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国家

自1922年苏联成立至1991年解体的七十年间，腐败如影随形。

列宁时代：腐败暗流涌动与制度初设
列宁时代，虽政权新建、万象待兴，但腐败已悄然蔓延。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因特殊形势限制，大规模腐败受抑；新经济政策恢复商品货币关系后，腐败迅速扩张。1921年判处贪污贿赂罪69,641件、职务犯罪32,177件，1922年贪污贿赂案32,587件、职务犯罪14,887件，足见腐败之猖獗。
彼时，腐败形式多样。公车腐败、住房腐败、饮食腐败、医疗腐败、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盗用公款等现象屡见不鲜。基层合作社管理人员近半至七成参与盗用公款，如农业合作社基层网管委会成员47.8%-71.2%涉窃取盗用公款。官员在住房上特权尽显，莫洛托夫独占一层楼，而普通民众挤于狭小“住房公社”。
“现在主要是哪些人充塞着咱们的疗养院？是哪些人优先得到床位？是苏维埃的太太们，打了引号的共产党员。她们中的一些人在疗养院一躲就是半年，而工人们却虚弱多病”，“在官员中特别普遍的现象是去国外治病，去德国治病，甚至派自己的亲戚陪同。”

沈志华《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列宁对领导干部工资待遇严格限制，薪金不得超熟练工人平均工资，然干部工资外腐败泛滥。虽设反贪腐机关，但因法律理念偏差，对无产阶级出身贪污犯常免予惩处，致职务犯罪与滥用公款愈演愈烈，反贪成效甚微。
1918年，列宁曾命令要求提供给“人民委员”的住宅，每个家庭成员不得超过一个房间，但讽刺的是，莫洛托夫同志却占有着整整一层楼。当然，就房间数而言，莫洛托夫同志并没有越轨，只不过他们家的房间特别大，而家庭成员——女佣什么的又太多了。而普通群众呢，则绝大部分还是两三代人一起住在用床单和窗帘隔开的一小块“住房公社”里。

沈志华《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斯大林时代：特权腐败制度化的深渊
斯大林掌权后，逆历史潮流，将干部特权腐败公然制度化、合法化。借“官僚等级名录制”构建特权体系，各级官员享宅第权，别墅奢华、分布广泛；特供权使党政机关设内部供应网络，特供稀缺优质商品；特教权保官员子女优先进学；特继权许官员为子女留豪华住房别墅；特卫权耗费巨额资金维持领导安保与生活服务；特支权予高位官员银行敞开户头随意提款。

莫洛托夫后来说：“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给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的倡议，采用了钱袋制。用这种封着的小包给军事和党的领导人送钱，很多的钱。当然，这是不完全正确的。数目不仅太大，而且过分。我对此不否认，因为没有权利提出任何反对意见。”“钱袋”里给多少钱，给谁，完全由斯大林决定。当然，领取“信封”者须严格保密，否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沈志华《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斯大林以“钱袋制度”行贿高层干部，金额丰厚且隐秘，借特权收买人心、巩固统治，致上行下效。文豪高尔基亦深陷特权腐败，别墅侍从众多。住房腐败成典型，民众人均住房局促简陋、设施匮乏，干部住宅却宽敞舒适、配套完备，“贵族别墅”林立，疗养区别墅群奢华至极，民众苦等住房分配而不得，与干部生活天壤之别。赫鲁晓夫回忆录直言民众居住不如沙皇时代，斯大林时代特权腐败之甚，严重背离社会主义公平，为苏联发展埋下隐患。

赫鲁晓夫时代：反腐首战与失败终局
赫鲁晓夫上台，毅然向斯大林遗留的特权腐败体系宣战。取消诸多官僚特权，如“信封制度”、免费餐饮、别墅、专车等，大幅削减官员高薪，中央宣传鼓动部长工资从15000旧卢布降至5000旧卢布，虽仍高于工人最低工资数倍。
为根绝特权腐败，赫鲁晓夫推行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规定各级领导机关成员换届更换比例，限制连任届数，直击官僚既得利益核心。此举引发官僚阶层恐慌愤怒，被夺特权者勾结反击，最终赫鲁晓夫因之黯然下台，其反腐虽勇，却难破特权阶层藩篱，苏联腐败痼疾依旧。
格·阿·阿尔巴托夫如此回忆赫鲁晓夫对干部特权腐败的打击：

“对特权的第一次讨伐是由赫鲁晓夫开始的，他没有受到来自下边的任何压力，完全是自己主动进行的。当我来到中央机关的时候（1964年），那里的老工作人员还没有平静下来，还没有从丧失部分特权引起的震荡中恢复过来。那批机关工作人员把取消这些特权叫做‘赫鲁晓夫的十次打击’，套用‘斯大林的十次打击’（即在1943～1944年发动的十次最大的战役）。当时负责人员丢掉许多东西：“钱袋”、免费早餐，不少的人丢掉了免费的别墅和专用汽车等等。”

最后，这些丢掉特权的官僚们下决心要赶走赫鲁晓夫，成了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盟友”。

沈志华《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勃列日涅夫时代：特权狂欢的黄金岁月
勃列日涅夫因受惠于赫鲁晓夫失权干部支持上台，上台伊始便恢复赫氏取消或限制的所有特权，废弃任期制与轮换制，保干部职位稳固。从苏共23大到26大，中央委员会实际连任率高达90%，形成老人政治与帮派政治，如拉希多夫在乌兹别克斯坦长期执政、任人唯亲。

此时期特权扩张，新增特权项目众多。“食疗餐厅”供特权阶层专享，菜品丰富优质；官员配车剧增，别墅建造升级且规模膨胀，医疗疗养资源奢华丰富，各层级依职位享多样特权。勃列日涅夫自身带头腐败，纵容亲属下属贪腐，如女婿丘尔巴诺夫凭裙带关系飞黄腾达、大肆贪污受贿，众多高级干部深陷贪腐泥潭，案件后经多年才渐次曝光，彼时苏共腐败已深入骨髓，严重侵蚀国家根基。

勃氏个人的贪婪在这场腐败盛宴中起到了强烈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勃氏对各种送上门来的贵重礼品几乎照单全收。

譬如，勃氏曾到阿塞拜疆访问，该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送给他一座用纯金制作的、价值连城的半身像；到格鲁吉亚考察，勃氏则收到“一把黄金制作的俄式茶炉”；1976年勃氏70岁生日，全国掀起一轮史无前例的送礼高潮。

他收受了各地领导送来的、为数众多的贵重礼品，其中雅库特州委送了一只巧伦杯，是用一块罕见的毛象牙磨制的喝马奶的器皿，奶杯上镶嵌了用总重量超过12克拉的天然钻石加工制成的12朵玫瑰花。

沈志华《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戈尔巴乔夫时代：改革沦为贪腐盛宴的悲歌
戈尔巴乔夫上台，力推经济体制改革，然未遏干部腐败。勃列日涅夫时代特权延续，经济自由化改革中，官僚特权阶层借机将管理权变经营权，鲸吞国家财富，“共青团经济”等是典型，部门领导变企业总裁瓜分股份，成改革获利者。

戈尔巴乔夫撤换反对改革官员之举，难挽腐败狂澜，因腐败积重难返。改革失败，叶利钦借反特权旗帜崛起，苏联解体背后，干部特权腐败是关键推力，苏共在腐败侵蚀下终失民心、亡党亡国，为世界历史留下沉重警示。

所谓“改革”，实际上成了特权阶层抢夺国家财富的一场竞赛。苏联历史上著名的“共青团经济”，就是在戈氏的改革中利用特权腐败发展起来的；国家职能部门被取消变成股份公司后，部长们大都成了公司的总裁，股份则大都在部门领导人之间被瓜分。

总而言之，改革前谁是管理者，改革后谁就成了占有者和所有者。结果是，“国家官员、党的职能人员、共青团积极分子成了最初类型的俄罗斯企业家、1990年代初的第一批百万富翁和‘新俄罗斯人’。”

沈志华《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中国各朝代的反特权
漫长抗争与复杂演进

秦汉风云：豪强势大与制度初击
秦统一六国后，六国贵族豪强威胁犹存，秦始皇遂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于咸阳，强迁以固中央政权、防势力坐大，此乃管控特权阶层之猛药，惜二世而亡后豪强复起。

西汉初，旧贵族、军功贵族、商贾豪强成统治掣肘。汉武帝时，推“推恩令”分化诸侯王势力，温水煮蛙削藩有成；对商贾施“算缗令”征财产税，税率依行业财产而定，却遭瞒报抵制。旋即“告缗令”出，鼓励告发隐匿财产者，罚没重惩，“商贾中家以上”重创，政府籍没海量财物、奴婢、田地，又颁“汉六条”监察地方豪强，首条剑指强宗豪右。然西汉中后期，地方豪强复萌，新特权势力涌现，终致西汉衰亡，秦汉举措虽具开创性，却难阻特权阶层反复。
唐宋变革：革新图治与特权抗衡
唐时，士族虽渐衰，崔卢李郑“四大家族”仍具强影响力，连皇室联姻亦难敌其势，反映士族残余特权顽固，成为唐朝社会阶层固化因素，影响人才流动与政治生态平衡，挑战中央集权，为唐朝后期政治动荡隐患。
北宋，冗官、冗兵、冗费交织，土地兼并致农民起义频仍，王安石变法应运而生。“青苗法”旨在以官府低息贷款代富户高利贷，救农民于高利贷盘剥，增财政收入，却因损豪强富户利益受阻。基层官吏舞弊，将低息变高息，使惠民法成敛财具，致变法失败。王安石遭官僚集团抹黑，至近代方获正名，凸显北宋特权集团为私利抗拒改革、操弄舆论之态，终致北宋积贫积弱加剧。
明清波澜：峻法严刑与特权反弹
朱元璋出身寒微，登基后勤政反腐，创诸多严酷刑罚，如“弹琵琶”残忍绝伦，剥贪官皮充草示众，“空印案”“郭恒贪污案”中，大批官员因疑涉贪受严惩，数万人冤死，机构瘫痪，后抽调“犯官”留任，此“重刑反腐”虽一时震官场，却因“人治”色彩浓、封建局限大，人亡政息。。其皇室宗亲渐成特权巨瘤，蛀蚀财政根基，特权阶层终归复萌，明朝国运渐衰。
雍正时，士绅特权膨胀，偷税漏税成风，危及财政。其推“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于河南试点遭士绅学子激烈抵制，罢考抗争。雍正果断处置，斩立决带头者，强推新政，废“贱藉”制，平社会阶层差距，充实国库。然乾隆即位后废止新政，士绅特权复辟，封建王朝反腐常因后继者政策转向、特权阶层抵制而半途夭折，王朝兴衰多困于特权难题。

特权阶层为何总是屡禁不止？

权力架构缺陷与传承执念
在政治生态体系里，权力架构若存在失衡与缺陷，便易成为特权滋生的温床。权力的集中若缺乏有效制衡，其边界就会肆意扩张，如苏联官僚体系中，从斯大林时代起，权力逐渐集中于少数领导干部手中，干部任命与升迁多取决于上级意志，缺乏自下而上民主监督与权力制衡机制。这种权力集中模式赋予官员广泛决策权与资源分配权，却未设相应约束枷锁，为特权泛滥敞开大门。
而权力传承欲望则似幽灵，在各时代徘徊不散。封建王朝的世袭制、苏联体制下部分干部凭借人脉关系为子女亲属谋职开道，皆为其表现。在苏联后期，干部子弟凭借家庭背景轻松进入核心部门或获取关键资源，此现象屡见不鲜。特权阶层坚信权力传承可保家族荣耀、延续既得利益，故而拼力维系，甚至不惜扭曲制度、破坏公平，在权力传承中加固阶层壁垒，致使特权阶层代代延续，成为社会发展桎梏。

经济利益勾连与阶层固化循环
经济利益分配不均与特权阶层紧密勾连，是其顽固存续的关键。计划经济体制中，苏联官员掌控物资分配、生产指标下达等关键经济环节大权，却缺乏透明监管机制。这为权力寻租提供广阔空间，官员可借职务之便，暗中操控物资流向、侵吞国有资产、获取稀缺资源配额并倒卖谋利，将公共资源化为私囊财富。
经济利益积累后，特权阶层借财富投资子女教育、拓展人脉网络、营造家族商业版图，进一步巩固阶层地位。同时，他们把控关键经济领域准入门槛，使外部人员难以涉足，社会阶层流动渠道受阻、固化加剧。苏联后期，新兴经济力量崛起艰难，经济发展活力被特权阶层垄断阴霾笼罩，社会经济结构僵化，特权阶层于经济利益固化循环中根深蒂固，成为经济健康发展的恶性肿瘤。
监督机制失效与文化观念误导
监督机制失效仿若为特权阶层撑起隐形保护伞。苏联虽设监察机构，却在实际运行中独立性缺失、权限受限。监察人员任命常受行政干预，财政依赖被监察对象所在部门，使其在面对特权腐败时畏首畏尾、监督乏力。内部监督沦为形式，外部监督被官僚体系重重阻隔，民众监督渠道匮乏且反馈机制不畅，致使特权阶层腐败行径长期隐匿、肆意滋长。
文化观念误导亦为特权阶层存续助力。苏联长期宣扬集体主义，部分干部却曲解其义，将集体利益偷换为小团体或个人特权，形成扭曲价值观。这种观念侵蚀下，民众对特权现象认知模糊、容忍度高，部分民众视干部特权为工作所需“待遇”，缺乏抵制批判意识，特权阶层遂在扭曲文化土壤与失效监督环境中肆意蔓延、难以根绝，成为苏联解体幕后黑手，为世界各国敲响沉重警钟，警示构建有效监督与正确文化导向之紧迫必要。

历史上的今天 ( 21 )：