然重要,但以领袖之尊,躬亲细务,成何体统?又置厕所总管于何地?降至蒋经国,也集三有于一身,还加有个好爸爸,把奴才当人才用,自己带队,躬亲细务,变本加厉,故奴才更奴性加深了。最后,一个七层慈云讲寺算不算违建、一片九孔养殖场该不该拆除、一次中秋节应不应弹性放假、一家小琉球发电厂要不要抢救整修,都要蒋经国说了算,到头来蒋经国永远是“一生劳瘁”“力疾从公”,他累得要死,手下奴才却闲得要命。

如今,李登辉因缘际会、入奴出主,本期他能虚君而治,但是我们整天看到的,却又是上山下海、东奔西跑、大小指示、闲话家常那一套!今天《世界论坛报》登:“总统日理万机之余,巡视台北县市一趟,解除了一箩筐问题,民众有福专家汗颜。”报道中且说大汉溪堤距拆多少房屋都由李登辉做决定、土堤改成挡水墙也由李登辉做决定——堂堂“总统”,不管大事,却风尘仆仆,管到了一条溪水的拆房与盖墙,这叫什么分层负责的民主政治!足见李登辉无人君之风,其鄙不可掩也!

1989年8月15日

李登辉被罚跪考

我在《台湾式下跪》里谈到李登辉被罚跪时的L形跪相,李登辉认为那是中国式的跪相。认为中国式的跪相是大腿与小腿成直角,膝以上,全身成一直线;而日本式的跪相则是屁股坐在小腿脚跟,屁股以上,全身成一直线。其实这种看法与分别,也是皮相之谈,证明李登辉是无知的,不过事涉专门,无知也不能怪他。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八有一篇《跪坐拜说》,具见朱熹对此道的考证。朱熹说:“古人之坐者,两膝着地因反其绁而坐于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疑跪有危义,故两膝着地,伸腰及股而势危者为跪;两膝着地,以尻着绁而稍安者为坐也。”可见中国人没坐上椅子前,中国人的坐,正好是日本人的跪。李登辉在日本人统治时代被罚跪,其实那种跪,正是中国人的坐。李登辉苟有“民族大义”,只消念头一转,罚跪就变成请坐了,日本鬼子请坐而不坐,反倒要一跪到底,虽“民族大义”可嘉,不过未免太笨了!

何况,日本人那种“胡跪”,也不是日本货,而是从中国学去的。黄遵宪《日本国志》指出日本人的坐相是“坐地皆席地,两膝据地,伸腰危坐而以足承尻后”。但这种屁股坐在脚跟的坐法,却不是日本人原有的,乃是“其制始于韩人”,是跟韩国人学的。而韩国人这种坐法,又是从中国学来的。所以,扯了半天,日本人下跪也好、落坐也罢,都是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来的,笨蛋李登辉若早知如此,一切“民族大义”,也就无的放矢了。

也许另有笨蛋说,你李敖这样写,是什么意思?未免太小看日本人了吧?难道日本人连坐连跪还不会,这样简单的事,还要向中国、韩国学?

我的答复是,坐有坐样。坐是不需要学的,但是坐样就非学不可。我在《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一书里,曾收有我造的一句英文名言:“GodinventedthemonkeybecausehewasdisappointedintheJapanese.”(上帝因为发明了日本人失望了才发明猴子。)笨蛋们不妨观察一下猴子,就知道猴子虽然会坐,但是坐没坐样。猴子的坐法是屁股着地,膝耸起或摊开,雄者露老二、雌者露要害,其不雅也,明矣!

猴子这种坐法,是中国人没教养前的坐法,在中文里,这叫“箕踞”。“箕”是扬米去糠的器具,也是倒垃圾的畚箕。两脚像“箕”那样伸开,是没教养的表示。古人无椅発,坐于席上,坐则跪,行则膝前(用膝盖向前走),你看不到他的脚和脚心;但一“箕”坐,脚和脚心就朝向客人了,所以这副坐相,是没教养的。

何况,古人又不穿裤子,两膝畅开,老二或要害就迎面而来了。孟子以其夫人“箕”坐而休其妻,原因在此。《礼记-曲礼上》说“立毋跛、坐毋箕、寝毋伏”,意思就是站的时候,不要歪歪扭扭;坐的时候,不要两腿分开;睡的时候,不要趴在床上。正因为“箕”坐是没教养的,所以“箕踞”也、“箕倨”也,都是不行的。

清朝吴大澂《字说》指出,中国的“夷”字,就是坐没坐样的象形字。“夷,踞也。东夷之民,蹲居无礼义,别其非中国之人。”可见学不会坐有坐相,是东夷的命名原因之一,东夷总要包括小日本吧?

1989年8月19日

李登辉式“平反”

三十年前的“剥蕉案”,12月6日,被害人吴振瑞得到了“平反”。“平反”的方式是,自吴振瑞下飞机起,就由蒋彦士盯住了他,施以“柔道”,最后,如报上标题所说:“平反剥蕉案,演出温馨结局,青果社颁给吴振瑞顾问证书。”——在党国大员蒋彦上怀柔下,颁赠证书了事。

三十年前的“孙案”,也是如此。被害人孙立人将军以下,或软禁半生、或坐穿牢底、或法场伏尸,都是冤之又冤的案子,可是逼到头来,“平反”的方式是,在孙立人九十大寿时,由李登辉送来寿屏了事。

五十年前的张学良案,也是如此。在海内外众说纷纷,以张学良自由与处境为问的时候,“平反”的方式是,李登辉把张学良请到他家,倍加存问,一起祈祷了事。

为什么王八蛋政府犯了错、害了人,不从法律上“昭雪”被害人、还人清白,却老是搞和稀泥的鬼把戏?过去有强人强梁,不敢平反,或可自成一说;但是今日强人强梁都在慈湖大溪卧倒,为什么李登辉之流还不站起来,做点惠而不费的“德政”,真正出面认认错,让大家舒服一点?自己也舒服一点?

光凭李登辉之流这样颟顸、无能、没仁心、缺政治智慧,就可断言国民党要完蛋。李登辉这流继承了蒋氏父子祸国殃民的烂摊子,本已守成不易;如今不能逆取顺守之,反倒以搞鬼把戏自欺欺人,非找死而何?

我们这些清醒的中国人,在台湾,眼看在朝者昏君庸臣,在野者愚民暴民,上下乱搞一通,真是气不过,只好信笔存证,以志痛恨于一隅。

1989年12月7日

李登辉杀郭士沅?

报上说:资深“国大代表”郭士沅遇害,其家属发表声明指出,郭士沅生前生活简朴,人际关系单纯,也并未与人有财务纠纷。外界传言,郭士沅遭致“财杀”、“仇杀”或“窃盗杀”,可能性甚低,最大可能仍是“政治动机”。郭士沅家属并且列举几项理由,支持上述说法,这份声明全文如下:一、郭代表生前生活简朴,平日除前往“国大”开会外,交往圈单纯,朋友私人关系往来,均至亲好友与同乡国代同事。二、财务方面与外界无任何借贷,家中并无任何贵重财物。凶手离开,财物并无损失,现场无打斗痕迹,电话线切断。遇害时,在熟睡中,毫无抵抗挣扎,刀伤失血过多而亡!三、个人平日对党政多所建言,坚持自己理念。当儿女劝退时,表示明年3月“总统大选”后“即”办理退职,“恰”于被害前一日在国大就退职案发表言论。四、家属对各方“揣测”,特别强调“郭代表遇害,‘财杀’、‘仇杀’、‘窃盗杀’之可能性极低;最大可能为‘政治动机’”,希望政府、检警单位等“秉公”处理,早日破案!

对这一凶案,我个人有一点“狂想曲”,姑妄言之,以为谈助。

我认这案子的真凶不是别人,而是李登辉。或是跟李登辉关系极近的“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的特工人员。

为什么?

为了三个目的。

第一,为了“平衡”的目的。——自林宅血案到余登发命案,被暗杀者,例多是非国民党人士。以致人言啧啧,都说非国民党人士总是刀下鬼。如今死他一个国民党,且是不讨人喜欢的国民党老贼,足可“平衡”这一不公道。用以证明,我们国民党也照样死人。

第二,为了“嫁祸”的目的。——过去被杀者总是非国民党人士,所以国民党总是涉嫌暗杀、暴力。如今死他一个国民党,足可“嫁祸”回去。用以证明,你们民进党也可能是凶手,你们也不是好东西。

第三,为了“儆猴”的目的。——李登辉宝里宝气,荣登大宝,何德何能,人焉能服?在“国大”选举“总统”之时,杀鸡做猴,利莫大焉。论鸡之选,郭士沅正好当令,于是成为刀下鬼矣!

也许有人看了我这点“狂想曲”,怪我胡说,而认为李登辉怎会杀人?其实“中华民国”之“总统”,新官上任,就是喜欢暗杀这调调儿。试看……(编者略)袁世凯暗杀宋教仁,岂不是有志一同?李登辉“为善若升,为恶若崩”,要学坏,还不快吗?

1990年1月1日

嘴巴不歪的李登辉

李登辉三个字,成为名人的,有两个。一个是嘴巴歪的台湾人李登辉;一个是嘴巴不歪的福建人李登辉。

福建人李登辉是度门人,生在1873,死在1947,活了七十四岁。他幼年侨居马来亚,再迁美洲,从小学起,一路受西方教育。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李登辉来任教授兼教务长。民国成立继任复旦校长,后改为复旦大学,前后四十多年,除管理校务外,并亲授拉丁、英、德、法文等课程。年老半退休,但仍督促校务,死而后已。他也做过中华书局英文总编辑,著有《文化英文读本》《李氏英语文范》《李氏英语修辞学》及《中国问题之重要因素》等书。

李登辉死后,何德鹤教授在1947年11月28日的上海《现实》第十二期上,发表一篇《一代师表李登辉》,内容颇具权威性,那篇文章别人看不到,我特加多加引述如下:

“先述李先生为人: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毕生除致力于教育之外,对教会的贡献亦复不少,他曾任全国青年协会的会长和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的会员。生平为耶稣传道,亦为耶稣行道。他的胸襟是宽大的:私事不与人计较,公事则必力争;就事论事,既不迁怒,亦不怀怨。在会议席上他可以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议决之后,他又同他的对手谈笑自若了。这种浑厚的性格,是学者的风度,也是大政治家的风度,虽然他对政权毫无兴趣。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效法的。他的态度是诚恳的:生平对于政府当局、同事、学生,甚至于一个仆役,如有所见,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自清末到现在,历任的政府当局都崇敬他,因为他德高望重;同时又敬而远之,因为怕他的坦白直率。对于仆役们,也一视同仁,他可以对一个司阍者谈做人之道,历数小时而不倦。”

“李先生是一位爱国主义者:逊清末年,他加入中华革命同盟会,追随国父,奔走革命,在文化上从事于革命的工作。对日抗战时期中,息居上海,主持复旦大学沪校的校务,表面上创导重整道德运动,实际上在激动人民的爱国的热情。偶尔听到国军胜利的消息,莫不欣喜若狂。”“因为李先生爱国之心热切,所以忧国之心亦如焚。他在任何时期中,对于现实都是不满的。他关心国事,常以真知灼见,向当局建议,有时是口头的,有时是书面的。”

“再谈李氏治学,他在青年时代,留学美国,先后在威斯莱和耶鲁大学研究西洋文学,精通英法德及西班牙文字与文学。对拉丁文和希腊文,也有深刻的研究。试读李氏所著的英语文法及英文修辞文范,其诠释之精确、例证之详尽、文笔之练达,足为后学者之规范。”“自1905年至1946年,先后共计四十二年之中,他除了中间有一个极短的时间休假之外,一直在主持复旦大学的校务,在他的领导下,发展了复旦大学。‘荜路蓝缕,以启山林’,四十余年的辛苦,完成了一所巍峨雍穆的学府,从百余学生的公学发展为三千子弟的国立大学。”“在万数的毕业生中,产生了许多人才,不管在任何方面,都有若干的贡献。举一个例子,就拿服务于教育界的而言罢:李氏的门人中,据友人们的统计,历任大学校长者,至少有十三位先生,他们都是知名之士:如罗家伦、胡敦复、程天放、郭任远、吴南轩、章益、竺可桢、何世桢、金通尹、黄华表、黄季陆、曹惠群、章渊若。其他任大学教授、中学校长或教育行政人员者,更是屈指难数。……”“在复旦大学的校园里,我们常看见这位秃顶老人,精神饱满,往来督察,有时亲自走进课堂,坐在一旁,倾听教授上课,如果他认为不够满意,下课后请那位教授去谈谈教学法,希望以后能有所改进。有时看见学生在校内吸烟,他立刻予以制止。甚至于有时亲督促工人擦玻璃、拖地板。就在这种‘事必躬亲’之下,建设了复旦大学。”

“李先生自奉俭约,不事生产积蓄。在他逝世的那一天,他的家属打开他的保险箱,空无所有。他住在徐家汇一座一楼一底的旧式的房子里,光线并不充足。最近两年来,因为年事已高,行动不便,目力亦差,经常躺在藤椅上,有时听听收音机,有时要他的左右读报给他听。终年穿一件旧的布袍。”“李氏的晚境是凄凉的;子女四人,先后夭折;德配汤夫人佩琳女士,亦早先李氏而逝。晚年生活,其寂寞如古庙孤僧。幸而复旦中学也在徐家汇,天气晴明之日,有人扶着他到中学去散步,坐在池畔的水榭里,他看到一大群天真活泼的孩子们在草地上歌游嬉笑,我们这位七十余龄的老人,似乎看见了下一代的新中国,正在朝气蓬勃中生长。……”

由上面的简介中,我们可以知道当年那个李登辉,远非今天这个李登辉所能比拟。这个李登辉歪个嘴巴,笨头笨脑,一脸官气与浊气,讨厌死人了。

1990年1月16日

李登辉岂可迫害谷正文!

我来台湾四十年,有功于这一小岛自由的争取、思想的进步、浑蛋的点化……累施笔墨已多,该说的大多都说尽了。所之既倦,厌闻岛事,今天的报纸,往往丢在那儿,等到明后天有空时才潦草翻看一下,每天专心写我的几部大书,至感境界出脱,不亦快慰。

至于朋友,以淡如水处之,交朋友太费时间,所以很“怕”见老朋友、更“怕”交新朋友。

前情报局督察室主任谷正文将军是新朋友,我打官司告小人们,他跑来旁听,经我的律师龙云翔先生介绍前来,听他谈一些往事,倒也益增见闻。

我曾写文章说“变节的共产党是最坏的共产党”,谷正文看了,不服气,他说他就是变节的好共产党。他说:“我正如李敖所说,正是共产党的叛徒,名列第六名‘反革命叛徒’,而第一名则是张国焘。‘变节的共产党是最坏的共产党’,而我自认不坏。孔子曰:‘女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我正是‘君子特务’,不是‘小人特务’。我和毛人凤、叶翔之等口头约定,有三个条件:破坏共党组织、消灭共产思想、保护共党个人安全。不信且看蔡孝乾陈泽明等为台湾共党负责人比我早升少将,现皆一一死去,每人遗有五百坪土地,高楼大厦;其子女皆受国外高等教育,现在美国为教授者,有五、六人之多。反观‘谷老’,仅四十坪公寓,终身俸而已。又见当年毛泽东在江西,被翟秋白等斗倒自我检讨一年多,邓小平(1936)也被斗垮,已经五花大绑,差一点‘人头落地’(即所谓AB团事件)。所以林彪、江青、张国焘以及区区‘谷老’者,皆为‘斗争’下的产物而已。太史公为项羽立‘本纪’,与刘邦并立。历史权威如李敖者,岂能说刘邦好,项羽坏乎?”

谷正文退休后,以养兰花名世。去年1月16日《联合报》上说他“培养成功许多以他为名的新品种兰花,如‘谷将军’、‘谷正文’等,并成为各国兰花协会的会员,把中国兰的芬芳传遍国际”。我对玩物丧志的养兰毫无兴趣,但对谷正文好学深思喜欢打架的性格倒感兴趣,他八十老翁,却有少壮心怀,真是难得。

前年我根据“安全局”秘密刊行的《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辑中,第186页到190页提到“奸匪李登辉”的铁证,写出《共产党李登辉出卖同志的官方证据》一文,予以揭发,谷正文曾跟我打了一阵笔仗(这些文章,都收在李敖出版社出版的《李敖新刊》第二册《蒋宋美龄通奸》、第三册《共产党李登辉》、第四册《观音不男不女》里),从笔仗中,我始终怀疑谷正文对李登辉有所回护。

今年为李登辉的共产党身份,有心人曾制作传单,散布于“国民大会代表”与“立法委员”之间,所根据的就是我的文章。上个月,谷正文以一封信的副本转给我,上注“初中作文也,博一粲耳”,内容如下:“李主席登辉先生:今日何日?蒋主席逝世先生继任之日也。二年以来,共党政权相继崩塌,诚为世界史上最热闹之年代,先生党国舵手,苦耶乐耶?台湾之繁荣,进耶止耶?中国之统一,速耶缓耶?先生心自知也。值此全会召开,决定元首选举之际,特代表百万老兵,坦诚诉求:请以蒋氏为佐。党国大老,不乏糊涂之虫;靑年才杰,自有未视之犬。问道于盲定致贲事。先生无蒋氏,无以至今日;蒋氏有先生,所以寄余辉。大陆儿童,奔走相询:当年随蒋介石逃走台湾者,何以满袋还乡?蒋墓蒋居,具加修缮。大陆如此,台湾例外?总统者非台湾一省之总统也。与其牵黑马,群驷皆嘶!何若顺人心两岸同欢?三十年前,先生困于缧绁,文巧与其事;虚心参研,得获释者,非仅先生一人。时光飞逝,文已八十老翁,温饱待死耳!手无寸铁,尚能振臂;骊山之变,岂愿重演?尚祈早定良策,以靖元元。鲁莽进言,敬请见宥!顺颂春棋。谷正文谨上。七十九年元月十四日。”看了这封秘件,我才恍然大悟:跟我打笔仗的谷正文,确实在笔仗中回护了李登辉!“文(谷正文)巧与其事”,岂不正是他办过共产党李登辉的案子吗?在那案子中,他全活了李登辉,何德何能的李登辉才有今天啊!

如今,谷正文为了他坚信的大局着想,终于忍不住了,挺身表示出对李登辉为政方向的疑虑。他写密函给李登辉,盼李登辉叨念旧情,勿做错事。但李登辉置若罔闻。谷正文无法,乃应滕杰之邀,参与拥蒋二太子活动,并招待记者,拟宣布李登辉旧事。于是麻烦来了,“安全局长”宋心濂希旨承风,以鸿门之宴,召谷正文而警告之;谷正文不听,今早遂被“安全局”逮捕以去。消息传来,我忍不住要写此文。

谷正文是老特务,他对自己的安危,岂无所感?前几天他忽来电话,语气中颇有殉道意味,他说他做共产党时是好共产党,做国民党时是好国民党,但李登辉正好都不是,不是坏共产党就是坏国民党,他不得不挺身揭发,他八十岁了,也活够了。我说你给李登辉的信我看了,文章不是初中生的,有几段文言文写得还不错呢,可是思想却有问题哟!

为了阻止李登辉走向独裁,该拥林蒋;但蒋字招牌未免太臭。其实,李登辉也、林洋港也,纵不姓蒋,皆蒋家家犬耳,又何以殊?苟能使国民党减少走独裁之路,蒋亦不妨一拥,但拥之只应就反李登辉独裁着眼,不能就忠党纲常着眼,这是重要的关键,今早拥蒋者知之乎?

我在得知谷正文被捕三小时后,赶出此文,意倒不在什么拥谁不拥谁,而在另一个道德标准吸引了我。谷正文是李登辉的“恩人”,如今李登辉使“安全局长”宋心濂动手脚整“恩人”,人间义无此理!谷正文自言“自三十八年10月起,至四十九年4月止,台湾的侦破‘匪谍’,百分之八十五是我参与主持的”,谁想到三十四年下来,却轮到“匪谍”整他了,李登辉的忘恩负义,可见一斑!今天马屁拥李者,都以为李登辉是好人、好基督徒,其实此人是典型的“愚而诈”,拥李这些混人教猱升木、为虎作伥,苦头还在后头。世之不知李登辉真面目者,请看谷正文!

1990年3月9日午

李登辉是“耕读世家”吗?

台湾有所谓“世界李氏宗亲总会”,坐落台北市南京东路,顾名思义,是李姓的宗亲组织,既封建又势利。出版《世界李氏》(THEWORLDLEE)双月刊,发行人:李瑞贤;名誉社长:李雅仙、李士珍、李儒聪;顾问:李开忠、李荷、李猷、李景惠;社长:李伸一;编辑委员会委员:李士贤、李兴唐、李世勋、李鼎元、李普同、李儒斌、李敏、李可梅、李钦聃;法律顾问:李圣隆;总编辑:李儒斌等,集政客巨商之流于一窝云。

今年6月10日出版的《世界李氏》第四卷第三期中,有一文题为《中华民国第八任总统李登辉先生》,其中说李登辉“先生先世耕读传家”云,我看了,不禁失笑。

事实上,李登辉是什么“耕读世家”!他的祖父李财金明明是卖肉的,他的父亲李金龙明明是干刑警的,其先世也,不是肉贩就是警察,又何耕何读之有啊?

古人对死人有谀墓式的不要脸,但今天台湾的谀墓,却凌古人而上之,为了拍活人马屁,竟可公然歪曲事实而谀及肉贩之孙、刑警之子,真可耻哉!

1990年7月10日

李登辉、林洋港配谈司法革新吗?

国民党“司法院长”林洋港又大谈司法革新了。

林洋港在昨天公布了所谓《司法革新实况简报》,说是“奉李总统登辉先生指示”才公布的,内容官样文章一大堆。最好笑的,是报告中又大谈“司法独立”。其实,司法本来是可以独立的,正因为司法历来都被国民党的司法大吏压在头上,所以才独立不起来。历来国民党司法大吏多矣,林洋港只不过是现任的而已。

其实,谈“司法独立”,带头的就得先以身作则,但林洋港呢,却带头以玩法为天下倡。例如去年的朱高正抗传事件,拘不拘提被告朱高正,权在承办的审判长或检察官,干“司法院长”什么事?可是,林洋港却跑到“立法院”拜会“立法院长”劝朱高正不要再抗传,因为法院已经传过五次了,“使他左右为难”。这种公然使司法不独立的失态作风,可以看到林洋港是何等厚颜无耻!

更厚颜无耻的,是在事后他公然在去年3月15日的《自立晚报》上透露玩法细节。他公然说,为了朱高正的事,“去年12月间,士林分院的胡院长(胡致中)来与我商量。指已传讯朱委员四次皆不到,考虑致函立法院许可拘提。……而我当时提供他是否暂缓的意见。”又透露李登辉去新加坡登机前,他们在机场“辟室密商”,“刘阔才院长、梁萧戎副院长与李焕秘书长都客气,未对外说明。实际上那一天商量的,就是认为立院如通过许可拘提朱高正委员,实在是硬碰硬,是否朱委员能自己到庭就好,将许可问题摆在那里。他们征询我的意见,我表示同意。”“李总统对这个案起码对我是没有指示,尊重司法独立。”

看了这些透露,我真的很惊讶。我惊讶的,不单是国民党巨头可以这样“辟室密商”如何干涉司法的事,更令我惊讶的,“司法院长”林洋港本人,居然不知这种内幕根本是见不得人的事,他竟然还侃侃而谈!这种心态,与女人偷汉后津津乐道其床上功夫又何以异?他的坦白与好炫耀,固然使人动容;但他的无耻与没分寸,却令人齿冷了。

林洋港口口中声声说李登辉虽然在场,但是“李总统对这个案起码对我是没有指示,尊重司法独立”。殊不知在不该谈的地方谈到不该谈的事,不论有无直接指示,就是对“司法独立”的绝大的不尊重!如今林洋港公然说:“我公布《司法革新实况简报》,是奉李总统登辉先生指示的!”这又是公然显示司法不独立的铁证。按照“宪法”第77条:“司法院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之审判,及公务员之惩戒。”第79条:“司法院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之。司法院设大法官若干人,掌理本宪法第七十八条规定事项,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之。”可见“总统”除了“提名”外,与“司法院”毫不相干。“宪法”第37条有总统公布法令权、第40条有赦免权、第44条有解决院与院间争执权,但都与司法独立无关,又何来“奉李总统登辉先生指示”或“李总统对这个案起码对我是没有指示”之说?由此可见,李登辉林洋港之流,都是真正使司法不独立的接班人,这些货色今天又来向我们推销司法革新了,我们除了想吐,还能有什么感觉么?

1990年9月1日

李登辉杀鸡儆猴处分黄玉明

实际上已达八十九岁高龄的老国民党黄玉明,顷因上书追问李登辉的共产党身份,被李登辉下令予以制裁——共产党做了国民党主席,转过头来制裁做了七十年国民党的老同志,真是笑话空前。

黄玉明宇润国,广东化县人,国立中山大学毕业,历任中国国民党广东省执行委员、广州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中央侨务委员会委员、审计部专员、广东省政府顾问、设计考核委员、代理行政专员、广东《大光报》创办人等。著作有《经济合作论》《经济地理学》《国事浄言》《知人善用之研究》《八德性能》《反共性灵战》等书,是“资深立委”中最健康又最有活力的黑干将,他做过孙中山的秘书,在现存国民党中,一直是反共前锋。如今反了一辈子共,垂老却因反到共产党出身的党主席头上,给党纪处分了。

黄玉明上李登辉书全文如下:

登辉主席先生赐鉴:

国民党对国家元首若不效忠而听命,固然于国民身份有缺失。元首对国民若不推诚而伪作,则元首身份缺失更甚。尤其于国家形象大有毁损,留下民族史上莫大遗憾。

先生曾经吴克泰先生介绍加入共产党,经过一段出卖同党而自新的壮举,亦足以取得知过必改,人所敬仰之伟誉。

先生须知:人无论加入何党,其与党的关系等同结婚制度,绝不容许单方面自称退党为有效。除非被开除党籍而有据。因之先生现属中国国民党党员,仍属中国共产党党员无疑。

先生跨有两党党员的身份,而经民主选举制度,而挟国家元首威势,昂然进为执政党主席,久为国人所诟病,实玷国家元首之尊严。

先生特别犯有大不韪事件:在《世界论坛报》指出:先生谋杀四川省国大代表郭士沅一案,先生既不置辩非己所为,亦不闻明查究真凶,致令国人莫大惶惑。

先生宣布停止大陆戡乱,即是承认中共政权。既承认中共政权,则置国家形象于所谓一国两制耶?抑向中共投降耶?或个人与中共另有密契耶?致令国人莫大疑虑。

玉明中央民意代表,又是国民党老党员,职责所在自当勤勉国人效忠国家元首,通过全党同志要求先生辞去国民党主席职位。

现提如下建议:

一、请先生立即宣布已摆脱共产党党籍之证据。

二、请先生立即辞去国民党主席的职位。

三、请先生召开本党三中全会,票选本党主席。

以上建议请先生接受实此专守国家元首尊严,国家幸甚!

耑此敬候

春褀

中国国民党党员黄玉明八十年2月6日

黄玉明上书后,等了一个多月,回音全无。到了3月14日,突然接到中国国民党“立法委员党部委员会”最速件,告以主旨是:“贵同志公开诬蔑诋毁本党主席,有损党誉,严重违反党纪,案经中央委员会决定予以停止党权二年之处分,希查照。”同时在《决定书》中告以“理由(处分依据)”是:“依党章第44条第6款‘不得在党外攻讦本党或同志’、及第7款‘不得有损害党誉之行为’之规定,决定如上。”——国民党自己的第一党报,在石永贵之流的带头下,可以用党报攻讦同志如关中等,早已不知自己党誉何在,那样严重的行为,能未闻谁来处分石永贵,如今处分独及于近九十岁的黄玉明,黄玉明当然是不服的。

2月22日,黄玉明提出申诉书。提到:

玉明认为此事是本人爱党如命,不忍党受污辱,不惜函揭污辱本党者之罪行,乃效命护党应有的责任。且亦预知污辱本党者必将函交党纪会执行党纪处分玉明以诋毁党主席之罪。可是,为党牺牲奉献,是玉明本来之党性,无论任何谬妄处分之来,于我爱党如命之精诚,毫无退损。

按古德流传:人臣对人臣有缺失,若不上谏言,则非爱君及国之真忠臣。同样,党员对党领袖有缺失若不上谏言,致令领袖陷于不义,遗害必及全党,则是党员之失责,玉明不肯责故出此。

玉明对于国家元首李登辉先生竭诚爱护唯恐不至。因而联想到爱护国家元首不仅在一时,应在千秋,不仅是一人应为全国。凡有损及国家元首之其人其事,必须揭发而摒除,乃又玉明之本愿也。

李登辉先生曾经吴克泰先生介绍加入共产党,证据在官方档案。吴春泰亦公开承认李登辉先生未脱离共产党籍。人无论加入何党,若要退出必须登报公开声明,在法律上始为有效,这是常识,李登辉先生岂有不懂?乃不出此,只用牺牲同党七人生命赎得转入国民党机会,是否就算正式脱离了共产党籍?证据存在官方档案可查。

抑且凡是中华民国国民,皆负有维护民族光荣史之继往开来责任。玉明亦其中一人。每想国家元首之功过与我继往开来责任不可分,对李登辉先生所负有国民党与国民党敌对之共产党,两种党员的身份,这种民族史将来如何写法?我继往开来的任务如何交代?为之深怀隐忧。玉明为爱护民族历史与李登辉总统历史之光辉相映起见,只请求李登辉先生向国人宣言第一句“我已脱离共产党籍”,第二句“《世界论坛报》指我暗杀四川国大代表郭士沅是冤枉的”,果尔,便是领导国人光明磊落之伟大总统。

李登辉先生不出此途,乃视玉明之书据实陈谏为诬蔑诋毁,这种误会雷同桀纠误会比干,予以挖心罪刑,将玉明谏书交党纪会处分停止党权两年。而且不经过立法院党部之合法程序,立法院党部正在追诉中。李登辉总统兼中央党部主席只手遮天,为所欲为。用违纪的手段,入我违纪的罪过,玉明个人牺牲事小,党国前途忧患事大,可是玉明爱党如命之精诚,鞠躬尽瘁,死亦不已,盖尚有党魂也在。万望中常委诸公,仰体国父暨诸先烈在天之灵,鉴察玉明效命本党耿耿之心,撤销对玉明之处分,以维党纪赏罚分明之尊严,幸甚!感甚!

黄玉明的申诉书上去后,至今尚无下文。以后好剧如何,还待续集。由于黄玉明在老党员中颇有地位,李登辉此一处分,已引起老党员普遍的不满。

据悉,黄玉明所根据的资料,都是李敖前在《共产党李登辉》一书及《世界论坛报》专文所揭发者。国民党内斗连连,原来都是李敖所埋之地雷也。

1991年3月29日

文化总会总不会文化

依人民团体法规定申请设立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文化总会),于28日下午2时在“国立中央图书馆”国际会议厅举行成立大会,李登辉亲临致同。

大会中,文化总会筹备会主任委员黄石城将提出筹备工作报吿,也将讨论通过文化总会的章程草案及未来工作计划。据国民党中央社发的消息:“文化总会现已有会员两百多人,包括文化、艺人、艺术界人士及政府有关单位首长,将来还欢迎有志奉献于重振传统文化及道德的文化人报告参加为会员,讲利害及热衷于名利或政治权利斗争的人将不会被接纳为会员”云。再据国民党“行政院新闻局”发的消息:“文化总会成立后即将展开的重点工作,其经费来源,目前正积极向民间筹措中。为加强国民明辨是非、分别善恶的能力,禆重整伦理道德,唤醒人性价值观,文化总会成立后将着手编印出版一系列‘价值自觉’的资料,供学校、地方基层及民间各界参考,期使道德教育深入基层落实。这项计划包括发行双周报、编印现代国民手册、出版社会问题问答手册,及制作影片,强调人性与兽性的根本分野”云。

这个文化总会,一开头就强调它的性质属民间团体,但是,它的会长为赫赫“总统”,十一位筹备委员蒋彦士、黄石城、毛高文、连战、祝基滢等均属赫赫政要,有关成立大会事宜均由官方的“新闻局”一手包办,这叫什么民间团体?所以,非常明白的,它是李登辉抓文化的机关,其抓文化心态,由它全盘继承蒋介石主仆以来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文复会)可以确知,连文复会在台北市重庆南路二段十五号的官衙原址都给取代了,李登辉的用心,还不明白吗?

3月6日,我们曾以《国民党懂什么文化!》为社论,批评国民党“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如今国民党又叠床架屋,“建设”之不足,又来“复兴”文化了,我们当然要继续批评之。

根本上,我们反对文化由官方介入,尤其由毫无文化水平的国民党大官人和御用文化人介人。这个文化总会宣称“讲利害及热衷于名利或政治权利斗争的人将不会被接纳为会员”,其实最具讽刺性质的,自李登辉以下“两百多人”,又有谁不是这种货色?国民党可真会反讽自己!

为什么我们反对这些货色介入文化?原因很简单,文化应该超然于政治运动,政治运动搞到文化头上,文化苦矣!

国民党自豪他们的前身是革命党,其实革命党中,除章太炎等极少数人外,是不大读书的,这些人格调不高,不足以语文化。他们之中的主力,是日本留学生,日本文化的格局极小,且深受中国旧文化影响,不够看,不足以给中国人来学。故留学生中,文学堂的也好、武学堂的也罢;日本士官学校的也好、冒充日本士官学校的也罢,都以鬼混者居多;或以学到日本“町人文化”者居多。这种人翻云覆雨有一手,但是真正讲治天下,却从马上下不来。这种人当道以后,成立了国民政府,它的文化政策,也就可想而知。基本上,它是旧文人加新军阀的混合体,例如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他就是鸳鸯蝴蝶派的叶小凤,这种人头脑的跟不上时代,正好跟党中的新军阀打一壶酒喝。他们这种人所能创造的文化政策,基本上,一定是浮夸的、空洞的、排外的、复古的、党化的。试看1950年陈果夫草拟的《新中国文化建设运动纲领草案》(后来改题《中国国民党之文化政策》),我们便可强烈的感觉出来。全部纲领草案,实在都是二十年前叶楚伧大脑的翻版,只是更细腻一些而已。

从这一点上看,国民党就远不如他们口口声声打倒的军阀。军阀有自知之明,自承自己是老粗了事,只有武化便已足。他们只碰枪杆和八姨太的屁股,文化是绝对不碰的。国民党也只有武化,没有文化。妙的是,没有文化却好搞文化,结果文不文武不武却还司马文武。古人亡国前坐大司马堂读《左传》,国民党却亡国前跪中山堂不读书。国民党在气数已尽时,还伸过黑手,文化个没完,可厌透矣!

国民党退到台湾后,照旧文化文化,但是,一种文化人类学外的怪现象却发生了。台湾对中国文化说来,是一个“边缘区”(MarginalArea),它本是一个强大文化边缘上的一种文化,就是所谓“边缘文化”(MarginalCulture)。人类学在1891年使用“边缘文化”的概念时,意义只是地理上的,但在进化论派的解释下,它变得含有“落后文化”的意味了。在这一意味上,国民党恶魔附体似的带来它的“中原文化”“中心文化”,使台湾在“边缘区”上,又套上了“避难区”(RefugeArea)。“避难区”是一个群体遭到另一强大群体压迫而迁徙所至的地区,它带来的文化一般是古老的,被视为“古风文化”(RelicCulture)。好笑的是,这四十年来的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岛上文化,正是“边缘文化”和“古风文化”的重叠文化。

这种重裔文化,是一种不伦不类的文化。它一方面高唱所谓中华文化复兴,但由于国民党的不学,真的中华文化,它却茫然无知,知道的只是故宫博物院式的珍玩器物而已,其实这算是什么中华文化!当政者水准如此,流风所及,自然也就附庸风雅、强作斯文了,于是荷包也、兜肚也、老太婆洗脚盆也……都当成中国文化大量出笼;另一方面,本土化的低水准低格调,在所谓文化建设之下也在讲古、庙宇、和歌仔戏中泛滥成灾。整个的结论是,国民党所有的,是一片旧皮毛文化运动、一片开倒车文化运动,距离真正的现代文化,还十万八千里呢!

国民党黑手摧文化,一再借助于文化衙门。先成立“文化局”,由小官僚王洪钧做“局长”,乱搞一通,后来裁撤了。如今局而不成,又扩大成两个会,再乱搞一通,已可断言。法国初有文化部,部长主其事者是马劳(AndreMalraux)等文豪,但国民党没有文豪,有的只是文人狼号而已,文化被他们一狼号,文化吓死了。

李登辉代表的,是台湾土蛋文化;郝柏村象征的,是大陆武夫文化。他们的二会合流也好,分而治之也罢,都是真正文化的祸害。我们要声讨他们,并注意他们污染真正文化的政治运动。他们太可恶了,玩政治之不足,还玩起文化来,文化岂是国民党玩得了的?真恶心人呀!

1991年3月28日

开妓院的也进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芳名册

3月28日,李登辉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成立大会上致词,指出:“先总统蒋公有感于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忽视,及中共有计划的摧残,乃于民国五十五年倡议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随即于次年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并兼任会长,躬亲领导中华文化复兴的伟业,发展三民主义的文化建设。民国六十四年,严前总统继任会长。二十余年来,在两位会长先后领导下,对重整伦理道德、振奋民族精神、奖掖学术研究、鼓舞艺文活动,乃至宏扬国粹、引介新知、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各方面,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不仅肯定了中华文化的价值,维系了中华文化的道统,也奠定了未来中国统一的真正基础,实在令我们感到欣幸。今天,我们为配合有关法令的规定,强化工作的推展,特将原有的组织,更名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使此一关系国家民族长远发展的工作,得以一脉传承,发扬光大。”李登辉这些话,清楚的告诉了我们,所谓“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其实是蒋介石“伟业”下的“一脉传承,发扬光大”的一个披着民间团体外衣的衙门。

据国民党中央社发的消息:“文化总会现已有会员两百多人,包括文化、艺文、艺术界人士及政府有关单位首长,将来还欢迎有志奉献于重振传统文化及道德的文化人报告参加为会员,讲利害及热衷于名利或政治权利斗争的人,将不会被接纳为会员。”可见这个会人会的甄选标准,似乎是很严格的。不过,在我们拜读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成立大会手册》,看到“个人会员名册”时候,发现衮衮诸公,虽不乏诚笃好学之士,但牛鬼蛇神,亦所在多有。例如其中开妓院者有之、开美军酒吧者有之、做国民党叛徒者有之、做共产党叛徒者有之、做党外人士叛徒者有之、收红包者有之、写武侠者有之、双重国籍者有之、特务线民者有之、同性恋肏屁股亦又被肏屁股者有之、花和尚者有之、诱奸少女者有之、依靠老蒋小蒋文书者有之、四肢残障利用职权向女职员逼婚害得女职员下海做舞女逃生者有之、不学无术捏造富兰克林轶事者有之、逼母上吊者有之、胃充张之洞之后又冒充燕京大学毕业者有之、内吃亡弟外吃乡亲者有之、职司文宣整天抱舞女吃豆腐者有之、私养情妇者有之、遗私生子在大陆拔屌不认人者有之、中央市场卖菜者有之、爆破黄河堤防淹死千万同胞者有之、职司法务整天关说乱信邪教者有之、“台湾第一不要脸”者有之。……只要稍稍探探他们的底,即令人不无忧虑:“中华文化”要靠这些货色“复兴”之“运动”之,而文化之不堕于地狱者,又几希!

为了青史存证,特附名册于后:

毛高文(“教育部部长”)、毛连塭(台北市立师院院长)、王又曾(力霸企业集团董事长)、王月镜(台北市政府参事)、王永在(台湾化学纤维〈股〉公司总经理)、王作荣(“考选部部长”)、王启宗(台湾师范大学教授)、王效兰(民生报发行人)、王清波(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局长)、王国城(文建会人事室副主任)、王国琦(中鼎工程公司董事长)、王朝庆(中国人造纤维〈股〉公司董事长)、王荣文(远流出版公司董事长)、王寿南(政大文理学院院长)、王熙元(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辉煌(专业画家)、王晓祥(公共电视台筹备委员会秘书长)、尹章中(文建会科长)、孔令晟(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所教授)、方芷絮(文建会科长)、石永贵(中央日报社社长)、白永传(“中国金属化工〈股〉公司”董事长)、申学庸(文化大学教授)、朱建民(教授)、朱浤源(“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员)、沈君山(“清华大学”教授)、宋时选(“裕台公司”董事长)、宋楚瑜(中国国民党秘书长)、李焕(“总统府资政”)、李元族(“副总统”)、李本京(淡江大学美研究所所长)、李亦园(“中央研究院院士”)、李厚高(台湾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李信宏(桃园市市长)、李哲朗(南华工学院董事长)、李崇道(“总统府国策顾问”)、李国鼎(“总统府资政”)、李登辉(“总统”)、李堂华(“国立复兴综艺团团长”)、李兴扬(澎湖县立文化中心主任)、李霖灿(台湾师范大学美术学系教授)、李钟桂(“救国团主任”)、吕有文(“法务部部长”)、吕武烈(台湾省手工业研究所秘书)、吴大猷(“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宏一(台湾大学教授)、吴伯雄(“行政院政务委员”)、吴东昇(“中国商银董事”)、吴东进(“新光关系机构董事长”)、吴延环(“中华民国新闻评议会委员”)、吴金赞(“福建省政府主席”)、吴俊才(“总统府国策顾问”)、吴敦义(高雄市市长)、吴尊贤(商)、吴舜文(裕隆汽车制造〈股〉公司董事长)、何幸桥(东正公司经理)、何寿川(永半余造纸公司总经理)、余玉照(文建会第三处处长)、余光中(高雄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余纪忠(中国时报董事长)、余英时(“中央研究院院士”)、余梦燕(英文中国邮报发行人)、余范英(时报资讯公司董事长)、阮大年(“交通大学校长”)、林金田(台湾省文献会秘书)、林金生(“考试院副院长”)、林坤钟(“行政院顾问”)、林洋港(“司法院院长”)、林郁方(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林泰生(丽婴房〈股〉董事长)、林清江(中正大学校长)、林源隆(中央日报驻草屯区记者)、林荣三(“监察委员”),林锡池(台凤〈股〉公司董事长)、林衡道(民俗专家)、林怀民(艺术学院舞蹈系系主任)、林熠达(大溪镇镇长)、禺彼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卓英豪(文建会第二处处长)、邱秀堂(公共电视台筹备委员会秘书)、邱创焕(“总统府资政”)、邱荣举(台湾大学副教授)、金陵(政治大学外语学院院长)、金耀基(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周天固(私立侨光商专董事)、周音喜(中兴纺织董事长)、周道济(台大教授)、周联华(牧师)、邵玉铭(“新闻局局长”)、苗育秀(联华实业〈股〉公司董事长)、洪炳煌(福寿实止〈股〉公司董事长)、洪敏弘(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常务董事)、洪庆峰(台中县立文化中心主任)、洪镰德(“国策中心特约客座研究员”)、施金池(“教育部次长”)、施振荣(宏碁关系企业董事长)、施教裕(“行政院”劳委会综规处科长)、施启扬(“行政院副院长”)、祝基滢(中国国民党文工会主任)、柯文福(侨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柯基良(文建会秘书室兼代主任)、范光陵(“中华民国”工商管理学会理事长)、星云(西来寺)、哈碧玉(中广公司节目制作人)、侯孝贤(电影导演)、侯贞雄(东和钢铁企业〈股〉公司董事长)、俞国华(“总统府资政”)、高明(台湾师范大学教授)、高育仁(中视公司董事长)、高信疆(上秦企业公司董事长)、高清愿(统一企业集团总裁)、高源清(牛顿出版关系企业负责人)、高铭辉(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翁大铭(台北市警察之友会理事长)、翁林澄(“中华民国”企划人协会筹备会主任委员)、唐淑芬(台湾省文献会编辑组组长)、秦孝仪(“故宫博物院院长”)、郝柏村(“行政院院长”)、马水龙(“国立”艺术学院教务长)、马汉宝(“司法院”大法官)、马树礼(“总统府资政”)、倪文亚(“总统府资政”)、徐立德(中国国民党副秘书长兼财委会主任委资)、徐正冠(厚生公司董事长)、徐旭东(远东纺织〈股〉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徐有庠(远东纺织公司黃事长)、徐佳士(政治大学教授)、徐贤修(“中央研究院院士”)、徐丽霞(台北医学院副教授)、殷之浩(台湾合成橡肢公司董事长)、殷允芃(天下杂志发行人兼总编辑)、袁颂西(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孙钺(孙越)(社会工作者)、孙震(台湾大学校长)、孙运璿(“总统府资政”)、孙广德(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孙庆勋(基隆市立文化中心主任)、梁行健(“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专门委员”)、梁尚勇(台湾师范大学校长)、许水德(“内政部部长”)、许倬云(匹兹堡大学讲座教授)、许常惠(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许博允(新象活动推展中心负责人)、许胜发(“中华民国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郭小庄(雅音小集负责人)、郭哲(“总统府国策顾问”)、郭为藩(文建会主委)、郭博文(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郭瑞嵩(东吴大学教授)、连战(台湾省政府主席)、曹圣芬(中国国民党评议委员)、庄芳荣(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扃长)、张安平(嘉新水泥公司总经理)、张伯英(合顺昌关系企业董事长)、张京育(政治大学校长)、张明仁(香格里拉乐园董事长)、张秀政(鸿禧开发〈股〉公司董事长)、张建邦(“交通部部长”)、张国安(丰群投资〈股〉公司董事长)、张敏钰(申新实业公司董事长)、张瑞猛(“国策中心执行长”)、张植珊(文建会副主任委员)、张荣发(长荣集团董事长)、张继高(民生报总主笔)、张丰绪(“总统府国策顾问”)、陈五福(医院院长)、陈立夫(“总统府资政”)、陈永源(台南市立文化中心主任)、陈以超(文建会主任秘书)、陈由豪(东亿国际投资〈股〉公司董事长)、陈江章(财团法人东南文化基金会董事长)、陈治世(政治大学教授)、陈河东(三商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奇禄(文复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金贵(中兴大学副教授)、陈其南(香港中文大学国际交换学部副主任)、陈明吉(明华园团主)、陈秉璋(政治大学社会系教授)、陈金让(中国国民党组织工作会主任)、陈重光(台湾电视公司董事长)、陈茂萱(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系系主任)、陈秋盛(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团长)、陈建中(国大宪研会副主委)、陈康顺(“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陈祥乾(复兴乡乡长)、陈倬民(台湾省政府教育厅厅长)、陈哲男(“立法委员”),陈梅生(“中国医药学院院长”)、陈飞龙(南侨化工公司董事长)、陈达明(商)、陈荣捷(“中央研究院院士”)、陈履安(“国防部部长”)、游日正(龙潭乡乡长)、曾光雄(苗栗县立文化中心主任)、彭锦鹏(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黄大洲(台北市市长)、黄石城(“行政院政务委员”)、黄世惠(三阳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光男(台北市立美术馆馆长)、黄宗辉(南投县立文化中心主任)、黄昆辉(“行政院政务委员”)、黄茂雄(台安电机董事长)、黄烈火(和泰汽车公司董事长)、黄启方(台湾大学文学院院长)、黄得时(台湾省文献会委员)、黄尊秋(“监察院院长”)、黄进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黄镇台(“中国化学会理事长”)、辜振甫(台湾水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辜濂松(“中国信托公司董事长”)、劳荣玮(“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华加志(“立法委员”)、程瑞镕(“财政部”台北关税局股长)、程锡牙(草屯国中美术教师)、贺凌虚(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楚崧秋(中央日报董事长)、雷飞龙(政治大学教授)、叶佳雄(台南县立文化中心主任)、叶学志(彰化师范大学校长)、詹仁道(泰山企业公司董事长)、杨其铣(东吴大学校长)、杨培勋(宇庆化工公司董事长)、杨汉之(联合报顾问)、赵永茂(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赵金祁(“教育部政务次长”)、赵耀东(“总统府国策顾问”)、潘振球(“总统府国策顾问”)、郑为元(“总统府资政”)、郑贞铭(中国国民党文工会副主任)、欧阳勋(政治大学教授)、蒋彦士(“总统府秘书长”)、蒋家兴(“行政院”青辅会代理主任委员)、蒋纬国(“国安会秘书长”)、蔡政文(台湾大学政治学系系主任)、蔡渊絜(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蔡绍华(华侨银行董事长)、蔡源煌(台湾大学教授〉、蔡万才(富邦建设公司董事长)、蔡万霖(霖园关系企业董事长)、蔡铃代(小学教师)、刘贞(白如)(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刘立民(文建会执行秘书)、刘先云(“总统府国策顾问”)、刘述先(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刘万航(文建会副主任委员)、刘稅河(省立台中美术馆馆长)、邓传楷(“总统府国策顾问”)、阎振兴(“总统府国策顾问”)、钱复(“外交部部长”)、龙维霖(文建会会计主任)、谢又华(教授)、颜文闩(自由时报社长)、颜水龙(画家)、戴兴明(台视公司新闻编译)、萧天赞(“总统府国策顾问”)、萧伯川(台湾省手工业研究所所长)、钟静(省立台北师院附属小学校长)、钟荣吉(中国国民党社工会主任)、简上仁(民族音乐研究与创作)、简俊耀(台湾省政府秘书处秘书)、简荣聪(台湾省文献会主任委员)、关中(“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罗光(辅仁大学校长)、罗德湛(文建会人事室主任)、苏天财(福益实业〈股〉公司董事长)、苏南成(“总统府国策顾问”)、苏俊雄(台湾大学法律系教授)、严振兴(教师)、严凯泰(裕隆汽车公司首席副总经理)、释证严(慈济功德会创办人)。

1991年3月30日

李登辉只祭蒋陵不祭黄陵

4月6日国民党文字总监石永贵主持下的第一党报《中央日报》第二版中,以大篇幅及图片报道如下:“李总统登辉先生昨天率中央政府文武官员、民意代表,向先总统蒋公铜像献花致敬,表达对蒋公永恒的怀念。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先总统蒋公逝世纪念会,上午在台北市中正纪念堂举行,总统亲临主持。9时正,在崇戎乐声中,总统由总统府秘书长蒋彦士、参军长蒋仲苓陪同莅临纪念会会场。总统首先率与会文武官员、民意代表、海外侨胞代表及农、渔、工商、宗教等人民团体代表一千多人唱国歌,并向蒋公铜像献花。接着,总统向国旗暨蒋公铜像行三鞠躬礼,表达对蒋公最诚擎的敬意,与会人士在俯首默念后,总统恭读蒋公遗嘱。纪念会在幼狮合唱团演唱先总统蒋公纪念歌后礼成,仪式庄严隆重。随后,总统亲率副总统李元簇、行政院长郝柏村、立法院长梁肃戎、司法院长林洋港、考试院长孔德成、监察院长黄尊秋、总统府秘书长蒋彦士、国民大会代秘书长朱士烈、国安会秘书长蒋纬国、参谋总长陈燊龄、总统府参军长蒋仲苓等十一位首长赴桃园慈湖蒋公陵寝,及大溪蒋故总统经国先生陵寝献花,行礼致敬。”“执政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宋楚瑜昨天上午率同各工作会正、副主管赴慈湖先总统蒋公陵寝及大溪蒋故总统经国先生陵寝献花、致敬,表达对两位先总统永恒的敬意。昨天是先总统蒋公逝世十六周年纪念日,宋楚瑜清早即率同副秘书长徐立德及正、副主管共二十多人,十时左右先赴桃园慈湖先总统蒋公陵寝,再赴大溪蒋故总统经国先生陵寝献花、致敬,仪式庄严肃穆,表达了对两位先总统永恒的追思。另外,总统府侍卫室退休人员及外交部次长章孝严、东吴大学副校长章孝慈二兄弟今天上午也分别赴桃园慈湖与大溪谒陵。”

在《中央日报》以上的报道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被有意抹掉了,那就是同一天各地祭黄陵的消息。同一天,由“内政部长”许水德祭了黄陵、台北市长黄大洲祭了黄陵、高雄市长吴敦义祭了黄陵、台湾省主席连战祭了黄陵,甚至花莲等地区也祭了黄陵,甚至“历年来台义士、义胞代表二百余人”也祭了黄陵,他们都遥祭黄陵,“以示慎终追远,缅怀祖德”,都向黄帝灵位上香、献花、献酒、献果,并行礼致敬,都在这“民族扫墓节”时刻有以遥祭列祖列宗以至于“中华民族始祖黄帝”,唯独李登辉以下中央大员及其《中央日报》,却眼里没有祖宗,只有老蒋,只把老蒋当成祖宗,这种集体“扫黄”式的数典忘祖,未免现实得太不要脸了。

在历史学上,固然黄帝其人,不无可考。但是国民党大官人既然当国以来即以祭黄帝为天下倡,如今自己却祭蒋而不祭黄,未免言行不符、相对悬殊、冷暖有别、马屁走样,他们的小人嘴脸,真太可耻了!

1991年4月6日

李登辉啊,不是过渡,而是永远

4月12日报上说:“李总统昨日对最近立院与国大的乱象表示看法,他认为这只是过渡现象。”

对李登辉之说,我们不同意。并且认为是他的无知乱盖。

李登辉的基本错误,在他不知道人间“约定俗成”的生态被摧毁后,几乎是很难恢复的。

人间三百六十行、三千六百行,每行都有它的“行规”。所谓“行规”,就是干这一行必须遵守的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这些规矩大多是不成文的。所谓“约定俗成”,本出自《荀子-正名》篇。其中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意思是说:事物的名称本来没有固定要用哪一种才合适,经过大家共同约定了、命名了,用惯以后,就说这样是合适的了,而那没约定的就不合适了。荀子这段话,不但在正名上如此,其他人间的许多规范,也莫不如此。许多规范习用既久,为社会所公认,虽没有一一明文列举,其实也人人皆知,固不在话下也。

正因为人间的许多规范是不在话下的,所以灵活的法律学者,他们对某些法律,不崇尚“列举权力说”(TheoryofEnumeratedPowers),而崇尚“隐含权力说”(TheoryofImpliedPowers),他们认为,这种包含由习惯(customs)、惯例(practices)、常规(maximsorprecepts)、以及其他社会制约的许多非法律项目,其实也隐含在法律精神里。所以,事事用明文法律来规定,是没有必要的。换句话说,法律精神的维系,乃在于“约定俗成”,人人皆知的规范,是不在话下的。

不幸的是,民进党一出道,便不守“行规”的摧毁了许多人间规范。以1988年1月17日的“立法院”前抗议活动为例:抗议之前,民进党林正杰于宣传车上表示,此次抗议乃采“和平”手段,请群众遵守下列规定:①不撕毁或污损“国旗”。②不侵犯记者。③除非“立法院”内动用警察权,否则群众请勿采用暴力行动。乍看起来,这样子约法三章何其文明,但实行起来,竟是两百以上的暴民一路对女“立委”吴德美吐口水、踢屁股、扯衣服、毛手毛脚!民进党们为什么这样肆无忌惮?理由是林正杰约法三章中,并没规定不可以这样做!

民进党员这种奇怪的行动标准,其实早在这一事件前几个月,就由林正杰先做示范动作了。前几个月,林正杰率众到“立法院”旁听,可是个个身穿“抗议的衣服”,大闹会场。同时民进党的朱高正在旁助威,认为:“旁听人穿着有标语的衣服进入议场,那是他们的表现自由。”但是,主席反问了一句:“假使有人在身上贴有‘我要进来打朱高正’的条子,警卫是不是能让他进来?当然不能,所以有些事情希能自我反省一下。”可悲的是,民进党和国民党一样,是疏于自我反省的。林正杰以一副被迫害狂的激越之情,大喊“立法院”会议旁听规则并没规定不可以身上贴字进场,为什么不能贴字?但是,我们忍不住要问,旁听规则中也没规定不可以当众小便,是不是照民进党逻辑,也可以在旁听席上尿一下呢?——对人人皆知的规范,是不在话下的,这样子事事要枚举规定,列入规则,岂是讲理的人干的事?

徐道邻说过一个笑话。他说:“有一次参观某一行政机关,看见厕所墙上悬着‘xxx厕所使用规则’,内容有六七条,最后一条是:‘本规则如有未尽事宜,得随时修改之。’他们问我有何意见。我说,这个规则,似乎还可以补充一条,就是‘本规则如无未尽事宜,得不修改之’。”规则观念泛滥至此,正是民进党诸公大脑的构造,真不知林正杰在东海大学的政治学是怎么学的。

《现代医学》(ModernMedicine)杂志登有一幅漫画,画着拳击台上,一拳击手被打得很惨,坐在台角,由护士给打点滴,准备再赛。裁判不准,但教练翻出拳赛规则来,质问裁判说:“告诉我哪条拳赛规则不准打点滴!”(Showmetherulethatsaysit’sillegal!)——订拳赛规则的天才们,实在做梦也没想到连点滴都要列入“不合法的”(illegal)之列,人间规则,若可以这样胡搅蛮缠的话,民进党岂止搞政治,就是打拳,也是世界无敌的!

我们把这种漫画都搬上来,目的只在图文并茂,说明民进党在怎样公开闹笑话却不脸红。当然,这种不脸红,并不限于民进党,即使脱离了民进党,其厚颜效果,依然健在。以朱高正为例。报上说:“朱高正指出,过去他在立法院的抗争都是为建立国民党与在野党良性互动模式,采取的策略都是站在正义公理、民众这一边,以讲理的方式进行,哪有像现在嚣张到泼水、丢鞋子及扭打的情形,这些动粗的立委都应向国人谢罪。”——以朱高正这个人,口说出这种话,我们认为滑稽无比。

任何人都知道,今天民进党的破坏规则和“约定俗成”的一切,始作俑者,全是朱高正,如今他不自惭悔,反倒侃侃说大道理,不知脸红,论台湾之厚颜者,他应名列第一。

人间“约定俗成”的生态被摧毁后,几乎是很难恢复的。以美国西部拓荒时代为例,一个道德项目是不可以背后开枪,这个项目是有情味的,大家一体遵守,不在话下。但是后来来了“西部朱高正”,为了增加效果,居然背后开了枪,于是你开我开,大家都开,这一道德项目,就被乱枪射杀了。如果世风如此,有人还坚持古典派,还要正面开枪,那他只有背对着法医,听数子弹孔的份儿。又以中国古典盗亦有道时代为例,流氓打架,一比一,空手打——“空手道”。但是后来来了“台湾朱高正”,为了增加效果,变成一大堆比一,外加扁钻、武士刀齐上。如果世风如此,有人还坚持古典派,那他只有在急诊处感慨人心不古了。由此看来,人类为了增加效果,改变了道德项目。效果既然重于—切,道德就只好堕落了。

民主政治的最大特色,在于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养、一种格调,这种种优良品质,形成了“其争也君子”。但是,民进党没有水准,竟以粗暴可以取宠于大众、以不入流可以人我同钦,这岂不给世界民主国家笑死?试问这种作风可以成立,有朝一日,你民进党当了政,别人是不是也照样对你粗暴呢?——当你摧毁了一种政治道德,你再要别人不背后开枪,不扁钻、武士刀齐上,不动手动脚、不拔麦克风、不抛烟灰缸、不丢皮鞋、不扔文件、不吐口水、不泼茶水、不打耳光……那就永远不可能了!

我们的结论是:李登辉所以为的过渡现象的判断,是错误的。不但不过渡,并且这种现象还将流毒下去,伤害我们的下一代。花莲市明义国民小学四年级男生在作文里写着:“我喜欢暴力,所以我要当立法委员,天天可以打架,丢杯子、丢椅子、丟麦克风,每天打架还可以拿钱。”“我在电视里看到立法委员一言不合,就用上钩拳和飞龙腿来踢,真是好精彩。”“我要上山练武,学会武功,来当立法委员。”——世风日下下到下一代了,李登辉还闭着眼睛大谈过渡,这样子的“总统”,可真总而言之是饭桶了!

1991年4月15日

李登辉忘了自己是老几

李登辉4月30日招待记者,根据《中央日报》记录,有问答如下:

问:(台视记者李四端)首先想请问您的就是目前戡乱时期在明天终止之后,请问过去是被我们视为叛乱团体的中共,我们将如何来定位?考虑是什么?第二部分,中共的国家主席杨尚昆在去年9月接受台湾媒体访问时,他曾经提到如果您邀请他,而且台湾能够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的话,他愿意到台湾来访问。请问在未来两岸敌对状况降低情况之下,您是否可能对杨尚昆或中共的任何一位领导人发出邀请。

答:第一个问题比较重要。在开场白讲话中曾有表达,对于更明确地对大陆的定位,大家非常的关心。大陆地区现在为中共所控制,这是我们应该面对的事实。在“统一纲领”中,我们曾经明白指出,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海峡两岸应在交流互惠中,不否定对方为政治实体,故我们今后将视中共为控制大陆地区的政治实体,我们称它为大陆当局或中共当局。至于不妨碍我们既定以自由民主均富统一中国的政策,我们期许中共对这一方面的回应,如果是中共政权不放弃在台海使用武力、不放弃在国际间继续孤立我们,则我们只能认定它为具有敌意的政治实体,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中共当局杨主席曾经对中国时报记者提出如果是他的安全被保证的话,他愿意到台湾来,按照我们“统一纲领”,大家会了解有高阶层的来往的一部分,这是表示已经互信合作到相当的程度,才可以有这种情形产生。如果是我们互信合作没有达成,就是其他相当的诚意没有的话,可以说这种情形不太有可能。本人可以这样说,目前的访问,第一个,目的不清楚,我们刚刚开始属于第一个阶段的互相关系的时候,还没有到达这个地步。互信程度不明,所以自然要有礼貌地,非常亲切地来邀请、招待,可能有些困难。但是反过来说,这是一个笑话,如果本人现在以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的名义,请他到台湾来观光,或其他的私人的活动,他如果肯来的话,本人可以用这个名义来进行。如果是他要请我以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到大陆去访问,我想不妨也可以试一下。

这一答话,显示出李登辉的重要心态——不知自己是老几!

所谓“中华民国”,事实上,根本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以一个省的现状——拖了长达四十多年的现状,居然要“省可敌国”、“分庭抗礼”,这是很不要脸的抹杀事实的态度。如果大陆上1949年起没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许“中华民国”四字还可蒙混适用,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就成立了,为中国人民、世界各国所承认了,“中华民国”早已亡国属实!

我最爱挖掘国民党的文件,我早就指出:1950年3月13日,“中华民国”的“亡国总统”蒋介石在“阳明山庄”秘密讲《复职的使命与目的》,就承认说:“我自去年1月下野以后,到年底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各省已经全部沦陷。今天我们实已到了亡国的境地了!但是今天到台湾来的人,无论文武干部,好像并无亡国之痛的感觉……我今天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而还不自觉,岂不可痛?”白纸黑字如此,可见说“中华民国”未亡者,自不符合“总裁言论”“总统训词”也!而奴才们的“总裁”与“总统”,私下里也未尝不承认“中华民国”已亡的事实。

当然,私下里是一回事,明目张胆又是另一回事。蒋介石在明目张胆时,还是不要脸的宣称“中华民国”不但未亡,还涵盖整个大陆。

不过,蒋介石说“中华民国”涵盖大陆,虽属意淫,还有个边,至少蒋介石还以“中华民国”名义统治过大陆。但是,李登辉就不然了,李登辉在台湾土生土长,又何能代为意淫,跟着蒋介石吹大牛?

笑话中有吝啬鬼欠朋友情,中秋到了,叫他也是吝啬鬼的儿子去送礼。送礼回来,吝啬鬼问他儿子送了什么。儿子说:“我用双手做手势,做了五次圆形,表示送了五个月饼。”吝啬鬼听了,给他儿子一个耳光,然后用右手做手势,做了一个半圆形,说:“这样送半个就好了,谁要你送那么多!”我们对李登辉意淫大陆,态度就该如吝啬鬼——“只在台湾小地方意淫就好了,谁要你意淫那么多!”

李登辉说:“大陆地区现在为中共所控制,这是我们应该面对的事实。在‘统一纲领’中,我们曾经明白指出,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海峡两岸应在交流互惠中,不否定对方为政治实体,故我们今后将视中共为控制大陆地区的政治实体。”这话看来似有部分务实之处。但是,如果真的务实、看到真的“应该面对的事实”,则就该觉悟到:台湾“应该面对的事实”,只是一个,就是它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在这种面对下,根本就没有什么“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的名义”!

李登辉最不知自己是老几的一点是:他要以“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的官方名义,要求杨尚昆“到台湾来观光或其他的私人的活动”,但杨尚昆邀请他,就要“以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到大陆去访问”!这种来去之间,都要大吃豆腐的自大自己、贬低别人心态,是很要不得的、也是很厚脸皮的。纯粹脸皮厚还不算严重,严重的是其厚乃源自不知自己是老几的心态。这种心态,阿Q行之,不以为耻;老蒋行之,不以为异,但像李登辉这样高级知识分子行之,就太不相称、太恶心人了。

1991年5月1日

李登辉在走袁大头、蒋光头的老路!

4月30日李登辉记者会上,中华电视公司记者李庆安问:“我有一后续性的问题,就是关于总统直选的问题。总统在任一年多以来,国内对您支持的程度非常高,不知道五年以后,不论是直选或民选,如果执政党或是全民都拥戴您继续连任的话,总统会不会考虑接受?”

李登辉答道:“本人在去年记者会的时候,《联合报》的张先生问起同样的题目,对这个题目,我想本人的答复是一样的。但是政治问题非常的敏感,我说五年以后我不会出来竞选,直选也好,间接选举也好,我都不出来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政治不安定,我是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形,但是,我所要表示的就是,去年讲出来的话,现在还是一样的。”

李登辉此话一出,第二天,他的“总统府”发言人邱进益就表示:李“总统”前天在记者会中,对有关是否连任的两句话之涵意,他不能加以引伸,大家可以凭智慧去判断。至于李“总统”说这两句话的本意为何,他也不便加以推测。李“总统”已在4月30日下午记者会中明白表示:他这一任“总统”的任期还有五年,下一任“总统”是谁?他无法预测,而且去年5月22日他就任第八任“总统”后的第一次记者会中,已明确表示只做一任,不再竞选连任,因此,有关李“总统”是否有意竞选连任的问题,应该已经十分明白。

在我看来,笨蛋邱进益这段话,可谓愈描愈黑。

其实,细味李登辉的话,就知道他已与去年5月22日记者会上,宣称他和“副总统”候选人李元簇都只干一任之说,是有了明显出入了。去年他为了请人投他的票,装出一副老可怜相,公开说下届不参选。如今,“总统”当上了,宝座愈坐愈过瘾,言而无信,也就预做伏笔了。他今天的伏笔,就是“不希望看到”他不出来“会影响政治不安定”,逻辑上的反面推论就是,为了使政治安定,他的受“全民都拥戴”式连任,就不在话下了。

李登辉之心,稍懂现代史的路人,一望而知,并且非常熟悉。当年袁世凯不是为了“俯顺舆情”、接受“全民拥戴”、推翻了自己诺言、当了连任“总统”乃至“终身皇帝”吗?当年蒋介石不是也为了“俯顺舆情”、接受“全民拥戴”、推翻了自己诺言、当了连任“总统”乃至“终生总统”吗?这种把戏,全是老套,点也不稀奇。

也许有人说,袁世凯、蒋介石都是过去的人了,现在台湾搞政治的,言而无信是不行的。其实,不然。试看民进党小政客林正杰在求人投票给他时,宣称“只当一届市议员”作为竞选口号,可是,一届完了,他脸红也不红,背信毁诺,又宣布“竞选蝉联”了。台湾浑蛋选民还不是被他骗了,照样让他连任!可见连个忘恩负义的小政客林正杰,都会玩这种把戏而不失手,又何况李登辉呢?

当年蔡松坡云南起义,反对袁世凯,最大理由是“为国民争人格”。争什么人格?争你玩政治的人不可以随便耍老百姓、作弄老百姓。按说你们谁来当政,对老百姓都一样,但你们之间,可以尔诈我虞、争权夺利,却不可以朝外耍老百姓、作弄老百姓。你们今天向老百姓说只干一任,明天又向老百姓说竞选蝉联,这种行为,就是耍、就是作弄,这是不可以的。蔡松坡“为国民争人格”,就是坚持你们不可以耍我们、作弄我们,你想耍我们、作弄我们,我们绝不接受,一定要把你拆穿。

我们绝不坐视李登辉来耍我们、作弄我们。我们宁愿下一任是更坏的王八蛋出来,也不允许李登辉以欺骗为连任!

1991年5月2日

李登辉智能障碍得了“蒙古症”

4月30日李登辉记者会上,在被问到对外蒙古独立的问题有何看法时,他颠三倒四地说:“关于外蒙古、西藏的问题,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外蒙古的问题是很早就已经独立的,我们政府本身对于外蒙古的态度还没有一致的看法。外蒙古是不是中国?这是刚才提出来的问题重点。在我所了解,我们的宪法制定以前,外蒙古已经独立了,这个问题是整个政府对外蒙古如何来看?我们很希望行政方面做一个通盘的检讨研究,做一个非常明确的态度。”

李登辉这段谈话,算是蒋介石秘密谈话以后的国民党头子最重要的谈话。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中大卖其国,同意外蒙古独立,为的是换取苏联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可是签约过后,事实上换得的却是苏联全盘的违约背信,换得的却是苏联军队在在东北强奸、轮奸中国女人,换得的却是八十亿美金的劫掠与失!……

国民党这一上当事件,第一负责人当然是蒋介石自己。1952年10月13日,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表《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有这样的秘密谈话:

……战后情势的发展,竟不出我们预想之外。我们中央处于这样内忧外患相煎迫,而国内社会、经济,在长期抗战之后,更是百孔千疮,随时可以发生危险的局势;在这种局势之下,自然希望要求一时的安定,以从事复员建设。当时我个人的决策,就是要求战后确保胜利战果,奠定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的基础,必须求得二十年休养生息,和平建设;只要能够争取这一个建设机会,那就是任何牺牲,亦是值得的。于是我们政府对俄帝,乃决定忍辱谈判,不惜承认外蒙独立,做此最大牺牲,来忍痛签订条约和附件。无如墨迹未干,竟被俄帝一手毁弃,这是万万所不料的。我亦永不相信,这样一个中国,就会被俄帝囫囵的永远吞下去;而且我深信,只要我们中华民国今后能够自立自强,统一独立的时候,那我们固有领土的外蒙古,必会归还到其祖国怀抱里来。这是我对外蒙古问题最后解决的信心,是始终一贯,而没有动摇过的。至于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是我个人仍愿负其全责。当时我决心的根据有三点:

第一,我对于民族平等、自由的思想,向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只要其民族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我们应该予以独立自主的。

第二,外蒙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自民国十年设立以来,事实上为俄帝所控制,我们政府对于外蒙领土,实已名存实亡了。

第三,只要我们国家能够自立自强起来,外蒙这些民族,终究必会归到其祖国怀抱里来的,与其此时为虚名而蹈实祸,不如忍痛割弃一时,而换得国家二十年休养生息的机会。那是值得的;因为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如果我们因为保存这一个外蒙的虚名,而使内外更不相安,则国家更无和平建设之望了。

我主张放弃外蒙的决心,实基于此。这在现在看起来,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但我在当时,对外蒙问题惟有如此决策,或有确保战果,争取建国的机会。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所以我不能不向大会报告的。

这段话字里行间,蒋介石明确的归属了责任所在。他说签约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要“负其全责”。他在签约七年后,自己承认当年签约放弃外蒙古,“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在这《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开始,蒋介石就表示他“对总理,对革命,对国家和人民应该引咎自责”。可见这段秘密谈话,开宗明义,就在承认国民党“谋国之道”的错误。这一承认,因为出自蒋介石本人之口,最值得我们的重视。

国民党上当四年后,自己流亡到台湾。到了1953年2月25日,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国会正式否认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存在,蒋介石看到美国主子态度有变,就立刻声明废除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蒋介石废除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固对外蒙古独立等既成事实,不能移动分毫,但是,蒋介石敢在上当后八年,顺着美国人眼色废除此约,也算稍舒窘局,趁此大宣传特宣传,在手淫台湾时意淫大陆,兼及外蒙古,自然也是一件快事。

不料,好景不常,又过了八年,外蒙古独立之未足,竟要加入联合国了。蒋介石大吃一惊!因为这时他在联合国安理会还有否决权在手,外蒙古入会而不否决,即无异承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根本没废;若予否决,则苏联必然也否决非洲许多小国入会,他是禁不住非洲小国和美国主子的迁怒的。于是,蒋介石放水了!对外蒙古入会问题,它不敢使用否决权了!

蒋介石在1961年11月12、14、16日主持国民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及中央评议委员第六次会议,发表《贯彻本党的时代使命和革命任务——动员、革新、战斗》,秘密的说:

蒙古是中华民国的领土,而伪蒙在目前则只是俄帝的附庸;其加入联合国,当然是我们所要坚决反对的。为着这个问题,我们对美国和其它有关友邦,曾多方接触,严正表示我们的立场。最后由于美国肯尼迪总统向我们诚挚表示:“中华民国必要时准备退出联合国。但美国却无法准备退出联合国。”如其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自然直接是是联合国的解体,间接是美国对自由世界领导声的坠落;我们为阻止俄共最近挟匪入会,为着防止俄共对自由阵线的渗透分化,特别是为着尊重中美共同反共的长远利益,乃不得不勉循盟邦之请,在坚持反对外蒙入会的立场之下,忍痛避免使用否决权。就整个世界战役来说,在防阻匪伪入会的间接目的上,我们可以算是换取了一次迂回战的胜利;但在防阻伪蒙入会的直接目的上,无可讳言,乃是我们的一次严重的失败和耻辱!这个问题,在国际上所发生的影响并不太大,但是对国内民心士气的影响,则是相当沉重的,不过我要告诉大家,徒然愤激痛恨,那又有什么用处呢?只要我们一旦收复了大陆失土,我们就不怕没有拯救外蒙人民的机会,不怕不能贯彻自由正义的主张。现在我们一切忍辱负重,就都是在光复大陆这一总目标上“坚忍图成”的作为,“将飞者翼伏,将奋者足局”,今日之伏翼跼足,乃就是为明日奋飞致远,作一地步。我们在收复大陆以后,自当积极的进一步使蒙古同胞,确实获得自由的权利,实现其真正的意愿。这乃是今天我们在这一挫败之余,一个沉痛庄严的检讨和信誓。

这段话字里行间,蒋介石又明确的归属了责任所在。他说他“避免使用否决权”,是“不得不勉循盟邦之请”,因而不得不又来一次“严重的失败和耻辱”。他说他“避免使用否决权”、“对国内民心士气的影响,则是相当沉重的。”——国民党査禁我们的书,理由都说影响民心士气的是我们,这回总算夫子自道了!

蒋介石断送外蒙古脱离中国于先,又保送外蒙古进入联合国于后,弄得“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他死之后,蒋经国人承大统,外蒙古问题,按下不表、也不便表、也不敢表。这一问题,延续到今天,外蒙古早已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已得全世界一百零七个国家承认,全世界都承认外蒙古独立,唯有国民党政府还不承认,而国民党政府却又正是当年“见外”“发蒙”的当事人,这不是天下最滑稽的事吗?

这个问题不被问到则已,一被问到,国民党就窘态百出。如今李登辉口口声声务实务实,但是对外蒙古问题,不敢说一句痛痛快快的明白话,这叫什么务实呢?

医学上有一种“唐氏征候群”(DownSyndrome),英国医生约翰唐(JohnLangdonDown)先名之曰“蒙古症”(Mongolism)。患此症者的症状之一是一脸怪相、有中度智能障碍。李登辉这次记者会上,怪相百出,已颇具“蒙古症”的规模;再加上满口无法自圆其说的蒙古之论,虽然比蒋介石稍好一点,但在基本上,仍属中度智障无疑。

国民党几十年来,一路把持政权,我们小百姓自然不慊“谋国之道”。但是,看到懂“谋国之道”的他们“忍辱谈判”,断送外蒙古于先;又看到“不得不勉循盟邦之情”,保送外蒙古于后,我们真的领教了、也服了。——他们“谋国”谋了四十年,最后竟然是一挫再败,要靠蒋介石说的“一旦收复了大陆失土”的远期支票来解决蒙古问题,或是李登辉说的“很希望行政方面做一个通盘的检讨研究”来解决蒙古问题,这种“谋国之道”,也真是“蒙古症”的“谋国之道”了。

1991年5月3日

魏赵全围,管他是谁

我李敖一生四面树敌、八面威风,并以树敌为乐。我曾说:像我这样以明辨是非、追求真理为职志的人,广事交游恐怕是一种祸害。一来我没有太多余力同朋友搅和,二来在许多情况,朋友反倒是明辨是非、追求真理的妨碍。当我坚持是非与真理的时候,往往跟朋友发生冲突,或者破坏了朋友的公共关系、人际关系,这样一来,反倒令人不安。如果不是朋友,就可以没有这种心理负担;如果四面皆敌,我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大干特干,这样多好!

就在这种心境下,我慢慢变得以交友为苦、以树敌为乐。

不过,所谓树敌,并不是树了敌人就完了,还得打倒敌人才行。斯大林说经过精密作业把敌人一下子打倒,是人生至乐。我看我在争是非与真理的过程上,也有这种心境。打倒敌人是人生快事之一,你的敌人颠倒是非、歪曲真理,你把他拆穿、把他搞得灰头土脸,小李飞刀、千刀万里追,多开心呀!

国民党员郁慕明,就是这样被我小李飞刀、千刀万里追过的一个敌人。他和赵宁办的杂志诽谤了我,被我口诛笔伐,还告到法院。郁、赵二人,最初负隅顽抗,做困兽斗;最后不堪其苦,宣告“投降”。“投降”以后,大家变成罕有来往的友好关系,反倒偶在电视上得窥尊容而已。

正因为我李敖是以明辨是非、追求真理为唯一标准,所以敌人有颠倒是非、歪曲真理时,我必打他。但反过来说,一旦敌人也跟我一样明辨是非、追求真理了,我也没有理由以私怨否定他。尤其在他因明辨是非、追求真理而陷于孤军奋战时,更激发我的正义感,而要援之以手。虽然他对这种怪手来援,未尝不心有惴惴焉!

最近,郁慕明在“立法院”提出有关长荣案的质询时,遭到各方的封杀,不但国民党封杀他,居然民进党也封杀他,各大媒体也变相封杀他。(媒体中《自由时报》竟说出“其实胡乱打高空根本算不上‘案’,称为‘郁氏案’还差不多”的话!)这太怪了!这太怪了!我仔细一想,方才悟出道理来。原来长荣大龙头张荣发又通天又入地,势力遍及各党各报各行业各阶层,甚至情治机关、司法机关……也都无远弗届。郁慕明不自量力,想斗长荣,自然四面踢到铁板并大挨其烧矣!

在郁慕明势单力孤之时,有人不但不援之以手,还讲漂亮话。4月4日《中时晚报》登:“林正杰声援郁慕明,称握有长荣运用特权左右政策资料”,“他手中也握有许多长荣集团运用特权左右政策的案例,有必要时,他会出面,继续打击特权。”4月5日《台湾时报》登:林正杰称“他手上握有更多长荣集团的特权案件,必要时他会挺身而出奥援郁慕明”。请看这叫什么话!人家郁慕明都到前线去打得头破血流了;他林正杰这种“战友”还按兵不动,既然手中握有许多案例更多资料,为何不拿出来打,还等什么?可见林正杰的“声援”,全是假的、全是作秀而已!明眼人一看就不会相信这种民进党小政客也!

民进党在长荣案的表现上,是完完全全泄了底了——原来这个党,也和国民党一样,早就被长荣大龙头张荣发给“摆平”了。最有趣的,当郁慕明在“立法院”提出长荣案,民进党议员的表现却是一反他们平日标榜打击金权政治特权政治的形象,不但不追究起这么大尾的金权特权大案来,反倒立刻以国民党党内政治斗争轻予带过!大喊“这是政争,不要上当!”真奇怪!真奇怪!国民党发生家变,岂不正是民进党趁机扩大之、宣传之的好机会,为什么反倒忠厚起来,“鸦雀无声”了呢?郁慕明反问:平日强调公理正义不后人的问政团体,“怎么碰到财大气粗的对手,就没声音了?”这一反问,其实有很大的语病。谁说长荣是民进党的“对手”了?正相反的,长荣是另一种形式的帮手啊!试问民进党从陈水扁以下,有几个敢拍胸脯说出他们和长荣的真关系?每在郁慕明要掀长荣案时,陈水扁就无声回避——连“清高”的陈水扁都撇不清他跟长荣的关系,其他人的“淸高”,也就屈指可数矣!

当然,既然都是玩肮脏政治的,郁慕明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郁慕明身为华隆大龙头翁大铭朋友关中的朋友,在明知李登辉等主流派借华隆案打击非主流的情况下,“围魏救赵”之心,路人皆知。他身为华隆太平洋俱乐部的董事长,虽然本人在金钱上是规矩人、不是乱搞钱的人,但做了董事长,总难免有点车马费秘书费之类落人口实,因此被打入华隆派,也非无因。但有一重要分际,必须点破,就是,尽管郁慕明在政治目的上“围魏救赵”,但在明辨是非、追求真理上,他却完全站得住。换句话说,他在小原则上不无可议,但在大原则上却可圈可点。

为什么?

因为华隆案和长荣案在性质上有根本的不同。

华隆案本身是“利益输送”,但输来送去,损失的基本上是私人与私人之间、股东与股东之间、是坏人与坏人之间的狗咬狗,很少直接损失到“国家利益”;但长荣案却不同了,长荣案其实也是“利益输送”,(这一点人们却严重忽略了!)但输来送去,损失的却根本上是“国家利益”,是坏人与坏人之间的五鬼大搬运,直接损失到“国家利益”,把人民的财产偷天换日变相给了张荣发。常识就告诉我们,“吃私人的财产”罪该万死呢?还是“吃国家的财产”该罪该万死?两案孰轻孰重,还不一目了然吗?

荒谬的是人人眼睛都盯着华隆案,却放过了长荣案,这不太滑稽、太愚蠢了吗?

愚蠢的人还节外生枝说什么华隆与长荣之争,乃是外省人与本省人之争,我不明白外省人吃“私人的财产”,固然不肖;难道本省人就可“吃国家的财产”,反而受鼓掌吗?

更妙的是,华隆、长荣两案中,都有一个最最重要的本省人涉案其中,这人就是张建邦。

在华隆案中,张建邦谎话连篇,光就公开发表的,就前言不对后语,给我们的综合印象是,这坏东西绝对有罪的,只有国民党检察官才认为他和妻女都无罪!当然翁大铭他们也不是好东西。但是,华隆案私人间“利益输送”的注意焦点,却使张建邦脱身于另外一场“利益输送”的焦点,那就是他在长荣案中干下的图利张荣发事件。

图利张荣发事件,本身很复杂,简单的说,就是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在官商勾结下,在张建邦上台以后,把不该给长荣的天空与土地,瞒天过海,给了长荣。在这瞒天过海中,同样的客观状况、同样的技术幕僚、同样的评估程序,都没有变,却在“交通部”前后两任“部长”一变间,在短短一个月之内,竟然做出截然不同的决定!同一个“交通部”,前后花了上千万的公帑,请专家评估,作出报告,却又不采信,硬要完全接受长荣派来日本顾问的意见,而一夜之间改变“民航局”的决策,这不太微妙了吗?所有的决策,为长荣而改;所有的规定,为长荣而动,这不太邪门儿了吗?更微妙的是:长荣咬住不放,硬要机场旅馆旁的土地,最后给了,但依现况观察,给了长荣这块地,便完成了长荣其他收购的大量土地串连作业。从此以后,除原有的华航外,永远不可能有第三家航空业插进来了,桃园机场也永远不可能发展成真正的国际机场了,所谓“中华民国”的机场,永远就是长荣一家的独霸了!共产党战术是“以乡村包围城市”、张荣发的战术是以“土地包围机场”,这位以李登辉为后台的大财阀,终于在张建邦“利益输送”下成功了!——大家只看到张建邦在华隆案中把“私人利益”你争我夺,却忽略了他在长荣案中把“国家利益”上下其手,张建邦虽然下台,他能不窃笑吗?

李登辉在4月30日招待记者,假惺惺的说:“金权政治换句话就是政商勾结,现在看看华隆案以及其他案子……官商勾结是金权政治中最坏的范例,事实上这些问题都是因为选举花钱花很多,有部分工商业者给钱支持某人当选民意代表,要他替自己讲话,如何消灭金权政治很重要。”事实上,李登辉本人就是金权政治的大龙头、官商勾结的大龙头。他本人勾结张荣发搞金权政治,演变出今天的长荣案,没有人敢揭发他,甚至郁慕明也不敢。郁慕明在人言藉藉中大力澄清他没有“以下犯上”,其实他何必如此?他如痛痛快快点破了真正幕后人不是别人,就是李登辉,岂不更有种吗?

我今天挺身而出,支持我的敌人郁慕明,当然是认为他虽在小原则上不无政争,但在大原则上的确勇于揭发了“中华民国”的第一官商勾结的大黑暗,这是值得特为表出的。至于其他关键人物,从李登辉以下,姓张的、姓翁的,我没有一个认识,也全无好感。我早在1989年8月出版“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九十二册时,就刊出我的朋友陆啸钊写的《真能拿游淮银翁大铭开刀吗?》之文,早就把这些坏东西们骂个痛快了。我会有爱于华隆人物吗?我是连“赵”带“魏”,一起“围”的呀!

英国人说英国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对我李敖说来,我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正义。我的敌人,苟有正义可取,我绝不坐视他孤军奋斗。今天我挺身而出,按件计正义,支持郁慕明,就是如此。

1991年5月15日午

附录一

什么是政商勾结的第一步(郁慕明)

——再谈如何正确看待“长荣案”

很多人都慊“政商勾结”这四个字,但却不愿去探究或揭发这四个字所呈现的一些现象,甚至已形成的事实,因为那需要勇气与毅力。

所谓政商勾结,它的名堂花样甚多。最普通,但也是最高段的手法即是里应外合,化“无法”为“有法”,化“非法”为“合法”。有财势的大人物,“结交”公务员,“请”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在程序上大开方便之门;在实质内容上配合作大幅度修改调整,尽一切力量将国家资源、大众利益汇集到私人或其集团手中。等到该等“有功”人员离开公职,立刻摇身一变,成为大人物的左右手。

这种生财之道,说穿了跟“金光党”何异!然而,由于它的参与层次高、获利大,政商勾结下的“合法金光党”,其对国家社会的伤害程度远甚于“非法的金光党”,我们能不正视金权政治的形成与壮大吗?

过去,我在台北市议员任内,和同是议员身份的谢长廷委员,都曾大力抨击政商勾结的恶劣现象,严厉指责市政府工务部门主管退休后,立刻转往与原主管业务有关的民间公司任高职。而今,我在“长荣案”中,明确指出前民航局楼副局长在退职后,就接任与原主管业务有关的长荣航空副总经理,难道不值得我们去探究吗?诚如有些立委常说的:政府官员除了法律责任,还有政治责任与道德责任。

在“长荣案”中,毫不避讳的角色重叠、人物“巧合”,不正是政商勾结的第一步吗?当法律尚无规范之前,政治责任与道德责任的约束是否也该抛诸脑后呢!除了楼副总经理外,犹有多少的人物“巧合”与事务“反常”、“矛盾”现象,留待我们去发掘、查证。

首先,世界各国为了飞航安全,无不规定航空公司需先有货运经验,才准许其经营客运。可是我们的立法院、交通部、民航局在修订“民用航空运输业管理规则”时,却舍弃经验取向与安全取向,代之以每年进出口实绩新台币六十亿与一百亿之标准,作为准予经营国际货运或客运的条件,让长荣航空,在修法通融下快速升空,直接经营客运业务。个中奥妙,固堪玩味,但也再一次说明政商勾结下的立法粗糙与特权介入。

其次,按规定航空公司应先拥有“自购”飞机,方得营客运,但交通部与民航局却“独厚”长荣,经所谓的“慎重会商”的形式,以行政裁量权准予先行组织营运。像这种先购机取得后营运或先租机营运的认定差异,一来一往之间所造成的成本结构盈亏利害关系,算不算符合了经济学的“挤出效果”的意义呢!

其三,民航局在七十八年7月27日记者会上,公开反对长荣租用现在这块地兴建修护厂,理由是与主计划相违背,以及接近中正机场出入口,有碍观瞻及噪音污染等。楼副总经理最近又一再表明,他当时是唱反调。郭前部长也证实他在任时不同意长荣的申请。然则为何事隔一个月,案情急转直下,于8月25日召开研商主计划变更暨维修区使用规划会议,裁决:“原则同意”。不论有关人员怎么解释,结果是什么,大家心知肚明。谁是关键人物?谁在关键时刻能“独排众议”而“迁就”长荣的日籍工程师?“关键”的背后是否又有何关键因素在作祟?诸多疑点,需要我们去解答,还是有待司法调查单位去了解、追究!

其四,七十八年7月间,民航局犹盼在评估决定是否废除第三跑道后,再确定拨租土地予长荣航空。但长荣航空以“预定开航日期紧迫,不能久候”,不同意民航局的“请求”,迫使交通部召开特别会议,“有理由”核准长荣航空指定的租用土地。然而,在核准租地后,双方竟一反原先的“紧迫”态度,悠闲到第二年10月才签订合约。而厂棚动工时间更延至八十年2月才开始。伟哉斯言!伟哉斯举!堂堂交通部屈服于民间公司的威势一至于此,令人气结。

其五,长荣航空修护厂棚预定于八十一年10月后竣工启用,但长荣航空开航时间为八十年6月,如此状况,长荣的飞机要在何处修护?令人讶异的是,长荣航空的说词竟然是:该公司租的是新飞机,“两年内均无须进厂维修,因此第一期计划可以符合公司的维修需求”。既然如此,申请时为何那么紧迫?政府机构也能做如是观乎!

综合推论,长荣从一开始就看中现有兴建厂棚用地,但却一再使用多种障眼法,达到垄断民运航空的目的。在此过程中,若说没有有关机关与主管官员从旁全力配合、协助,谁会相信!而一直身为“长荣案”审查把关的民航局副局长,就在长荣航空获得其所“属意”土地半年后,“适时”转任副总经理。对这种“巧合”,实在不能不让人怀疑其中是否有瓜田李下之嫌。

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政商勾结的情事,美国早已制定法律,明订禁止公务员离职后,一定时间内,从事与其主管业务相关的民间工作。譬如,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艾伦在华府的游说活动也受此限制。反观我们却视这种行为是开创事业第二春的“美事”,而身为民意代表的部分立法委员们,居然对“长荣案”的真相发掘,毫无反应,且相互协商要以“不闻不问”待之,正常吗?合理吗?或许目前还得不到结论,但我确信未来必然会有公断与正义,拭目以待吧!

附录二

敬告民进党立委同仁(郁慕明)

我在4月2日就长荣中正机场租地案提出质询后,迄今将近一周;号称国内第一大反对党——民进党,竞然是“没有反应的反应”,出乎大家意料之外,让我不禁要问:究竟谁是反对党?反对党究竟要反对谁?

我是执政党党员,但是我也晓得反对党在民主政治中的角色与功能。因此,多年来从市议会到立法院,对于反对党的提案,只要言之成理,我一向采取乐观其成的态度。去年曾经喧腾一时的军袜案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当民进党藉立委林正杰在跨党派七人小组聚会中提出,将要针对军袜采购案质询时,我并不因为与林委员政党隶属的不同,或是我个人具有与荣民关系密切的选民结构背景之故,需要先入为主地怀疑其质询动机,或是扭曲其质询原意,而干扰、转化或影响该案,反而是让其就事论事地发展,结果终于水落石出,纲纪得以整肃,吏治也得澄清。

然而,反观号称国内第一大反对党的民进觉,在打击金权政治的口号下,过去一年中,就记忆所及,从“台塑六轻”、“京华开发”,以至于最近的“台北捷运工程”等案所表现为民喉舌的姿态,几乎成为一副“正义化身”的形象,但结果还是在“长荣案”中原形毕露,让人怀疑反对党打特权是否有双重标准?

民进党在去年所谓“政争”期间,到处在找机会丑化执政党,并致力于扩大执政党内的派系争执;然而上周二我就“长荣案”提出质询时,部分委员的当场反应竟然是“制止”前交通部长上台澄清,并公开大喊“这是政争,不要上当”。

这种表现,民进党委员同仁难道不怕有选民质疑;就算是执政党的政争,不正是反对党千载难逢的机会吗?为什么会避之犹恐不及呢?莫非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或目的?使您们可以同时放弃反对党的立场,及“正义化身”的形象,这些因素或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政党政治中,朝野两党容或有政治意见的歧异,但对于整肃官箴、澄清吏治、为民喉舌、打击特权这些作为上应是不分党派、不问动机、只论是非。

立法院内部正在流传一种说法,似乎有少部分委员同仁正在私下协商,希望彼此能够取得跨党派的合作,以“不闻不问”的方式,对“长荣案”质询进行封杀。其实,大家要了解,对反对党而言,我质询“长荣案”只在顺便提供民进党证明自己制衡能力的机会;对执政党而言,则希望国民党能表现出不护短的担当形象;如果两党的少数委员同仁自愿放弃这个机会,并无助于为“长荣案”消音,只不过是逐渐丧失支持您们的民意而已!(1991年4月8日)

李登辉以下图利张荣发内幕

国民党伪政府修订“民用航空运输业管理规则”这一法令来配合真财阀张荣发,是1989年1月15日干的事。法令一修订完成,立刻展开细部作业。在修订法令后四十天,2月25日,“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就由“局长”陈家儒出面,以“空运计78字第001516号”发文字号,行文“交通部”,指出:“综合该公司所陈计划书,有关资料尚符合航空公司筹设之条件”,“拟准予筹设”。随着,十一天后,3月8日,“交通部长”郭南宏以“交航78字第005614号”字号,发出这样重要的公文:

主旨:张荣发君等申请筹设长荣航空公司经营国际航线定期客、货运业务一案,同意办理,请査照转知。

现在,我们看出为张荣发修订法令的伏笔与后效了。按照修订后的“民用航空运输业管理规则”第3条第2款、第3款:

二、经营国际贸易业务五年以上,声誉卓著,公司财务及组织健全,董事长为中华民国国民并在国内设有户籍,董事及公司资本三分之二以上为中华民国国民所有,且最近三年未曾发生财务或股权纠纷致影响公司正常营运:每年进出口实绩新台币六十亿元以上者,得经营国际航线定期货运业务;达新台币一百亿元以上者,得经营国际航线定期客运业务。

三、经营乙种民用航空运输业三年以上,最近三年承运旅客人数累计达九十万人次以上,公司财务及组织健全,且最近三年未曾发生财务、股权纠纷或重大飞安事故者,得申请经营国际航线包机业务。经营国际航线包机业务二年以上,且每年经营包机业务六十架以上,得申请经营国际航线定期客货业务。

所谓“乙种民用航空运输业”,是指经营国内航线定期及不定期客、货、邮件运输之事业;所谓“甲种民用航空运输业”,是指经营国际或国际与国内航线定期及不定期客、货、邮件运输之事业。这一先符合乙种才能转为甲种的规定——就是上述第3款的规定,是世界各国维护民航安全的通则。但是,上面插进光凭“进出口实绩”就可视同有航运实际经验的第2款来,就是瞒天过海了!

郁慕明的简明陈述,道破了这一瞒天过海的玄机:

世界各国为了飞航安全,无不规定航空公司须先有货运经验,才准许其经营客运。可是我们的立法院、交通部、民航局在修订“民用航空运输业管理规则”时,却舍弃经验取向与安全取向,代之以每年进出口实绩新台币六十亿与一百亿之标准,作为准予经营国际货运或客运的条件,让长荣航空,在修法通融下快速升空,直接经营客运业务。个中奥妙,固堪玩味,但也再一次说明政客勾结下的立法粗糙与特权介入。

郁慕明的简明陈述外,今年12月号的《财讯》里,吴永毅《谁帮长荣航空长硬了翅膀?——张荣发巧妙触击空军帮》一文,有了另一种查证:

七十六年解严前夕,交通部航政司因为我国国际航线机位不足,曾报请行政院同意开放国际航线,但当时蒋经国尚未去世,行政院又正好受制于美国三〇一条款,为了平衡中美贸易乃向美采买十架客机,指定华航承购,等于有求于华航,更不希望华航的营运受到影响,因此行政院驳回了开放的建议。

七十七年元月,国内天空开放后,交部向政院建议先开放国际航空货运部分,但经建会以客运应同时开放较符合经济效益为由,搁置了建议案。此时长荣集团也向交通部表达了筹设航空公司的意愿。

交通部乃于七十八年1月公布了新修订的“民用航空运输管理规则”。根据该规则,已飞国内线的乙种航空公司,其业绩达一定标准时,申请改为甲种国际航线营运,但只能从不定期客货运做起;反之,没有航空营运经验,但若有国际运输和贸易实绩达一百亿者,及能提出二十亿以上资本额之公司,却可迳行申请经营国际航线,甲种航空公司。

交通部主办官员曾表示,大幅调高资本额,因为国际空运回收慢,所以必须有大资本才经得起亏损;又为了防止地下投资公司介入,所以才有国际业务实绩的规定。然而,依此新规则,原来在国内业绩仅次于华航的远东航空,虽然最具申请资格,但又受限于“三年内不得有财务股权纠纷”的规定,而无法申请国际航线。当时永兴、马公、大华和复兴等小公司,业绩又远低于法令标准,因此,该管理规则曾被立委抨击为图利少数超级财团和长荣及阳明海运的法规。

张荣发曾在七十七年,多次拜访郭南宏;郭南宏也表示,张荣发在某次拜访中曾提及“李总统也赞成开放国际航空业务”,这是后来引起郁慕明指张荣发用总统来向郭南宏施压的远因。不论如何,这个有利于长荣的管理规则,的确是在郭南宏任内通过的,而且长荣也是从郭南宏手中拿到了核准筹备的公文。但是,在郭南宏下台前的短短两个多月中,却为了维持机棚用地,得罪了长荣集团。

在这一査证里,我们豁然贯通了全案蹊跷的真相,法令为谁修?法令为谁改?郭南宏低声下气,张荣发大摇大摆,一切的政商玄机,原来如此啊!

1991年5月17日

郭南宏低声下气,张荣发大摇大摆

1989年1月15日,国民党伪政府先用修订“民用航空运输业管理规则”这一法令来配合真财阀张荣发后,接下来的,就是密锣紧鼓的赶工作业了。

就在1989年1月15日当天,国民党“交通部长”窝囊废郭南宏就发函给“民用航空局”,“主旨”说:“‘民用航空运输业管理规则’第3条至第13条条文业经修正,并经本部1989年1月15日交航发字第7805号令发布施行,请詧照。”三天后,1月18日,“民用航空局”由“局长”陈家儒在公文摘由纸上批可,并加盖“楼副局长复阅”图章(字号:局总收支00794号)。五天后,1月23日,郭南宏以“交航(78)字第002190号”函,正本给“民用航空局”;副本给长荣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处发起人代表张荣发。“主旨”如下:“张荣发君申请筹设长荣航空公司经营甲种民用航空运输业一案,复请査照。”后有“说明”二项:

一、复贵局七十七年10月13日空运计(77)字第08131号函。

二、为因应我国国际航空客货运量快速成长需要,并为发展我国航空及相关事业,开放民用航空运输业经营国际航线客、货运业务,已签奉行政院七十七年11月18日台七十七交字第31350号、七十七年12月31日台七十七交字第35880号函同意,本部并已配合修正“民用航空运输业管理规则”,请转知依该规则有关规定申请。

这一秘密函件,全部泄了马脚!“民用航空运输业管理规则”是1989年1月15日才修订公布的,但是从这一秘件中,我们清楚看到有“签奉行政院七十七年11月18日台七十七交字第31350号、七十七年12月31日台七十七交宇第35880号函同意”的白纸黑字!“七十七年11月18日”是张荣发提出申请后的两个月零十八天、“七十七年12月31日”是张荣发提出申请后的四个月,那时候“民用航空运输业管理规则”还没修订,依造当时法令,张荣发根本没有申请的资格!“交通部”更没理由“签”上行政院以“奉”命令的道理!但是,怪就怪在张荣发敢提出申请、“交通部”不敢驳回而只有转上去,“行政院”也乖乖的一连两函表示“同意”,这不太微妙了吗?

郭南宏在秘件中的下一句更是毫不要脸的坦白了:“本部并已配合修正‘民用航空运输业管理规则’,请转知依该规则有关规定申请。”看呀!什么叫“本部业已配合修正‘民用航空运输业管理规则’”?堂堂的法令,可为私人一家“配合修正”、快马加鞭的修正,这叫什么法令!

国民党伪政府“行政院”不顾自订的法令,竟在法令还没修正前的前两个月(1988年11月18日),就行文“交通部”,完成“签奉……同意”的手续,这叫什么行政!我的老学弟江泐之一写文章骂国民党,就忍不住用“王八蛋”三个字,这三个字的确欠雅。但是,看了国民党的行政,却又发现除了三字经以外,实无以道破长荣案“一”家姓(张荣发张家)的黑暗,所以此文我也问道于“忙”,以三字经收尾吧!

1991年5月17日

李登辉支持张荣发“租霸王地”内幕

按照“交通部”内部作业的“长荣航空公司申请筹设至奉准筹设文件”,国民党伪政府“利益输送”真财阀张荣发的过程如下:

一、77.9.1.长荣向本局提出申请筹设甲种民航运输业,拟经营国际及国内定期及不定期客、货、邮运输业务(如附件一)。

二、77.10.13.本局依长荣申请报请“交通部”同意开放国际货运业务(如附件二)。

三、78.1.23.“交通部”函复(一)开放民航运输业经营国际航线客、货业务。(二)修订“民航运输业管理规则”,请长荣依规定申请(如附件三)。

四、78.2.25.本局依长荣之申请,报部同意该公司之筹设及经营甲种民用航空运输业(如附件四)。

五、78.3.8.“交通部”对长荣申请筹设航空公司及经营国际航线定期客货业务,同意办理(如附件五)。

对以上五段重要时间与过门,我都已分别论述过。现在就1989年3月8日“交通部”核准后的离奇发展,根据秘件,再作论述。

3月8日“交通部”一核准,3月9日长荣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处就去了函件——公私双方的来往速度,可真奇效如神!这一函件,由“代表人张荣发”具名,“受文者”是“民用航空局”;“副本抄送:交通部航政司”。“主旨”开头就是要土地!

主旨:敬请准予拨租中正国际机场土地,以利本公司兴建修护及发动机棚厂,请鉴核赐复。

说明:

一、本公司申请设立甲种民用航空运输业一案,业奉交通部七十八年3月8日交航(78)字第004514号函核准筹设。

二、飞航安全首重维修。本公司将来各航线之飞航,均以中正机场为机航基地,且为落实飞机维修工作,确保维修品质必须自建修护棚厂,方可有效掌握。

三、为确保飞航安全,并提升我国航空工业水准,兴建飞机修护棚厂,实刻不容缓。本公司为符合高效率维修需要,拟兴建之棚厂需地约360000平方公尺(800MX450M),其位置如附图。……

两个月后,5月9日“民用航空局”的“速件”、发文字号“空运站(78)字第003825号”给“中正国际航空站”,公文如下:

主旨:有关中华航空公司及长荣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租用中正机场修护区土地以兴建飞机修护棚厂一案,请依说明二办理,请查照。

说明:

一、依中华航空公司78.4.28.(78)中组发字第2518号函及长荣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处78.3.9.长航企(78)字第041号函办理。

二、就中正机场现有修护区空余土地请依使用分配方案先行协调该两公司后将结果报局(检附该两方案分配图)。

(一)第一方案:华航使用其现飞机清洗场,长荣使用三号棚厂预留地,本局暂保留二号棚厂预留地(附图一)。

(二)第二方案:华航使用二号棚厂预留地,长荣使用现华航飞机清洗场,本局暂保留三号棚厂预留地(附图二)。

在“民用航空局”对中正国际航空站的“黄雀捕蝉”中,“螳螂在后”的微妙局面发生了。同年7月24日,“交通部航政司”忽以“航空字第03777号”“特急件”,指示如下:

奉示请贵局就中正机场维护作为区华航、长荣所需用地分配可能方案就(一)目前作业区(二)长荣建议案(三)三期跑道废止后新增作业区案,分别提供分配可利用面积(包括长、宽尺寸)、禁限建情形(以图示辅助说明并包括可建筑高度情形)、目前地上物情形(包括地上物价值、如何处理、处理所需时间)等资料,于8月1日前送司,俾便转陈。

这一秘密公文,立刻泄了底!本来一幕租地案,是由下级机关经手“协调”的,但是上级机关却以“奉示”遥控了,“奉”谁的“示”呢?就“交通部”体制说,“奉”的是张“部长”建邦的“示”,张“部长”建邦本人又“奉”谁的“示”,下级机关就不得而知了。——明明属下级机关的权力范围与作业范围,上级机关却不守体制、越级一捞,硬要捞过界,并且限时送呈了,这一微妙动作,岂不太奇怪了吗?除了张“部长”背后有人,他敢这样硬来吗?而背后之人除了李登辉外,又有谁这样独亲于长荣张荣发呢?

“民用航空局局长”陈家儒既经上级“奉示”,即不敢怠慢,但也赶工不及。拖到8月4日,以“场(78)字第006689号”“最速件”对“交通部航政司”有了答复:

主旨:检陈中正机场主计划变更(即取消原主计划之第三期跑道)及有关华航、长荣维修区需求用地,就目前维修区分配土地可能情况及长荣建议案如附件,请鉴核。

说明:

一、依据钧部航政司78.7.24.航空字第03777号函办理。

二、中正机场主计划前经钩部61.5.29.交航(61)字06967号令转奉行政院61.5.23.台(61)交字第4896号令核定准予备查在案。

三、兹为机场整体及各部分平衡发展观点案经中华顾问工程司(邀同美国派森斯顾问公司专家)评估指出:中正机场现有之两条平行跑道其尖峰小时起降飞机容量为八五一九十架次,而该机场远程发展至第三期航站完成后之最大旅客容量到达三千万人次时,尖峰小时之飞机起降架次仅为五五一六十架次,现有之两条平行跑道足可肆应未来之远程发展需求,详附件,建议:原则上可废止原主计划规划之第三期跑道,经本局检讨认为中华建议可予考虑采纳并将其所空留土地规划分配用于将来(一)第二货运站区(二)第二B-747维修区及(三)中小型机维修区,以应各方长期发展用地需求,此项建议,曾于本(7)月25日面报钧长。

在这一秘密公文中,我们清楚看到明明业经“行政院”下令核定的“中正机场主计划”,突然却“变更”了,“原主计划之第三期跑道”,竟给“取消”了、“废止”了。这一出尔反尔的决定,太怪了,太怪了。殊不知其中大有文章。

对上面这些怪事,5月号《财讯》中吴永毅有《两任“部长”和张荣发的土地谈判》一文,有背景方面的探讨。文中指出:

按规定,本国的国际航空公司必须备妥修护机棚才能取得营运许可证。七十七年3月长荣向交通部提出筹备申请后,交通部和民航局并非不拨土地给长荣,而是在位置上有争议。

民航局最初想拨租给长荣的用地,是位于机场主计划里的第一维修区,但该区华航已在使用,并且正在筹建第三维修机棚,无法容纳长荣加入;长荣乃向民航局表示属意过境旅馆南侧的土地。该地段为第一主跑道的滑行道第三期预定地。机场启用后因树木受海风吹袭,易于枯死,所以民航局择该地为“水土保持区”,用来种植替换的树木。后来被民航局开发为七洞高尔夫球练习场,供相关官员免费使用;所以长荣的企图曾引起民航局和交通部少数官员的不满。

当时又有美国联航在申请自办地勤,要求民航局提供仓储厂棚用地,于是民航局内乃有干脆南移或废除主计划中之第三跑道(转助跑道)预定地,将该地辟为第二维修区,以便容纳未来各家公司(包括长荣)的新厂棚。

当时任民航局副局长、现为长荣航空副总经理的楼维华,也支持废跑道的方案,但交通部长郭南宏认为更动主计划兹事体大,又须经过经建会重新评估;同时张荣发亦曾亲访郭南宏,表示第三跑道地区硷风过强、纵深不够,并有畸零地,希望民航局尽速将旅馆南侧拨给长荣使用。后来郭南宏仍指示:若第三跑道更动会影响机场长期发展,则不能同意长荣的申请案。长荣乃再向郭南宏游说,请期同意拨用第三跑道用地,以免影响长荣筹备进度。为此郭南宏还怒责交通部官员,指有人对外泄密,导致商人关说。

郭南宏任内虽然做了有利于张荣发的决定,通过了独钟长荣的“民用航空运输业管理规则”,并核准了长荣航空的申请。但是,为了土地问题,却马屁跟不上李登辉,因而在1989年4月黯然去职。无耻小人张建邦接任后,马屁局面,为之加速。吴永毅写道:

郭南宏下台前长荣修护用地一直未决;张建邦上台后不久,七十八年7月25日民航局又按中华顾问工程司和美国帕森斯(ParsonsOverseas)评估报告,向交部建议废止第三跑道,改为第二货运站区及第二维修区等用途。交部也据此在7月底向记者表示长荣不宜使用高球场。

但到了同年8月25日,张建邦召集了华航、长荣、中华顾问和相关官员,举行机场规划会议,却急急通过了把高球场改为第二维修区,并同意长荣在该处设厂。这也是后来郁慕明怀疑决策变化的原因。

“把高球场改为第二维修区”,从此使用长荣“租霸王地”的作业如愿以偿。二十年内,张荣发掐紧了“国家机场”的脖子,别的航空公司再也开不起来、桃园机场再也不能发展成真正国际机场了!

1991年5月24日

“开放天空”并不“开放优待”

在这阵子郁慕明质询长荣案声中,我们看到太多太多的护航者,明里暗里、直接间接在跟郁慕明较劲。今早看到国民党财阀的自由时报,大标题赫然是:“‘开放天空’是一大突破不独嘉惠长荣航空华信航空也是受益者”。内文第一段即是:“即将于7月1日起飞的长荣航空,最近频频遭受郁慕明等立委严厉抨击,不过据指出,政府在开放天空以后所修改的法令,不独嘉惠长荣航空,华航子公司——华信航空也是受益者,事实上长荣案,应视为政府‘开放天空’的一大突破才是。”看了这种鲜明的护航,有心人会不微笑吗?如果“开放天空”,真的一视同仁,倒也罢了。实际的真相却是:长荣在李登辉的暗中呵护下,它竟是特权中的例外、特权中的特权,连主管单位“交通部”都不敢惹它,我试举一例。

先看一个文件。

民用航空局职员与眷属申请优待机票规定修正条文

一、国外机票:

(一)限制:

本局及所属机构编制内职员及眷属(父母、配偶、未满二十一岁之子女及未满二十五岁出国留学之子女)可申请半价机票。

(二)手续:

申请人应填具“民用航空局职员、眷属免费及半价机票申请书”(附件一,以下简称申请书),并附国民身份证(出国留学之子女附就学证明)影本一份,送空运组办理,经核准后由空运组填制半价机票通知书(附件二,以下简称通知书),交申请人向航空公司办理机票。

二、国内机票:

(一)限制:

1.本局职员执行飞行机师鉴定考核,机务(电子)飞航督考及空地勤查核可申请免费机票。

2.本局及所属机构编制内职员及约聘、约雇人员及编制内职员之眷属(父母、配偶及未满二十一岁之子女)可申请半价机票。

(二)手续:

1.申请免费机票应填具申请书,并附任务遣派单送空运组办理,经核准后由空运组填制通知书,交申请人向航空公司办理机票。

2.申请半价机票应填具申请书送空运组办理,经核准后由空运组填制通知书,交申请人向航空公司办理。

3.台北、桃园以外地区半价机票之申请,授权当地航空站主任或候机室负责人核准,确按本规定办理。

二、规定事项:

(一)本规定免费及半价优待机票由航空公司依其意愿按各该公司规定提供。

(二)各单位主管及各人事单位对半价机票之申请,应认真审核。

(三)本局及各授权核准之航空站(候机室)得依市场占有率调整申请人拟搭乘之航空公司,以示公允。

(四)本局得随时派员査核各地区航空站半价机票签发情形,各航空站及航空公司应将申请书及通知书编号列管,并保存半年备查(查核报告表如附件三)。

(五)各候机室半价机票签发情形,由其直属航空站负责督导。

(六)申请书可向本局空运组领用,自备申请书表者,须按本规定所附格式印刷,否则不予受理。

这是一个“中华民国”政府“交通部”属下“民用航空局”公然图利自己的文件,说它公然图利自己,还太客气了哩!严格说来,这是公然集体贪污!

各航空公司明明是营利机构,以航空客运货运为收入,为何却被派定要对顶头上司“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如此“孝敬”?——从“半价机票”到“免费机票”,一应俱全?虽在条文中规定“由航空公司依其意愿”给不给优待机票,但是,直接管辖单位高高在上,能不给吗?又敢不给吗?

据我调査所得:自今年2月26日新修正的上述优待条文以来,到4月12日止,新增的永兴航空、大华、复兴、马公、台航,优待票即已高达一百五十二张!这种假公济私的上吃下行为,岂不太无耻、太贪鄙了吗?

如果“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够狠到底、能够上吃下到底,对各航空公司,一律通吃,倒也算它有种。无奈它的上吃下,只是“银样蜡枪头”,假的。真碰到狠角色,它又龟缩起来了。请看我公布一秘件:

交通部用民航空局(函)

中华民国八十年2月26日发文企法(80)字第02008号受文者:空运组

正本:本局各组室及所属各单位、航空警察局、航医中心、国籍各航空公司(不含长荣航空公司)

主旨:检送本局“民用航空局职员与眷属申请优待机票规定”修正条文一份如附件,请自即日起实施,请查照。

说明:本局为配合实际业务状况,爰检讨修正现行之“民用航空局职员与眷属申请优待机票规定”。

局长:陈家儒

在这秘件中,我们清楚看到,这个衙门上吃下的范围,在“各航空公司”一段底下,却赫然有个括号——“不含长荣航空公司”!

看到了吧?长荣航空公司一出道,就“还没升空世已惊,老子机票全不送”了,你狠,老子比你更狠——有李登辉撑腰,陈家儒又算老几呀!

1991年5月25日

张荣发一发不可收拾啦!

台湾财阀伙矣!但论窜起之快,张荣发的长荣集团却考第一。长荣海运成立于1968年,不到二十三年期间,这个集团在台湾已有十一家公开发行公司,其中三家是上市公司,合计实收资本高达两百四十一亿。它的股本最近十年成长惊人,1981年初长荣海运的股本只有一亿八千五百万,1982年底蹿到四亿,1987年底大幅膨胀到八十亿,六年内股本扩大了四十二倍!自1982年底到1987年底的五年间,长荣海运增资了七十六亿,其中只有七亿二千万是盈余转增资,六十八亿八千万则为现金增资;换句话说,张荣发在五年内筹措了六十八亿八千万的现金!

按照正常公司营运,十年不到,就搞到这么多的钱,是不可能的,但是别人不能,张荣发和日本人能,原因无他,此中有诈——有日本人暗资耳!

张荣发至今犹在家中供有一贯道香案,他出身低贱,以一贯道迷信敛财,得以蹿出资本;然后暗中勾结日本人,做日本人猫脚爪。爪上长荣以后,又奇货可居,押当时省主席李登辉的宝。一宝押中,蒋经国一死,李登辉荣登大宝,张荣发如获至宝,于是海阔天空,一发不可收拾矣!

张荣发的真正本领,不在靠一贯道迷信,不在靠日本人暗助,不在靠李登辉官商勾结,而在他能靠了这些,而又遮掩得很好,反把真正的注意力与替罪羊,转移到别的人物与单位上,这在长荣航空的全套作业中,表现得最为炉火纯青。长荣航空的全套作业,几乎件件都受到别的人事与单位青睐爱护,一般特权的本领是法律外动手脚,得到青睐爱护;张荣发却更高杆,他先从法律上动手脚,天下未动法先动,用法来掩护他。试看6月13日国民党《中央日报》第一版的消息,大标题就先来个

长荣:一切依法申请

为什么能一切依法呢?因为法先依了他给动了手脚了。按照国民党伪政府的法,长荣航空公司根本是依法不合申请的条件的。但是,在李登辉的护航下,国民党伪政府“交通部”,以“为因应我国未来空运发展需要,并鉴于中华航空公司在国际航线上市场占有率偏低等原因”,修订了“民用航空运输业管理规则”。表面上是“借以鼓励企业界投资经营国际航空公司”;骨子里却只有长荣航空公司才适合该项规则第3条第1款之规定,而得申请成立。例如没修订前的规则中,毫无什么“六十亿”、“一百亿”等数字规定,修订后定出数字条件来,非财大气粗的航空业者,自然就全部丧失了申请的资格了。这就是法先依了长荣,然后才有“长荣:一切依法申请”的章法。

这种法先依了长荣的现象,还不止于谁有“六十亿”“一百亿”的问题,还有更精彩的。在法为长荣修的“民用航空运输业管理规则”第3条第2款、第3款中,有这样的文字:

二、经营国际贸易业务五年以上,声誉卓著,公司财务及组织健全,董事长为中华民国国民并在国内设有户籍,董事及公司资本三分之二以上为中华民国国民所有,且最近三年未曾发生财务或股权纠纷致影响公司正常营运;每年进出口实绩新台币六十亿元以上者,得经营国际航线定期货运业务;达新台币一百亿元以上者,得经营国际航线定期客运业务。

三、经营乙种民用航空运输业三年以上,最近三年承运旅客人数累计达九十万人次以上,公司财务及组织健全,且最近三年未曾发生财务、股权纠纷或重大飞安事故者,得申请经营国际航线包机业务。经营国际航线包机业务二年以上,且每年经菅包机业务六十架次以上,得申请经营国际航线定期客货业务。

所谓“乙种民用航空运输业”,是指经营国内航线定期及不定期客、货、邮件运输之事业;所谓“甲种民用航空运输业”,是指经营国际或国际与国内航线定期及不定期客、货、邮件运输之事业。这一先符合乙种才能转为甲种的规定——就是上述第3款的规定,是世界各国维护民航安全的通则。但是,上面插进光凭“进出口实绩”就可视同有航运实际经验的第2款来,就是瞒天过海了!

世界各国为了飞航安全,无不规定航空公司须先得有货运经验,才准许经营客运。但是,在张荣发罩得住的“立法院”、“交通部”、“民航局”在修订“民用航空运输业管理规则”时,却舍弃“经验取向”与“安全取向”,而代之以“进出口实绩”决定的“金钱取向”,人命都不管了!堂堂法律,为长荣大开其门于先,又不要人命于后,这种沛然莫之能御,环顾台湾,其实只有蒋介石有这种气派。蒋介石做坏事前,总是先修法以配合他,先来个母法“中华民国宪法”,再来个子法“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不管怎么抵触,老子胡作非为,总不愁无法可施。而一旦有了麻烦,就不无法可援。

试看,今天麻烦来时,张荣发公开表示:“长荣是无辜的受害者”;6月13日《中央日报》也登出:“‘集思会’和民进党立委则将责任推给交通部,认民间企业不应‘背黑锅’而权益受损”!——张荣发动尽了手脚,占了大便宜,到头来,他反倒成了“无辜者”,别人反倒成了“背黑锅”者,天下的滑稽与不公,宁逾此乎?

再以目前闹得最热门的一项——租机问题——为例。按照“交通部”秘件,明明有这样的白纸黑字:

长荣航空公司既经奉准成立,即向飞机制造公司签约订购飞机十二架,惟因交机尚需时日,而该公司一切筹备完成,机员及修护人员亦已完成训练,交通部认为已符合(一)经营国际航线,(二)已签订购机合约,(三)飞行人员、维修等准备完成,(四)尚未交机前等条件,始经慎重会商以行政裁量权准予先行租机营运。

请看这叫什么话!按照法律,明明是“非中华民国航空器不得在中华民国申请登记”的,这就是说:航空公司应先拥有“自购”飞机,方得营运。但“交通部”与“民航局”却独厚长荣、便之得天,经由所谓的“慎重会商”的形式,以行政裁量权准予先行租机营运。于是,长荣又轻机已过万重山了。

6月15日“交通部长”简又新发布:7月1日长荣租机升高已是定局,由于“民用航空法”第15条未设规定“应撤销登记”的改善期限,赋予行政官弹性裁量的空间,因此他裁示应限于两年内改善,即“交通部”立即着手修正民航母子法,业者也得在两年内变更租机的国籍登记。并且,在修法之前,将不再核准新的租机案。这就是说,同意租机,为长荣开了的大门,只适合长荣了,别的公司再援法,法又关起来了。

看到了吧,这才是张荣发的真正本领所在!他可以让你修子法以毁母法,再以由李登辉掌握的官吏做行政裁量,放你过关后,又关闭子法。换句话说,为了配合张荣发,法律可以大开大合、可以一违再违,全凭张荣发高兴。郁慕明说得好:“交通部长”简又新的声明,完全回避了飞机违法登记仍准起飞的问题,只是大谈国家整体利益、业者损失等等,是诉诸情绪的文字,与护航“立委”的言论有何不同?“交通部”要业者两年去解决登记问题,那正好是配合张荣飞机买到的时间!这样做,是给业者大特权。全部真相,原来如此!

张荣发的真正本领何在?我们现在全看出来了:张荣发的真正本领,不在靠一贯道、不在靠日本人、不在靠李登辉,而在靠一贯道迷信而恶不显、靠日本人暗助而势不彰、靠李登辉官商勾结而真相不露白。他先用法律把自己包好,然后“一切依法申请”,有办法叫公务员为他依法图利!

别人图利是玩法,他图利却是法为他玩、法为他完。别忘了只有蒋介石有此本领。蒋介石别万岁啦,张荣发万岁!

1991年6月15日午后

拆穿对长荣出走问题的欺人之谈

一般人谈到出走,首先想到的是“离家出走”,是小男生或吃不消家庭作业、或受不了家长打骂、或人山学道、或误交损友,原因五花八门,行为一走了之。不过这种小男生式出走,大多在火车站住上一夜,即狼狈而归,不成气候。

还有一种出走,是太太出走,是太太或跟丈夫吵架、或跟老公赌气、或偷会情夫、或不堪虐待,原因七嘴八舌,行为也一走了之。不过这种出走,除了私奔外,大多在娘家住上几夜,即被哄回。而私奔者,多被本夫以“警告逃妻”广告对付,但是“警告”归“警告”,老娘反正是不回来啦!

在上面妇人孺子的出走形态以外,还有一种出走,是老翁出走。俄国大文学家托尔斯泰,八十老翁,不堪同居老妻之紧迫盯人,乃愤而出走,凄凉病死于外,此其下场坏者也。还有一种下场好的。“立法委员”胡赓年,花甲大寿,结果其老妻寿礼,竟是一瓶盐酸!顿时吓得夺门出走,抛却所有房产和“立委”待遇给老妻,但求换得不被毁容的自由,老妻宽大,予以同意,于是在别家十六岁小男生翘家失败之时,胡府六十岁老男生翘家成功——胡赓年与一饭店老板娘在外姘居并获善待。有一次,我和他女儿胡茵梦去看他,他还私下向我庆幸不置呢!

上面这些出走,都可归为家庭出走。

家庭出走形态以外,有所谓教育出走者,像前中兴大学校长李崇道,校长干得不顺利,突然发神经,也不交代、也不辞职、离校出走、孤注一掷,闹出士林大笑话,此不成体统者也。

家庭出走、教育出走形态以外,还有政治出走。自来政治斗争不支者,正常状态是辞职,不正常状态就是出走,例子极多,最近一次是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EthiopianPresidentMengistuHaileMariam),此公出走到津巴布韦,上月23日外电说:“据信,门格斯图目前正藏身于他几个月前在哈拉雷市郊购买的一栋房子中。他的妻子及女儿前天也已由亚的斯亚贝巴搭乘一架埃塞俄比亚客机抵达此间。”“改革派马克思主义信徒的前埃塞俄比亚强人门格斯图,与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是亲密好友。埃塞俄比亚驻辛巴威大使伍德正是门格斯图的叔父。”这种政治出走,可真走得十分周到。一脸漆黑的共产主义者在外国秘密置产以备出走之需,马克思死而有知,愧为白人矣!

以上诸种出走形态,当然也有混合型的,国民党员后来做到“立法院长”的刘健群,就曾有过家庭出走兼政治出走的纪录。最近的那位从未自国民党公开脱党过的民进党员林正杰也先演了庙遁式家庭出走后,再演脱党式政治出走。国民党御用媒体纷纷大力传述之、赞美之。一个政治人物,政治出走可以引来国民党这样的恭维,值得特别讨论讨论。

1960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出身的任卓宣在《政治评论》上大骂徐复观,徐复观写道:“假使这种刊物突然有一篇文章恭维我,我便会因此而怀疑自己的人格,感到不安的。他们骂我,我倒觉得这是很自然的,没有什么。”但是,后来的演变是:不但“这种刊物”开始“恭维”徐复观,并且徐复观本人,甚至也投稿去“拜撰敬贺”了。徐复观若言而有信、信而有征,是不是该“感到不安”呢?是不是该“因此而怀疑自己的人格”呢?

其实,不以人废言,徐复观说“这种刊物”若“恭维”起他来,他会“因此而怀疑自己的人格”,这一推论,其实也满有道理的。把这种推论代换一下,可成为一条定律,那就是:“凡是被国民党恭维的人,他实在可以因此怀疑自己的人格。”

古话说“观人于其所友”,意思是说什么样的人,就交什么样的朋友。你交上国民党这种朋友,国民党开始恭维你,这就正是臭味相投的铁证,你能被他们看中,你是哪一流货色,也就不言可喻了。

自从1982年“立法院杯葛事件”康宁祥放水后,康宁祥遭到党外刊物一致的批评,但是,最妙的一件事发生了:国民党却一直在为康宁祥护航,对他一再恭维,并且“三千宠爱在一身”,从“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亚洲国会议员联谊会”以来,所有的会,无不把康宁祥上榜,这些现象,无一不反证了国民党在干的是什么,也无一不反证了康宁祥在配合的是什么。也许拥康的人会说:这是国民党在搞分化,国民党既然要恭维老康,老康又如何能阻止?这怎能怪老康?但是,我们忍不住要问:为什么总是老康有这些若合符节的条件给国民党来打主意?为什么国民党总是认为老康是可以合作的?登徒子勾引女人,他对冷若冰霜的是不勾引的,对水性杨花的,他才去勾引,为什么总是老康失身失节,去参加国民党安排的鬼名单?

但是,康宁祥的行为,并不算政治出走,只是一脚在门里、一脚在门外而已,还有个骑墙的分寸,而林正杰呢?却大大不然,他表演的,是十足的政治出走。

不过,林正杰的政治出走,却表演得荒腔走板。因为一般出走,是对逼迫他的一方而言的,如果土城事件是“司法死了”和司法迫害,林正杰有种,就该挺身向国民党抗争才是。但是,他却回过头来,以公开退党挺身向民进党抗争起来,这岂不太滑稽了吗?——“迫害”你的党,他不去抗争;反过头来对声援你的党,倒打一耙,这是哪一国的政治出走呢?

林正杰口口声声“司法死了”、他被司法迫害。不过,在我看来,“司法死了”固属实、司法迫害固属实,但对林正杰这种特权人物说来,却一直是网开一面。即以土城事件为例,林正杰犯的分别是“集会游行法”第29条第30条的罪,第29条是“二年以下有期徒刑”、第30条也是“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合并是四年的刑,法官只给他判了一年十个月,别人能判得这样轻吗?所以,“司法死了”也、司法迫害也,对林正杰是不适用的。正相反的,他还是国民党司法黑暗的受益人呢!

由林正杰的例子,立刻使我想到家庭出走、教育出走、政治出走之外,还有—种出走,就是今天报上大炒的经济出走。

今天报上说:张荣发的长荣集团表示:退出六年国建计划。并说:该企业董事长张荣发因长荣航空案而萌挫折感,固为停止参与六年国建计划之原因,但更主要的是避免其关系企业公司因配合国建,担任总包的角色,而再陷入有“官商勾结”“特权介入”嫌疑,并再度爆发第二个长荣航空案,所采取不得已的“防卫性”决定。

这个爆炸性消息,太有趣了。在长荣大老板有此表示后,我们立刻看到这些“舆论”与“民意”:

一、台湾《新生报》说:“一度对参与六年国建兴趣盎然的张荣发,经过长荣航空事件后,早被国内的‘一切泛政治化’所伤害到。”

二、《自由时报》说:“台塑的出走是环保运动、长荣的出走是政争。”

三、《自由时报》说:“长荣无端被卷进政争漩涡,又处处受到法令不周全的牵制,灰心之余,打算远离是非圈,除了造成资金外流,民心的流失更难以弥补。”

四、《自由时报》说:“企业界对于长荣公司决定缩减国内投资事件皆表示,若非因受伤害很大,张荣发当不致下如此惨痛的决定。”

五、民进党籍“立委”彭百显表示,基本上长荣公司的经营与管理都是一个较受肯定的企业,不料却因执政党内部的政治斗争,而无故遭致打击。

以上这类话,都是欺人之谈。还有不少,我不一一列举了。

为什么是欺人之谈?因为在国民党“官商勾结”“特权介入”的结构下,长荣本身,就正正是“一切泛政治化”、“政争”下的产品,它本身就是最大的特权!试看它插手搞航空,在国民党政权下,航空本是华航王八蛋独家的特权禁脔,但张荣发勾结李登辉来分一块肉,华航王八蛋就不能不分出来。在李登辉撑腰下,国民党为长荣修法、为长荣违法、为长荣开门、为长荣破例、为长荣这个、为长荣那个,甚至长荣发生了绑票案,还为长荣快速枪毙人。……当然,相对的,长荣也自李登辉以下,一一打点得周到备至,最后除国民党外,连民进党也一体均沾了。朝野上下,待长荣之厚,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长荣如今占了便宜又卖乖,居然还有话要说了。其实,张荣发一穿西装的乩童耳!从一贯道穷小子一文没有,到1968年9月只有一艘老旧货船,到今天总资本额超过—千亿台币,试问又从何而来?如今一脸肥油、满口肥肉之际,居然“伤心”起来、“灰心”起来,他还伤什么心?灰什么心?说他“无端被卷进政争漩涡”吗?笑话!要不是他来分肥肉,又何来“政争”?说他“无故遭致打击”吗?笑话!要不是他来“打击”别人,谁又会“打击”他?在华航王八蛋眼中,你这王八蛋岂不正是来“争”我们的、“打击”我们的?政争根本是常态,何足引为借口?何况,每次政争,长荣无不是胜利者,胜利者还“伤心”、“灰心”,还说“受伤害很大”,这又是什么逻辑呢?说“台塑的出走是环保运动、长荣的出走是政争”吗?其实有什么环保,都是政争!只不过王永庆的台塑在政争上斗不过辜振甫而失掉水泥业,也没孝敬好民进党;张荣发在政争上能够自李登辉以下两党通吃而已。说华隆王八蛋集团、郁慕明、李胜峰等几个“立委”就能扳倒长荣吗?笑话!连郝柏村都只能在“立法院”放空炮表示不满而已,最后还不是照样违法核发执照给长荣“出头天”了?

所以,根本是一个政争分肥的局面,争到手后还演经济出走一幕恶心人的戏而巳。这种情形,与国民党司法黑暗的受益人林正杰在得利后演政治出走的一幕恶心人的戏,别无二致,不同的,只是台湾大财阀与外省小政客而已!

为什么说是戏?因为我就不相信长荣经济出走是真的。长荣放出口风,就他们要在六年国建中,停止投资电联车工业与台翔航太工业公司,但是就在六天前,他们还从自己的立荣海运提出了一亿一千五百多万元的资本公积,办理增资;昨天证管会也通过长荣航空三十五亿元的现金增资。若说停止投资台翔五亿元,就算自后抽腿的话,长荣航空增资三十五亿元,又为何向前伸腿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六年国建中电联车的计划与台翔航太计划,根本是有风险的计划,前一阵子已有一家财团经过评估,表示不要插手。长荣不愿做赔本生意,所以趁机用来做出走的噱头。若真想出走,为何在立荣海运上和长荣航空上不断增资?为什么不一起出走?

除非像王永庆那样在政争上失败,张荣发是不可能出走的。到今天为止,张荣发一直是政争的胜利者,他又出走个什么?妙的是,明明不会出走却装出一副“负气出走”相怕再度被戴上‘官商勾结’‘特权介入’的大帽子”,里子面子全要,可真恶心人已极!而无知的“舆论”与“民意”跟屁虫乱放屁,也令人同此恶心。什么外省人华航华隆、什么台湾人长荣立荣,皆“经济妓院”耳;什么本省人李登辉、什么外省人郝柏村,皆“政经老鸨”耳。一群脏货政争分肥就算了,却还不断传出撤娇拿翘之声,用来混淆视听,看来听去实在气人!午前提笔,特予拆穿,以快人心也。

1991年6月19日午后3时

日本人是长荣集团的黑后台!

6月22日,《联合报》有这样的报道:

和长荣曾有往来的银行说,长荣经常有丰沛的资金后援,可是长荣很少向国内银行贷款,长荣并经常对国内银行表示,他们可以从国外银行借钱,包括这次长荣发展航空事业,国内银行也没机会分一杯羹。

交通银行曾经配合政府国轮国造政策,专案低利融资长荣海运,而除了这次专案融资外,这家曾经辅导国内多家交通事业的银行,再没有机会提供融资给长荣集团。

另一家曾经与长荣往来的银行指出,长荣不仅少与国内银行往来,而且财务状况很神秘,由于长荣有很多海外事业,银行也很难搞清楚长荣真正的帐。

银行人士形容,长荣像一条不断激起激流的河流,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资金涌进,并且有相当程度的扩充成长。他表示:“就是不知道长荣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资金。”

长荣扩展航空事业时,曾经对国内银行举办融资说明会,但是不了了之,据长荣自称,长荣已由国外银行贷到资金。

另外长荣最早在国内发展时,配合国轮国造交由中船承造的不过三条船,而有十五条船是由日本丸红承造,长荣其实不缺政府专案低利贷款,更使银行对长荣资金来源莫测高深。

6月29日,中央社纽约有这样的专电:

最新一期美国《商务周刊》报道说,台湾航运巨子张荣发现在将朝空中发展,寻求建立另一个王国。一旦台北与北京开放直航,则其长荣航空将平步青云,部分分析家认为此举可望在五年内实现。

报道说,现年六十三岁的张荣发于四十多岁时,克服重重困难,以一艘旧船起家,二十年内,即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航运公司,现在,他希望在航空界也打下一片天空。

报道说:“他在航空界的作为如果跟在航运界同样出色,则他的对手可能会遭块。”

报道说,国际航空业虽然已经呈饱和状态,不过,张荣发的最大胜算在于亚洲蓬勃发展中的航空需求,一般预料,未来十年内,亚洲的航空业将以百分之七的年成长率继续成长,而台湾由于其财富以及快速的空运成长,将成为亚洲航空发展的中心。

报道说,中华民国政府也支持长荣航空,这是因为其国营的中华航空公司因资金不足,以及因台北与大多数外国政府均无正式外交关系——外国政府不愿因允予华航落地权而触怒北京——限制了华航的海外航线。结果,台湾获利丰厚的海外航空业,有三分之二只好拱手让给诸如联合航空与国泰航空这些外国航空公司。

《商务周刊》报道说,因此,台北方面需要一个有力的民营航空公司,以利它更易于取得国外航线。

凭借张荣发在世界航运界的成功经验,以及日本银行界对他的大力支持,《商务周刊》预测,这位勤奋工作,注重纪律的航运巨子,必将能在空中缔造成功佳绩。

把上面两则新闻对照一看,《联合报》的“长荣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资金”、“长荣资金来源莫测高深”的问题,已在美国《商务周刊》“日本银行界对他的大力支持”一句话里令人恍然大悟!——原来日本鬼子是“暗将军”式的黑后台,张荣发再跩,不过是日本经济侵略的马前卒而已!

据悉,国民党“立法委员”林钰祥日前赴北京时,曾就长荣以北京各航站事有所探询。但中国政府表示,长荣集团与日本人的关系,十分暧昧,所请之事,要调査清楚,再从长计议。结果使林钰祥无功而返。

我们必须注意日本鬼子假张荣发之手来吃台湾、吃中国,我们必须密切注意!

1991年6月30日夜

为长荣集团的日本资本追资料

我在7月3日的《求是报》上,登出《百亿千亿,财务神秘,经济侵略,令人警惕——日本鬼子是长荣集团的黑后台!》一文,点破“日本鬼子是‘暗将军’式的黑后台,张荣发再跩,不过是日本经济侵略的马前卒而已!”并着力指出:“我们必须注意日本鬼子假张荣发之手来吃台湾、吃中国,我们必须密切注意!”

为了加深这一方面的资料,我根据7月5日的《美洲时报周刊》,合并一些长荣集团与日本鬼子的内幕如下:

一、长荣集团近几年能迅速崛起,势必有庞大的资金作为奥援,究竟谁是长荣背后的“金主”呢?这一直是外界关切的焦点。长荣航空公司总经理许瑞源接受《美洲时报周刊》专访时,终于证实长荣航空的购机资金中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由日本丸红与北海道拓植银行为首的联贷银行提供,贷款总额高达三十七亿美金。而外界一直疑惑长荣集闭资金调度与日本有关的猜测,也首度从长荣航空总经理许瑞源口中得到证实。

二、早在1978年,“交通部”批准长荣海运开欧洲航线时,当时独霸一方的东方海外货柜公司,就由“船王”董浩云提出抗议:“长荣资本百分之七十五来自日本丸红,有利用日资与国内航商竞争之嫌。”这项抗议并未受到“交通部”的采纳,长荣的船只,依然继续远征欧洲。不过,许多人都对张荣发与日本丸红的“交情”,感到相当好奇。长荣方面曾对外解释,该公司与丸红之间,“彼此只是公司和客户的关系。”长荣买、卖船只时,往往都经由丸红的介绍,找寻合适的对象,并无任何特殊之处。“自己只要站的稳,不怕别人说闲话”,是长荣处理此类问题的基本原则。不过,丸红是长荣幕后“金主”之说,并非全是空穴来风,在某国际杂志上,曾出现一则广告,内容提及美国信孚银行贷款给丸红,再由丸红转贷给长荣购买货柜船,引起不少航运界人士的联想。

三、自长荣集团成立以来,丸红一直与长荣保持亲密关系。长荣海运买、卖船只透过丸红介绍;长荣航空购机,丸红也出马进行联贷,难怪有航运界的人士开玩笑:“张荣发是丸红在台湾的代理人。”

四、丸红与长荣的流言,在国际间亦甚嚣尘上,长荣还特别聘请了一家英国的公关公司,出面驳斥这些“含有恶意的谣言”。而且在公开声明中表白:“与丸红的关系,只限于普通生意上的往来。”

五、丸红早于1858年就已创立,并在1883年立下了自己的招牌“丸红”。不过,丸红株式会社的正式成立,则在194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当时的资本额仅有一亿五千万日元,员工一千三百人,营业项目以纺织品与杂货为主。当时的丸红社长市川忍与副社长森长英,很早就体会到,要让丸红壮大,不能故步自封,于是陆续进军钢铁、机械、化学等行业,让丸红逐步转型为综合商社。在丸红的历史中,最为人所熟知的,莫过于扯入田中角荣下台案。丸红与日本政界一向交情匪浅,并且代理洛克希德公司的三星客机,为了争取生意,洛克希德公司委由丸红,转交了五亿日元的红包给当时的首相田中角荣。不料消息走漏,新闻界大举报道,田中角荣不但黯然下台,还遭到判刑,成为日本政界的一大丑闻。洛克希德案对丸红产生极大的冲击,传统的武士冲劲消失殆尽,员工人人自危,求胜的斗志相当薄弱,业绩亦一落千丈。这种情况到了龙野富雄担任社长后,才出现转机。龙野富雄强调勇于挑战,发挥野武士精神,要员工不怕失败,尽量放手一搏,终于让丸红由冬眠期苏醒,再次创出佳绩,因此有人称丸红是因祸得福。日本九大综合商社之中,丸红排名第四,前年的营业额为十八兆二千五百亿日元,约合台币四兆左右。居台湾民营企业之首的台塑,一年营业额不过三百五十亿左右,与之相较还不到丸红的百分之一,丸红的实力,由此可见一斑。

六、长荣航空设立以后,资金来源再次成为话题。尽管长荣方面多次提出说明,却仍有诸多疑点仍待澄清。长荣航空登记资本额为新台币一百亿元,实收资本额为三十五亿元。股东成员包括了长荣海运、长荣投资等关系企业,其中以长荣海运转投资的百分之三十最高。张荣发家族的资金,占百分之十二点五;此外,还开放百分之一点五,供长荣航空管理阶层认股。长荣航空的股东成员,是实实在在的本土化,大体由关系企业和张荣发家族担任,和外资扯不上关系。不过,长荣一口气订了二十六架飞机,总价髙达三十六亿美金,目前先付的部分,大多是百分之三十的订金,其余俟交机之后,再行付清,因为金额庞大,势必要向国外银行贷款。在长荣航空设立之初,面对界对资金问题的质疑,张荣发公司表示:“国际上已有十多家银行,与长荣接洽贷款事宜,长荣希望向国内银行贷款,但是,国内银行贷款条件不如国外。……”当时长荣航空高层人士在外界一再追问下,曾对外表示,购机就像购船一样,找到银行支持后,银行会代付机款,以飞机作为抵押品,长荣再按月偿还,该高层人士并强调,长荣的资金来源不重要,投资的魄力才重要。

七、不过,购机资金的来源始终是个谜。长荣航空总经理许瑞源,日前接受《美洲时报周刊》专访时,在记者再三追问下终于承认:“长荣航空的购机资金,是由丸红商社与北海道拓植银行为首,采联贷方式筹募,参与贷款的银行达上百家。”二十七亿美元并不是笔小数目;丸红肯出马带头迸行联贷,显示彼此交情匪浅,远超过长荣所说的“仅止于普通生意上的往来”。

八、至于北海道拓植银行,近年来与长荣的关系亦日趋密切,长荣在香港投资兴建酒店,也是向该银行申请贷款。……此次长荣的购机资金,拓植银行再次挂帅,许瑞源指出,“贷款数占总金额的八成左右”;换句话说,贷款总额应在二十七亿美元左右。

九、丸红与拓植银行算是长荣的“老朋友”,此次为了突破台日航权问题,长荣又找来了新伙伴全日空,一起联手出击。全日空与日本运输省和朝日新闻,关系十分密切。原本长荣与日亚航亦有所接触,不过对方表现并不积极,全日空迅速取而代之。由于全日空的经营者,大多来自日本官方,为了双边利益的考量,迅速达成协议,一起开辟台日航线。目前台日航线,由中华航空与日亚航独霸,长荣与全日空联手之后,对于前者势必构成严厉的考验。目前全日空在日本的气势极盛,已有挑战日航龙头宝座的迹象,此次联合长荣出击,让日航集团大为紧张。长荣的空姐,全部交给全日空代训。目前在职完训者,已有七十人。三级(C级三百小时)检査,与重大缺点改正,亦委由全日空代理,双方已签下意愿书。

十、此次长荣航空升空案,支持的“长荣系”“立法委员”有林钰祥、陈哲男、许福曜、华加志、庄国钦、左光煊、许张爱簾、李碧祥、洪冬桂、欧忠男、林锡山、庄金生、刘国昭、蔡文曲、蔡奋斗、黎嘉潮、马国祥、吴贤二、李继渊、曾芙美、林志嘉、李子骎、沈智慧、林国龙、翁重钧、黄主文、史振茂、王孝华、牟宗灿、陈恩赐、莫翔兴、许国泰、黄天生、余政宪、彭百显、陈水扁、黄河清、刘盛良等等,不论国民党、民进党,一网兜收。其中洪冬桂且发表声明指出,任何中国人没有理由去斲丧这样一个可为中华民族争光的企业,最后并抨击少数“立委”同仁借长荣案影射“国家”元首,企图引发政争。但是如果洪冬桂知道长荣航空的购机资金有百分之八十来自日方,而技术维修等几乎全由日本全日空航空提供,不知道是否还会称长荣航空是“中国人的骄傲”?

以上十点,都是长荣集团根本是日本鬼子“猫脚爪”的铁证。华航等集团固是美国人的“猫脚爪”,但其成分与浓度,却望尘莫及。呜呼!李登辉以下支持的长荣集团,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背后真相,原来如此!

1991年7月5日晨

李登辉何德何能,岂可自比萨达特

7月11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一版头条登出李登辉7月10日接受《华盛顿时报》(TheWashingtonTimes)的专访,最后一段有问答如下:

十、问:你们反对党——民主进步党似乎倾向于台湾独立。

答:我们坚决的反对这种现象。不可避免地,我们的走向与大陆的走向是趋于一致的。所有北平老领导班子所能做的,只是将发展的步调缓慢下来。当然,这需要海峡两岸有较好的经济结合,因此,即便是我们不走向谈判桌,我将绝不会忘记中国大陆,双方的经济及贸易眼前正继续加速的结合中。你提到萨达特,他在1970年10月自纳赛尔手中取得政权后,常向其妻子抱怨他常患失眠,睡不着觉,而在房里踱步,这当然烦扰到他的另一半,“你怎么了?”他太太问他,他回答:“有太多在纳赛尔统治达二十年之间所有发生的事困扰着我。”他太太劝他:“把纳赛尔忘掉,替你自己订下一个目标,只要想望将来!”那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停留在过去是没有意义的,为中国寻求一条坦途,才是我们的新方针。

李登辉这里引萨达特(Anwarel-Sadat)自况,是别有作用的,隐然在表示他可以挣脱蒋介石、蒋经国的“困扰”,而成为萨达特式的成功者。我看了这种谈话,肉为之麻。

其实,李登辉何德何能,何以比萨达特!

我试引邵君宜译《萨达特自传》(IhSearchofIdentity)的几段话,做做比较。

一、萨达特进军校,是要解放在英国人统治下的祖国埃及。萨达特说:“这的确是很大的讽刺。正是英国人帮了我的忙,才使我得以进入这所皇家军事学院,而我之所以要进入的最大理由,就是要把他们一脚踢出埃及。”但是,李登辉呢?他在日本人统治下,进日本学校,解放了谁?

二、萨达特从上尉起,便一再坐牢,从事反英运动。萨达特说:“对我而言,任何削弱英军在中东地位的行动,全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李登辉呢?在反日本人反国民党伪政府方面,做了什么?

三、戒严取消的时候,萨达特说:“那是1945年9月,我才结束到处奔波藏匿的生涯,重新过我的正常生活。经过三年的逃亡、无家可归后,我又回到了自己的老家。”“由于又失了业,我实际上是把一枚五分钱的银币,当做一种硬币来使用。每天我从柯勃尼奎巴家里走到阿塔巴,总有十二多英里路远,只是为了省下六分钱的车费罢了。”但是,李登辉呢?他在戒严期中、在戒严期后,一直是国民党伪政府的鹰犬与高官!

四、一般人以为,萨达特是好好先生,所以才能被纳赛尔看中,要他做副总统。其实不然。萨达特说:“有些人奇怪,我怎能在纳赛尔身边度过如此漫长的时日?由于一直避免与他发生冲突,由于我是1952年革命领袖中,唯一没受到他伤害的人(我是在他去世时,唯一的副总统),因此他们认为:我若不是无关轻重的人,就是太狡猾了。这样天真的结论,正显露出我天性的纯真。纳赛尔在世的时候,我既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也不是狡猾。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打从我们十九岁时起,我们便做了朋友。他在革命后担任了总统,我就热烈的加以欢迎拥护,我高兴看到我的同僚兼友人,做了埃及的总统。后来他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时,我也经历了同样的感觉,满带光荣的气概团团把他围住。有时候,我们对某些事情会意见不同,偶尔彼此也会疏远了几个月之久。原因大都是由不同的意见所引起来,有时则由于他的随员们的捣鬼,他的随员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力。纳赛尔很相信‘报告’,天性喜爱听信闲话。然而我绝不采取辩护的姿态。要做辩护,这完全不合我的天性,不论是对纳赛尔或是对任何旁人。虽然疏远了一段漫长的时间,当他打电话问起我这些日子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没和他联络时,我俩的疏远便告结束了。我总会回答说,我想他太忙了不愿意叫他丢下工作;然后,我们又再见面,继续交往下去,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这类事经常发生,但我仍旧以真诚的爱的精神相对待,当我1942年被捕后,纳赛尔便接管了自由军官协会的指挥权,他负责了好一段漫长的时期(六年),在那段时间,我不是在监牢就是在拘留所里。我获释后,不得不设法在军中复职,以便参加他和他同僚的活动——这活动原是由我发起的。那已是1950年的事了。”由此可见,萨达特本人根本是革命元勋,他功不在纳赛尔之后。但是,李登辉呢?他什么也不是,只是“中国纳赛尔”的走狗而已。

五、萨达特当上总统后,他写道:“我并没有把占有总统宝座看得比萨达特更有价值。对我来说,萨达特总是萨达特,不管他担任何种职位与在什么环境之下——一个没有私人需求的人。如果你一无欲望,你就不需要忧虑名利得失了。”但是,李登辉呢?他为了“占有总统宝座”,甚至不惜挨家挨户向非法老贼们拉票,甚至连蒋介石都会扮戏的假戏——由国民党自己人的“司法院长”出面和他竞选“总统”,都一律封杀。权利熏心、小气八拉,比蒋介石还蒋介石呢!

六、萨达特对纳赛尔的亲族主义非常不满。萨达特说:“我个人相信,就这件事情来说,我是百分之一百的反对纳赛尔的。真的,有一天,我真想对人民说:‘既然我已把专制的逮捕和拘留所永远做一结束;既然我已对你们恢复法治;我能不能请求你们准许总统有权利,利用这种拘留当作武器来对付他的亲戚?只是用来对付他的亲戚?权利,连同附属的一切权力,却并没把我搞得昏头转向;可是我怎知道,它不会把我的家人和亲戚们,搞得昏头转向呢?当然,他们可能瞒着我,对旁人做出不公正的事?’因此,在我整个任期里,我下过的唯一拘留命令,就是我的哥哥——在我关在监牢和拘留所里时,那个曾帮助和支援过我的人,帮助我度过所面临的所有其他的危机,而他就在我当了总统后不久,由于他对他的邻人们,做出傲慢的事情,而遭到了拘押。”萨达特可以这样大义灭亲,但是,李登辉呢?他的老婆在收红包,他的大义在哪里?

七、萨达特当上总统头一天,就给情治人员看了颜色。他写道:“在我就任总统的头一天——10月16日——沙密谢拉夫来看我。他是纳赛尔的亲信和总统事务部长。他把一大堆文件,送到我面前。‘这是什么?’我问道。‘一些受到监视的人,被录下的电话录音。’‘对不起,’我说,‘我不想看这些毫无价值的东西。如果它是有关国家安全的情报,我就要看一下,并给你一个指示。不过,如果这是一般公民在电话上谈话的录音——我假定它是的——那就不关我的事了。不论怎样,是谁给了你这权利让你去给这些人做电话录音的?快把这些文件拿走吧!’我把办公桌上的文件用手一下扫个精光。他把文件收拾起来,掉头就走,在他没走前,我下令,所有的电话录音,从今天起要一概停止。将来除非经由法院的命令也不准有电话录音的事。我的命令立刻被执行了。”“消灭那些人多年来的非法妄为,这也是必要的:他们玩弄人民的生命、制造恐惧、妨碍司法进行、实施使人不能容忍的高压和拷问、剥夺人民最重要的生活权利——自由。我下令将保藏在内政部里的所有私人谈话录音,全部加以烧毁。这做法是象征恢复人民久已丧失了的自由。”但是,李登辉呢?他甚至宣传他自己就是干这些情治之事的头子呢!

八、萨达特为了与同一祖先的以色列人达成和平,他勇敢的“三通”起来。他写道:“自从以色列在1948年建国后,还没有任何一位有地位的阿拉伯领袖,敢于鼓起勇气说出这样的话。不过,我说的是真话,因为我真的希望和平。我演讲后冋到总统接待室,政府各部部长和其他的领袖们,全等候在那里。他们样子特别的严肃——当然,我在想,因为我的运动和他们的目的完全相反。”虽然压力四处,萨达特还是摆脱了眼光短浅的集团中人物。但是,李登辉呢?

九、最后,萨达特勇敢的飞到以色列去,使全世界目瞪口呆,但却为自己祖国奠定了永久的和平。他写道:“现在我体会到我对我的人民负有责任——对我们这一代和对下一代所负的责任——而不管我居于什么地位。如果我有能力来完成我的责任,而不使下一代遭受到我们曾经历过的苦难,但却规避了那个责任的话,我就是做错了,我就是违逆了我自己和违逆了我的上帝。”但是,李登辉呢?

十、萨达特在自传中,对他的牢狱生活多处落墨。牢狱生活的重点是:“在五十四号牢房里,我领悟到一件事情,就是去重视那种内在的成就,那种内在的成就能维持一个人内心的均衡,并帮助一个人对他自己忠实。除非他先对自己忠实,才会有人对他忠实。”但是,李登辉呢?他无个性于先,做蒋家奴才;有私心于后,率群小窃政,对他自已,绝无忠实可言,只是夤缘际会的一个小人物而已。他绝对不足以上比萨达特这种大人物。萨达特可以“把纳赛尔忘掉”,因为萨达特根本是早于纳赛尔的革命元勋,以打硬仗取得权力。但是,李登辉呢?直到今天,他还不得不向蒋氏祖孙三代鞠躬如也。他的当政,全是非法的、取巧的、幸进的、可耻的。对这样一个不忠实的人,我们切不可对他寄任何希望,千万别给他骗了。

1991年7月11日午

李登辉想拖人下水

被国民党暗杀的伟大知识分子闻一多,生前有新诗——《死水》: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

飘满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们笑声变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

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诗集《死水》出版于1928年,六十多年前的老古董了,用字遣词,今天看来,不无别扭之处。但是,比起国民党统治下余光中以次“天空多么希腊”的所谓新诗来,这种六十年前的,还是“新诗多么中国”的。至少在意境上,它划破一道苍茫,用非美的面对现实,把世界“让给丑恶来开垦”。

闻一多被暗杀,时间是1946年7月15日。先是四天前,李公朴被暗杀了,15日开追悼会。闻一多登台演讲:

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大家都有一枝笔、有一张嘴,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讲啊!有事实拿出来说啊!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的来打来杀,而偷偷摸摸的来暗杀!这成什么话?

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不都在人民之前倒下去了吗?翻开历史看看,你还站得住几天!你完了,快完了!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我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的眼前,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国民党真够朋友,七个小时后,他们真不让闻一多再跨进大门了。在闻一多父子边走边看报,走向距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仅十步左右的时候,枪声大作,闻一多首先中弹倒地,儿子闻立鹤争忙扑下去,伏在父亲身上,枪弹连珠式的打来,闻立鹤一边大呼:“凶手杀人了,救命!”一边滚到五六尺以外的地方。闻一多满身枪眼,血流如注,面色苍白,嘴唇微动一下,就死了。闻立鹤右腿已断,伏在地上装死,偷看几个彪形大汉一排的站在二三十尺远的地方,继续开枪。闻立鹤又挣扎着坐起来,胸口上三个伤口涌出大童鲜血来。送进医院后,神志渐清,听说父亲已死,只说:“唉!我对不起父亲,我没有保护他!”

闻一多死前三小时,还在记者招待会上忆起往事,他说:“我们对国民党绝不是毫无原则的一贯地反对的,当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我们都对国民党怀抱着极大的希望,孙中山先生逝世的遗像,就是我学习试画的。……”可是,国民党变了,变成“绝望的死水”。闻一多自己的血流到死水里,在“反动派的末日”前夜,自己也先做了夕阳。

闻一多说:“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他的预言很快成真,1949年,共产党赶走了国民党,统治了中国。

……(编者略)

四十年的隔世,台湾这边的国民党已经从独夫当道转成奴才当道。独夫的奴才头儿李登辉,在从《千家诗》里学舌背到朱熹的七绝一首后,居然大谈活水,不但大背“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之诗,并且发行《活水》双周刊,“预定发行十万份,免费赠送相关人士”了,令人不胜好笑。

……(编者略)

1991年7月20日午

拆穿李登辉的笨谎话!

7月27日国民党第一党报《中央日报》登出头条标题是:

大陆发生严重水灾,“总统”严重关切,“总统”延期出国访问,由李“副总统”代表前往中美洲

我一看就发笑,并且知道国民党又来恶心人了。

《中央日报》这一头条,是由“总统府发言人”代李登辉立言的。《中央日报》登:“总统府发言人邱进益昨天宣布:由于国内政务繁忙,大陆水灾日趋严重,总统严重关切,以及若干技术上的问题,李总统登辉先生伉俪已决定延期访问中美洲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三国,而改由李副总统元簇伉俪代表前往访问。”

《中央日报》语焉不详,在其他报上,查査记者招待会上记录,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消息:

邱进益说:“有关大陆水灾相当严重,且我们也相当关心,尤其水灾后是否引起瘟疫问题没有人敢把握,其间变化无法预知,总统如出国两周,一旦有状况发生恐怕难以应付。”接着是下面的问答:

问:请说明大陆水灾为何与总统出访有关?

答:大陆水灾严重,甚至东北也有状况,作为血肉相连的同胞必然关心,且从历史上看,任何水灾过后,是否会发生瘟疫?没有人能保证不发生,大陆水灾发生多时,未来是否会有变化,无法预知,如果总统出国两个多礼拜,一旦有什么状况,就不大能应付。

问:发言人说总统无法成行原因之一,是怕大陆水灾会引发大陆政局发生什么变化(邱进益澄清说他只是讲会产生瘟疫之类),那么请问李总统坐镇台湾,能对大陆发生的瘟疫发挥什么作用?

答:也许你应先去了解总统紧急命令权使用的情况。当一个国家处于某种状况,比如瘟疫来临时,我们政府、全国上下同胞都须投入,在此状况下,也只有、必须由国家元首来处理,所以,并不是说总统坐镇能对大陆的瘟疫怎么办,而是若此瘟疫影响我们中华民国境内时,我们自己怎么办。

问:发言人提及唯恐总统出国后,万一大陆发生瘟疫,将无法适时掌握,那么总统是否找过李副总统与郝院长,征询有关他出国期间,他们两人将如何代理国事,而发现他们两人真的没有能力担当大任?

答:总统是否与李副总统、郝院长谈过代理的事我不知道;但依宪法49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而由副总统、院长依序代行职权的规定中,“不能视事”的定义不明,若详研之,可发现有关规定确实不甚周密,对这点我只能说到此为止。

上面这种问答,煞是有趣。它显示给我们,李登辉和他手下邱进益之流,是一副什么大脑。

李登辉曾公开招认台湾主权不及于大陆、曾公开招认台湾统治力不及于大陆,那么大陆那边水灾如彼,他在台湾这厢“应付”如此,就太好笑了、不通了。并且,大陆水灾发生后,李登辉的小手笔,不过捐出美金一百万,对自己同胞只捐一百万,对中东的库尔德族反倒一捐一千万,这是什么“视事”?什么“仁心仁术”?所以,发言人所发的言,都是恶心人的笨拙谎言而已。说这种连他们自己都不信的屁话自欺欺人,拿人民当傻子,李登辉真不要脸啊!

1991年7月29日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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